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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别人再也不敢跟“字匠”争了——那些人多是大字不识呀！
他拍着手说，秦司令当大掌柜了！
奶奶说，是啊！又过两年，秦大掌柜决定弃暗投明接受政府招安，他手下有不少人反对，又是这位姑奶奶发了话，秦大掌柜才顺利地当了官儿。秦司令知恩图报，娶了她——那时她已经四十出头儿了。她毕竟是军官的女儿，进过学堂，知书明理，不再打打杀杀，能安安静静地和秦司令一起过日子，她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秦司令娶第一房姨太太时，她没生气——谁让自己没生个儿子呢！后来大姨太太生了儿子，可秦司令还是一房又一房地娶姨太太，她就心灰意冷了。她独自搬到了后院，吃斋念佛，再也不理家事。秦司令对她算是挺仁义的，他忘不了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关口，他夫人的支援。他心里不安了，便想方设法让夫人高兴，可他让人送去的好吃的好玩儿的，都被他夫人拒之门外，弄得他焦头烂额。他着急——怎么能让太太高兴呢？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主意，说，太太天天上香拜佛，要是找几个好香炉，太太一定喜欢。秦司令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派人来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里搜罗好香炉。这消息一传出去，他的老部下，辽西那些阿谀奉承之徒，还有那些有求于他或是在他荫庇之下的大商人、大地主，都挖空心思，四处搜寻好香炉，价钱不计。这样……
他抢着说，秦司令就有好多好香炉了。
奶奶说，对了。你爷爷回北京那天，秦司令把这座香炉送给他，说，我看这六块儿绿石头儿挺好看，当个玩艺儿吧。你再不收下，可就是寒碜我秦某人了！乃之也说，嫂夫人写字画画儿都点一炷香，就给她当作案头清供吧！你爷爷心想，不过是一座铜香炉，收下就收下吧。他到家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你爷爷就把这香炉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了。
他笑了，这叫借花献佛——爷爷的诚心不够。
奶奶也笑了，你爷爷是个古板的人，那天他能随机应变，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问，后来呢？
奶奶说，我一看这香炉，就觉得它大有来历。什么来历，我不清楚。看这祖母绿，每一块都非常珍贵。是什么样的器物，值得镶上六块祖母绿呢？太不可思议了！
说着，奶奶又细细地端详那座香炉。
他问，后来呢？
奶奶说，后来请几位喜爱古董的朋友看过，他们谁也没见过这么精美的香炉——都说太神奇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可它的来历谁也说不出。有位朋友说这是明朝的宣德炉，可炉底又没有款识。款识，你懂吗？
他跑到康有为书写的中堂前，指着康有为的名字和印章，这就是！
就是那年，他见过这座香炉——只见过一次。
他用红绸子把香炉包起来，心想，奶奶那么珍爱这座香炉，拿出把玩时，像沉醉在一首优美典雅的乐曲中，久久不能走出那种浓郁的氛围，而如今，奶奶连欣赏它的精力和心情都没有了，而且把香炉给了我，难道奶奶知道自己的大限快到了吗？奶奶！
奶奶的真正意思是别让刁钻的继母知道
一个星期后，奶奶以八十三岁高龄无疾而终。奶奶的牙齿，仍然没有脱落一颗。
从八宝山公墓回来，他觉得胸腔里空空落落，自己的心——那颗被伤痛折磨得几乎破碎的心——像是留在了八宝山的松林里，依然陪伴着一直疼爱他的奶奶。
他颓唐地躺在床上，不知自己应该干些什么。
屋门响了三下。
爸爸走进来，后面跟着依然年轻的继母。
他站起身，请爸爸坐下。
爸爸不坐，垂着眼皮，在窗前慢慢踱步。
这些日子，他眼瞅着爸爸日渐憔悴，丰腴的两颊松弛了，垂着软软的肉皮——连胡楂儿也变白了。
自从继母进这个家后，爸爸很有些受夹板儿气的味道，但不管奶奶怎样冷落他，他仍旧关心奶奶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虽然有时费力不讨好，但他从不计较奶奶的冷言冷语。
方又琨知道，爸爸是爱奶奶的，现在爸爸心里一定很悲痛。他想安慰爸爸，又不知说什么好。
继母早已坐在椅子上，目光急切地追逐着走来走去的爸爸。
