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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罗门打开房门，首先定了出去，笨大的皮鞋哆哆作响。他像孩子一样敏捷地下了楼，看也没看施季里茨就走上街道，接着走到拐角处，那里停着一辆蓝色“福特”牌轿车。
在车里罗门说：“霍斯‘尼普斯……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是共和制拥护者吗？在法国银行工作？他是共和制拥护者，如同我是民族主义者。1945年4月之前，他是里宾特洛甫研究处处长助手，负责拉丁美洲。这是2号，家住阿根廷，有妻子和3个该于，他在这里合法居住。在马德里他交际广泛。是阿板廷国籍，出身工人，曾任突击队员，被送往海德堡学习，当外交部迫害没有加入你们那可恶的纳粹党的外交官时，他被派到外交邦……我需要他们的关系，任务明确了吗？”
“你呢？”施季里茨问，然后冷冷一笑，“你明白自己的任务吗？”
第十五章 秘密通信（一）
1、
西班牙，马德里
美国大使馆
致波尔·罗门
1945．11．2l
亲爱的波尔：
直到今天，我才得以悠闲地喝上一怀水，平静地端详了爱莉扎维塔，还和迈克和约瑟夫玩了一会儿侦探斗歹徒的游戏，然后穿过客厅，又四处看了看，便回到房间，安静地上了床。说真的，我没法入睡，但这可不是因为身体不适或心情烦躁，而是由于这两个月来精神极度地紧张。所以在这以前，我简直没法坐下来结你回信。
明天我就要离开华盛顿，到了好菜坞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安顿下来的。
九月初，罗伯特·麦克找我去，问到了日常生活情况，问我对在和平条件下的工作有无兴趣？是否有寂寞感？想不想周游世界？
我说，傻瓜才会拒绝周游世界的美事。我真想和艾莉扎维塔带着孩子们去旅行。麦克说：“战略情报局已经不存在了——这使我感到震惊，我们都要转到国务院去工作，那里格设立一个调查局。按照一个外交官的身份当然不能一个人外出旅行，还得带上家眷。要不然别人往你床上塞个漂亮姑娘，谁能保管你不向她泄密呢！”我和他都笑了起来。
我说，把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调到国务院太荒唐了，我们披看外交官的外衣实在不自在。我们和外交官是按不同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因而思维方法也大相径庭。
麦克点点头，但接着说：“要学会做外交官，哪怕是学做魔鬼。不过，他们也不愿相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这是派系之争，是政治。以他们的观点看，我们是历史清洁工俱乐部的。”
你怎么会带看政治眼光和他们在马德里的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呢？真是可伶虫，太有趣了。
最后，葡萄牙、西班牙和摩洛哥任我选。我立即否定了西班牙。去马德里你也不会赞成，让疯子比尔独自在巴斯克地区——安达鲁西亚和被占领的加里西亚就够了。摩洛哥倒是很吸引入，但不能和那里的西班牙人生活；你需要的不是我说的这种人，而是阿拉伯人，真正的洛伦索胡人。葡萄牙呢，我和爱丽扎维塔都非常满意，“孩子们可以学会说卡莫恩斯、瓦斯科和加马等地方言了。”
像我们别的伙计一样，我到了国务院。一个满头银发，蓄着小胡子，看起来很和蔼的老头接见了我。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打一个兰白色的蝴蝶领结，就坐在我的对面。不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女秘书给我送来了砌啡和点心。他向我介绍了我的外交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我当时面临的情况相当复杂。很自然，我不可能把麦克交给我的任务又透露给他。我假装虔诚地说，我们是山姆大叔的属下，只要对山姆大叔有利，我愿意服从命令，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尽职。
接待我的人又说 “演讲述一下你在杜诺万那儿的工作情况。”
我回答他，现在实在是无可奉告，这是我们内部的纪律。未经我的上司同意，我无权透露我全部工作的细节。
“你就不说细节，谈谈大致情况吧。”他提议道。
我粗略地谈了谈我是从《邮报》社进入战略情报局的，在新英格兰学过西斑牙语和葡萄牙语。1940年我在荷兰工作，还勉强学会了德语；尔后又在非洲呆了些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他还问我是否受过嘉奖，我说受过两次，他对此颇感兴趣。他又问我在新英格兰还学过什么。我说，从童年时起，我就对法国革命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父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因为我母亲是法国人。
