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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否真的出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之中。事实最终将证明，它们会像粉笔画出来的线条似的，不会带来任何害处！但是，如果您不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肯定会感到震惊。您虽然这么写，但您的劝告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好处。“劝告！”——不！我从您那儿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劝告，我需要的是您的信任。当然，这不是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信任——我所需要的是：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您都信任我。这种信任将留在我们所要分享的所有事物之中（您瞧，我说的是“我们”）。通过您，我将变成我自己。
您的小女孩
接下来在罗马发生的事使我们占了上风：尼采真的来了。保罗和玛尔维达都是尼采的朋友，他们把有关的情形写信告诉了他，他居然意外地从迈西耶来到了我们这里。随后，更加难以意料的事发生了：尼采一听说保罗和我的计划，就参与了进来，这样就形成了三人同盟。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将来所居住的地方很快就确定了：那就是巴黎（我们本来想去的是维也纳），因为尼采想到那儿去发表演讲，而保罗也曾在巴黎跟屠格涅夫有过交往。我们的玩笑都轻松而无邪，因为我们都喜爱玛尔维达；而尼采则往往兴高采烈，所以他会抛弃平日里有点沉默寡言甚至庄严肃穆的气度。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表现出了这样的气度，至今我还能回忆起来。那时他被引到圣彼得大教堂，保罗在那儿既着急又虔诚。他坐在忏悔室旁边，忏悔室里面的光线非常明亮。尼采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我跟他的关系开端很好，但中间起了转折，这一转折促使我跟保罗重新考虑我们的计划，因为第三个人加进来之后，情况就变得复杂了，那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事实上，尼采有把握简化这种情形：他请求雷为了他而放弃我，还要我嫁给他。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如何在不伤害我们这三位一体的前提下，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决定向尼采说明：我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婚姻。不过，我也要指出，我得靠我母亲的津贴生活。如果我结婚的话，我就会失去那笔津贴中的份额，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俄罗斯贵族的惟一的女儿享受那点津贴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2）
当我们离开罗马时，所有的一切似乎都确定下来了。在临近出发时，尼采连连遭受病痛的“打击”——以前也正是这种疾病使他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的教席，这种疾病开始时候的明显标志是可怕的偏头痛。我们一起停靠过好几个地方，比如意大利北部湖泊区的奥尔塔。由于我和尼采在山上呆的时间太长，而且没能准时去看望我母亲，所以我们在无意之中惹恼了我母亲。我觉得，如果她继续跟我一起走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雷一直守在尼采身边，他一方面得想方设法让我母亲保持愉悦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对我和尼采相当恼怒。离开意大利之后，尼采顺道去了趟巴塞尔，但他很快就在鲁塞纳跟我们重新会合了。因为他觉得雷在罗马为他所做的调解工作并不真正有效果。他想跟我面谈此事，他一直想这么做。同时，尼采还促使我们三个人照了张合影——尽管这遭到了雷这边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一生都从心底里厌恶对自己形象的复制。尼采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不仅坚持要照相，而且亲自动手——比如，布置小马车，（实在是太小！）甚至想出了用丁香的枝叶装饰马鞭的拙劣做法。
尼采当时回到了巴塞尔，雷则继续跟我们一起前往苏黎士，他在那儿转道前往西普鲁士，他的家就在那边。我跟我母亲曾在苏黎士迷人的乡间朋友的住处呆了一阵子，直到我们去南方旅行。随后，我们取道汉堡前往柏林，在那里尤金也跟我们在一起。他是跟我年龄最相近的哥哥，是大哥把他派来的。大哥代行父职，来帮助我母亲。这时我和母亲战斗的最后的火焰突然燃烧起来。不过，我这边得到了帮助，因为雷一直使我很信任他，这一点也慢慢地影响到了我母亲的态度。事情的结果是：我母亲同意我在我哥哥的陪同下去雷他们家。雷从家里赶到西普鲁士来接我们，“强盗”和“保护者”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