爸爸躲闪着继母的目光，仍在窗前踱步。
方又琨明白了，他们找他有事情。
他问，爸爸，什么事？您说吧。
爸爸抬抬眼皮，并不说话，从他面前轻飘飘地走过去了。
继母狠狠盯了爸爸一眼，转身向着方又琨，一脸好看的笑容，说，没什么大事。这两天，我和你爸爸把奶奶的屋子收拾了一下。没用的，处理掉；该收起的东西，归置归置。
方又琨的心，“咚”地一跳。
继母不说话了，慢悠悠地打量着他。
他明白了。那座香炉！他并不在其他意义上看重那座香炉——既不能当书读，又不能当篮球玩儿，于他何用！只是，这是奶奶几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交给他的，是奶奶留给他的最后的爱，也是奶奶留给他的一个纪念——在他心里，这才是有分量的。
他不想说明什么。
看来，爸爸又在他和继母之间受夹板儿气了。是继母怂恿爸爸来盘查香炉的，爸爸念及父子亲情，考虑到可能引起的纠葛，不愿开口。继母就不同了，为了达到目的，她无所顾忌。
上中学的时候，他曾悄悄问过吴妈，奶奶为什么不喜欢继母？
吴妈正为奶奶的晚饭挑米，她将刚刚拣出的一粒稗子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因为她，你妈会那么早故去！你妈生生地让她气死了。
他一直以为妈妈是生病去世的，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妈妈是被气死的。
他问，她为什么气妈妈？
吴妈用手指在他脑门子上戳了一下，傻小子！还不是看上了你们家的房子，看上你们家的钱——她以为你们还像早先那么有钱呢！你爷爷去世后，家里花的差不多都是你奶奶的体己钱。这有多少年了！一座金山也快空了。
他问，奶奶怎么知道她气我妈妈呢？
吴妈夸张地睁大眼睛，你当老太太真的老迈昏庸了？老太太心里明镜儿似的——什么不明白？都明白。
奶奶当然明白，只是不说罢了，但奶奶用自己的尊贵，自己的端穆，自己的冷淡，将继母拒之于千里之外了。这么多年来，在奶奶面前，继母总是谨孙慎微，唯唯诺诺的。如今，奶奶驾鹤西去了，她是一家之主了，再也没人能威慑她了。
继母的目光一直不曾离开他的脸，笑模悠悠地问他，奶奶有座香炉——镶着六颗绿宝石的香炉——你见过吗？
他说，见过。
继母仍是笑模悠悠的，现在没了。
他想说，在我那儿。但他记得奶奶的嘱咐——别让你爸爸知道。也许奶奶真正的意思是别让你继母知道？对，这才是奶奶真正的意思。他坦然了——彻底地坦然了。
他问，没了吗？不会的。您再找找吧。
继母说，我找两天了。
他走到书桌前，把讲义、笔记本装进书包里。
他说，爸爸，我回学校去。
爸爸这才停止踱步，关切地看着他，奶奶活了八十三岁，又是无疾而终，是有福的人。你要想得开。
他说，是。
爸爸嘱咐他，星期六早点儿回来。
他答应一声，没理睬继母。
星期六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屋里所有的箱子、抽屉都被翻动过，连床底下的几个鞋盒子也移动了位置。
他笑了笑。奶奶真精明——让他把香炉带到学校去。哪怕在奶奶接近弥留之际，继母也是奶奶的手下败将。
东北来客让他们大饱眼福，他说这不是宣德炉
把香炉作为收藏专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方又琨想了解一些有关古香炉的入门知识，却苦于找不到老师。毕汉光看瓷器的眼力大有提高，尤其对明清青花瓷的断代比一些文物店的老板还要高明，但对铜器也是一无所知。他不但不能提供帮助，还埋怨方又琨选择了这样一个古怪的收藏专题。
他说，你又不烧香拜佛，搜罗那么多香炉干什么？没劲！
方又琨想把奶奶称之为“神品”的那座香炉的事情告诉毕汉光，但这几年间，他偶尔和一些搞收藏的人接触，也增长了一些见闻。现在他深知奶奶的那座香炉一定十分珍贵。奶奶是见过许多好东西的，那双眼睛多厉害！能被她称之为“神品”的东西，会是凡物吗？用现在文物市场上的价位来看，仅那六块祖母绿，就会吓人一跳——上好的祖母绿几乎和钻石等价。六块，每块都不小，那是多少克拉！看看当今一些女士手上的钻石戒指，简直不值一哂。他想，毕汉光要是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当个故事兴致勃勃地告诉他的那些朋友，要不，憋在心里他难受。而其中的文物商人们，一定会找上门来，穷追不舍。他知道，那些文物商人们为了得到一件珍贵的古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座香炉已经失去了，干吗还给自己惹一身麻烦？
有时他和毕汉光去逛潘家园或报国寺，会遇上毕汉光的某个朋友，他便不失时机地向人家请教。可能香炉是冷门吧，没有大钱可赚，那些人都不在意，也就不懂，可他们又极要面子，往往都做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样子。