他点燃了一支烟，继续问我受谁的派遣以及与法国共产主义地下组织是怎么建立联系的。
我说。如果他知道这些事实，那么也应该了解是选派我去做这项工作的。
“斯帕克先生，在你的档案上写着这是由你提出建议的。”
不错；是我，我想。我沉吟了一下，我记得奥尔索普是如何向我转达麦克的指示的；甚至还记得，1944年4月初他在伦敦的‘丘吉尔’饭店的咖啡厅，对我说的这件事。当时我们在诺曼底准备登陆。
接待我的人还问我究竞与刚一位法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我说，我被派到那里时是在5月，当时纳粹分子已占领了法国，我与法国共产党都是秘密联络。在他们那里，他们叫我“皮埃尔”，而我称他们为“约瑟夫”和“马德林。”
“但你和他们见面的时间是在我们解放了法兰西之后．对吗？”
“不是。”
“这就怪了。”
“我们进入沦陷了的巴黎只呆了九天，被重新派到葡萄牙去了。”
“在巴黎不是发生过抵抗运动吗？”
“当然。这件事我们还在报上写过报道。”
“依我看。这只是一场把戏，无非想给戴高乐捧捧场而已。”
“我实在不懂你的意思，我还在那里打过仗。”
“和共产党人一起？”
“不完全是。当然，他是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
“那么在这场运动中，你也没有打听出谁叫什么名字？只知道‘约瑟夫’和‘马德林？”
“不，我曾和罗尔。堂喀上校的司令部联系过，他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是真实的。只是我记不得他的真名叫什么了。”
“你直接和他联系过？”
“不仅仅和他。”
“还有谁？”
“里昂列希少校。”
“这是真名吗？”
“我不便于问他这个，并且也没有机会，当时是在打仗。我只知道他在西班牙参加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他还认识我们林肯营的弟兄。”
“哦，原来这样……。他会说英语吗？”
“是的，说得很流利，但带点法国人的口音。只是这时我联想到法国人操着我们的口音是多么有趣，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普罗旺斯的人。总之，所有的南方入都带有某些特别的口音，就像小孩无法防范地方口音对他们的影响一样。”
“告诉我，”他打断我的话， “你和里昂列希谈过西班牙的事吗？”
“我们讨论过该如何清除那些房子中的还没有引爆的地雷；谈过怎么和我们的先头部队联络。”
“进入巴黎后，你还遇见过他吧？”
“我们进入巴黎后，我就和我们的人整整狂饮了一周。”
“是和哪些人。
“波尔。罗门、约瑟夫。奥尔索普、欧内斯特·海明威。”
“大战快结束时，他就调到你那儿去了。”
“是的，我认得他，我和他还在这间办公室谈过话。他是不个马克思主义者吧？”
“如果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就是个芭蕾舞女演员了。这可能吗？”
“你知道吗，他是卡恩教授的门生，那位教授从来没有隐瞒过对那个犹太老人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喜悦。”
“看来，你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喽？”
然后，那接待者又问海明威是不是写过报道有关西班牙的人。我回答，他不仅写过报道，而且还写过书。他说，他看过，但记不清内容了。他不喜欢艾尔尼的风格，满篇粗话，词句刻板，语言俗气，而且把间谍的职业太浪漫化了，在他们的头上描绘了一轮光环。这些都是由于对生活无知。他说，
“我本人1917年就在法国做过间谍工作，钻过德国人的铁丝网，至今还历历在目。这一切都是为了刺探德国人的部署。”我发现，他大概并没读过《钟在谁的身后鸣响》，而只是所过一些不喜欢艾尔尼的人的意见。事实上，许多人不喜欢艾尔尼是因为他太有名气了。我认为，他根本投把约旦理想化，甚至于还相反。
“喏，愿上帝保佑他，保佑这个海明威吧！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吧？”他接着说，“你对什么工作成兴趣？领事工作、政治分析或者研究你有可能去的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
我说：“最好是能发挥社诺万和杜勒斯在我们和纳粹分子作战交给结我们的专长来使用我。”
“好吧、我会把你的愿望转告给上级的。最好是在星期一，你给欧洲司打个电话。”
谈话是在星期四。我和爱莉扎维塔把孩子们留结她姥姥，就动身去了纽约。
那个周末过得很惬意，我们拜访了罗伯特和杰克。我们在一起回亿往事，还看了一出喜剧。
