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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MBA课程纷纷上马。企业对大学不仅信赖而且依赖。但是，大学的逻辑毕竟不同于企业。一旦大学赢得了社会的尊重、站住脚跟，就开始照自己的规矩走。比如，在商学院教书的教授们，并不一定有经营的经验。他们提升、成名，靠的是自己的著作，不是靠管理业绩。他们和自己大学中其他系的教授更为接近，很难与外面那些企业总裁互称同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学术兴趣压倒了对应用技能的关注，使MBA的教育过于理论化。一些批评者说，许多商学院衡量自己不是看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对企业管理的真正贡献，而是看论文发表的数目。
但是，许多人同时指出，理论性、研究性的MBA教育，已经彻底转化了美国的企业管理。没有这样的教育，如今的华尔街就不可能照常运行。事实上，美国现在的商学院系统，是在1959年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的两个划时代的报告的刺激下诞生的。那两个报告，对于当时训练企业管理阶层的所谓“贸易学校”系统的质量提出严重的质疑。那些学校的教育，很少以研究作为基础，没有理论，完全靠经验，这些学校等于是让大家集中当学徒，小的向老的讨教，陈陈相因，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管理时代的要求。
如今科技和产业更新日新月异。回到“贸易学校”的经验教育时代，放弃理论研究，无疑将使MBA的训练更缺乏前瞻性。事实上，许多雇主反映：现在的MBA学生有良好的分析能力，这反映了MBA教育的优势。但问题是，仅仅有这样的经营分析能力，已经无法应付现代企业的运行。MBA需要自我革新。
现在的MBA所缺乏的技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领导一个团队的沟通、人际交往和励志技巧；第二，对具体的专业科技的掌握。
这两项技能，过去对于一个MBA来说无关紧要，现在则成为成功之必须。这里的缘由，在于美国社会已经从“管理时代”转化为“创造时代”。
所谓“管理时代”，建筑于企业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运营上。上万甚至几万的员工，众多的部门、瞬息万变的市场、产品不停的更新换代，再加上企业之间的兼并、海外的竞争、资金的流动等等，对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那时并不是说不“创造”，但就大多数员工而言，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职工一辈子常常为一个企业效力。管理、设计（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部门是分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界线一清二楚。
但199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进入了“创造时代”。这个时代的一大特性，就是所谓“创造阶层”（Creativeclass）的产生。据地域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的研究，这个阶层人数高达3800万人，占美国劳动人口的30％以上。社会学家保罗·雷（PaulRay）和心理学家安德森（SherryRuthAnderson）的研究则称，自1960年以来，已经有26％的美国成年人，即5000万人口，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成为“文化原创者”（Culturalcreative）。虽然这两项研究标准不同，界定的对象却大体是同一群人。这些人的一大特点，是其对企业的独立性。他们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充满了创造力，自信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职业，而不是在别人创造的职业中就职。大到GOOGLE的创建者，小到一般的教师、医生、律师、设计师、工程师，都属于这个阶层。他们不会被一个企业终身雇用，流动性非常大，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地区安家，在能够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单位就职。他们还特别强调工作中的“卷入”和“亲验”，即自己提出创意，自己操作实施，使这个创意最终实现为具体的产品，对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要自始至终地亲身卷入一个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
管理泡沫：MBA的社会史（3）
这样的人，很难用管理者或被管理者来界定。他们肯定不甘于被人管理，而要做一个创造世界的人。这样的人一旦充斥于现代企业，就对管理阶层提出了挑战，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劳动大军，不会等着被你管理。你不能制定一个规矩，就指望他们会跟着走。这些人掌握的技能，足以使他们有独立创业的能力，不断面临着许多新选择。他们和企业的合作，很可能是建立在短期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上。因此，和他们每个人打交道，都是一种个人外交，需要高超的人际沟通的技巧。在这种高度个性化的企业环境中，不仅仅是经营管理知识，文化趣味、价值取向、道德品性、对人性的洞察等等，都成了企业领袖之必须。传统的MBA一时难以适应。
