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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农业部长，西魏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是本，三农问题在今天都是每年位列一号文件的首要问题，宇文泰相当于把国家经济命脉托付给了苏绰。苏绰开始在西魏行富民强国之法。
苏绰殚精竭虑，针对西魏的国情。制定了一些列的改革措施，比如对官员进行精简。那些吃皇粮不干活的一律裁掉，又设置二长管理百姓。军队不打仗的时候搞搞屯田，补充一下军队的口粮，减少一点百姓的负担。
苏绰将自己的治国思想写成报告递交宇文泰，宇文泰阅后转给魏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布后在全国施行，作为官员入职培训的必修课，学不好这一课，官就不用当了。这就是历史上着名括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个方面。第一条：先治心。
（拿今天的话就是加强思想政治修养。）苏绰认为，刺史、郡守、县令这些人作为地方上管理百姓的宰守，代表朝廷治理地方，其地位等同古代的诸侯。
前世的帝王们曾经说过只有贤良的宰守们才是与帝王共治天下的人。
在一般人看来，居于朝堂内的高官们与帝王共商国是，他们才是与帝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其实，帝王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朝中的公卿百僚们各司其职，制定国策，监督百官，对于国家都很重要，但是无论朝堂上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最终还要靠地方官们来落实，县官不如现管，百姓看得到的就是这些父母官们，所以说在治理百姓这一点上朝中大员们的作用就不如宰守们重要了。既然地方宰守们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地方官？
对此，苏绰为大家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地方官不能只盯着手里那点权力，权利和责任是统一的，朝廷给你权力是让你好好做事而不是让你谋取一己之利的，作为地方官，要造福一方百姓，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住百姓，首先就要加强自身修养，从治心和治身两个途径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
首先要治心。要有一颗正心，有一颗公正的心，因为你的内心决定了你的行为。如果心术不正，就会生妄念邪念，在妄念的胁迫下必然会不明事理，不明事理的结果就是不辨是非。不辨是非的人连自己都管不好，哪里又能管好百姓。所以，管理百姓的首要就是要清心。什么叫清心？
有人说我不贪不占就是清心，错了，这还只是清心的基础，清心是一种更高的人格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必然心气清和，志意端静。
心和志静则不生邪念，无邪念则所想所念无不符合至公之理，用至公的理念去治理百姓，那么没有做不好的。其次是治身。君王的形象，是百姓的榜样。一国学习的目标，是大家仰视的标杆。
如果标杆不正，不能苛求影子是直的。箭靶不明，不能责怪射箭的人射不准。如果人君自身形象不佳，而妄想治理好百姓。犹如标杆弯曲却希望影子是直的。
君王的行为不检点，却希望百姓行为良好，就像没有靶子却责怪射箭的人。所以做君主的，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加上无倦、
明察。
从这八个方面践行去训导百姓。则百姓畏惧而爱戴，见贤思齐，自觉去学习和效仿，这样不用依靠哪个高门的家教，好作风便蔚然成风了。
做地方官的也是如此。总之。在这条诏书里，苏绰主要从官员的思想作风入手，认为脑袋决定屁股，思想决定行动，要想管理好百姓，地方官首先要清心正身，身体力行地带好头，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满肚子男盗女娼却让手下人践行仁义道德，手下人只会口里应着心里笑着。楚王好细腰而国内多饿死，上行必然下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二条：敦教化。（百年大计，教育为先）作为儒家，苏绰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后天的教导是劝人为善还是教唆人作恶影响了一个人的好坏。
因此，苏绰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苏绰说，天地之间以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木石禽兽者，以人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然而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心容易随教育而变化。
