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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六（3）
自此，我对以貌取人的俗人俗见，业已释然。
在工地的那些日子里，难过的是在雨天，我们一帮小伙子被困在山坡上临时挖出的土穴里无可奈何。那年月没有扑克，大家伙只能整日昏睡，也许我们实在太年轻了，睡不着便常去淘气，招惹一些事端。我们将土块投进正在熟睡的忠堂老汉嘴里，给他的脚心抹清凉油，然后看他是怎样出洋相。但这些很快便玩儿腻了。于是我们又开始倾巢出动，结伙到菜地里偷摸，西瓜地成了我们打劫的主要目标，当地老农也因此跟着我们没少受罪。
偷盗，做贼，这和我的秉性相距甚远，但我还是很怀念那时候和伙伴们一块偷鸡摸狗的感觉，其中虽然有失算时的狼狈，但也有得手时的愉悦，三瓜两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是刺激。然而，这种快活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几个人很快便因抗议带工的头头多吃多占被开除回家了。几个月的工地生活使我显得更黑了，但也更结实了。这时候，恰好生产队驻进了路线教育工作组。我作为一个能读报的高中生回乡青年，很快便被工作组的人看中，从此开始了一系列没日没夜的发动群众、调查落实、整理材料、汇报工作等，“文革”期间那些司空见惯的花招和俗套，也便成了我日常的工作。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七（1）
路线教育之后，生产队换了领导班子。我也像《骚土》里的贺振光似的，夹起了账本，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过去的那些年里，当地人因为我们蔡家是外来户，经常欺负我的家人。此时，他们看到夹着账本的我，也只好忍气吞声。父亲对我投以赞许的目光，在他看来，我似乎真的有些用处了。
生产队的会计是可以不下田干活的，这给了我许多空闲的时间来阅读马、恩、列、斯的几本书。我在阅读这几本书上下了很多工夫，又是读注，又是作笔记。这些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解除了我少年时期偏执狂妄的思维方式，使我的头脑开始稍稍变得科学、条理和逻辑化了。此时的我突然改变了以往的羞怯，站在一二百人的社员大会上，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起《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了。马克思、列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开始深深地吸引我，让我感到了德国大胡子的智慧。
这一年夏天，我倒了大霉。这是对我年少气盛和头脑偏激的一次报应，也是对我阅读马克思后狂妄行动的一次打击。我们生产队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派间的明争暗斗，一派是当地人，一派是外来的移民户。当地人一直掌握着生产队的大权，外来户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这样或那样的欺压。我作为一个外来户人家的子弟，身为生产队会计，便不自量力地按照自己的想像，打主意要与生产队的另一拨人对抗。我一出头，无疑给外来户壮了胆力，他们也乐意撺掇我干这干那，提供各方面的“情报”。生产队队长刘铁栓和我同岁，自幼一块割草，一块拾庄稼，曾是很好的朋友，但真到人间争吃争喝的角斗场上到底都还年轻。就这样，我们两人被那些看起来愚木、实际上却比我们狡猾得多的农人推到了前台。我深知自己生来不是当领导的材料，于是设想了一个计划，想通过大家的努力，将当地人当的队干部全改选掉。计划开始实施，村里几位积极活跃的骨干跟着我。通过这几位骨干，我们在当地人中间打开一个个缺口，使他们相信跟着我们这些外来人会比跟着他们当地人好过得多。我们几人经常聚在一起议论这些事情，渐渐地便成了公开的秘密，社员里一些人也开始朝我们一边倒。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机到来，时机一到，社员们就会一哄而起将生产队队长轰下台。当地人那一拨中的一些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暗中监视我们，并通过口风不牢的人打听我们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我是何等的狂热，就像当年共产党人搞地下活动一样，蹲在前院厦屋的板凳上，没日没夜地与人探讨，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指挥着大家秘密夺权。
