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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我回忆的是，他曾在一次中学语文统考中给我的作文打了百分。这个百分在他的生平教学经历上也可说是绝无仅有。作文的题目是《读旧小说无害吗？》。在班级里，我和一位名叫张荣华的同学都是读旧小说的“主犯”，因此常被学校点名批评。所以，面对这样的考题，我一见就反感。结果，我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将考题修改为《读旧小说有害吗？》，并从相反的观点出发，阐述我个人对读旧小说的见解。这件事惊动了学校领导，他们拿着我的考卷，认为出了大事，欲兴师问罪。张老师说服了他们，并以有见地为由，破天荒地给我打了满分。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个不起眼的学生。说起来很可笑，后来我从部队考上了大学，有一年回家探亲，特地去学校拜访他，给他带了两瓶当地廉价的白酒。他竟有些羞愧难当，内心里很不平衡，深憾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没能给我更多的关照。嘿，他居然不知道他给了学生什么！
是什么呢？那就是：社会普遍公认的未必都是对的，关键在你自己怎么看。你认为是对的你一定得坚持。这便是他给我的非常实用、但又常常是难以驾驭的真理。这对我受益匪浅。看这些乡间的知识分子、教书先生惨也不惨？……张文江老师的经历很不平常，他的爱妻和女儿因为生存的巨大压力，先后跳进村中同一眼井中自杀了。这样的大惨痛大悲伤，他都挺了过来。我有时就想，或许他比我更有资格写小说，假如他能走出黄土地观照人生的话。但再一想，我又觉得，写作对他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是一个优秀的人，即使什么都不要做，继续教书育人，他的形象仍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完美地存在着。
张老师对我的鼓励进一步刺激了我与人世伪善和丑恶对抗的野心。那时候，由于自身惨痛的经历，他平日里总是寡言少语，面色也很沉郁，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能从他的脸上看到一丝笑容。他的严肃使我不能接近他，也不敢接近他。我与他之间因此并无深厚的私交，尽管如此，我仍视他为我文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尝试写作的确是因为他的奖掖。一九九八年，我回家乡，又一次从幼年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他的消息。他退休了，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被乡间许多人看成是一个无用之人。也是这个缘故，使得他清高的形象更加突兀出来，与社会格格不入，常常一个人落落寡合地在黄土山梁上转悠，坚韧地守护着自己的个性，越来越远离我们这些越来越世俗的社会人群。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五（3）
小学和初中时，我一直数学不好，但到了高中不知哪根筋转过来，数学成绩竟突飞猛进，并且很快就排到了班级前列，以致时至今日我仍可以毫不费力地写出几十道函数公式来。当时，我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觉，数学学起来很刺激，在某种意义上比语文课更富有挑战性。这对天性好斗的我来说无疑很对胃口，但这之前我竟毫无察觉。
黄土地上的确有很多聪明绝顶的人。我的数学教员王会民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听他讲课，为他思辩和条理折服的同时，你还有可能生出一种感觉，一种对黄土地既敬又怨的感情。
这的确是一片既能诞生人杰，同时又掩没聪慧的高原啊！
这片土地上的能人太多太多了。面对他们，许多时候，我常感觉自己是那样愚笨。这些能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如鱼得水，我却不行，身处其中，我甚至觉得自己只配狼狈地活着。确切地说，我是离开家乡之后方找回了一些自信，感觉到自己还算有点儿聪明。
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鲁迅。那时候，我在西安工作的哥哥看我实在太可怜了，便让同厂的工友悄悄地带给我五块钱。有了这五块钱，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跑到街上商店里偷偷打量所有的东西，挎包、胶鞋、乒乓球拍、扑克牌等，然而最终能够让我决心选择的，还是书店里几本鲁迅的杂文集子。
