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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犯罪。正当在我国缺少两千万壮年人和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及我国欧洲大半地区的人栖身于土窑中的时候，居然有人指责俄国人想侵略，这要么是不讲道德，要么是无知。”
第五十章 罗门（四）
在飞机上，他买了一瓶扁瓶装威士忌，正好230克，打开金属瓶盖，咕嘟灌了—大口。没感到热，咳嗽不正，好像着了凉。他喝了一口又一口，漱漱口，之后牙床才开始发热，冰冷的感觉逐渐消失，身体渐渐变暖。
应该好好睡一觉，罗门对自己说，到马德里就顾不上睡觉了。现在就睡。不过要先拟个计划。只有把事情办妥了，才睡得着觉，否则，你心里苦恼，就合不上眼，即使闭上眼睛也睡不着，他想，因为你对克丽丝塔毫无办法。她经常在你面前，而你却为自己想出这些鬼计划，想避开折磨你的事情。但是，永远，永远，永远——上帝，多么可怕的词，像个坑，不，比坑更可怕，像弹坑——你永远也躲不开你知道的事。让我们追求真理的志向遭人诅咒去吧！让探索本质的愿望见鬼去吧！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把你看见，听见和知道的事都一笔勾销，何必苦苦去问个为什么呢？难道是叛变行为？叛变就意味着你的朋友，你爱的人，你信任的人已经死了。不，是你自己死了。你为之献出忠心和灵魂的那个人在你身上死了。这是你的悲哀和绝望。而出卖你的那个人还活着，活得很好。我心里的这些话多别扭！罗门想。这些话就像石头。他永远忘不了那两块黄白色针状的奇怪石头。那是从他的森贝拿尔狗萨利身上摘除下来的。那只狗是罗门的父母养在农场的，大眼睛，性情温和，面部漂亮而忧郁，名叫萨利。萨利有一天突然爬在草地上起不来了，有客人到时，只用尾巴拍打地面。罗门当时认为，它不过不想动罢了。它在你这儿变懒了，他对母亲说，你太娇惯它了。妈妈回答说，萨利不吃东西，鼻子发热。而他说，不是这回事，大概你昨天给它喂得太多，一定很香。客人走后剩下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橄榄油炸土豆，骨头，表皮松脆的面包。妈妈当时说我没有怜悯心，但我不生她的气。我很早以前就不怪罪妈妈。她性格古怪，始终情绪低落。但她是妈妈呀，父母是不能选择的，也无法责难。当时把萨利送到医院，因为它开始哀嚎，睁不开睫毛黑长的圆眼。外科医生不在。那天是星期天，他去自己的牧业农庄。罗门相信，狗确实有病。
他开车去找到医生，把他拉回诊所时萨利已经死了。妈妈说，可怜的小狗停止了嚎叫，她把一只手放在它的头下，对着它的耳朵低声说些温情的话。
医生作了解剖，拿出两块黄白色的针状石头给罗门看。
“如果你早来一天，”他说，“你的狗就能活。你可以不相信人，但要相信狗，它永远不会装病。如果它哭了，说明它是真哭，因为它忍受不住疼痛。”
罗门喝完威土忌，抽口烟，问自己，现在怎么加生命只能在它应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任何打击迟早都会忘记，成为一种心灵的胼胝，就像骨头一样，那个地方断过一次，就不再断第二次。但是，对骨头是好像，对心灵是悲剧！我们常常混淆概念，通常所说的“忍耐”，实际上不就是残酷，或者更坏，是铁石心肠，冷淡无情，漠不关心！他一直看见克丽丝塔那双眼就在他面前，只大，又蓝。可是，有时她的这双眼变得非常晶莹。什么时候？为什么？
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发现她的眼冷如冰霜，当时，他们坐在厨房里一张大橡木桌边（橡木能杀菌，不用桌布，不用漆，很卫生，这是父亲告诉他的）。他们谈到法国，说巴黎是个特殊城市，音乐之都。每个人身上都有音乐，甚至失聪的聋人还经常听到手风琴和吉他。旋律能穿透人心，旋律里有难忍的惆怅，有使童年用眼泪甜蜜净化甜蜜幻想的前奏。
“就在那里，我长大后第一次哭了，”罗门对她说：“那时我上完‘马诺莱斯科’，住在克希利一家廉价的旅馆，—时值秋天，下着小雨，墙上布满水印，街上空无一人，我站在窗前哭泣，像个孩子。”
“你可怜妓女吗？”克丽丝塔当时间，这话时，嫌恶地瘪一下嘴唇。正是那时候，觉得她的眼睛像冰一样晶莹冷峻。
“什么妓女？”他惊奇地说：“形势逼迫的不幸牺牲品。”