一天夜里，震耳欲聋的砸门声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有人叫我和四哥。我和四哥一出家门就看见街道上站着七八条黑影，听口音极相熟，是民兵小分队的翟连长和小三他们几人。我们弟兄俩就这么被押进了大队部，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那几位骨干都丢头搭脑、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站在那里。没呆几分钟，我就被提到另外一间屋子，给了我纸和笔，要我写交待材料。这时候，我有些害怕了，但知道该怎么写，因为我觉得我有正义在，就有辩解的可能。于是我坐下来，行云流水下笔千言，直截了当地倾吐了我对人对事的一些真实看法。天亮的时候，我被放回了家，四哥却被留下来，与那几位骨干一起，在民兵的看押下，每人脖子上挂块牌子，敲着锣游街示众，罪名是开黑会。当天夜里，我再次被提了去。我和四哥，连同那几位骨干，一共十几人，被民兵们用枪押上了千人批斗大会。这年我十七岁。台上刺眼的汽灯耀得我睁不开眼睛。四哥比我刚强一些，他没大事一般，第二天又与其余几人在游街的队列里，朝着围观的人们嘻嘻哈哈地说笑。四哥的确受冤了！他一直在外干木匠活儿，因为收割大忙，才将他叫回来，他与我们这些事情很少联系，只是旁听我们的聊天，便成了“黑会”成员。这事情让我惦记了很多年，总是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他的硬气劲儿着实让我佩服。在游行的队伍里，他笑得那么开心，将押解他的民兵都逗笑了，而我却心情沉重，感到像被剥光了似的，站立在众人面前，又羞愧又恐惧，真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我甚至想，这下可完了，一切都完了，连同我的梦想。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了，太看重一些东西了，殊不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多年之后，我探亲回家，在街上偶遇已是公社会计的刘铁栓，幼时的朋友拉手一笑，一切就都冰释了。年轻不是一种错误，任何人都得经历年轻，何况那时我们才不过十七八岁，都那么不成熟，但拉手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都原谅了对方。
现在回想那一时期，该是我人生最丑陋的阶段。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为达到某种理想的效果，撒谎造谣，故意扩大和歪曲事实，甚至还背地里说人家坏话，还“挖坑埋地雷”，将对手陷于死地。这都是些什么事啊，但我居然都干过！不知搞“政治”的人是不是都得这样，反正那一时期我是这样的。那真是一场噩梦，一次人格的沦落。有了这次经历，我终于明白，人一旦投入到那种权力角逐的圈子，想卑鄙无耻居然那样容易。有时竟随口就来，不由自主。那段经历深埋于我心灵的深处，我将它作为永久的人生警告，悬挂在我人生的坐标上，并为之深深地忏悔。但是从中我也得到一个这样的启示：天底下没有神仙，没有圣洁无比的人。一个人没有道德崇仰，没有人格标范，没有心灵向往，假如再处在一个靠谎言和无耻来维持的社会环境里，他要想脏，很容易，而且可以要多脏有多脏！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七（2）
我决不会这样生存了，一刻也不。只是那时我没明白这个道理。
那年年底，我被评选为优秀会计，原因并非因为会记账，而是我能积极主动地给他们写那种套话连篇的材料。总之那次事件后，我竭尽全力在当地消除被批斗后的不良影响，洗刷自己所谓的政治污点。我意识到要想如此，必须设法获得更多的同情与谅解，所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很卖力。一次，村西头小伍家合埋人，我自告奋勇去帮下手，下到尸骨已经腐烂的墓穴里，看到一个让人吃惊的场面。这位墓穴主人，一个老人，几年前还拄着拐杖在村中行走，和我打招呼说话，如今却已尸骨显露，肉身已成黑色的浆汁，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此后三天，我没吃下饭去。那几日，我坐在黄土梁上，望着远方更大一些的山峁和沟壑暗自思忖。一切似乎都给我以警示：也许你很聪明，也许你很透彻，但这片黄土会消磨你，会吞噬你。假如你走不出这片黄土地，你的一切都将完蛋。而当时我已看到，对我来说，要想走出黄土地，当兵是惟一的出路。
就这样，我开始了当兵的准备。