如果教育百姓敦厚朴实。那么百姓必质朴率直；反之，如果教育百姓肤浅轻薄，那么必然形成肤浅轻薄的风气。肤浅轻薄是使国家衰亡败坏的风气；质朴率直是淳厚平和的风俗。
衰亡败坏则祸乱迭出；淳厚平和则天下安定。因此；国家的治乱兴亡，无不由教化而起。既然教化如此重要，为什么没有引起当政者的注意呢？苏绰对此做出了解释。
现实情况是，世道衰颓已有数百年之久，自正光年间六镇暴动而开始的天下大乱也已将近二十年；战火连连，民不聊生，民众们看不见德行的作用；他们目之所及只有战争和动乱，同样，为官者不懂如何去教化百姓；只会用刑罚简单粗暴地管理民众。
后来魏祚西迁，国家刚刚开始复兴；天下未定；战祸加上饥荒；在这种形势下连国家所采用的各种制度都是匆匆创立；大多因陋就简属于权宜之计，由此导致礼让之风不兴；陈旧风俗未改。现在年景转好，百姓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实施教化的时机到了。
因此，各刺史、太守、县令、三长，都应该洗心革面，贯彻落实朝廷的旨意，教化百姓。为了指导大家行教化，苏绰向各级官员们解释了教化的含义。什么是化？
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向善，而邪伪、嗜欲在不知不觉中消除，即潜移默化。什么是教？刺史、太守、县令、三长们教导百姓行孝悌、仁顺、礼义，使民众慈爱、和睦、敬让。有了慈爱就不会抛弃亲人，和睦就不会与人结怨，敬让就不会起争执。三者具备，那么王道可成了。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无不由此。
这就是治国大道。苏绰的教化说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教化把德治同法治有机结合，引导百姓把遵纪守法止恶行善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让我做转化为我要做。教化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孤立地进行，按照苏绰的论点，实施教化的前提是官员们能够清心修身，具备教化百姓的能力。
官员有了教化百姓的能力，还需要教化百姓的条件，如前所述，百姓们只有吃饱穿暖了才能考虑教化的事，如何让百姓们吃饱穿暖呢？
这又涉及到经济问题，苏绰把它归纳为尽地利，发挥土地的作用，尽可能地提高土地的产量，多产粮食布帛，解决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正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让人们饿着肚皮空谈礼义廉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只有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主动地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苏绰出台了西魏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文件。
第三条：尽地利。（西魏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文件）苏绰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吃饱穿暖是第一需求，吃不饱就感到饥饿，穿不暖就会感到寒冷，犹如百姓衣食不足却要他们去行礼让，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古代的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首先要让百姓衣食富足，然后对百姓进行教化。如何让百姓吃饱穿暖？要做到这点，就是让土地发挥最大的能力，牧守令长要做好劝课农桑。
为什么各级官员要劝课农桑，难道百姓们自己不会主动去春耕秋收吗？苏绰站在士大夫的角度，认为老百姓愚钝，智慧不足，一定得等到有人劝说和教育，然后才会尽力去耕种，这项任务各级官员们责无旁贷。
苏绰在诏书中引导各级官员说，百亩之田，一定要经过春耕、夏种、秋收，供冬天食用，前三项缺一就要饿肚子。所以先王的劝诫道：一个农夫不耕作，天下必然有因此挨饿的人；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一定会有一次受寒的人。（未完待续）
第一百五十七章【下诏书】（）
因此，当官的在三时季节不理事而造成农民荒废农业，就是在要百姓的命，把他们往死路上赶。
劝课农桑的具体措施是：一、各州郡县，年初要敦促百姓无论长幼凡是能够操作农具的人全部去耕田，及时耕种，不能耽误了农时。二、下种完了，还要敦促大家搞好田间管理，锄草施肥浇水一样不能少，等到了麦子熟蚕成茧的收获季节，同样要老少出力，男女同做去抢收，抢手就像救援落水的人、救火、贼寇将至时一样紧急，只有这样才能使农夫一年的耕种有收获，蚕妇的劳动看到成果。
三、有的人家缺乏劳动力，有的人家没有耕牛，应该劝他们相互帮忙，互通有无，共同有个好收成。四、农作的空隙，赶上阴雨天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可以引导大家可以种桑植果、种菜修园、养鸡养猪发展副业辅助主业。
