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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曾有一篇名为《素面朝天》的散文，惹恼了不少对化妆情有独钟的女人。我一直以为毕淑敏其动机并非是反对化妆，而是强调女性的天然美和朴素美。结果强调得太过分，惹怒红颜无数。毕淑敏无疑以她个人的好恶犯了个善良的错误，她太坦诚和认真了。其实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完全素面朝天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毕淑敏去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的消息时会心一笑的原因了。毕淑敏毕竟已经悟到了文学靠天然的东西很难走到极致，因而开始下决心充电。素面朝天，我更愿意理解为是毕淑敏与人交往的坦诚方式，而非化妆，非艺术的范畴。
毕淑敏有一年从俄罗斯归来途经哈尔滨时，我们聚在一起聊天。她说住在海参崴的两天实在太美了，海鸥一群群地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旅馆周围飞来飞去，站在窗前就可以看见湛蓝的海，听见海鸥的叫声。我想那一瞬间的毕淑敏的确为生活的美好所深深打动了。愿这样的人间美景与她常相随，愿懂得这美景并且珍惜这美景的人能够到达创作更为至善至美的风景区。
“白水青菜”潘向黎
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在海外，外国人提起中国的城市，第一是北京，其次就是上海了。而我个人更偏爱上海，一条沧桑的黄浦江，让上海显得风情万种———没有风情的城市是不可爱的。
潘向黎生活在上海，是个报人。她年轻、漂亮，像一株含着露珠的青草，淡淡的，闲闲的，有一种清爽的妖娆，一如她的作品。
由于生活在大都市，又由于潘向黎接触的大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她的小说很自然地把笔触伸向了都市中她所熟悉的生活。比如《我爱小丸子》《缅桂花》《一路芬芳》《倾听夜色》中的报社的各色人等，《小妖》中的白领，《奇迹乘着雪橇来》的中学图书管理员等等，他们都属于衣食无忧、追求精神生活质量的人。所以潘向黎的笔下演绎的，多是这样一些有着某种“优越感”的人的爱恨情仇。
潘向黎的小说很好读，这首先得益于她良好的文字素养。她的语言的姿态是那种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沉重的轻歌曼舞，有如一阵徐徐吹来的晚风，沁人心扉。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一丝丝俏皮、一缕缕“樱桃小丸子”式的可爱的乖张，为小说添加了绚丽的注脚。她似乎是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也不那么像某些标榜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那么“另类”，她笔下的人不吸毒，不搞同性恋，不在情海之中“大打出手”，他们虽然也喝着蓝山咖啡、用刀叉挑起必胜客的比萨，但他们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中国人的血液。对爱情永远的渴望，对婚姻忠诚的思考，构成了潘向黎小说的精神内核，所以她的故事很好读。她有着出色的驾驭人物对话的能力，更善于描绘被我们所忽略了的“衣食住行”，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天地中，她的小说质朴、优雅的品性悄然生成了。
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爱小丸子》，大体反映了近些年潘向黎小说的创作风貌。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很阳光的人，所以她的笔下呈现的也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健康的生活。不在创作上投机取巧，又有着对芸芸众生寻常琐事的莫大兴趣，我相信她会赢得众多的读者。不久，又读了她的近作《白水青菜》，我觉得潘向黎比以往更加的成熟了，她在描写情爱上又靠着一锅精心煨过的白水青菜，向前跨了一大步。我曾担心她生活视野的狭窄，会使她在写作这一类题材时不知不觉遁入“窘境”，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但是作为她的一个朋友和读者，我还是希望她的写作视野能更开阔一些，希望她还能有建构“虚构”世界的能力，能把目光放得更广博一些。
