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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管夷吾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士必从卑微到显著，功必积小以成多，哪里有还没有做事就有了成就。不经过历练就发达的。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贤人可求，士人可选拔。得到贤人而用，得到士人而使用，则天下大治，有什么不能成功的。总之，给官员设定一个试用期，让实践去检验人才的真伪。这是一个创举。直到今天，设置试用期依然是考察人才的重要方法。另外，对于治理地方。苏绰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善于做官的人一定会先精简官位，官位少了，有德行的人容易当官，则事情没有办不好的，官位多了。其中一定会混入坏人，则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当官的少了事情少。事情少百姓们落得清静；官位多了事情多，事情多百姓们就会不胜其烦。是让百姓清静还是混乱。在于官员的简繁。
现在的的胥吏的数量不少，从前人多事多，还看不出人多，现在户口减少，还按照原来的编制配备，还觉得人手不够。
例如听说州郡里还有兼职的代理的，他们侵扰百姓，甚为无礼，这样的人，都应该裁掉，不能习以为常。不仅仅州郡的官员应该选择有德之人，至于党族闾里正长这些官员，也应当审慎选择，选上一方之贤才，管理好一方。里正、三长是治理民众的基础，基础牢固，上面才会安定。
求贤之路，不是只有一种途径，然而为了审慎，一定要试用，做好试用期的考察。访问其居家所为，打听其同乡之人，考察他的过去，用人之道很清楚了，是贤人还是不肖就区别开了。以这种方法求贤，一定不会后悔。
简评：苏绰的用人之道带着理想主义，事实上，即使采用九品中正制也是打着任人唯贤的旗号的，苏绰的贡献在于他明确反对把门第、文笔看做人才的唯一标准，而把德放在第一位；从有德的人中挑选能做事的官，为此他提出了选拔人才的新方法，即观察他过去的所为，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最终把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到各级政府中。
苏绰作为世家子弟，能有这番见识的确不简单，当然，有想法不一定能行得通，他也只是提出了州吏以下小官们的选拔，还未触及世家大族的切身利益，当然，后知后觉的我们知道，真正不分贵贱地选人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才固化下来。六条诏书第五条，恤狱讼。（慎用刑罚）审案用刑是官员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业务，也是体现社会公正与否的标志
刑律运用得当，能够起到打击犯罪，褒扬正气的作用。反之，刑律运用失当，甚至人为制造冤狱，百姓怨声载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为此，苏绰从刑罚的目的、审案的方法、判决的结果等方面加以论述，批判了崇尚严刑峻法的酷吏作风，提出了宁肯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的狱讼新观点。苏绰认为，各级官员在审案断案的时候一定要慎用刑罚，只有公正判决，赏罚得当，才能起到止恶扬善的作用。
他在六条诏书中写道，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本性有情绪，本性虽然善良，情感却可使人为恶，善恶既然分明，赏罚就得跟上。如果赏罚合理，就能起到扬善止恶，反之，民众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随之产生怨恨叛乱之心。正因为这样，先世的贤王们重视赏罚之事，特别提出要戒慎。
何谓戒慎？即负责断案的官员要全心全力地弄清楚案情，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还原案件的真相。对此，苏绰提出审案判决要分三步走：首先，要运用五听之法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分子的口供，得出基本结论。
笔者按：五听是《周官》中提出的古代断案方法之一，这套体系包括了“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就是要从嫌疑犯的语音语调、面部表情、呼吸急缓、听觉和眼神这五个方面进行侦破。其次，用获取的证据验证审讯得出的结论，以此推究出案情的过程，找到隐藏的秘密，让奸恶行为藏无所藏，犯罪分子无可逃匿。