另一方面，科技的高速发展，使专业知识变得格外重要。一般的MBA，没有相应的专业训练，就变成了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也不懂的万能膏药。比如经营一个高科技产业，有生意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比MBA更为胜任。你很难说创建GOOGLE的人不懂管理。但一个MBA创造不出GOOGLE。另外，如现在越来越庞大的医疗产业，需要大量管理人才。但是，教一个医生学会管理，比教一个MBA精通医术要容易得多。所以大家也就不雇MBA了。
更糟的是，MBA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管理时代”的受害者。在这种“管理时代”生存，不论干什么，都得有些管理才能。不久前一个外科医生在《纽约客》上报怨，自己这个行当在经济上的成败，往往不是取决自己的手术做得多么漂亮，而是取决于经营。比如，一周做那么多手术，你必须事先知道病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险。如果手术费用的单子有30％被保险公司拒付，你就赔了。如果这个百分比降到15％以下，你就开始赚钱。所以，一个医生就是自己诊所的半个CEO，半个律师（知道如何防止和对付医疗诉讼）。有这些经验，再学本专业的管理技巧，比MBA的优势就更大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传统的MBA的雇主，开始从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甚至传统的文理学院的博士课程中录用人才。与此同时，MBA的课程也开始改进，大力发展与其他专科合作的联合课程。比如，笔者一位朋友，辛辛苦苦上完医学院，当了几年住院医生，再熬几年，就成了正式医生。但是，他却突然决定重新当学生，就读耶鲁的商学院的管理和医学联合学位。这样的训练，就是为在大医院当院长铺路，要医商兼通。
如今MBA还硬的，全美只有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达特茅斯、耶鲁等前10到20名顶尖的商学院。跨国公司招募的MBA，在世界范围内主要也不过集中在30个一流商学院之中。根据《金融时报》的调查，美国前10所商学院2001年的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挣的平均年薪接近15万美元。在1999到2004年期间，经济虽然不景气，但这些商学院的MBA平均年薪还是上涨了138％。他们仍然是天之骄子。
但是，全美排名第50到100的商学院的MBA，就不那么运气。他们毕业三年后的平均年薪低于9万美元。这虽然是不错的收入，但看看读MBA的投资、毕业后留下的债务，就不能简单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了。最糟的是四流的商学院。那里的MBA，毕业找到个管理的饭碗就算不错了，因为如今蒸蒸日上的网上大学提供的MBA毕业证书，都可以和这些四流的MBA竞争。一份2002年发表的研究甚至认为，没有证据表明MBA教育和事业成功有直接关系。
不过，MBA并非全面看跌。除了那些名校的MBA外，亚洲市场对MBA需要甚大。大量美国的MBA谋求到亚洲就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5年2月由美国7所名校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中，7个亚洲的职位吸引了337位申请者，竞争十分激烈。哈佛商学院的“亚洲商业俱乐部”拥有160名成员，是该学院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宾夕法尼亚的Wharton商学院，2004年有6。3％的毕业生到亚洲供职，2005年则预计提高到7。5％。只可惜，美国学生语言训练不足，到亚洲求职，常常在第一道关上就被语言卡住。这是目前的MBA课程没有解决的问题。另外，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海外MBA吃香，希望到欧洲修MBA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以伦敦商学院（LondonBusinessSchool）为例，那里的美国学生，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多，甚至多过了英国学生。美国的跨国公司要征服世界，就需要这些全球型的MBA。
MBA如今走进了“创造时代”。这本身并不意味着MBA的出局，而是MBA的泡沫的破灭。MBA的训练，从人际沟通的“软”技巧到专业科技的“硬”知识都有些两头不靠岸。经过改革，MBA还会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但是，管理万能的神话已经无法维持。用中国人的老观念说，人要学点真本事奇。сom书，不要老“玩虚的”。在管理普及的时代，学管理的人，要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1）
我已经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了一年书了，但仍然感到难以理解我的学生。
2004年离开耶鲁来到萨福克大学任教，许多朋友就警告我：“不要以为哪里都是耶鲁！”
