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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劳工阶层反智主义文化的典型表现。父辈的言传身教告诉他们：你只需要关心你眼前看得见的东西。其他那些虚无飘渺事情不用操心，否则就不正常，就是“有病”。在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不仅不习惯抽象思维，而且觉得抽象思维是荒唐事：这么胡思乱想的人多少有些心理不正常。他们一进大学，学的全是这些漫无边际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考试拿个C或D，甚至不及格。放了学一打工，一小时挣上六七美元，钞票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而且还有时间和女朋友泡。这样的日子有多好！左思右想，还回去念书干什么？于是中断了学业。如今大学在美国虽然几乎全民化，但是在二十多岁的年龄层里，几乎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处于这种辍学状态；而在1960年代末期，这样的人只占1／5。原因也很简单：那时上学的人大多是想上的。现在的大学则是不想上也得上。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美国教育部2004年的统计表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6％能够在5年之内完成4年制的大学课程；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1％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4年制的学业。在一些精英大学，几乎每个学生都毕业。但在一些差的大学里，毕业率低得出奇。这里当然有经济原因：穷学生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常常读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学生则可以专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她有奖学金，但要维持奖学金，她必须维持一定的平均成绩。这是她做不到的。因此求我高抬贵手。1991年，一个大款跑到波士顿边上剑桥地区最穷的一个小学，对69个二年级的孩子许诺：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就支付你们的大学学费。如今14年过去，当时8岁的孩子现在也已经22岁，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但是，这些孩子里，有12位根本没有上大学，16位从大学辍学，25位还在大学中挣扎，只有4位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大学拿到学士学位。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3）
美国高中产阶级的家长，从孩子三四岁时开始，就担心其未来的竞争力。于是钢琴班、芭蕾班、外语班，一个接着一个的上。选择居住地点，也完全以孩子为中心，哪里的公立学校优异就去哪里，不管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孩子上了中学，又是各种暑期班、补习班，晚上回家家长亲自督促功课。甚至一个家长辞职，专门辅导孩子的学业，从十二三岁就为上大学作准备。许多劳工阶层则宁愿自己去打猎、钓鱼，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邻居有个专门给人看孩子的，几乎没有文化，对孩子动辄训斥，有时弄得孩子直哭。其实当地有各种幼儿园和“学后课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劳工阶层的家长，图省钱把孩子托到她这里，下了班来接。这样的早期教育，使孩子两三岁就陷于劣势。其实，劳工阶层的家庭本来并不一定穷。如前所述，在工厂可以比在大学挣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么用呢？如今工厂关了门，孩子一看势头不好，赶紧上大学。家长则说：“你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这样的孩子坐在课堂里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里算钱：“我这个小时不得不听课，耽误了打工，损失7美元！我要这样荒唐多久？”他们每上一周的课，就觉得丢了一周的钱。这样还能学好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中高产阶级反对“经济平权”的大学录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顶尖的州立大学。如今该校学生考分越来越高，中高产阶级的子弟越来越多。该校校长卡斯特三世（JohnT。 CasteenIII）自己就是个造船厂工人的孩子。他坚信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面临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困难，需要社会的扶助。于是，他力图推行向弱势阶层倾斜的录取政策，要学校到本州的一些贫困地区重点招生。但是，该州北部富裕的郊区的选民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歧视，正试图通过立法阻止这样的政策的实施。
这就引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个人的品质而非家庭背景应该是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关键。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养个人品质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个人品质，这种品质和家庭背景的相关性已经无法割断。难道父母作出种种牺牲为孩子创造的良好的成长条件，不应该得到奖赏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夫妻有孩子时都还是穷学生，孩子从来都穿旧衣服，5岁了家里也没有车，常常带孩子在雪地里走半个小时去买东西；我有工作后，3000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在好的学区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们花了3000多美元给孩子买了架新钢琴，找了当地最好的老师，送她上一小时100美元的钢琴课。邻居一个劳工阶层者，她刚刚买了2万美元左右的新车，而且从21岁第一次买车起，从来都买新车，动不动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尔夫球。15年后，两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样，孩子的教育素质肯定会有天
壤之别。社会是否应该把我们付出的牺牲视而不见，而要照顾她的孩子呢？
