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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地球处在多事之秋，大同湖海的水域随地壳变化而变化着。有时，湖水占据了整个盆地，湖水把岸边的岩石溶蚀成无数洞穴，我们至今能在阳原、蔚县盆地四周的蟒山、熊耳山、凤凰山上看到这些远古的洞穴；有时湖水下降，湖水的含盐浓度增大，致使鱼类死亡，以至让我们今天发现了它们的化石。
大同湖一直在下沉着。大约一二百万年过去了，气候变得又冷了些，长鼻三趾马和蹄兔灭绝了，湖边有了新的来客——角枝瑰丽的肿骨鹿。
有一天，突然地动山摇，大同火山爆发了，灼热的岩浆从地球深处喷出，大同湖就像煮沸的开水，热浪滚滚，水汽腾空而起，迷雾笼罩着湖面。这时，灾难降临了，湖边的生命纷纷逃遁，来不及逃遁的就只能化为齑粉。大同火山暴戾而桀骜，它爆发时岩浆滚滚，它停止时，滚滚岩浆就在大同湖底凝固沉积，最终形成山丘露出水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著名的大同火山群。
在湖边生活的我们远古的祖先，是因为火山爆发还是其他不幸，让他们远离了这片湖海？抑或是他们原本就漂泊不定？致使现代人在湖边发掘了成千上万件石器却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
又有许多年过去了，大概到了十万年前，大同火山熄灭了。于是，在现在的山西大同地区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张家口地区阳原县侯家窑村走来了一群人。现在，考古学家把他们叫做“许家窑人”。我们的祖先漂泊了又归回了。许
家窑人生活在“大同湖滨”，他们以打猎为主，他们的生活相当艰难困苦，他们不仅吃光猎获动物身上的肉，还砸碎骨头吃尽骨髓，这大约是“敲骨吸髓”这个词汇的起源吧。他们还经常发生人吃人。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的许家窑遗址除了数万件用来猎获动物的石球、石飞索外，没有一件完整的动物骨架、头骨或肢骨化石，所有的材料都是破碎的，包括许家窑人自身的材料也是破碎的。那个时期，世界是弱肉强食。
许家窑人生活时期，大同湖边的草木是茂盛的，云杉、冷杉、落叶松郁郁葱葱，草原上奔跑着无数的羊与马群。许家窑人主要以猎马、猎羊为生，以至考古学家从许家窑遗址发掘出了马的上、下颌齿就有四千三百多枚！按每四个牙为一个个体，这便是一个二百一十三匹马的马群！实际上马匹数量要比这个大得多！处于古湖盆地的阳原从古至今一直以繁殖性能良好的驴、骡、马著称，“阳原骡”、“阳原驴”、“阳原马”曾经驰名于世看来并非偶然。两汉以来，阳原一带便史称“桑干马邑”，皆为戍边、屯兵要地。西汉名将霍去病率五万骑兵西征匈奴就是从阳原这里出发；《明史·兵四》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阳原设“官牧草场”，置马坊九个，牧马一万二千匹，马匹仅毛色就分二十五等、品种达三百六十种；今天的阳原县仍有十个村庄叫马坊村，另有东西马圈村、东西白马营、马圈堡、草场沟等等，人类在这里留下了前行的脚印；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阳原也因率先实现了“万骡县”而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了消息。这一切仿佛都在说明当年的许家窑人及其后裔是和许家窑马群、和森林草原相互维系着从远古走到了现代。
然而，现在森林消失了，这里已不再有美丽的草原……
考古学家从许家窑人的头骨和胸骨化石上发现他们得了一种“氟骨病”和“氟牙症”，他们经受着骨骼畸形、关节强直、腰腿疼痛、四肢变形、牙齿发黄脱落等疾症的折磨，不幸的是这个疾症竟延续了十万年！以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阳原县氟中毒病依然覆盖三百多个乡村，病区人口达十九万多人。暴戾的大同火山把大量的氟元素带给了艰难的许家窑人，那时，许家窑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岁！
许家窑人的不幸还有狂风暴雨，他们经常遭受暴雨袭击。数天的瓢泼大雨过后，湖水猛涨，淹没了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石器和骨器，纷纷逃往别处谋生。湖水沉积物慢慢把许家窑人遗留下的家当覆盖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以后，气候变得干冷了起来，大同湖地域变成了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这时，沙漠速客鸵鸟出现了。而泥河湾古湖也开始了它生命的消亡时期。
大约在五万年前，“大同湖”完全消失了。“大同湖”消失时，桑干河贯穿了整个盆地……
站在泥河湾遗址，我就这样默默打开了地质学家为我们寻找到的一部有关“人类故乡”的大书。望着蜿蜒了数万年、如今已十分疲惫十分赢弱的桑干河，我默默阅读着人类漫长艰难的蹒跚和“故乡”的沧海桑田。