“男人，特别是天主教神甫把女人理想化，”克丽丝塔当时回答说，“实际她们是最普通最淫荡的母狗。”
“你这样刻毒地对待法国女人，是否有点过分？”
“不，我绝不刻毒”，克丽丝塔说着，站起身，走向炉灶，虽然茶壶托上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炒锅．也没有咖啡壶，但她仍然走向炉灶，罗门记得很清楚。
她太可怜了，他想，不让自己听那些黄白色针状石头一样颠来倒去在心里冒出来的话。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他重复着，以求不听到他不想听的话。因为他知道，除了无数次重复‘可怜的女人”，其他的话都会使他揪心疼痛。等等，他对自己说，想想她的眼睛第二次变化是什么时候？这很重要，你一定要想起来，他命令自己。他明白，他想压制一直存在他心中，使他一分钟也不能安静，甚至豪斯纳快速清晰，象金属一样铿锵回答他的问题时也折磨他的感情。
罗门向服务员又买了一瓶，同时心想，不应喝得大多，汽车停在巴拉哈斯机场，他离开车，没有完全开到停车场，刚好赶上飞机。虽然他有使馆用车的牌号、警察不挡外交官，但是现在一切都可能变化。
我们相处的第一天，她的眼睛又变了一次，他想起来了。那时，我说要娶她，这不是和瑞士外交官奥谢姆开玩笑。就在那时候，她的眼睛变得特别晶莹。好像里面有一汪春水。他们农场的排水管下面，在父母卧室及夏天喝茶吃晚饭的大凉亭之间，有一只大桶，那里的水就是这样。罗门经常看桶里云彩的倒影，他觉得，清水中的云彩更美丽，有点虚幻，洁净无比，着色十分特别，为画家的调色板上所没有。因为颜料是人为的，而云彩是自然界的一种创造。
“你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回家时，已快黎明；克丽丝塔问他：“你为什么要结婚？”
“我一个人在床上太冷”，他回答，“我要节约用电，并且后来这些布制的加热器和插在里面的电线经常出毛病。”
“人家叫我什么的都有”，她那时说，“但还没有一次把我叫加热器。”
“习惯习惯”，他说，听了抛“人家叫我”这句话，他感到手指发冷，“人很容易习惯不可避免的事吗？” ”
“这倒是”；她回答，“啊，真是这样。”
在她关台灯前的一刹那，他发现，她的眼睛变了样，但未能认真看清，因为她眯缝着眼，蜷缩得像一块白面包，接着他问：“怎么样，暖和吗？”
她是个很坚强的人，罗门对自己说，我没有权利指责她。我能禁止她回家。当她从塞维利亚来的时候，我可以把她赶出去，甚至可以打她，但我无权指责她。因为与她有关的一切，是战争的结果。不是她自己想要战争，战争是强加给她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到来那样可怕，那样不可避免。当时人们什么都明白，但毫无办法防止这一可怕的未来。就像—场梦，你躺在铁轨上，看见火车向你开来，听见它越来越近，你明白，应该动一动，这个可伯的怪物就合从旁边驶过。但你得了意志麻痹症，你只能闭上眼睛，缩成一团，尽量变小了以便呆在车轮之间。但是，大概最简单的，唯一能挽救你的动作你都作不到。
人家给她说，她只有这样才能救父亲，他重复着，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救他。她处在现实逼迫之下。现实不仅操纵她的贞洁，而且操纵着父母的生命，她怎能反抗这残酷的现实呢？现在，把她派给我的时候，对她说，只有这样才能帮她查明。谁是杀死爸爸的真正凶手。我理解她，我理解她，他说。但马上又听到自己的提问：“你能否从自己男性的记忆中排除从你了解全部情况那时起就一直缠着你的幻影？如果你爱她，他对自己说，你应该忘记一切，因为你爱抛，所以你能作到唯一可能的一切。你不是天真的男孩，你是男人，男人了解生活不是靠听说，而是面对生活，不装腔作势，不粉饰遮掩。
正因如此，所以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他明白，无论我怎样努力。我越是要忘记这件事，我的生活，还有她的生活就变得越可怕。等等，他打断自己，不要忙，首先你应该看到她活着，脸上有雀斑，三角嘴，黑头发，一双淡蓝色的长眼，翘鼻子，漂亮而聪明的突额头。
也好，他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这是一笔很好的交易，没有比这更可靠的交易，其实质就是等待。人生就是延长了的等待，你越急于作事，就离结尾越近，就在“高兴”的小站上停留越短，因为永远追求等待。