西九爷家的全信哥，刚从部队复员下来，在公社里帮忙。我于是每日左右不离地跟随着他，听他讲部队里的经验。他对我说，弄通了马列的几本书，你到部队很快就能被人发现。我于是更加仔细地“攻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前面提到的那个带领民兵将我抓到大队部的翟连长，其实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还有大队文书根盈哥、支部书记王海哥，因为我的直率和善良，他们都向我伸出了同情的手，帮助我，使我得以顺利地通过政审、体检诸关。终于，我可以向黄土地告别了。领到军装的那天，天已很晚，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将父母外加给我的一切穿缀脱个精光，一根线都不愿留它，换上了大自己身材一号的军装，虽然它并不是我真正追求的，但是我迫切地需要它。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终于踏上了当兵这块跳板。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住。我知道家里人一定都沉浸在别离的悲伤里，所以也不愿见到他们。我住到了中学同学兼好友王成文那里。他住在隔壁公社，当时是公社的勤务员，干着些扫院烧火炉之类的杂事，为了走出土地，他也在进行着悲壮的努力。一次，他不知何故惹怒了公社书记，书记喝令他滚回去，连铺盖卷都差点儿给他扔出来，但为了内心深处那个不甘尘埃的勃勃志气，他还是强忍住了。他知道不能回家，假若回了家，便没有了未来，也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个管理着汉中地区数县一市的王市长。苦难给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以巨大的韧性。那时候，我们这一茬人，真的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个个都憋着一股劲儿，人人都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
到了下半夜，我的胃突然剧烈地翻腾起来，不知是吃了什么不对劲的食物，还是因为其他更神秘的原因，到后来，我竟干脆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将黄土地给我的肚肠腾得空空荡荡。这时候，父亲打发三哥来叫我，我才知道家里十几口人到此刻仍没歇息，一直在讨论我的事情。我随三哥回了家，一踏进窑门，一屋子人顿时语塞。他们大概早已感觉到我此番出行的决心，担心我没给未来找好退路。最后，还是坐在火炕中央的父亲发了言，言辞很简单：“你要巴结领导！”父亲话音刚落，母亲便哭出声，边哭边塞给我六块钱。十八岁以前，我还从未这样富裕过。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七（3）
“你要巴结领导！”这貌似简单的六个字，却包含了父亲一辈子酸苦。他老人家由于心高气傲，不知“巴结领导”而受人碍制。在他的理念里，“巴结领导”一定非正人君子所为，否则为何非要等到儿子将要远离的前夜，才挤牙膏似的将这羞于告人的人生箴言合盘托出？！我点头说，知道了。在这一点上，我和父亲的看法是一致的。是的，我得巴结领导，必须“巴结”领导，我得向上爬，我得为那个梦，那个让我有条件去表达我屈辱的人生体验的梦！
面对社会现实，我不但是一位乞食的丐者，同时也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怀揣利刃的刺客，只要能达到目的，我能当牛做马甚至做狗，能向任何人，哪怕给我开上一点儿小缝隙让我窥探，或者帮我逃出黄土地这个封闭牢笼的任何人，摇头摆尾并且下跪。别说“巴结领导”，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孤注一掷，背水一战了。但在我的内心，又多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活着啊。原来人到这时，堂堂正正也成了渴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当时的我似乎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人间哪怕最微弱的外力的打击，只能等翅膀长硬了再说。所以，后来我读到路遥的《人生》时，看到高加林这个形象，除了感到有一定的真实之外，内心并不怎么佩服。我甚至还想，我酝酿一个形象，他的痛苦一定更加巨大，思想更加深刻，意志更加坚韧，方式也更加聪明，他不仅来自贫瘠的黄土地，他还要来自久远的历史，你们等着瞧吧！
冰冷的早晨，在锣鼓声中，我们一行二十位应征入伍的农村青年，披红戴花，告别了一个个哭哭泣泣的父母和亲人们，告别了这片没给过我们许多吃食、却让我们饱尝苦难的黄土地，向着一个未知的，然而却可能是有指望的目标出发了。离别的路上，我坐在解放牌汽车里，扶着车厢帮，看到坡地上耕地的亲人们鞭打着拽铁犁的黄牛，“嘚啾嘚啾”地吆喝着，晨阳将人和牛的影子在坡地上拉得老长老长，几乎让你望不到边。田野开始解冻了，散发出春天的湿气。山坡上那些熟悉的家园在我眼里渐渐地变小，变小，变小，最后终于消失在黄土地宽广的胸怀和褶皱里，我的泪水一下子蒙上了双眼。