6
人类在地球这个星体上漂泊、迁徙、繁衍、生息了二三百万年，我们感谢上苍赐予了人类一个独一无二、且得天独厚的家园。三百万年对于人类自身，应该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年限，但对于已有四十六亿年历史的地球来说，这实在又只是一个瞬间。也许我们无法想象四十六亿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百万年是怎样一个瞬间。那么，我们来看看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宇宙计算尺吧——
他们把地球四十六亿年的演化史比作我们现在的一个昼夜，即24小时，于是他们计算出人类的出现则只是在24小时的最后半分钟！也就是说只是到了23时59分30秒，地球上才出现了最早的猿人。那是人类的蒙昧时代。而人类从蒙昧进入现代的数百万年，只是这一昼夜的四分之一秒！同样，我们常常感觉不到这四分之一秒。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正以每小时十点八万公里的速度随着地球围绕太阳高速运转；更无法感觉出我们正以每小时九十万公里的速度随着太阳系围绕银河系高速狂奔。我们感觉不到这些时我们就常常放大我们自身：我们为一时的成功沾沾自喜，也为一己的失败耿耿于怀，这是作为个体人存在的缺陷。人类是带着缺陷往前走的……
某一天，当我们理解了人类诞生仅属于这四分之一秒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地球这个天体上不过是转瞬即逝，而作为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几十年至多上百年又算得什么？转眼我们便会烟飞灰灭，瞬间我们便会沦为一屑尘埃。
然而，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就整体而言，人类从未因渺小而放弃追求博大，从不为只属一个瞬间而放弃寻找永恒。于是，祖先和我们便历经万劫，创造着属于这个世界的文明。
泥河湾人蹒跚着走过来了，许家窑人蹒跚着走过来了，古湖盆地的人蹒跚着走过来了。所有的艰辛、苦难、创造与命运都留在了他们走过的路上。于是，经过盆地的路便有了古老的“商道”，便有了曾经辉煌的“皮都”，便有了属于那片土地自己的生存与文化……
现在，盆地的人依然种植着产量不高的谷子、黍子，依然遭受着干旱和风沙的侵袭，依然把“衣兜”说成“腰迷”，把“吹牛”说成“日贼粗”，把“水凉了”说成“水巴乎了”，把“少量”说成“一圪升升”……千百年来，他们操着淳朴的泥河湾乡音，携带着同样淳朴的良心，劳作在祖先们最早栖息的土地上，有前行也有遁退，有成功也有伤悲……
作为一个迟到的“探乡人”，《泥河湾》的故事权当是我在历史的苍茫中，小心捡拾起的一枚祖先们曾经使用过的石器。
用石头的洪荒来平息我们日子的仓惶吧。
责任编辑 伊丽霞
里斯本淘宝归来
王金昌
2005年11月16日，我们赴欧考察团到了里斯本。
里斯本（Lisbon）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是葡萄牙的首都和葡萄牙最大的海港城市，也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号称伊比利亚半岛西海岸最美丽的城市。一如欧洲其他大型城市，里斯本保存了固有传统，中世纪街的景观依然留存至今，新旧城规划秩序井然，时代反差明显。城市一面完全是21世纪大都市的风貌，另一面则继续向世人呈现17世纪以前的历史遗迹。这与我们中国毁灭历史文化的所谓旧城改造完全不同。
里斯本1245年成为葡萄牙首都，随着15、16世纪葡萄牙航海业的发展和海外地理大发现的成就，逐步发展为欧洲最发达的城市之一。400年前，里斯本是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
1553年，葡萄牙开始入侵我明帝国，打不成就用谦恭的态度贿赂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入据澳门长达400年之久，显示了一个欧洲帝国的强悍与野心。我们从里斯本维护良好的博物馆及古迹上，可以想象当年帝国的兴盛及奢华。
平生业余无他事，唯古董收藏是我几十年的喜好。处理完公事，我们来到了古董一条街。
古董一条街叫圣班多街，是个东西巷子。古董街所处位置并非繁华的商业区，较僻静，街道不太宽，仅可对开轿车，道路两旁是法桐古树，参差错落、新旧不一的古董店布满街道两旁。
店里大都是欧洲油画，也有中国17～19世纪的外销青花、彩瓷。一件彩瓷大碗将我吸引进了一家店铺。
坐店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金发碧眼，气度雍容端庄，精神矍铄，看得出她出身非凡之家。她见我拿着那个碗不放，反复端详，问清我们来自中国后，很热情地说，她是为儿子看店，她马上叫儿子过来。说着，她给儿子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她儿子驾车赶来。她儿子四十余岁，长发，穿戴打扮别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果不其然，他是个画家也是古董商人。同事吹嘘我是中国文物的鉴赏家，引起了这母子的很大兴趣。母子说起了中葡友好的历史。儿子指着放在不是特别明显处的、装在一棕色木框里的铜版印刷画“中国皇帝出行图”自豪地说，他的外祖父的爷爷，当时曾出任葡国驻外大使。我想，可能是驻过中国大使，但不知何故，话到嘴边他却没说全。