有的说，一上手就知道，手头儿轻的，是真的。
有人恰恰相反，说，夏商周的青铜器在地下埋了几千年，分子结构起了变化，分量轻了，可那时没有香炉！再说，你见过哪座香炉是出土的？香炉都是传世的，手头儿沉的才对。
有人说看包浆。
有人说看铜锈。
也有人说看器型，看工艺。
总之，莫衷一是。
面对满市场的“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的各式各样的香炉，方又琨想，干吗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那么复杂！不就是玩儿吗，自己喜欢自己觉得是个有年份的东西，买就行了。反正他见到的香炉都不贵，不像某些瓷器动辄上千上万，香炉的开价多在五六百元之间，经过讨价还价，二三百元就拿下了，有时一百元也归他了，这点儿钱，他不在乎。何况，玩儿古董，缘分很重要。有缘分，就许能收到好东西。奶奶得到那座神品，也没有先学香炉鉴别知识，也没有刻意追逐啊，是爷爷不经意地得到了，简直是从天而降！自己收的那座弘治香炉，不也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吗！只要有点儿好运气，就能收到好东西。
当然，他也像那些搞收藏的人一样，怕别人说自己的东西是新活，是假货。对他说来，那不是金钱的损失，而是到手的快乐扑楞楞飞走了，非常令人懊丧。
他有办法保护自己。他尽量不让别人看自己收的东西，没人褒贬，没人挑剔，他的快乐也就保住了。毕汉光他是无法回避的，因为他们总是一起出入文物市场，好在毕汉光对他的香炉毫无兴趣，虽说有时也在旁边参谋几句，但并不坚持。不像面对瓷器，他要买，毕汉光认为不对，就不许他付钱。在香炉面前，毕汉光总是说，你看着办吧，几百块钱的事，瞎就瞎了——就当交学费了。
女儿有些讨厌。每逢星期六他从潘家园回来，女儿只要在家，便会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说快看看，爸爸又买什么假货了！
妻是贤惠的，连忙阻拦女儿，干你的事去！你爸爸喜欢这些东西，也没花几个钱，就让他糟蹋吧。
他大不以为然，问妻，怎么这样说话？我这是真品！再晚也是乾隆年间的。
妻笑了，我没别的意思。我看你真喜欢这些东西，花钱买个高兴，值得。
女儿也笑了，安慰他，爸，我下礼拜去采访景德镇的陶瓷学院，我正看材料呢。香炉没有，但我一定给您带回一件好瓷器，让毕叔叔害一回红眼儿病！
他知道女儿跟当今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也有那个臭毛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忙说，你别瞎买！瓷器里的学问深着哪！
女儿说，我傻呀！我让陶瓷学院的老师陪着我去，让他们给我掌眼。
这话还贴谱儿。他想象着女儿将带给他的瓷器，玩赏着刚刚到手的乾隆古香炉，心情好极了。
晚上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会把新买的香炉托在怀里，手指轻轻地滑过长方形的口沿，很光润，不拉手；手指再滑过炉颈上的万字条纹，也很光润。将香炉倒过来，四只圆足的突出处，都光亮而润滑，这是二百多年间圆足和木案接触的磨痕。炉身的包浆很厚，很自然，那里有前人和岁月老人的手泽，令他浮想联翩。没错，是一座古炉。他的心是沉静的，像古香炉一样沉静。那沉静中，却有一个欢快的旋律在徐徐飘响。
临睡觉前，最后一眼，他要留恋在香炉上。
如果起夜，经过客厅时，他会把屋顶的大灯打开。香炉摆在玻璃书柜里，迎着灯光，闪烁出一片片柔和的光亮，沉穆而幽深，古雅极了。他会把那份愉悦带进梦中。
有时他会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想起奶奶爱抚香炉时那娴雅的姿态，一缕浓浓的怅惘就会久久地缠绕在心头，最后总是消失在他深长的叹息中。
有一段时间，在潘家园或报国寺的旧货摊儿前，他会突发奇想，总是睁大眼睛，想侥幸邂逅奶奶的那座香炉——不是有人说过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让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一次吧！
他在人丛中挤来挤去，在一个个地摊儿上、店铺里寻寻觅觅，眼睛涨得生疼，头也晕晕的，连那座香炉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想法是愚蠢的，他却明知故犯。他知道，然而有时就是控制不住。终于他狠狠地嘲笑了自己一次，然后警告自己，再也不要去想奶奶的那座香炉了——不要自寻烦恼了！