所谓弱势阶层，是由经济环境和文化行为两方面造成的。“经济平权”的目标，是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平等。但文化行为的改造，则要靠劳工阶层自己。过去欧洲的贵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袭的特权和遗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国的精英，则靠考分、大学的学位、领导世界开拓经济和科技前沿的个人素质来出人头地。美国的中高产阶级，正在创造一种培养这种素质的文化。他们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不仅有金钱上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恐怕是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相比之下，劳工阶层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家里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明白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够及时改造，“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日益增大的劣势。
第二部分“硬美国”
美国的白人男性，压倒性地支持布什。布什动不动身着牛仔装，模仿的正是传统美国男子汉的气概。可是，他那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父亲，打仗没有二话就上沙场，他却逃了“越战”，被人称为“草鸡鹰派”（chickenhawk）。他对暴力有偏好。但是，年轻时离橄榄球最近的时刻，就是当啦啦队长。那个称别人是“女人气的男人”的施瓦辛格，靠吃药当了世界健美冠军，给美国社会留下的一大遗产，就是类固醇在青少年中横行。
野蛮反叛文明（1）
野蛮反叛文明——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
布什上台以来，“新保守主义”成为描述其政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词汇。但当他进入第二任时，“新保守主义”已经快成了过时的词汇。原因之一，是这种描述不仅缺乏实证性，而且所涵盖的范围也十分有限。第一，“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并不仅仅是美国在国际上大胆使用武力，而是在要新征服的边疆进行“国家建设”，创立健全、成熟的民主制度。布什虽然在阿富汗、伊拉克大肆兴兵，但在“国家建设”上偷工减料，人们很难想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会成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民主国家。而在对付伊朗和朝鲜的问题上，美国目前连大胆使用武力还谈不上。第二，“新保守主义”仅仅描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根本无法涵盖其内政。外交在很大意义上是内政的外延。况且布什第二任的重点，是放在改革“社会保险”（socialsecurity或译社会安全）制度等内政方面。无法解释布什的对内政策，就无法解释布什主义的实质。
更重要的是，一个总统的政策会根据时局而变动。比如，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以“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为旗帜，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对外政策上，强调美国在国际上要谦卑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拿自己那一套强加于人，似乎要开始回归孤立主义的传统。如今，他不仅成为历史上最为保守的总统，而且执行的是最
傲慢的外交路线。这是当年人们预想不到的。如今，面对他第一任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伊战的泥沼，他第二任是否会改变政策？目前还很难预测。一句话，“新保守主义”最多描述了美国短期的国际政策，很难概括其长期的政治走向。
那么，美国政治是否有一个长期的走向？布什主义到底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趋势？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巴龙（MichaelBarone）2004年出版的《硬美国，软美国：竞争与溺爱之争以及国家前途之战》（HardAmericaSoftAmerica：petitionvs。CoddlingandtheBattlefortheNation‘ sFuture）一书所提供的词汇。
巴龙用两个高度戏剧化的形象来描述“硬美国”与“软美国”。在伊拉克，年轻的美国士兵出生入死地进行着一场高度复杂的现代战争：他们不仅要在残酷的地面战中面对抱有必死之决心的强悍敌人，而且还要熟练地操纵高科技装备，通过卫星锁定攻击目标。他们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善战的军队。然而，就是这些士兵，在几年前还是吊儿郎当的青少年，在学校随便混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在美国街头随处可见。美国61％的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每天下了学要打3个小时工，你还指望他们读什么书呢。他们打工，绝不是贫困，而是学校的要求太松，怎么也是个毕业。1950年代的美国，富裕程度远远赶不上今天，但只有5％的高中生课后打工。因为当时苏联不仅有了原子弹，而且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强烈的危机感，整个教育系统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这场严酷的竞争。如今，高中生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危机。他们打工的目的，不过是挣点零花钱，买点父母不肯买的时髦衣服、光盘、甚至汽车。他们似乎不在意自己的未来，得过且过。在麦当劳打工的第一天，他们站在收银台后不知所措，连零钱也不会找，弄得顾客在那里排长队。你要把他们和在东京的超级市场打工的高中生一比就知道，他们3个人也顶不了1个日本人。
但是，就是这些不成器的孩子，几年后就变成了英武的战士，在生死场上处惊不乱，独当大任。他们的纪律、勇气、能力，可以和任何精英相比。这样奇迹般的变幻是如何发生的呢？巴龙的结论是：18岁的美国人，生活在“软美国”中。30岁的美国人，则生活在“硬美国”中。这两种美国，造就了不同的美国人。
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是“软美国”的象征。在那里，一切被官僚控制，繁文缛节不可胜数。对孩子娇纵无度，无法管教。功课不好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了孩子的自尊。甚至孩子行为不轨时也只能袖手旁观，因为一干预就可能侵犯了孩子的权利。几年前一个女学童在校车上被男生性骚扰，家长告了学校，学校立即解雇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校车司机。但那个司机反告学校：我们在业务培训时讲得很清楚，虽然孩子在那里乱作一团，但我如果动了任何一个孩子一个手指头，我就犯法了。我惟一可做的，是用摄像机录下全过程。我一切都按工作规则做，怎么能够因此被解雇？在另一个学校，老师发现班上大部分学生的期末读书报告抄袭，给了这些人不及格，结果家长大怒，告到学校。最后学校推翻不及格的成绩，老师辞职。在纽约，让一个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停学几天，要经过几个月的法律程序，结果学校干脆就不处罚学生。
在这样一个“软”的世界中，你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的系统能够造就出什么人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当这些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马上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硬美国”：你没有本事就找不到工作，工作表现不好就被解雇，甚至有时忠于职守也会丢掉工作。在战场上，你稍一疏忽就命归黄泉。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依然是竞争最自由、最残酷，老板炒雇员最无顾忌的国家。美军的训练，常常像是中世纪的酷刑。在这样一个硬碰硬的环境中，那些不成器的孩子不得不自我重生。最后存活下来的，自然都是好样的。