那铜版画一下吸引住了我。我嘱咐同事与那母子谈大彩碗的价格，自己全神贯注在这幅画上。这幅铜版印刷画，由三块板拼接而成，长125厘米，宽24厘米，画旁标有“一名中国皇室画家所绘”和“献给国家财政部长、国王的继承人夏洛尔·麦克桑德”的法文字样。在右上角标明1786年由法国赫尔曼铜版印刷公司印刷。
铜版画16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法国赫尔曼铜版印刷公司在18世纪已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印刷公司。铜版制作过程不算复杂，先在优质的特制铜版上涂拒腐的可变固体（比如防腐蜡或沥青），用刀或针刻画临摹原作，用特制带腐蚀酸性的药水（比如硫酸）腐蚀，刻画去的地方则被腐蚀成沟凹，铲去固体。然后，用油墨抹在铜版上，油墨留在沟里，然后上机器通过滚筒的压力，使填入凹线中的油墨印到纸上，形成凸起的线条，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这幅画，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壮观，画面清晰，层次分明，印制精美，手笔不凡。这也应该是18世纪世界版画印制的最高水平。
画面的下方是法文说明，大意是说：
这是盛大的凯旋仪式。中国皇帝离宫出行和回銮凯旋，总是有着盛大豪华的场面。仪式上，除了多种多样既定的护卫以外，每隔一段距离，皇家部队的骑兵都形成了弧形护卫队形。皇帝凯旋队伍所经过的街道，都进行细心的打扫清洁，参加仪式的人都要打扮一新，鲜花和绘制的各种带有丝带做成的装饰物，把他们装饰点缀得富丽堂皇。
这种仪式以40名身着镶金红色服饰的侍卫开始。最前面的四人举着绣有皇帝服饰和金黄色的龙的图案的锦旗，其他人有的打着灯笼旗，有的打着遮阳伞。这些都是精心制作的镶有金饰的华丽的制品，持有长枪的剽悍骑兵穿着绿色镶金的服装，马鞍是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官员同样穿着节庆的服装，帽子是红色的，帽檐是黑色的，孔雀羽毛的花翎飘动着。两个年轻的贵族，手捧香炉，在那至高无上的、掌握着和平与战争的、身着与众不同的醒目蓝色为主的服装的皇帝仪仗前走着。
轿帘是遮蔽着的，轿子的项盖是华丽的金饰的绣稳和秀美的丝带。木制的轿子漆成红色和金色，轿子上有着数量众多的杰出雕刻艺术，轿子由28名身着红色花饰的华丽服装的轿夫抬着，他们的腰带是绿色的，帽子的翻边上有银质的星形装饰，扛着脚踏板的人穿着同样的服装，在随行的贵族当中，有4位穿着华贵的由太傅抱着的王子，在这群人中的很多人捧着水果篮，分发给围观的人们。
皇帝的后面是皇后，皇后按照习俗穿着绣有金龙图案的蓝色长裙，并镶有白色的鼬皮饰带。同行的女士们也都身着同样的绣花的蓝色服装。后面又是一顶金色的轿子和一些身着红色和金色服装的侍从。
在皇室队伍的后面，是皇帝的护卫和长枪手，在他们的蓝色战袍上镶有金饰，他们跟随着一些身着镶有金饰的蓝色服装的武将，他们保护着皇帝的出巡。最后，出巡队伍以华贵的骑兵护卫和侍从们押运着行李的场面结束。
店主见我爱不释手，说可以转让给我。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350欧元成交。店主将框子拆下，我小心地把画卷起来，放在了手提包里，告别母子俩，悄然离去。
我走出这家店时已下午5点多钟，太阳就要落山了。我突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具体说是喜欢上了这个不足一华里的街道。再前后左右打量这个僻静的街道，路面铺有一尺见方的石块，已现斑斑痕迹，法桐金黄色的落叶洒满街道，它们错落地叠在一起，像块块有皱纹的金黄地毯（我想他们是故意不打扫的），树上还稀疏地挂着些残叶，微风吹去，飘然飞舞，悄然落地，静静的。在温暖的夕阳中，整个街道显得极其静谧美丽。我沐浴其中，多有惬意，似乎也觉得十几天的欧洲之行的劳碌疲惫，在这条小街的夕阳中一扫而光。