我背诵《为了忘却的记念》，阅读《野草》，还有他的其他文章，鲁迅的愤世嫉俗深深地钻进了我的骨头，使我吃饭睡觉都忘不了在心底里吟诵他文章中的警句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那高扬的人生精神和决绝的文学气质是那样剧烈地撼动了我的心旌，并自然而然地成了我追摹的榜样。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说另外的方面。十七八岁，正是人生中读书和青春萌动的最好时光，但我却不幸，先天的丑陋大大地“帮助”了我，使我不能轻而易举地坠入青春的异想。尽管其间仍有个别女孩子在月下等待过我，甚至引我进到亮着小油灯的窑洞里，但终因鲁迅先生伟大人格的“误导”，错过了一次次少男少女的青春粉红。类似这样的事，后来还有几次，也都被我“正派”地了断了。
回忆平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遗憾的了！青春里有着美好而令人欢悦的东西，但对农村的少男少女来说，这种时光竟犹如白驹过隙，如此短暂。样板戏《红灯记》里有这样一句名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农村的少男少女们就像旱地的花朵，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的阳光和青春的沉醉，便急急忙忙地去繁衍后代，顶门立户了。
一九七三年，我高中毕业了。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我只有一条出路，即做一个回乡青年，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具体和现实一些，就是回到我父亲所在的木匠铺里去，当一名学徒。我之前四兄长中的三人都学了木匠，现在又轮到了我，真可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那天，我艰难地走进父亲的铺子，在一大帮师徒熟悉的讪笑声里拿起了锯子。我的脸火热火热，我想也一定很红很红，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对于抱有远大志向的我来说，眼前的一切无疑是一种亵渎，一种嘲弄。我甚至想，难道我这辈子必得像父亲和兄长们那样，做一个受人驱使的操斧弄凿的奴隶吗？我可能是未来的鲁迅，而不是未来的木匠啊！……或许这些想法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但这却是真的，我当时就这么想。
但想归想，事已至此，我已无从选择。我必须做下去，不管我愿不愿意，因为我要吃饭。我必须搭上垫肩，和木匠徒弟们一块去扛圆木，必须抓紧刨子奋力刨平面前堆积得比我还要高的一大堆木板，必须一锯一锯地沿着木板上画好的直线往前拉。这是非常劳累的工作，一个星期过去，我发现自己原本柔软红活的手不知觉中竟成了“鸡爪子”，吃饭时端起沉重的碗，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父亲虽然留意照顾我，但几个月下来，我还是从精神上垮了。我的三哥是个心肠很善的人，他大概也晓得了我内心的痛苦，建议让我回家歇几日，父亲答应了。于是我回到家里，见到母亲，禁不住痛哭失声，仿佛在外面被人欺凌，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我坐上了热炕，吃着母亲做的可口的面条，然后躺了下来，抱起《三国演义》，那些久违的牵魂绕梦的文字跳入眼帘，一瞬间难以言喻的幸福涌上心头，令我心满意足，也令我不无感慨，此时我想，文学也许是懒人的理想，躺下来看书，的确比站起来干活轻生得多！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六（1）
中国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为什么都要归隐田园呢？田园真的就那么清秀那么富有诗意吗？答案是否定的。所谓诗意，我觉得是那些没种过田，或者并不真正仰仗种田生活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感觉。前几天，无意间又拿起陶渊明的《咏贫士》诵读：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读罢这首诗，许多日子，就像有一个历史老者的朗读声，在我的心灵深处回响。这位历史老者，从我写作《骚土》开始，多少年来，他作为村中老朽的影子，一个历史的知情者，一个我《骚土》中的叙述人，一个穿透历史的幽灵，一直生存在我的脑海里。可以说从他的身上，我一直品味着生存在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文化里的那一份伟大的悲剧精神。
我一直追摹着他。我用“老村”这一笔名，即出于这一原因。不过在日常的生活里，我倒觉得老村原该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压根儿与我无关。作为文人的老村，他身上应该有千辛万苦的苦难经历，有对生活的切肤体验，他甚至应该时时激励我、约束我，成为我的样板，并且能够在历史上最优秀的文人那里，追寻并找到他的影子。他是当代的陶潜。