我按照计划，在斯地伯一直呆到了夏末——肯定有几个月——直到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始，我们才跟玛尔维达一起去看望瓦格纳一家。我也因此而在瓦格纳垂暮之年跟他见了面，而且还跟随雷去观看了《帕西法尔》的演出。在《帕西法尔》两次演出的间歇期，我看到了瓦格纳的许多家庭生活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像潮水一样汹涌在他的周围。瓦格纳永远是中心，而且气氛总是那么快乐而高兴——因为他个子矮小，所以心头常常笼罩着阴影，但他像一股冒泡的喷泉一样，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又跳到那儿。他的夫人考西玛由于个子很高，又穿着长得不能再长的长裙，所以当她走过人群，显得比任何一个人都高——客人们一方面围着她，另一方面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位优雅而迷人的女主人跟玛尔维达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她还屈驾来看我，从而给了我畅谈的快乐，我们的话题总是越谈越多，非常广泛。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13岁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之子）的家庭教师斯坦因成为了我们的柏林圈子中的一员。我是在拜罗伊特跟他认识的，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早也是最忠诚的分子。在跟瓦格纳关系亲近的人中，俄罗斯画家焦考斯基成了我特殊的朋友，他有一枚小小的甲壳虫形状的宝石名章，这在一幅巨型油画的角上可以看出来，那幅油画就挂在瓦格纳的家里，客人一进门，目光就会被它吸引。画面上是瓦格纳“神圣的”家庭，齐格弗里德被画成了拯救者，丹尼拉被画成了圣母，而瓦格纳的另外三个漂亮的女儿则成了天使。
关于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那些让人目不暇接的活动，我不敢置一词，因为我其实几乎没有资格去参与那些事。我在那儿简直是个聋子，对所有的活动都缺乏理解，也不能从中得到快乐。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跟某个人比较相像的话，那个人就是玛尔维达忠心耿耿的女仆特里娜。特里娜发现自己整个被屈辱和羞耻包围着：瓦格纳似乎曾预言：像特里娜那样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女人，也会在音乐节上“张开耳朵”，也会得到真正的启示。因此，他们计划让她去看几次演出。不过，尽管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们，也很高兴，但结果证明这个实验失败了。因为当特里娜第二次去看《帕西法尔》时，她没有看出来那已经是“一个新的版本”了。为此，她无法隐藏自己的失望和沮丧。
在拜罗伊特呆了一阵子之后，我和尼采打算去图林根住几个星期——我们在那儿所住的房子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牧师，他碰巧是我在苏黎士学习时的老师的一个学生，所以我们有同门之谊。一开始，我和尼采似乎对各种各样无聊的话题都要争论一番，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话题，因为它们没有事实的基础。不过，我们很快就把争论置于脑后了，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则非常丰富多彩，而且没有任何第三者来打扰我们。在这段时间，比在罗马时期或在旅行时期，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尼采的思想。除了他当时刚刚完成的《快乐的科学》，我对他其他的任何著作一无所知。在罗马时，他曾给我们朗诵过《快乐的科学》里的章节。每当尼采朗诵的时候，他和雷的嘴里会不约而同地迸出同样的词句。自从尼采和瓦格纳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精神上，他和雷是并驾齐驱的。尼采偏爱格言体写作——那是他的疾病和生活方式导致的——雷天生也有这种偏好。他的口袋里常常揣着如拉罗什富科或布吕耶的作品，他在知识界的位置一直动摇不定。那时他正在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小型专著《论虚荣》。而尼采这边呢，他已经在开始收集他的格言，准备出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们在这部作品中感到了尼采这个寻找上帝的人的深刻冲动，他的思想来自宗教，而且正在走向宗教的预言。
我早在那时给雷的一封信中就已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在遇到尼采后不久，就写信跟玛尔维达说，尼采是一个具有宗教本性的人。她很不情愿接受我的这个看法。今天，我想再次重申这一点。我们会活着看到他成为某种新宗教的预言家，他会招募英雄人物做他的信徒。在所有这一切事物上，我和他的所感所想非常相像，有些话能异口同声地说出来。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聊啊聊，几乎要聊死了。奇怪的是，他几乎每天能跟我谈10个小时。这很奇怪，不过，我们的交谈使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陷阱，走向那些令人迷惑的地方，我曾经单独一个人爬到那陷阱的边沿，看到下面的深渊。我们就像两只山羊，如果有人听见我们，他可能会以为是两个鬼魂在谈话呢。”
当尼采跟雷谈话时，我不可避免地会着迷于他的言语和本性中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会得到完满表达的。对于我来说，其中夹杂着最最孩子气的回忆或似懂非懂的感受，这些回忆和感受来自我个人不可摧毁的童年回忆。不过，它们还不至于使我成为他的信徒或追随者：为了把所有这一切都搞明白，我得逃避这一切，所以我一直在犹豫不决。同时，这种痴迷伴随着某种内在的厌恶情绪。