回国后，我专程拜访了我的老朋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字画鉴定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先生。据杨新先生考证：这幅铜版画所画为“凯旋”仪式，铜版刻制于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那么，原稿的创作应在此年以前，究竟是哪一次凯旋呢？又据图中所画景物，以及牌坊特点，似乎应是从永定门至前门这一带。那么乾隆皇帝只有南巡和到南苑围猎、銮舆才走这一条路线。而街道肃静，没有闲杂人员，而又有临时搭建的礼棚，很有可能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弘历第六次南巡回銮的记录。因为乾隆这一次远巡江南，从正月出发，直至四月才回京，所以才会有既隆重又肃静的场面。可惜原稿今不知存何处，所刻制画面，也不知是局部还是全貌。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杨新先生认为，这幅画与存世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来比较，原稿的创作有两种可能：第一，出自中国宫廷洋人画家之手；第二，由中、西皇室画家合作完成。但是，经过西方工艺家刻制成铜版，在技法和表现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进行了一次或二次西化。例如，天空云彩的描绘，已完全是西洋技法。所以，这幅画是一次中西艺术交流的成功尝试，是一幅中西艺术合璧的艺术珍品。
看到这幅铜版画，我当即想起乾隆时代的朗世宁。清政府曾将朗世宁所绘《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拿到法国赫尔曼铜版公司制版印刷，至今故宫还保存有当时的印刷品。而这次出巡专门印制成铜版作为礼品赠送法国储君，可以肯定的是一次重要的文化艺术方面的外交活动。
从法文说明文字的语气看，是出于法国人之描述，这反映出欧洲人对中国皇帝奢华的羡慕和惊讶，也显示出大清帝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分量和地位。另外，把画拿到欧洲刻版印制，也说明乾隆时代对西洋艺术和现代科技的向往。它是其他诸如瓷器、丝绸、工艺品等礼物所不能替代的。仅就这一点，这件铜版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这幅画的原稿，我认为应该是宫廷中的西方皇室画家为主完成的，画这幅画的人应该是宫中的西方画家意大利人潘廷章、法国人贺清泰等人。他们都是乾隆的宫廷画家，深受乾隆喜爱。
要探寻这幅画的历史，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宫廷铜版画在中国的历史。
铜版画今天在中国虽然凋敝（现在在上海北京又开始复苏），但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十分兴隆。乾隆皇帝曾经亲自监制，由供职于宫廷的中外画家创作，绘制了以平定新疆、平定台湾反叛等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一系列“战图”，这就是现珍藏于故宫的清代宫廷铜版画。这批铜版画由于忠实地记录了清王朝统一中国的伟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宝。
1755年、1758年、1759年，乾隆皇帝先后胜利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回部大和卓、小和卓的叛乱，确保了西北边境的安定。热爱艺术的乾隆皇帝突发奇想，决定制作铜版画，以做伟大纪念。这套铜版组画名为《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乾隆平定西域得胜图》），共16幅，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纸本印制。
这批铜版画都是由一些当时在宫廷中的外国画家起草的，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贺清泰、波希米亚人艾启蒙、意大利人潘廷章。郎世宁是其中的领袖人物。
郎世宁等4人的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它送往欧洲制作成铜版画。原先打算把图稿送到英国去。当时，欧洲耶稣会驻华会长正在广州，他是法兰西人，便在广东总督面前力陈法国艺术为欧洲之冠，主张将图稿送往巴黎制作成铜版画。乾隆欣然同意，4幅图稿，并附有乾隆上谕的拉丁文及意大利文译本，以及郎世宁的一封关于制作要求的信件被送往法国。由当时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接洽承办此事。为此双方订立了契约，这份契约的法方文本，现在由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收藏。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战图》的其余12幅图稿也随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分三批送往法国。雕版印制工作前后进行了9年之久，其间清内务府曾让广东海关催问过多次。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10月，广东海关接到从欧洲海运来的第一批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