第三，案情掌握后，根据犯罪事实适用的律法条款判决，对主犯判刑要轻重适宜，对从犯要尽量轻判，不要自以为推断出案情而沾沾自喜，以从严审判而后快。对于官员审案和判决的结果，苏绰认为不外乎有三种情况：
上等：判案入情入理，能够仔细斟酌礼制和法律，判决结果大合人心，宣扬教化，罪犯罪有应得。中等：宰守们不可能人人都见识非凡，因此大家在推究案情的时候，肯定也有想不到或者疏忽的地方。（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八章【下诏书】（）
这时候只有用一颗至公之心，去掉枉法的念头，尽可能地搞清楚是非曲直，力求公平公正。审案的关键；在于尽量查证；然后依法拷问审讯；不苛刻；不暴躁；有疑点则从轻发落；未经审讯不妄加处罚；根据掌握的案情进行判决；案件不会积压。末等：不但不宽容反而更加残暴，把百姓看做木石，一味去严刑拷打。
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因巧言令色而免罪，口笨的人无辜被判有罪。宰守们应当尽力做到中等，而要把上等作为目标。对于处于末等的官员，应依法惩治，不能赦免。为官者应当考虑地长远一些，要有德教的意识。先王之制认为，与其乱杀无辜，宁肯赦免有罪。与其做有害于善良的事，还不如纵容坏事。
就是说，如果知道自己不能确定案情真伪，那么宁肯放过有罪的，也不妄害好人。现在从政的人不这样想，他们宁肯错杀一千好人也不肯放过一个坏人。之所以如此，不都是因为天性残暴好杀，只不过认为只有为政严酷才能免除后患。
这种人，不能做到一心为公，如此执法的人，就是奸恶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天地万物以人为贵，一死不可复生，然而严刑逼供之下，不堪忍受酷刑而招供，不能申冤，然后遭遇刑戮，这样的情形恐怕会有的。
所以，自古以来，设五听三宥之法，制定慎重判决的政策，都是爱民的表现。
即使伐木、杀草、田猎这些事如果违背时令，都会妨碍圣王之道。何况刑罚使用不当以致滥害无辜，一定会伤天理、损和气的！做着伤天理损和气的事。却向往阴阳之气和谐，四时风调雨顺，万物繁荣昌盛，百姓幸福快乐，有这样的好事吗？所以。古语说，即使有一个人哀叹，圣王之道就被颠覆了，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宰守们对于狱讼之事不慎重能行吗？当然，若有大奸大恶之徒。伤风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违背道义的，杀一儆百。以清王化，这时是可以用重刑的。以上两点把握好了，就算尽得刑政的要义了。
简评：严刑峻法并不能解决一切犯罪问题。只有本着宽容之心，重视生命的宝贵，认识到不冤枉一个好人比不放过一个坏人更重要，慎用刑罚，才能达到刑罚止恶扬善的最终目标。
六条诏书最后一条：均赋役。赋役是赋税和徭役的合称，赋税是国家按照人头征收的税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徭役是国家向编户百姓派的义务工。所谓义务工，就是只出力不要报酬。苏绰认为。贤明的先王必以财聚人，以仁守位
。国库空虚，帝位就不牢固。所以，自古以来，国家都有征税制度。虽然征税的多少不同，但用途是一致的。在这里。苏绰挑明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有国家经济上去了。皇帝手里有了钱，帝位才能稳固。
（没有钱说别的。都是白扯。）但是，苏绰也知道，当时的西魏政府并不富裕，关西本来就穷，加上灾荒连年，国家又常年用兵，钱粮一直是执政者的大问题。
但是，苏绰并不因此而束手无策，他从儒家治平的学说入手，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所以，苏绰说，现在国家叛乱未平，军费开支又大，虽然无法做到减少税收造福百姓，但可以做到平均税负。
如何平均？即豪强地主与贫弱的农户、奸巧之徒与老实巴交的人一样缴纳。圣人说，不患寡患不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越是有钱人越能够影响官员从而少向国家交税，越是贫穷的百姓租税越重，这样以来百姓们的心如何能平？）苏绰又说，租调的生产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纺线织布，需要一点点积累，不是说几天就能完成的。所以各级官员必须劝课农桑，让百姓们早早下手做准备。
生产丝绢的地方先要纺纱，生产麻布的地方要早早织布，准备好了，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这样既能把国家所需的赋税收上来，又不影响百姓的生活。