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他命令自己如果你想做成你想作的事，请你想想事业。如果你强迫自己去作，那么，你必须决定，首先应该到哪里去？找埃罗尼莫？还是布鲁恩？哼，出于习惯，我还是去找布鲁恩，虽然我知道，他就是施季里茨，并且与威廉的人反对我的阴谋有关。难道他们在完成华盛顿的任务？难道一切都已在那里开始，而所有这些肯普和豪斯纳都是大棋盘中的小卒？不可能威廉也冒险反对我。“无论怎样，我是胜者。我代表国务院，侦察机关，鬼、魔、白宫，杜鲁门，说谁都行，只是不代表自己，我本人对他们算什么？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成千上万。不，看来这种人不多，因为都曾是我的朋友。不，为什么“曾是”？我的朋友是布列赫特和艾斯列尔。不知什么东西惊动了什么人，后来出现了乔治•；斯帕克和我们的通信。什么通信秘密？什么狗民主！什么修改宪法！哼，我没有看见各个坏蛋，但可怕地感到所有坏蛋都在身边！使这些没脸的人感兴趣的不仅是我，还有布鲁思，他们认为他与俄国人有联系。哼，阴谋家，该死的茹利•；威廉！他们还能给青年写书？本来不是那回事，他们编自己的故事，想出一些圈套，又害怕圈套，花钱证明白己正确，不扪心自问，也不对自己说所有这些都是鬼话，是希特勒分子的胡说八道，他们教世界互不信任，教世界内讧残杀。
对，首先是施季里茨，他决定、但马上又反驳自己，找肯普更好，把他装上车，说是有工作，制服他，因为我现在从豪斯纳那里知道，在那件事上能制服他。然后是施李里茨，最后才是克丽丝塔。
不，他对自己说，不许说她。你已会清晰地思考，你早就有就你像一个中断多年之后重上足球场的老运动员，你是—种牛骨冻，而不是人，所以，现在你不要再想你自己，全力以赴于事业，把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把自己的恋情和近友的恋情比较比较！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游戏条件，你就不能立足，如果你承认自己恋爱的痛苦并思考原因，他们不会理解你。他们以自己发明的结构为目标请你在这个结构中委屈委屈吧！不过，你只是你自己，所以，你有机动的余地。而他们是一大帮，有千丝万缕看不见的联系。他们动作缓慢，思想固定单一，因此，他们注定失败，如果你不犯错误。—切取决于你，明白吗？只决定于你！而不是别的任何人。
罗门看看气密窗。飞机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他想，而这里是天上，觉得速度最慢。你坐火车时，窗外的房屋、树木一撩而过，车厢颠簸不止，车轮咣当咣当响个不停，绝对感到速度飞快，甚至当你策马驰骋时，清楚听到风声在耳边呼啸，大地在眼前竖起。而这里，在空中，四个发动机全部开动，仿佛河流，森林在机翼下缓缓流动，似乎可以走出飞机，像漂浮在水中一样，而实际大大地超过这个速度。
精神的胼胝，罗门想，这也是精神的胼胝。它说明人类适应突然情况的现象。二十年前，飞行曾轰动一时，而现在，上天已成家常便饭，有多少思想诞生在这些装载地球之子的四马达驱动的机身？有多少人的命运决定于飞机能否飞到终点？那里有人盼它平安无事，或相反，有人盼它遇难。
顺便说说，他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真的希望谁飞不到马德里，那就是你。豪斯纳甚至祈祷上帝，巴不得我被摔死，被毒死。心力衰竭或得鼠疫而死。真有趣，这种祈祷算什么？
汽车仍停在原地。40小时内，上面落满了灰尘，红红的盖了一层。海明威写得对：这里是红土，正因为红，尘土才这样颗粒清晰。不灰，不粉，像世界各处的一样，但就是红。
他在汽车周围转了一圈，用脚试了试轮胎，看有没有松动，这是很容易发生的。只要螺丝松动，你就会飞进排水沟，挡风玻璃变成糖白色，眼泡被又尖又白的碎片划破。试试继续你的工作．罗门先生。
他坐进驾驶室，点看火，来了个急转弯，在自动电话亭旁刹住车，没有试线，拨了助手的号码，问南边的情况怎样，告诉他应该进快把客人送回。“客人”指的是克丽丝塔。回到车里向城中驶去。
在进入马德里的地方，他驶到路边，走进一家咖啡馆，问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孩：“这里的电话在哪儿，小朋友？”