那一位活得贫酸的老者的声音，韵味若老木临风，嘶厉而久远。听着它，一种朴拙、苍凉的美感会一直震撼到人的神经末梢，甚至会让你错误地以为，受罪也是一种美感。
“文革”期间，几乎绝大多数文人都下放到农场蹲了牛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相当贫寒的生命体验。我敢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负罪者的感情，迫不得已地去过流囚般的生活，但直到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不能坦言这一点。在他们的作品里，不是装扮成任人宰割的可怜虫，便是逆流而动的英雄。总之，这一代人是严重的感觉丧失。对他们，我们几乎再不必多说什么。受罪的确不能构成美感，而对受罪坦诚的揭示和评判过程，却无疑是一种思想的壮美。最近出版的以《洗澡》为代表的几部作品，我以为，它们大多还都局限于一种浅层次的揭示，还没有构成较高一级的文化品位，即将个体的独到体验，引入到整个民族生存的文化背景中。按道理，在他们之中应该产生像俄国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以及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那样的撼世大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们还没人写出反映当时那种生状况的有分量的作品来。
不知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的作品，在历史视角和文本构成上，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亦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觉吧。人们都明白，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个人，比如汪曾祺等人，我们都给予了很多敬重。我们曾是那样深情地仰望着他们的背影，那样浪漫地幻想着真正的艺术巨匠、大家，或许将产生在他们这一代痛定思痛的文人之中，但是他们让人失望了！虽然他们为文学做出了牺牲，并在后来的解放思想中功不可没。如真要从中数出几个让人因为本质意义的文学而去对他感恩戴德，则何其寥寥！因而我强烈地觉得，像陶潜那种孤傲自许的文人精神，似乎更应该被所有的现代文人从骨子里去接受。
孤傲自许不是对社会现实的不介入。恰恰相反，孤傲是一种高层意义上的介入。自“五四”以来，文化运动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与之伴随的另一面，却是瞎起哄，是一帮人与另一帮人聚在一个城市里吵吵，然后便命之为这个潮流那个运动。在我的感觉里，从那以后，作为独立性很强的文人，似乎就意味着一种危险。这一点是很可怕的。“五四”或许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发扬光大，或许还是我们民族一场无形的文化灾难。我有这样的感觉，在当代的文人中，独立意识很强的的确不多，他们似乎一来就是一批人，而且面孔都特别接近，生来就打着某帮某派的印记，他们必须靠相互依赖或某种特殊的氛围才能生存。中国近代以来，稍有“成就”的文人，无一幸免地扮演了带领潮流的英雄或领袖，说穿了还是官本位意识，而被人美其名曰“圈子”，不进入这个“圈子”，似乎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再回到我的话题。我从学校里出来，不愿去父亲的木工棚里学木匠，只好跟随农村的伙伴们下田种地。当时正好水利工地上需要人，我于是兴高采烈地去了。在工地上，每人每天四五方土的工作量，从山坡上拉到沟底。像我一米六三低矮的身体，拉着装载得满满当当的一车土，从山坡上滑行着下来，的确是够玄的。因为此前，的确有车子滑坡时，不慎将人卷进车轮底下而出人命的事情发生。但是在那时，广播里天天喊叫着要大干快上，人命似乎算不得什么，真落到哪个头上，活该倒霉就是。说也奇怪，尽管如此，我却并没有感到过恐惧，反而觉得很好玩儿。每天，我穿着破旧的背心，将裤腿挽到膝盖上，和同村的伙伴们一道挣命一起流汗，到了晚上，人累得像死猪，临入睡前还不忘讲些下流笑话，伴着疯疯癫癫的笑声入梦。不过与伙伴们有所不同的是，我的被卷里夹着一部《唐诗三百首》，也就是这部《唐诗三百首》，时不时滋润一下我干渴的精神，呼唤起内心的欲望，使我在累死累活的劳作过后，仍能怀念起自己还曾有过一个关于文学的壮阔梦想。
第二部分《吾命如此》六（2）
我从事写作不像许多作家那样，有一个不平常的经历，或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奇遇。没有，我没有过奇遇，甚至连发誓赌咒申明志向一类的行为都没有。我的一切，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而来的。我自知，对我而言，这辈子如果不去写作，简直是不可想像。我可以不是作家，但我不可能不写作，这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有一种恨，就像毒汁一样，服用了，心被它浸渍久了，就会像一棵树苗要长成一棵树那样，必然会成长起来。和我交往较多的人，只要听到过我对现实的真实看法，都会明白这一点。所以，我看到有的作家在描述自己成长的时候，写自己如何立志如何发誓要成为作家的话，就感到好笑。