在我回到斯地伯之后，我们在十月的莱比锡，又跟尼采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我跟他都没想到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逢。尽管我们三人一直希望将来能在一起度过，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开始影响我对尼采的感情？他越来越故意地暗示一些东西，要让我少想着雷。同样让我惊诧的是，他认为他的这种招数会起作用。自打在莱比锡分手之后，他才对我有了敌意和指责，这是我在后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中知道的。后来发生的事似乎跟尼采的天性和优雅举止极不吻合，那只能归因于某种外在的影响，因为那时他开始怀疑雷和我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比谁都清楚，雷和我之间没有那种关系。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是雷保护了我，使我不至于出丑，他把这丑闻掩盖起来了——我是在几年之后才明白过来的。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连尼采给我写的有些信件都一直没到达我手里。尼采在那些信里诽谤我，我至今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委。不仅如此，雷还对我隐瞒了这事在他家里所引发的震荡，他家人开始反对我，甚至厌恨我。这种情绪在他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打心眼里嫉妒我，想要一直独占她的儿子。
一段时间以后，尼采似乎被他自己所造的流言弄得不愉快起来；我们是从亨里希·斯坦因那儿知道这情况的，他是我们的一个亲密朋友，他跟我们说了在西尔斯·玛利亚发生的一段插曲，他曾去那儿拜访过尼采（在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他试图说服尼采跟我们和解，去除相互的误解，不过，尼采摇头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3）
从那以后，我听从了雷的策略，远离所有这一切，拒绝听取与此有关的更多的东西，不理睬来自尼采一家的攻击，甚至对尼采死后的所有文献也不闻不问。我是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写作《尼采在他的作品中》一书的。那惟一使我动了情绪的事实是：在他成名之后，众多年轻作家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信奉了他的思想。甚至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在仔细彻底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完全地理解了他。我只是想了解在这些客观印象之上的尼采形象。因此，就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存留吧。
同时，雷和我在柏林定居了下来。我们原先移居巴黎的计划先是搁置，随后彻底放弃了，因为那时屠格涅夫病逝了。那时，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已完全实现，周围有一帮年轻的学者，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讲师。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圈子迅速变大，人员也常常有变化。圈子里的人们都把雷叫作我的“荣誉女仆”，而我则被尊称为“阁下”。我的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称谓是根据俄罗斯的惯例传承下来的，因为我是一个贵族的独生女。在我们离开柏林去避暑时，如果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的有些朋友有时甚至会与我们同行。我能特别高兴地回想起来，有一回，在塞勒里那，我们跟磨房工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晚秋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雷和我才动身去南方旅行。那时，兰科特地区还没有通火车，所以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邮递马车，在冬天，人们用邮递马车来代替公共马车。我们一路平静而缓慢地前行，就像今天人们驾驶私家车出游似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想停就停下来。
虽然我们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我们的钱似乎还有所盈余。我每个月可以从我母亲的养老金中拿到250马克，而且我还可以从雷那儿得到同样的一笔钱，他把这钱定期放在我们共用的钱包里。手头拮据时，我们就学着储蓄和节约。
有一回，我们试图在维也纳度过一段冬天时光，我的哥哥尤金当时在那儿攻读研究生课程，不过，这次没有成行，其中的原因说来很可笑：我们在柏林租了三间房子，那个房东对我们有点不信任；而维也纳的房东认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所以完全赞成我们同居。我听从了雷的劝导（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总是比女人做得出色），我们只适合柏林的圈子，让其他朋友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任何人的家庭聚会上或流浪艺术家的聚会上——那些无知者会倾向于认为我对“文学”的兴趣只是附庸风雅。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我的第一部书。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我回去，而圈子里的朋友发现，如果有著作的话，你可以获准在别国呆下去。事实上，我的目的还真达到了，不过条件是我不能在书上的署名中用我的姓氏。因此，我用了一个假名，那是我的一个荷兰朋友的教名。那是他为我选的（以代替我原先那个很难念的俄罗斯名字）。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为上帝而战斗》，署名“亨利·露”——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是发行得最好的，甚至超过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后来我跟他们熟知后，还拿此跟他们开过玩笑，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于某些纯粹现实的原因，那本书中夹杂着我在彼得堡写的一些散记。在篇幅不足的情况下，又挪用了一部写得很拙劣的诗体小说中的内容，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内容改成了散文体。