“先生”，男孩一边回答，一边用湿抹布擦柜台，那用劲的样子，使人想到他好橡在打磨贵重的木器。
“我问，哪里有电话？”罗门重复了—遍，这次他感到惊奇，这里的人和外国人说话怎么这样困难，这样慢，总想从对话中找到别的什么意思，过于警惕，过于认真。
“现在我去叫爷爷”男孩说着走进通往厨房的小门。
西班牙人的这种门非常神秘，罗门想，仿佛吱嘎乱响的门后面不是这个房间，而是宗教裁判所的秘密法庭，里面坐满戴兜冒，留眼孔的法官。
一个酸圆形软帽的老头走过来，打了招呼，问先生要什么。
“我需要电话，”罗门不耐烦地说：“你们有没有电话？”
“哦，先生，我们咖啡店刚刚开张，不能一下啥都各齐，应该攒钱……”
“对面的酒吧间呢？”
“我认为不能去竞争者那里，先生”，老头回答说，“这会形成误会。你知道，人们怎样互相怀疑。”
罗门回答说他猜到这一点，说声再见，快步走出咖啡馆。没有人监视他。不应当有，罗门想，我飞的不是直达航线，如果要监视我的话，他们得等到三个小时以后。
他又驶过五个衔坊，停在一家写有“埃克谢利西奥”大名的旅馆旁，旅馆招牌上标明是一星级的。也就是说这旅馆的房间没有洗脸池，比更不用说厕所。客人们得在冰冷的走廊里，排着长串，等候上厕所。没有什么比在走廊里的厕所旁受罪更难堪，特别是当你的肚子咕咕乱叫时，你面前还等着三个人。旅馆的名字随便点就好了，他想，但马上又反驳自己，那样的话，谁也不在这儿留宿。主人的目的在于声望，西班牙人讲究这个。如果你在“埃克谢利西奥”留宿，说明你是个严肃的人。所有“格林纳达”，“巴黎”，“托莱多”住的都是骗子和奸商，一个贵族也不在这种名称平庸的旅馆里住。
他把硬币放在守门人面前，用眼睛指指电话机。
“先生”，守门人高声惊叫一句，仿佛说生死悠关的事，把电话机推给罗门。
他拨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号码，转档案室：“听说安赫尔先生家装了电话，劳驾查查他的分机号码，”
“安赫尔先生没有电话，”姑娘回答完，摇了回铃。
真差劲，罗门想。我确切知道，已经给他装了电话。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给他安电话。他们想监听布鲁恩的所有谈话，这就是给这个安赫尔个人号码的原因。不过，要是处在姑娘的地位，累得要死，所得没有几文，我也会狠心地掐断所有谈话。人们只有珍视自己的工资，才能可靠地干活。其它都是胡扯。谁也不会按半价出卖自己的面包和鞋。
“小姐”，罗门又拨了一次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号码，说道：“我是安赫尔失生的主治医生，他的化验结果很不好，我一定要叫他去检查，否则他可能死去，难道你愿意一个老人死于你的过错？”
“他一点不老，”姑娘回答： “对他有什么事？告诉我，我转告他。”
罗门向小姐解释说，她未必能记住医学术语，不过，难道交班时没有人转告她，两天以前．按医生的请求，专门为安赫尔先生安了电话。
“请等一下，”她说：“我试试。”
我胡说些什么，罗门想，我在飞机上喝的威士忌酒还没醒，所以不单是胡说，而是不可饶恕的胡闹。姑娘现在就会把我的话告诉那个老头。那就让她去讲吧，罗门对自己说。不过我觉得，只是觉得，一切大概要在几小时内解决，所以我要抓紧。如果一切都像我想的那样，我就不会着急了。安赫尔先生对所有的事怎么想，他怎样向自己在德索尔广场的保护人报告这个奇怪的电话，一切都决定于几小时，然后所天由命。不能往前计划得太远。不是因为你计划得不好，只是地球上还有二十亿人在你旁边计划。计划的交叉这样突然，具有这么多不可预见的东西，连最准确的提纲也可能因某个未见面的茹利先生或安娜太大肚子疼及她或他不给里普根打电话而告吹。里普根应核对阿尔瓦雷斯先生的事采取决定，阿尔瓦雷斯与列茨比先生有联系，你的提纲一个环节的解决就决定于这个列茨比。
“喂，我给你接通了，博士，安赫尔先生的分机号是312。”
“谢谢你，我记下，312，”罗门重复着，把烟盒挪到自己身边，惊奇地发现他的一根指头机械地画了三个数字。
“我是安赫尔·德·巴利马”，他听到老色鬼有点激动的声音。埃罗尼莫说，美男子同拼命反对长枪党，拥护国王复位的保皇派有来往，有时派他到英语国家来的外国人那里，看来访者是否带有共和派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