五、若是有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四体不勤的人，正长把名字报到郡县，太守县令根据情况严厉处罚，罚一儆百。这五条是贤明的宰守应该做的事情。另外，苏绰还对官员们的日常政务提出了要求。
为政不能过于琐碎，过于琐碎了百姓就觉得太烦。劝课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了百姓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一定会简凡适中。诗经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
这就是苏绰制定的发展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农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文件讲得非常具体，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的确是各级官员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南。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策再好必须靠优秀的官吏来执行，那么当时的选官制度能把好官选上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自魏晋以来，官员选拔任用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由各级官员和专门的人才办推荐德才兼备的人做官，但是正如歪嘴和尚念经，过于主观的推荐设计给谋取私利的人钻了空子，职位成为官员的私物，由此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准贵族阶层的出现，世家大族把持朝政。门第成为选官第一条件。
你再有才，出身寒微同样不得重用，你再愚笨，只要出身高门，政府的大门依然向你敞开着。靠这种人执政。苏绰的敦教化、尽地利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苏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六条诏书的第四条专门就选官提出了新的观点。事实上，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已对门阀制度的危害有所认识，在东魏，渤海王世子高澄已经开始了以反腐为旗帜的打老虎行动，他亲自主持吏部，把一大批贤能之人充到了各级政府要害部门。
左厢大都督李虎明确表示反对。李虎。字文彬，也是贺拔岳武川老乡会的一名重要成员。按照李家的族谱，他们家出自世家大族陇西李氏。李虎的祖父李熙起家金门镇将，以良家子镇武川，从此在武川安家，他的父亲李天赐做过武川镇的下级军官，李虎少有大志，喜读书。善骑射，为人轻财仗义。深受贺拔岳的喜爱，很早就跟在贺拔岳左右。曾经跟随贺拔岳平定元颢获取了爵位，后贺拔岳经略关中，李虎以功授。。。。。。标记一下，以后慢慢看。这段历史对以后的隋唐有深远的影响
六条诏书第四条：擢贤良。（任贤用能；与网上流传的苏绰用贪官的谬论大不相同；那个是如真包换的假冒伪劣产品）苏绰向魏晋以来主流的选官制度开刀了。
苏绰认为，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没有能力搞什么自治（民主斗士不乐意了，苏绰就一古人，甭跟他较劲），所以需要有人来进行管理，拥立君主就是为了管理百姓，但是被管理的人太多，事务太繁忙，君主能力再大水平再高也忙不过来，为解决这个问题君主设置了大臣的职位来协助自己，上至朝廷，下至郡国，得到贤明大臣的协助就会大治，失去贤臣的帮助就会大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无论经历多少君王的更迭都不能改变这样的规律。
再看看当前的现状，刺史守令下边都有一帮子具体办事的下属官吏，他们是帮助长官统治一方的。刺史府官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则由长官自己设置。
长久以来，州郡大吏只看门第资历，不管本人是否贤良，末曹小吏只看文笔不管其人品。先不说苏绰对统治集团存在的必要性所进行的辩护对不对，也不说他针对吏员不针对宰守是不是有局限性，仅就他观察到的官员选择胥吏的做法而言，可以说后果很严重，却是有汉以来的通行做法。
（事实上，苏绰避重就轻只是谈到州吏以下官员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减轻各级官员们对改革的阻力，事实上，朝廷大员的选拔任命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模式，不过，如果直接指出了，不但有打击一大片之嫌，甚至触到了统治阶级的最高层；那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即毁掉自己。）
社会上很多人崇拜世家大族，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出任管理百姓的官吏，而有些官员们为了自己不为公务所累，更喜欢找一些文笔好的人来帮自己处理文书。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无处不在，家族政治的影子一直幽魂不散。