因为像我这样在耶鲁当了几年助教、刚刚拿了教职的人，习惯了和精英学生打交道，容易对别的地方的学生期望太高。对此我当然有心理准备。记得几年前一位师兄找工作，在参加一个小学校的面试时对方问：“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另一半不希望呆在这里。你怎么对付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目瞪口呆。另一位师兄在一个黑人的私立大学教书，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还没有买教科书，说是没有钱，可是脚下穿的运动鞋都挺时髦。
相比之下，我算幸运多了。萨福克是个位于波士顿市中心、正在上升的私立学校。其法学院和哈佛法学院在波士顿地区是最大的，只不过是以培养当地的司法人才为主。萨福克的学生，许多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以白人劳工阶层子弟为主力。｜奇…_…书^_^网｜在面试时同事们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非常尊重老师，学习也很用功，只是不少人来自贫困家庭，上的中学一塌糊涂，学术准备不足，需要更多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些学生，成绩非常优异，SAT考到快1400分，和哈佛、耶鲁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来了这里。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她当年就被耶鲁录取，家里没有钱，只好上了一个比萨福克还便宜不少的州立学校。
这些都是萨福克的现实。第一学期，我就碰到了很优异的学生。第二学期中国史课的一个学生，准备读体质人类学的博士，他虽然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背景，但入门奇快，讨论起秦始皇和李斯的关系来头头是道。这些学生和哈佛、耶鲁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大多数学生比较慢，不过读书勤勤恳恳。有两个一年级的女孩子是同屋，合买一本教科书，学得吃力，让我心里十分感动。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第二学期教的一门课，属于必修之列，学生是被迫来学，而且阅读材料也比较难。结果一上来就遇到了“反叛”。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公开问：“我想赚钱！怎么赚钱？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为什么要学历史？”我措手不及。马上说：“只要能赚钱干什么都行吗？”“对！”对方斩钉截铁。“抢银行如何？”“我不在乎。”我灵机一动，马上开玩笑地说：“可惜你晚生了至少三百年。三百多年前，类似抢银行这种事情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比如17、18世纪的欧洲和美洲，私掠船很盛。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白银，英国错过了这个运气。怎么办？抢人家的！这些私掠船到处在海上打劫运白银的船，实际上就是海盗。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后，王室不经国会批准无权加税。想打仗没有经费怎么办？只好将这些私掠船合法化：只要人家肯和王室分赃，就成了英王的非正规部队。后来许多私掠船的头目，用抢来的钱在加勒比地区开辟蔗糖种植园，激发欧洲的蔗糖消费革命。当时蔗糖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的企业。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的建国，都和这个买卖有关。”我一口气这样讲下去，觉得很自然地把一个荒唐的话题引导到正经的学术主题上，很有些得意。但再看那个学生，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
等学期结束，我给了一串F，也就是不及格。临考前就有学生抗议：“这本来应该是一门轻松的历史课。我上别的课很少需要读任何书。上你的课阅读量比别的课加起来还多。”实际上，我一个星期只要求他们读六七十页。这样少的阅读也完不成，怪不得考试惨不忍睹。但一给F，人家还来抗议：“我拿了F，就得花900美元重修这门课。难道我是来这里烧钱的吗？”他们一直闹到院长那里。
我顶住压力，坚决不改成绩。不过，这样的经历帮助我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大学普及了。大部分适龄青年都上了大学。但是，中高产阶级的子弟集中在耶鲁这样的精英大学，劳工阶层的子弟则集中在笔者任教的这种草根大学。按说，这样的草根大学，条件非常好：图书馆、教室都十分气派，教授中名校的博士甚多，学术上有建树的也不少，不少学生也有奖学金，优异者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有之，继续到名校读博士的有之。可惜，许多劳工阶层的子弟，在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后，进了大学举足无措，最后被迫辍学。
最近美国大学竞争空前激烈，各校纷纷盯着那些学术优异的学生。劳工阶层的家庭经济资源缺乏，在中小学对孩子训练不足，申请大学时当然竞争不过中高产阶级。所以许多人开始提倡“经济平权”，要学校照顾这些弱势阶层。但是，经济上的弱势，并非劳工阶层的子弟学术表现差的惟一原因。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面临着深刻的文化障碍。这种障碍如果不能超越，平权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种族平权”的失败之处，应该成为经济平权的前车之鉴。