那天下午，下着大雨，还刮着冷风，雨点子一阵阵噼里啪啦地扑到阳台的玻璃窗上。毕汉光突然打来电话。
毕汉光说，你不是喜欢香炉吗，让你开开眼！我在项紫星这儿，你快过来。
项紫星是毕汉光的朋友，前些年靠经营家用电器发了家，后来又用赚到的钱买古董，做再次投资。他确实收到了不少好东西——宋朝的耀州窑刻花瓶，定窑婴儿枕，明朝的青花大券缸，康熙素三彩双耳瓶，雍正青瓷八卦尊，此外还有十几个清官窑的大盘子和一些难得一见的鼻烟壶。毕汉光带他去过几次项紫星家，看了项紫星的藏品，他真觉得大饱眼福，叹羡不已。他知道，去项紫星家不会白去的。
他犹犹豫豫地说，正下大雨呢！去项紫星家什么时候不行，非得今天？
毕汉光说，告诉你，是宣德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
他心头一震。如今宣德炉几乎变成故事了，哪里还见得到！但毕汉光是不会骗他的。
毕汉光又说，是从东北来的一位朋友的，明天上午人家就上飞机了。莫失良机！
毕汉光真惦记他，怕他错过开眼的机会。他忽然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不也是来自东北吗！莫非有什么内在的渊源？他心里慌乱起来。
他说，我这就过去。
从的士上下来，他竟忘记张开雨伞，冒着雨，冲进楼门口。
项紫星开门迎接他。
毕汉光将一位坐在沙发上的客人介绍给他。
是“王先生”还是“黄先生”，他没听清。四十多岁，穿一身铁灰色西装，打着领带，黑而壮，却有一种儒雅的气质从那双沉静的眼睛中流露出来。他没走过去握手，只是点头致意。
毕汉光一脸郑重的神色，黄先生，这位是方又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方兄的收藏专题是香炉，在北京独一份儿——大概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这可是位专家呀！
这回他听清了，是“黄”先生。
被毕汉光戏称为“学者”“专家”，他脸上有些发烧，正要向黄先生纠正，却被毕汉光截住了。
毕汉光笑嘻嘻地对他说，方兄，别客气。
黄先生已经走到他面前，热情地伸出手，说，能见到收藏界的前辈，这次来北京就不虚此行了。
他握着黄先生的手说，你误会了——汉光在开玩笑。
他们在沙发上落座。
黄先生说，我们家老人传下几件小玩艺儿，以前也没当回事，在箱子里压着。这两年有了几个闲钱，便附庸风雅，也跟着朋友玩儿玩儿古董，才把那几件玩艺儿找出来。不懂，想多请几位朋友给掌掌眼。上个月在哈尔滨，有幸认识了项先生。项先生热心，叫我把东西带到北京来。我只带了座香炉，请您多指教！
方又琨说，家传的东西，能逃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太幸运了！
黄先生说，其实，我爷爷我父亲都任过伪职，不过都是军医，没拿过枪，没打过仗，可那时候那也是“阶级敌人”哪！1966年8月，抄家的红卫兵们都冲进我们家了，眼瞅着大难临头，我妈吓得瘫在椅子上，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谁也没想到，这时会来一位救星。我有一位没出五服的哥哥，比我大二十岁吧。我那位大妈年轻守寡，又没家产，当年，带着我这位哥哥走投无路。我爷爷念在祖先的情分上，一直接济他们，还让我这位哥哥继续读书。我爷爷对他说，想让你妈过好日子，你就好好念书。你能念到什么程度，我供你到什么程度——全看你自己。可惜，我这位哥哥就爱踢足球，对念书不上心。我大妈锁上门不让他出去，他跳窗户也得去踢球。所以凑合到初中毕业，他就进厂当工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他们厂造反团的头头儿，就在红卫兵们要抄我们家的时候，他带着十几个工人赶到了。他向红卫兵们说，我爷爷反动透顶，案情重大，工人造反团将直接查办，其他组织不得干预。那些红卫兵都是厂里的工人子弟，一听我哥哥的话，立刻作鸟兽散了。就这样，我们躲过了抄家这一劫。
琉璃厂的那位老人曾经告诉方又琨，1966年8月红卫兵大抄家后，北京古玩行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分别被派往几个抄家物资仓库，负责挑拣各种文物。老人说，抄家的东西海了！红卫兵押着大卡车一车车地送，也有蹬着平板三轮来的，仓库哪儿装得下！后来就都卸在院子里，堆得像小山头儿。一个点儿上就一两个人，哪儿挑得过来！那些天还总下雨——下大雨，瓢泼似的。我疯了似的在那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