你心里有你想像的样子，你就按你想的样子成长。
我不事张扬，在写出《骚土》之前的许多年，连一个像样的作家座谈会都没参加过。作家中认识我、以及我认识的作家都很寥寥。《骚土》（残本）出版之后，许多人还在猜老村是谁，稍微熟悉我的家乡人，却立马断定那一定是我。当然，乡亲们猜测到我，也许还有这样的原因，即对《骚土》所营造的那种特殊氛围的熟悉，以及我自己使用的关中地方方言和语感的贴合，这些都大大地缩小了他们猜测的范围。除此而外，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似乎老早就显示出要走向写作之路的可能。一个乡村里的孩子，假若他要干点儿文学之类的特殊事情，一定会比城里孩子暴露得明显，几乎从他立志的第一天，就像将一株植物放进骄阳燎烤的沙漠里一样。这其中，他所得到的嘲笑也一定比他得到的赞许要多。因此在那些由简单的土墙和窑洞构成的原始村庄里，要出人头地，就意味着必须承受超乎寻常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他来说，埋头苦干不事张扬恐怕是最佳的选择。但尽管这样，人们还会像等待犯罪分子案情败露一样默默地等待着，看你到底能不能干成事，会干成什么事。这种目不转睛的关注，不知将多少可怜的有志青年逼上了绝路。我深知面对这样的处境，将是何等尴尬。所以，我没向家乡的任何人透露过写作《骚土》的口风，直到《骚土》出版。要说透露，也只有一人，即那时在澄郊中学当语文老师的刘和平。他是我少年时的好友，不善交际，但为人办事极其严谨。事先从他那里传出什么几乎没有可能。
中学毕业，也是“文革”后头的几年里，我和刘和平一直形影不离，甭说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恨不能同进同出。我与他交往最初的原因是他有一套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撰的《中国文学史》。那是他从他亲戚的手里借来的，我们俩人交换着竟看了三四遍。那时因为年少，记忆力又特别好，因此两卷七八十万字几乎让我们全背了下来。我们一有空闲便坐在老槐树下或碾麦场边背诵里面的诗句，交换各自的体会。这套文学史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帮我们把读过的东西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还告诉我们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知识。后来，我们不知又从哪里寻找到一套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文学史，不同的写法，再一次加深巩固了我们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印象。编撰者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最认真的读者，竟是远在异地的两个农村青年，他们衣不遮体，浑身虱虮，坐在渭北地区一座不知名的土峁上，对着几卷磨破的旧书，像两条饿狗，抱着几根散发着香味的骨头，无比陶醉地啃食着。
中国文学史，这是一片多么灿烂的星空啊，你只要仰着头认真看，就会发现，每一颗星辰都镶嵌在他自己固定的坐标上，让你激动、让你敬仰。我们站立在其中任何一颗星辰的下面，都会觉得自己像暗沟里的小草一般，那样渺小。他们那精神的光芒，就这样在不经意中穿透了我们，照耀着我们憋屈的生命和卑俗的灵魂，引导我们向上跋涉。
那时，我与和平在水利工地里常常一谈就到深夜。在我的回忆里，那些夜晚的月光是那么明亮。月光撒下来，将槐树杈枝和叶片的影子清晰地投放在老墙上，随着我们忽高忽低的交谈声婆娑起舞。那一刻，文学便是我们的宗教，是我们饕餮与厮守的精神乐园。我们的衣服和鞋子越来越破，草帽也脱了边，这个样子，我们却自觉很潇洒。后来所干的活儿是从沟里往上背石头，这当然要累许多。不过，因为有文学做伴，我们还是相当愉快。那阵子，因为干体力活儿，我们每人每天能吃到三斤粮食，一顿就能吃五个大蒸馍，遇到面条能吃半脸盆子。睡觉也特别好，头一落枕便酣然入梦。这日子回忆起来真让人追慕，如今长久的室内写作，搞得人神经衰弱，还时时受慢性胃炎的折磨，这让我不禁感慨，做文人大概是肉体的沦落吧。
劳动使我以力自食，读书使我有了头脑。
一天，我照镜子，发现里面的丑孩儿，竟出落成一个神灵，始知自己并不丑陋，而是生有异相。曾国藩在他的《冰鉴》里，认为作为一个文人，最好的面相应该是开门见山。我的面相，就是那纵横交错的崇山峻岭。尽管世人有以貌取人的偏见，常伤害到灵魂深处，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