戴妮与吉安拉
一九九六年底，我接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发信人是洪堡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叫戴妮。戴妮说她读了我的一些小说，很喜欢，想以我的创作作为她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她同时附寄了一份她整理的有关我作品的目录。她在信中很自信地说：“我送给你我找到的你的小说表，我以为你没有这样的小说表，所以希望它对你有用。”的确，我没有这样的“小说表”。令我吃惊的是，有一些我已经淡忘的作品，譬如八十年代初期刊登在《花溪》等杂志的小说，也赫然列在目录中。据她后来在电话中讲，德国图书馆的中文杂志很多，小说表就是她搜集了图书馆有关我的资料后列制出来的。在那个小说表上，我的小说作品很少有遗漏的。这之后不久，我的日文小说的翻译者、东京都立大学的土屋肇枝也寄来了我的另一份作品目录，它涉及的更广泛一些，连我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散文以及有关我作品的一些评论，都搜集到了，他希望我能修订这个目录。这两份表使我受益匪浅。前年《小说评论》做我的一个作品专题，主持这个栏目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於可训教授让我提供一份详尽的作品发表目录，我就把这两份表格翻出来，让它们互相“补充”，整理了一份较为完备的“小说表”，如今它就存在我的电脑中，需要时，打印一份即是。在国内，我也曾接到过北大、中山大学等学生寄来的信，他们一样也是要以我的小说创作为题，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向我求助，希望我提供创作年表、作品目录等资料。这时候我就会感慨，同样是做论文，我们的学生就不会自己“吃苦”去图书馆做扎扎实实的资料准备，虽然他们在国内有着更多的便利条件。
一份小说表，比一张精美的圣诞卡更让我欣喜，虽然未曾谋面，我对戴妮的好感却是油然而生。这之后，她时有信来，要么求证一篇小说的写作年份，要么寄来一些明信片，向我描述柏林春天的风光，描述茨冈人的房子、法国南部山地上的薰衣草等等。从她寄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戴妮脸型瘦削，目光格外的沉静。也正是这种沉静，让人觉得她的气质中有微微的“冷”，这种“冷”对一个少女来说，有如苹果上的露珠，是一种特别的美。戴妮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了，毕业之后，她的信来得少了，后来忽然有一天，她告知我她要结婚了，未婚夫是美国人。她说：“以后我要住在美国了，这让我的父母和弟弟不高兴。”但她以我的小说《亲亲土豆》为例，说她推崇我在那里所描述的“生死之爱”，只从心理感觉出发去体味爱情，她称“西方人一辈子都在找这种爱情”。这大约是戴妮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她现在是在美国其乐融融地陪伴着丈夫呢，还是仍在德国，我一无所知。但我相信，在劳碌的生活中，戴妮总会找一个独处的空闲时光，阅读她喜欢的作品。
交往了两三年的戴妮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一个意大利女孩带着她满身的浪漫之气朝我走来，她叫吉安拉。二○○○年春天，我接到一封来自威尼斯的信，她说自己是威尼斯大学的学生，看过我的小说，喜欢我描述的北国风土人情，她要在毕业论文中论述我的小说。她说自己在九月份来清华大学学习两个月，希望能与我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她在威尼斯大学的指导教师也写来推荐信。我回信告诉她，秋天时我在北京有一个新书的发布活动，届时我们可以见上一面。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她，想到接受一些采访时可能会关手机，为保险起见，又把中国作协外联部的电话也给了她。结果吉安拉一到北京，就跑到外联部询问我到北京的确切日期。接待她的钮宝国先生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意大利女孩太可爱了，简直是个天使！”她在外联部跟钮宝国聊得格外融洽，所以她离开中国时送给我的礼物，也都寄存在那里。