在杰克处我们还遇见了贝托德·布列赫特和汉斯·埃斯列尔。他们正着手在好莱坞拍一部大型电影。
埃斯列尔请我向你转致敬意，而布列赫特却说，1942年，你被派到敌后去之前，给他提供了有关纳粹的情况，简直把他给怔住了。布列赫特说想结你写信，但他依旧是那样，对什么都无所谓。
你的地址先被他塞在裤袋里，后来又被夹到公文包里；再后来呢，又塞进了皮夹克；最后，肯定是弄丢了。
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唐人街共用午餐，随店又去看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才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星期一我按那老头给的号码给欧洲司去了电话，他们知道是我去的电话时，要我星期三再去一次电话。对此，我极为不满。一个有传统习惯的国家机构，离了当官的就不能对付派系，见鬼！
星期三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又叫我星期五再联系；可到了星期五，还是没有个所以然，我找到了自己的人，他们告诉我，麦克因紧急任务去了欧洲。
我真像在一个公司里，忍受看破产之苦。
星期一接待我的人又告诉我，他们不能派我去国务院工作。
我完全结窘住了：“为什么？”
“无可奉告。”
当时我和艾伦·杜勒斯通了一次电话，请他给我两、三分钟的机会。他细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应当积极争取，并答应帮忙。
星期四我再次和他通话，他说，国务院不肯让步；说我和共产党人有联系使他们为难。“应当等待，乔治，”他说：“等一等吧，兴许像斯大林说过的，‘我们也会有希望的！”
你也许有体会，战争不允许我们过多地去考虑积蓄。当缴纳房租的日期临近时，我才感到事态的重要性。我又去找了自己人，想和杜诺万谈谈，但他到纽伦堡出差去了。他将作为原告代理人，去掏开纳粹猪锣的胸膛。那个专门寻找内部奸细，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司提门斯，也就是接受录用我的人，你一定记得起他。他说他想帮我，只是根难向国务院开口。官僚们，就怕自己的影子。
又过了五天．我开始心神不宁了。我顺便去了银行，看了一下我的帐日，显然，再过两周，支付保险金的日期临近时，我就不得不求人借钱了。
我不得不马上和报界联系，见到了施列辛杰尔和马尔库斯，还打电话向底持律方面求救。他们把我弄到新奥尔良的一家报社。那儿将给我提供一个去圣地亚哥的职位。可爱莉扎继塔说那儿热得受不了，不能撇下妈妈，老太大心脏受过两次刺激，带着她去那儿有危险。
司提门斯终于来了电话，还结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星期五晚上，他建议我马上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联系。他说好莱坞要聘—个懂得政治、战争和一些侦被手段的顾问，周薪是200美元。报酬并不优厚，但有点也好。从没伯过失业，从没想过我会在生活中遇到达个难题。
我给布列赫特挂了电话，他很高兴我有可能去好莱坞。他说顾问编辑的工作很有趣，这与创作接近，但不是什么官职，但你越编得离奇，越富有童心，越给人带来愉快，你也就越受到重视。
你无法想象我的那个该死的周末。我为自己在短短几周内的变化而震惊——我也会找不到工作闲呆着！鬼迷心窍，我选择了个历史学者的职业。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法学家，你什么也不怕。如果谁要赶你走，你可以去任何—个事务所，干自己想干的工作。一个善于在我们法典的条文上巧妙爬行的人，到处都需要他。我羡慕你有这样好的专业。谁要是给你脸色看，你就凭你的《日尔曼渗透欧洲》你就可以当三次博士。顺便说一句。我讨厌那个打蝴蝶结的魔鬼，他提过你的名字。虽然他也在敌军腹地的铁丝网下爬过，也为把马恩城下德军的军事部署的情报弄到手卖过力，但他显然是一个门外汉；就像是一部乌七八槽的广播剧中的私人侦探。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侦探即使和银行家、失业者、妓女、修女同聚一桌，也会找到共同语言。
星期一我竭力克制自己，9点钟拔电话。直到9点30分，我才拿起电话筒。
“是的，我们可以雇您，您来签合同吧。”
“机票我自己付吗？”
“当然，您又不是汉姆弗里·波加尔特。”
“那么，我对你们有用吗？”
“首都一些有影响的人都出面为您说情。昨天布列赫特谈了您的很多情况。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埃斯列尔以及一些有名望的剧作家和音乐家。”