我们的圈子包括了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不少哲学家。这个圈子原来是以哈勒尔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艰辛地劳作，然后胳膊下夹着一部手稿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极为私人性的演说，让我们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学的胜利与哀伤。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逻辑玄学、形而上学、心理玄学》之后，他在去往北欧的途中跳海自杀了。这一举动很明显是源于他的神秘主义。
不过，哲学对于人的心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煽动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从后康德体系到左派和右派的黑格尔主义，当哲学跟19世纪所谓的达尔文时代的反叛精神发生冲突时，便失去了动力。在头脑清晰的理性和客观的思想中，悲观主义的种种感想为他们清空了场地——不管它们是藏匿于潜意识之中还是公开受到承认甚至强调。这显示了某种对各类现实性努力的反应，这种反应相当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那些现实性努力的目的则是“打倒神灵”——为了真理而做出的可贵的献祭。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段时间称为“哲学的英雄时代”。在那时，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之“真”和诗歌意义上的主观之“真”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明显。正是因此，探索真理的努力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适当的领域之内，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夸夸其谈，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人性本身成了观照的对象，而且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个时代的意愿是把逻辑学的精密转变成心理学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面前弯腰屈膝，随后到来的是通过自我坦白而彻底屈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某种特别的自负。
甚至在我们的圈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他用一本格言集使自己变得举世闻名。他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他真正触及到了灵魂中的兴奋点，灵魂兼有理性头脑所给予它们或从它们那儿索取的东西，也经历了最客观的知识的痛苦和欢乐。难道尼采伟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现在这些东西上？难道诗性的和理性的力量不是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成功？难道不是精神的战斗和沮丧促使他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在尼采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下一个时代中，他的思想产生了反响。他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与我们的其他朋友的鲜明对照。但是，无论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问题的感受多么不同，他们全都赞成一样东西：客观的价值，他们全都努力地在纷扰的情绪和求知的意志之间描画清晰的界线，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把那种情绪从求知意志中分离出来。求知意志使他们努力地想要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从而把情绪作为纯粹私人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对于尼采而言，事情还显示了另外一面。他个人的处境、深度的悲惨遭遇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他就是在这一熔炉中锻造他的求知意志的。这种形式的白热化创作造就了《尼采全集》。在他的著作中，诗歌比真理显得更实在——他的诗歌一直在变化，他一直在使他的理论适应他的诗歌，这几乎是一种女性的顺从，因为它已经有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