十月份我见到了吉安拉。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作家出版社在一家茶楼举行我的长篇《满洲国》的新闻发布会，我把吉安拉约到那里。她背着一个双肩带的牛仔包，穿一条水磨蓝的牛仔裤，银粉色的棒线高领毛衣，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白净的肤色衬着那双明媚的大眼睛，唇角有些微微的上翘，很娇嗔的样子，看上去纯洁而又活泼，诚如钮宝国所言，简直就像一个天使！打过招呼，她进了茶楼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那个沉重的牛仔包，从里面一本本地往外掏着书。她跑了北京很多家书店，将能买到的我的书都买来了，难怪那包如此沉重！一些书的书页中插着纸条，有她准备向我提的问题。她还送给我一条银粉色的丝巾。我发现她很钟爱银粉色。只有内心洋溢着无限光明且又富有情调的女孩才会喜爱这种颜色。我们简单交谈过后，我先被安排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时的吉安拉取出一个小录音机，问我她可以做录音吗。我说可以，她就悄悄把录音机打开放在茶桌上。等我接受完所有的采访朝她走去，说余下的时间可以留给她，她尽可以向我提问的时候，吉安拉看着有些疲倦的我很善解人意地举着那个小录音机说，她要问的大多的问题别的记者已经问了，她只问我两个别人没有提到的问题，于是我就轻松地一边喝茶一边和她讨论小说，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由作家出版社做东，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席间，我有一次叫她“安吉拉”；她马上摇着头很严肃认真地纠正我：“不，是吉安拉。”引来同席的新闻界朋友们的一片笑声。她实在是太可爱了。
吉安拉在回意大利前，特意来到哈尔滨找我。她事先没有打电话，而那时的我已经回故乡塔河了。她在后来的信中说，她喜欢哈尔滨的冰雪，因为看了《满洲国》，她到了哈尔滨很想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731部队遗址，可惜它们都闭馆，她说很遗憾。她告诉我她留在钮宝国那儿的一个包裹，有送我的礼物。
这之后，她不断地写信来，告诉我她的论文准备到什么程度了，她去哪里旅行了，她着手翻译我的《观彗记》了等等。她的信中常夹着各种赠我的艺术卡。前年的圣诞节，她竟然空邮来一块硕大的蛋糕和一些果仁饼给我，令我感动不已。去年，她已经顺利地从威尼斯大学毕业，她寄来了毕业那天和家人的合影，吉安拉捧着一束花，笑得格外的灿烂。
我爱人去世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接电话，也无心思回复任何来信。吉安拉的几封来信在我这里也就受了“冷落”。等我有勇气给她复信，简述了生活变故后，她很快写来了信，她在开篇写道：“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想你的身体！”这句话使我流下泪来。去年我出访加拿大，在外联部的钮宝国那里打开吉安拉寄存在那几近两年的包裹，那里面有意大利面条、咖啡和巧克力，最让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她亲手做了一个白麻布的手袋给我。手袋上绣着我的名字。她把我的签名从书中拓下来，用丝线勾勒它们。她用了两种颜色的丝线，一种是藕荷色，另一种就是银粉色了。
吉安拉是银粉色的，我真不愿意时光会抹去她身上的这种颜色，不愿意让苍凉之色在多年以后会悄悄爬上她的额头，虽然我知道时光就是如此的残酷。如果有一天她像戴妮一样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愿意她是因为幸福而消失。
那一抹金秋的灰色