如果不早早准备，需要的时候又急迫，官员们又怕完不了任务上司怪罪，于是打骂胁迫，让百姓立即办理。百姓们没有办法，只好向富商们去采购，富商趁机加价盈利，有钱的人花大价钱购买，没有钱的人只好以付出高额利息的代价举借。纳税的百姓，从此更加穷困潦倒了。收取租税，虽然国家有制度，但说到斟酌贫富，具体在于里长，取决于太守县令们。
如果斟酌得当，则百姓喜悦政治和谐，如果检理无方，奸猾的胥吏趁机夺利，百姓们就会怨声载道。徭役的派发也是如此，如果不仔细研究，却让贫弱的人重徭而到远方戍守，让富强的人轻使而就近戍守，太守县令们这样办差，一点也不体恤民心，这都是王政败坏的罪人。
简言之，苏绰均赋役的中心思想就是公事公办，豪强地主同平民百姓同样纳税服役，不能使富者得利而贫者雪上加霜。这样虽然没有减轻穷人的负担，至少让穷人从心理上不至于产生不满和对抗。这就是六条诏书的全部内容。
宇文泰以身作则，将六条诏令放在办公桌右上方，当做自己每天的必修课、座右铭。同时，他要求百官要针对六条诏书的内容进行学习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牧守令长如果不能精通六条和计账的直接免官。
西魏官场风气为之一振。就在宇文泰进行制度创新，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综合实力逐渐上升的时候，他的对手高欢在晋阳也没闲着，高欢针对州郡官员任意收税的行为，规定调绢四十尺为一匹。以此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但高欢在河南地的改革也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东西两方动不动就开战，中原大地屡遭战火的洗劫，河南诸州本来是土地肥沃的大粮仓，因为战乱，如今只落得田地里野草茂盛。老百姓不敢种庄稼，饿死的人不少，老百姓吃不上饭，官府到哪里去纳税，所以官府也陷入财政危机，各项开支也没有着落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高欢命令各州在沿河及渡口设置粮仓，通过漕运供应军粮，同时防备灾年，以此减轻百姓们的负担，与民休养生息。同时高欢将目光盯上了一种特殊商品：食盐。
幽州、沧州、瀛洲、青州这些靠海的地方是海盐产地。高欢命人开工厂煮盐，盐属于特殊的商品，因为谁也不能缺，谁也得吃，所以国家专营，利润高，高欢的钱袋很快就鼓起来了。老天爷也特别照顾高欢，山东一带接连几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谷物价格贱到九钱一斛，老百姓的日子好过起来。
国家繁荣富强后的副作用就是当政者的野心膨胀。高欢又不安分了，混一东西的梦想让他再次动了兴兵的念头。高欢大军再次出动，自晋阳沿汾水西向。
但是，汾水河畔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西人平地起新城，玉璧成为一个不得不拔的钉子。
经过三次东西大战。两魏元气损伤不少，双方都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因此太平日子过了近三年，首先蠢蠢欲动的仍然是东魏。
东魏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侯景坐镇豫州。侯景虽然识字不多，却有治理一方的大才，他南防梁朝西拒魏军，河南的事从此让高欢高枕无忧。在这种形势下，高欢迫不及待地要同宇文泰再次决一死战。公元542年8月，高欢自晋阳出兵西征
。大军到了玉璧，不走了，汾北冒出来的这座玉璧城令高欢十分头疼，有这么个碉堡杵在这里，他根本不能安心渡河，再笨的人也知道，只要他的主力部队过去了，玉璧的魏军随时会截断他的粮道，没有了后勤保障，仗根本就没法打。
所以，要想痛痛快快地到关中跟宇文泰掐架，首先得过王思政这一关解决掉玉璧。高欢大军将玉璧城围住，但是玉璧地势险要，强攻必然是一场恶战，所以，高欢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守城的是王思政，当年挟持永熙帝元修的两大奸人之一，高欢一直对他非常痛恨，但是，为了减少点损失，为了能顺利攻占长安，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冤家宜解不宜结，王思政只要肯投降，咱们还是可以重归于好的。
于是，高欢向城中投书劝降，开出的条件是并州刺史，并州是东魏大丞相府所在，其地位甚至比相州还重要，谁干过并州刺史？高隆之、高澄，他们一个是高欢最信任的兄弟，一个是亲生儿子。为了让玉璧屈服，高欢开出的价码可以说足够高，但是，高欢失望了，他太不了解王思政这个老对手了。