所谓“文化障碍”，用一种最有偏见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许多人根本不是“读书的料”，甚至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读好书。他们进大学是出于无奈，而非个人志趣。这当然不是说劳工阶层的子弟一定就不是读书的料，相反，美国的历史一再证明，美国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屡屡冒出优异之士。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劳工阶层有深刻的反智主义传统，许多人就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文化中长大的。如今社会转型，再不喜欢读书的人也觉得不上大学不行。这却不能说明他们所承载的反智主义文化有所改变。是这种文化，导致他们进了大学白白浪费青春和金钱。
在大学中挣扎的劳工子弟（2）
我在《直话直说的政治》和《右翼帝国的生成》两书中，都反复谈到美国有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从殖民地时代到南北战争后，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上流社会子弟的品行，不涉实务。等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年轻人纷纷投身实业淘金，上大学一度为人所不齿。1863年，后来成为美国心理学奠基人的G·斯坦利哈尔（G。 StanleyHall）作为一个乡村的孩子被WilliamsCollege录取，他的第一个本能就是向同伴隐瞒事实。可是等农场里的孩子发现真相后，他还是被无情地戏弄和嘲笑了一番。
进入20世纪，美国的大学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劳工阶层对之还是敬而远之。后来经过“新政”、“二战”，美国劳工阶层有了各种保障。在19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十分繁荣。工人的日子过得稳当。高中一毕业，就进工厂、结婚生子。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家，买车买房，一辈子用不着离开故乡的小镇，干的是粗活，过的是中产阶级的日子。大家在政治上也都一心一意跟着民主党走。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逐白宫的大选日，一直到吃完午饭的时候，尼克松还在领先。等下午劳工阶层一下了班开始投票，局面就翻过来，因为劳工阶层就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在总统政治中，民主党的优势一直维持到1968年尼克松上台。即使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劳工阶层也不敢得罪。
但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迅速转型，制造业纷纷输出国外，高科技和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动力。传统制造业的劳工，眼看就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在总统大选时，工会支持的候选人屡战屡败。劳工的日子再也过不稳当了。《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故事最说明问题。麦克莱伦本来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但中学毕业，不想再读书，决定到家乡的工厂做事。他父亲对此还很支持。首先他不是读书的料，常常拿C；其次，那个时代当工人比读书能够更快地升入中产阶级。他22岁当了工头，28岁当了主管，32岁进入管理层，不到40岁时，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住的是带游泳池的房子，开的是新车，妻子从来用不着工作。相比之下，高中毕业再读十几年，拿了博士的幸运者在大学里获得教职，混到快40，常常还没有当上正教授，一年挣不到他的一半。也怪不得人家要嘲笑知识分子是愚腐无用的“鸡蛋脑
袋”呢。可是如今，工厂关门，而且再也不会开张。没有大学文凭，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得到。风光一时的麦克莱伦只能靠储蓄过日子，坐吃山空，惶惶不可终日。他儿子一看不妙，马上决定无论如何要上大学。
问题是，在这样舒服的劳工阶层长大的孩子，从小受反智主义的影响，除非特异之士，很难产生出对学术的兴趣。如今眼看着父辈失去了昔日的乐园，自己不得已进了大学，以为镀四年金，以后就有出路了。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像买房子分期付款一样，似乎只要按时缴学费，最后就会拿张文凭。我给学生讲课，从世界的香料贸易、蔗糖贸易、奴隶贸易，一直讲到棉花贸易、石油贸易，分析这些贸易如何塑造了从前近代到近代社会的转型，如何影响大国的兴衰。学生们虽然大多数是学财经方面的专业，但听到这些竟然笑起来，一脸滑稽表情。他们一定觉得我这个“鸡蛋脑袋”里全是些怪念头：香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花这么多钱，耽误了打工的时间，坐在这里就是来听这样的奇谈怪论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