洛杉矶真是个炎热的地方，而好菜坞又使我非常吃惊。宁静、挺拔的棕桐给人以安祥的感觉。无论哪一厂家的电影都不会像我们的电影那样富有生活气息。批评也罢，诽谤也罢，只有那些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才会贬低好莱坞。
几周来一种悯然若失的感觉萦绕着我的心，我喝了杯葡萄酒，然后就上床睡觉。爱莉扎维塔已发出了轻柔的鼾声，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发现我身边的她依旧是那样的温柔、美丽。我们结婚9年了，但仍是那样情深意浓。我起身来到书房，给你写了这封长信。
给我回信时就窃到“使馆公寓”，我在那儿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间。在爱莉扎维塔末找到合适的房子前，我们暂时就住那儿。
当然，你如果能来此地度假，我们会热烈地欢迎的。常有许多年轻、可爱的姑娘到电影厂来碰碰运气。如果你和她们山盟海誓，无论什么时候，她们是不会毁约的。趁早忘掉拉伊扎旧，不要再想她了。我在纽约见过她，忘掉她吧！心里一有害就心烦意乱。这种扰人的思绪比十月里嗡嗡乱闯的蚊子还要可伯，好像由于寒冷的临近；它们更疯狂地蛰人。
我努力不让自己流露激动的感情。记得杜诺万是怎样地教我们克制住—切对我们职业不利的感情。我的理智时时提醒着我，但人不是一台历单的机器。没有什么比受到不公平的持遇更令人伤心的了，你说呢？让那个国务院见鬼去吧！杜勒斯是对的，应该等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的
乔治·斯帕克
2、
美国、好菜坞
使馆公寓
致乔治·布·斯帕克：
不知为什么，你的信使我有些忧郁。脱离历史的经济学是难以想象的。你所谓的我的“安定”的职业实在并不令人羡慕。我重读了你的信，我从中看到了西塞罗的古词，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我们尽力为之做出贡献的历史时代正在纪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既然杰出人物足历史的顶峰；既然人类并没被凯撒、斯巴达克、马其顿王朝、克娄巴特拉、伽利略、路德、克伦威尔、彼得大帝、拿破仑、华盛顿等这一类人所娇惯，既然每一种思想的飞跃将为一个新思想的世纪所代替，那么当我们获得像罗斯福这样的伟人所赐与的幸福时，我和弥留下的不过是对那个时代的甜蜜回忆。
我深信，罗斯福不会再回来了。有人要提出代替他的方针也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还不太理解那些围在杜鲁门身边的人能为国家和世界创造出什么样的前景。他并不出色，根本不应成为我们的国家领袖。我想，杜鲁门将竭力消除罗斯福的影响。当大家都在谈论他的名字，谈论无名的先驱者和庞然大物时，才能使人们忘掉罗斯福。但要做到这点，需要明智和有分寸。看来，在这上，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已明确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第一，必须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清楚构成威胁的敌人是谁；第二，必须找到战胜这个敌人的良策；第三，应当向人讲明，这场战争的胜利会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好处。纳粹主义巳被消灭，日本侵略者也投了降，那么，威胁美国的是什么呢？是经济衰退吗？假定是这样。是精神价值危机吗？这也有可能。因为代替战争理论的绝不单是和平思想的到来。你知道如何克服经济衰退吗？我反正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人认为，经济嘛，这很简单，只要投资就行。这是外行人的话。你知道如何克服精神危机码7我还是不知道。看来这需要时间，需要在国家内部造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可这太难了。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使全国人民明白谁是威胁美国的敌人——无论是失业的幽灵也罢，《黑色的星期五》之害也罢——，那他就是一个学识肤浅的政治家。斯大林够得上是个强大的敌人，这不仅捐他个人的力旦有多强大，他充其量是个斗士，而是指他企图奴授世界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徒。正因为如此，那位银发者头才那样详细地盘问你同法国共党分子接触的情况；决策的’制定者必须是一切着眼未来，而不是留连过去！那么你还有必要去评价过去发生的那些毫无逻辑关系的而且是事在必行的事件吗？我们只好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