相反，王思政对高欢太了解了，两人虽然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貌合神离，王思政把高欢看做独霸朝政挟持天子的权臣，高欢把王思政、斛斯椿看做皇帝身边的奸佞之徒，高欢一直认为，元修出走的罪魁祸首不是他这个大丞相，而是皇帝身边的宵小们。当初，王思政不愿容忍高欢，如今又如何能屈人之下。
何况，王思政现在深得宇文泰的信任，宇文泰把潼关以西的军事行动全权委托给他，他是感激的，何况，以王思政的风度性情，当然不是高官厚禄所能打动的。王思政让长史裴侠回书，裴侠不负所望，写的回信词句壮烈，他在信末反诘高欢：可朱浑道元不远万里去投靠你，你怎么没有让他做并州刺史？
言外之意，并州刺史不过说说而已，做不得真，那么重要的地方，除了高家人还能放心交给外人？玉璧方面的回书让高欢很无语，这事后来传到宇文泰的耳内，宇文泰对裴侠的应对非常赞赏，玉璧之战结束后特别提拔他做了河北郡守。
裴侠就是当年随孝武帝元修入关的河东解人裴协，孝武帝跟高欢翻脸的时候征集各地军马入京，时任东郡太守、防城别将的裴协率部曲到了洛阳，那时候王思政正一门心思怂恿孝武帝跟高欢摊牌。并把关中当做了最后的底牌。但是裴协一针见血地指出宇文泰绝对靠不住，到关中恐怕是“据于蒺藜”。
唬得王思政连问：奈何？裴协无奈地说：高欢是眼前的忧患，西巡事将来的问题，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裴协的确见识非凡，王思政对他非常钦佩。孝武帝西迁。忠心不贰的裴协顾不上东郡的妻子随行入关，做了西魏大丞相府的士曹参军。
沙苑大战裴协率乡兵参战，成为当时及时赶到战场的少数几支兵马之一，给宇文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领导满意了一切都好办，战后论功行赏为他进爵为侯。并赐名为侠。
从此，裴协改名裴侠。王思政出镇玉璧，特别请这位有见识的老朋友过来做了军府长史，帮他打理军政要务。高欢看罢书信，明白王思政是铁了心跟宇文泰混了。软的不行只有来硬的了，于是下令强攻
。
坐镇关中的宇文泰当然也知道玉璧的重要性，所以得到玉璧被围的消息后，立即自华州率诸将出兵，到了蒲坂，留下太子元钦驻守，自己率大军缓缓向玉璧移动。
高欢强攻玉璧九日，玉璧城纹丝不动。于是，闪电战变成了拉锯战，双方就这样耗了下去。宇文泰驻军观望。从心里讲他并不愿意同高欢决战，毕竟河阴的阴影还未完全在西军心头散去，所以，他虽然来了，却只是慢腾腾地行进。王思政不断送给宇文泰惊喜，他并没有要求宇文泰马上救援。
攻城不是高欢的强项。守城却是王思政的强项。不幸的是高欢，很快。高欢遇到了比王思政更强大的敌人。八月份从晋阳出兵的时候，天气仍然炎热。军士都穿着单衣，原想速战速决，赶在入冬前班师，哪知道碰上王思政这个硬骨头，一座小小的玉璧城居然生生拖了两个多月没有拿下。
这一年气候反常，冬天早早来了，十月份居然飘起了大雪。王思政有准备，城中守军早早换上了棉衣，高欢手下的东魏士兵可就惨了，可怜身上衣正单，冻死者不计其数。无奈，高欢只好撤围而去。
一直在慢吞吞行军的宇文泰磨蹭了两个月才到皂莢，斥候来报高欢跑了，他立马来精神了，当即提高了行军速度要去追击高欢占点便宜，等到了边境，高欢早没影了，宇文泰耀武扬威一番后撤军；宣传机构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东贼听到我大军来攻，吓跑了！此战首功非王思政莫属，宇文泰有功必赏，王思政升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两魏边境再次恢复了平静。
高欢也很可爱，返回晋阳后便立即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以示自己公而忘私信任降将的态度，不知道可朱浑道元是否会因此感激王思政。
转过年的二月份（公元543年2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长安，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城投降。高仲密的叛变无异于东魏政坛的一次大地震，由于他身份特殊，所以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个州的叛变，高欢明白，以高仲密的大族出身和在东魏的地位、威望，如果处理不慎，则会动摇国之根本。
高仲密，名慎，原籍渤海蓨县，出身正宗河北大族渤海高氏，高欢都起义的主要参与者，高家一门四杰都是信都建义的大功臣，高慎行二，原为御史中尉，老大高乾位居司空在孝武帝时代成为君相斗争的牺牲品，老三高敖曹曾经是东魏汉军的一面旗帜，不幸战死于河阴，老四高季式任济州刺史。高氏满门与高欢同宗连枝，应该算高欢最信任的人。
然而，高仲密反了，起因居然是为了一起流氓骚扰案。高仲密原娶博陵崔暹的妹妹，后来夫妻感情不和离了，两家也从亲戚变成了仇人。
坐镇晋阳遥控邺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