当然，吏的*也可能超过官的*，他们是具体办事的，《红楼梦》中葫芦僧判葫芦案中的那个门子正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的出现，贾雨村开始胡乱判案。所以从吏的选拔任用入手整顿吏治也不是没有道理。
苏绰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他摆事实讲道理，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种只看重门第和重才不重德的选吏方式，看看他对门第和才艺的看法：门第资历？
那是你爷爷甚至爷爷的爷爷努力工作而得到奖励，门第高说明你的先人们曾经很牛。但不能保证你也很牛，贤良的父亲生出一个愚蠢的儿子并不稀奇，而文笔是身外才艺，是一种可以学会的技术活，文笔好与你的品行毫无关联。（
后世很多无良作家写出了惊为天人的文字。汉奸一样可以成为文学大家，他们以行动证明了苏绰的先见之明）当然，苏绰也不排斥世家大族（他自己就出身于关中大族），若从门第高的世家大族中得到贤良之人，则如骑骏马行千里，自会一路顺风地到达目的地；若从门第高的世家大族中得到的是庸才。则如土牛木马，外形相似，却无法骑着去奔驰千里。同样，若选上来的人文笔不错德行又好，则如金相玉质。里外都美，这样的人实为人中龙凤，上等人才。
若选上来的人文笔好但品行不佳，则如朽木之上的装饰，虽然一时可以看着悦目，不能做栋梁之用，品行不好的人必然有私心，有私心就会干坏事。
对此。苏绰亮出了自己的用人观。选官应当不限门第，选拔人才是第一位的。若得到上佳人才，自可如伊尹、傅说。虽然出身低微一样可以提拔为卿相，何况是州郡里的小小官位。
若不是人才，即使是丹朱、商均这样的帝王后代一样也不能守住百里的封地，与他们相比，公卿们的后代又算得了什么。选拔人才，首先要重视德行。
为什么要寻求有才能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用来更好地管理百姓。有才能又正直的人，一定会自觉把他们的才能用来更好地治理百姓。如
果一个人有才却为人奸诈。让他做官就是大乱的开始，更谈不上治理好百姓了。所以。要想得到人才，一定要先看他的德行。
德行好的人就举荐，德行不好的人即使才能再好也要丢弃。苏绰说得很好，让人无可辩驳，但那些官员们仍然找到了问题反诘苏绰。
有人反驳道：报告苏大人，我们这里没有贤人，不知道该举荐谁。苏绰回答：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人才不是没有，而是你们不细心去发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苏绰开始引经据典。为什么说你们不负责任？
古人说：明主将兴，不向上苍祈求人才；大人开基，不会向后世选拔人才。一辈人做一辈的事，所以殷周的帝王不会去等待稷、契，魏晋不需要萧何、曹参来辅佐。孔子说过：只有十户的乡村，必有像我孔丘这样忠信之人。圣人都说十户八户的乡村里都有人才，在我们这些万户聚集的大城市里却说找不到人才，有这样的道理吗？
出现这种状况只能说明或者没有用心去寻找，或者没有好好去选拔，或者用错了地方，或者没有量才使用，人才被埋没了，所以说没有人才。（按照后世韩文正公的说法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为没有慧眼识才的伯乐，千里马同劣马混在一起，终究被埋没了。）
苏绰又说：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现在那些因为才智被授予官职，德行闻名全国的人，岂不接近英隽之士？只要能勤观察，去虚取实，各得州郡之最优秀的人而任用，则不管民有多少，都不足以治理。看到这里，我也要提出一个疑问，世上名不副实的大有人在，有的人会装，没人搭理的时候做高洁的隐士，一旦做官就原形毕露，所以仅凭一个人过去积攒下的名望就认定人才的做法是不是不够全面科学？
对此，苏绰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大胆试用和用心考察。他说，美玉没有剖开的时候，外观上跟瓦块石头没有什么区别。骏马没有奔跑起来的时候，跟劣马混在一块无法分辨。等到将玉石剖开，让马跑起来，玉跟石头，劣马跟良驹才分得清。贤士未用之时，混迹于普通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所以要把贤能的人选上来，先试用试用，考察考察，那么是不是称职就明显了。从前姜太公在那里垂钓，百里奚在那里喂牛，宁戚扣牛角，管夷吾三败。这个时候，天下悠悠之口，谁能说他们是贤者？等到姜太公辅佐武王建立周朝，管夷吾帮助桓公成就霸业，数十年的时间。功成名就，人们才识别出他们原来都是当世奇才，于是后世对他们赞不绝口。
像他们这些不世英才，尚且不能在机会没有来的时候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何况不如他们的人。但是，如果一定要等待太公出现了再去用。必然出现千年过去了还看不到太公的影子。一定等待管夷吾出现才任用，必然出现百世过去也等不到管夷吾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士必从卑微到显著，功必积小以成多，哪里有还没有做事就有了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