我哭了。我的镇子在我的泪眼里模糊了，消失了，最终凝固成心底深处一个坚固影子。啊，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老村，穿越历史的老村。这永恒的影子，我永远不会忘怀，她将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刻写在我未来的作品中。
她生长了我，虐待了我，但我还是爱她。
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黄河断流了。夜里，我梦见村头的大槐树，根部被一大群红蚂蚁蛀蚀空了，忽然倾倒在地上，魂魄飘散。我于是慌忙四下里寻找镢头，准备刨它枯死的根子。
断流的黄河是黄土文明危机的象征。
我得去寻找“镢头”。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1）…（图）
我自以为是个好文人，半夜起来构思小说，比巴尔扎克还沉重……但结果是写的书没人爱看，这又成了我半夜起来的问题之一。
我从家乡澄城一直哭到了渭南。泪流了一百多公里，快到西安时才止住了泪水。换上去西安的卡车，从别的新兵口里知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青海。青海，一听这名字就觉着它十二分优美，更何况它暗中扣合了父母给我取的名字，先不咋便有了吉祥的预兆。莫不是这隐示着我命里的机缘？
当天下午，从西安上火车。进火车站的路上，我看到了楼房的样子，看到了城里的水泥街道和漂亮女人，这些都让我感觉我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火车一启动，对面王庄公社几个新兵便抛开了家乡土语，开始用一种生硬的普通话大声交谈，听起来让人好笑，似乎上了火车，他便不再是他了。新的环境让他们产生了错觉。他们忠厚如此，充满激情如此，却不知道除了口音之外，改不了的东西其实还有许多许多。他们仍旧将眼睛念作“年丁”，皮鞋念做“皮亥”，茶杯说成“缸子”，椅子说成“靠子”。
车厢里唱起“语录歌”。我约略有些伤感，但没表露出来，只是拘谨地坐在一边，怯生生地看着那些活跃分子，很佩服他们。很明显，我没他们见过的世面多。那几个人很活跃，他们大声唱歌，跑前跑后，到接兵的部队首长身边说话、大献殷勤。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而在我要做到这些，还不知要学习多久！那天的天气非常好，灿烂的阳光照进车厢里。我一路流泪的心，被大自然这双温暖的看不见的手缓缓给抚平了。家乡的种种感觉随着车轮愉快的节奏，渐渐地被抛在了脑后。我们走了两天两夜，经过了无数的村镇和城市，还有大山与河流……看起来外面的世界的确比家乡的刘家洼小镇大得多，也精彩得多。不过，越往前走，气温渐冷下来。透过车窗，我望见了外面积雪的山峰。下火车的时候，接兵的首长叮嘱我们穿好衣服。紧接着，我的双脚终于平生第一次踏到了异乡的土地。
有一首诗写着，旅客们沉重的皮靴在月台上踏步。
新兵在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一下火车，立刻被潮湿阴冷的风包裹起来。五百多名刚穿上军装的农村青年用崭新的大头靴子跺得广场咚咚作响。然后大家又依次上了大卡车。在这座城市的七一路，我看到路北是一座高大的红土山，路南则是土坡，土坡上有楼房，楼房的脚下是破旧的用麦草和瓦片盖起的小房子。我们被夹在楼房与土山中间，在泥泞污浊的马路上缓慢前行。
从大街上穿过的时候，我看到路上的行人里有许多回民和藏人，他们旁无他顾地做自己的生意，走自己的路，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并不在意，这让刚刚摘去红花的我感到有些意外。总之，这个城市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时隔多年后，我方懂得了在这貌似冷淡的面容之下所蕴含的真情厚义。这是它的坦率。它从解放以来，一直没断过这样那样的部队从大街上穿过，部队已经成为它肌体的一部分，它的民生经营和部队紧紧联系着。
我蛮指望我们这就到目的地了，不再往前走了。实则不然，我们还有很远的路程，卡车又把我们拉到了市郊的一座军营里，简单地洗涮之后，便开始以临时编好的班为单位，在训练场围成一个个圈，蹲在地上吃早餐。带兵的首长与我们一起吃，他的话不管有趣没趣都会引起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一阵阵笑声，里面免不了些许谄媚的成分，因为我们恐惧，我们都明白，过不了半个钟头，我们个人的何去何从，将会出现在一纸分配名单里，我们将被划拉开，或是留在城市，或是发配到荒凉艰苦而又遥远的雪山哨卡去。
我既没留到城里也没发配到哨卡，而是去了驻扎在距西宁市数百公里之外的民和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