野蛮反叛文明（2）
“软美国”和“硬美国”虽然并行于当今的现实中，却各有各的历史脉络。美国本来是个“硬”地方。建国之前的新大陆环境就非常严酷。新移民上岸后，在陌生的土地上耕种，第二年收不上东西来，马上就饿死。但是，这里没有欧洲那样压制性的政府，你无助但自由。成功会带来无限度的奖赏。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迅速扩张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大家奉行的哲学，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工人干活，一周的工钱常常不足4美元，得病就被解雇，工伤就回家，拿不到一分钱，死了白死。年轻人中只有10％有机会上高中。但幸运者却能够取得在欧洲不可能想像的成功。摩根（J。P。Morgan）、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卡耐基（AndrewCarnegie）都是在这个时代创立了自己的王朝和一个崭新的经济。当今的联邦储备银行总裁AlanGreenspan说，虽然摩根1914年就去世，但他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没有他把英国的资本引进美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在“二战”时就没有取胜所必须的工业基础。洛克菲勒创造性地开发了石油的工业用途。在他之前，这个黑金几乎没有经济价值。卡耐基则一手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钢铁业。美国的飞机大炮，在“二战”时覆盖全球，也多亏了他奠定的大规模生产的基础。
这些在“硬美国”成功的工业巨子，成功后开始把自己的资产投入慈善业，缔造“软美国”。他们甚至在行善时也像在工业界一样发展出自己的领地。卡耐基建造了几千个图书馆。洛克菲勒则建造了美国的医学研究体系。当一个人为了医学研究到卡耐基那里要钱时，卡耐基马上说：“这是洛克菲勒的领地，找他去！”不过，这些大款的“软美国”，是在“硬”的逻辑上建造的。比如，卡耐基反对分富人的财富，他建图书馆，就是要让那些勤奋、有才能的人有机会像自己一样成功：你不要向我要钱。到图书馆读书去！我给你机会！
美国真正开始变“软”，还是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富人们急剧积累财富，垄断经济资源，同时也曝出一系列金融丑闻。穷人们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听任无情的市场宰割。这时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发难，谴责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富人的贪婪，是社会的百病之源。于是，他们要求建立基本的公共卫生标准，改善工作条件，限制公共交通、饮水的收费，制定最低工资线，最终建立起码的福利制度，使弱者得到照顾。共和党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站到了进步主义一边，推动制定了一系列反托拉斯法案，抑制富人的贪婪，要与大款们达成“公正的交易”。
1920年代末的大萧条宣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刑。进步主义精神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展开，在美国迅速得势。1935年，国会通过了“瓦格纳法案”，保证劳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同年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保障退休工人的退休金以及单身母亲每个月的生活费。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出台，建立了1小时40美分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一周40个小时的最多工作时间，并禁止了童工。“二战”后的退伍军人法案，等于给退伍军人免费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40年全美只有150万在校大学生。但1947年，竟有120万退伍兵在大学注册。这一法案最终使780万退伍兵受益。他们中大多数在此之前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上大学的。除了教育之外，他们还可以到银行缴1美元的定金就领得购买住房的贷款。美国从一个租房社会演化成一个房主社会，从此开始有了真正的个人住房的房地产业。1965年，约翰逊总统又签署了“医疗保健法案”和“医疗补助法案”，退休人员在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穷人（包括领取福利的人、残疾人、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的老年人）也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服务。
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秉承进步主义精神和“新政”传统的民主党主宰了美国政治。除了艾森豪威尔的8年总统外，白宫全被民主党把持。即使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在内政上也大致追随“新政”以来的民主党的政策，并于1972年增加了社会保险的福利，所以人们说他“说话像共和党，做事像民主党”。一个温和的福利国家，在此期间缔造而成。
福利制度，使“硬美国”变成了“软美国”。虽然美国的福利还远远赶不上欧洲、日本的那样慷慨，但毕竟保护了弱势阶层，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有了再起的机会，使劳工阶层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保障。美国因此变得更文明、更人道，甚至可以说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是由此产生的。
但是，这套福利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一，这样庞大的福利体系不仅需要高额的税收来维持，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来经营。老百姓要容忍这些官僚阶层操纵自己的生活。第二，保护弱势阶层，如果走得太极端，就等于取消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成了保护软弱和无能。
这也不奇怪，这样的“软美国”却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1964年约翰逊签署“经济机会法案”，向贫困宣战。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4年的19％下降到1969年的12％。但这个比例在1970年代基本不再下降。在1970年代，贫富分化依然十分严重。最富的20％的美国人拿走了40％的国民总收入。最穷的20％只挣得5％的国民总收入。美国人不得不缴纳高额的税金来维持各种福利计划。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竞争力。1975年，失业率达9％，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