抵达悉尼的当日下午，乔伊斯基金会的艺术主任克拉拉女士就为我安排了一个媒体见面会。由于从北京出发到香港，在香港逗留了八个小时，接着又飞行十几个小时到达澳洲，我和翻译吴欣蔚已是头晕脑涨，只有一个睡的心思。所以放下行李，简单梳洗一番就去参加活动，我在下旅馆的台阶时觉得两腿发软。
那座旅馆是灰色的，不高，也就三四层的样子，没有电梯，呈圆弧形，天井里栽种着几棵高耸的绿树、一些藤萝及花草。当我们走到二楼时，迎面上来一个五十上下的女人，她穿一件灰色套头棉绒衫，瘦削的脸，淡黄色短发，手拄一根灰色的拐杖。楼梯很窄，她停下来，侧着身，满面和善地望着我们，让我们先过。当我们经过后，从背后传来了她继续攀爬的声音，那是一根拐杖敲击水泥台阶的声音，清脆，但让人觉得沉重。
吴欣蔚说：“她会不会是爱尔兰来的得奖的女诗人？”
我说：“不可能，她拄着拐杖！”
也许我在国内见惯了那些青春靓丽、活泼风骚的女诗人，所以在潜意识里认定女诗人与拐杖是无关的。
第二天，克拉拉女士将爱尔兰诗人引见给我们，她确实就是那个穿着灰色衣裳的拄着拐杖的人！她的英文名是KerryHardie，我叫她“开瑞”，我对她讲，在中文中，“开瑞”是吉祥之意，她听了很高兴。
由于我们的报告会和作品朗诵会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地，所以在悉尼最初的日子，我们之间的接触并不多。克拉拉女士说，开瑞身体很差，所以不敢给她安排过多的活动。她每天很早就休息了。
我们真正的了解，是在达尔文市开始的。我们一同乘五小时的夜航飞机到达尔文参加作家节。达尔文天气闷热，我和翻译被安排住在同一间屋子里，而她自己独享一间。为此，她主动给主办方打电话，为我们交涉，让我看到了她的善良。达尔文是个小城，人烟稀少，风景优美，我每天吃过早饭，喜欢坐在海边公园的长椅上，看海上的风景。海的变幻并不大，可海上的云，变幻却极为妖娆。我喜欢看那些来去无定的云。有的时候从海边归来，会碰到开瑞，她总是笑盈盈地问我：“你又去海边了？”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逃课的孩子，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在旅行中，开瑞也在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克拉拉女士说，开瑞在爱尔兰影响很大，连总统都盛赞她的诗歌，所以我曾固执地以为她是一个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
从达尔文回到悉尼后，我们受皮特先生的邀请，又一同来到蓝山国家写作中心。我们住在Verona，那是一座米色的二层小楼，位于蓝山中，每个房间都有工作间。澳洲正值深秋季节，蓝山上的枫树红得如火，当年去加拿大想看久负盛名的枫叶，没有如愿以偿，在蓝山却是得到了意外的回报。每天清晨，清亮的阳光和此起彼伏的鸟鸣会早早把我唤醒。我索性起床，去呼吸新鲜空气，出了门，我会发现开瑞已经起来了，她神色怡然地散着步，我便和她简单交谈几句。开瑞知道我英语极差，所以她总是放慢语速，挑那些最易懂的单词和我交流。很奇怪，别人讲的英语我听起来如闻天书，一头雾水，而开瑞讲什么我基本都能听懂。她对我说，她家不住在都柏林，她喜欢乡下的生活，她家的房屋前像蓝山一样有许多鸟，说着，她还调皮地嘬着嘴，学那形形色色的鸟叫，我们开怀大笑。由于在蓝山要住八天，我也有了创作冲动，所以白天时埋头写作，到了晚上大家聚集在一楼的壁炉前的圆桌上，才可以畅快交谈。由于身体的缘故，开瑞滴酒不沾，而我喜欢喝澳洲的红酒。每当我步行下山去酒铺买酒时，开瑞就会笑话我。她对我说，你喝得太多了！其实我再贪杯，最多不过半瓶左右，但她总是提醒我要节制饮酒。有的时候，她会像小女孩一样好奇地舔一舔我的酒杯，微微沾一点葡萄酒，在赞叹它美好的时候，却强迫自己放下酒杯。这时我就很同情她，憎恨她不能离身的拐杖。开瑞说，她原来身体很好，可是有一年，她的腿突然失去知觉，这样她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在病中，有一次她见到一个女巫师，她从一只水晶球上，看到了中国的长城，预言开瑞有一天会康复，而且会来中国。果然，她靠着拐杖能自如行走了，而且医生告诉她，再经过一场手术，她将会扔掉拐杖。而巫师的另一个关于她会看到长城的预言，也实现了。因为“悬念句子奖”是由澳大利亚、中国和爱尔兰共同举办的，作为获奖者，她将访问中国。开瑞说她获知自己得奖的消息时，眼前出现的就是长城的形象。
在蓝山，翻译吴欣蔚译了开瑞的一些诗给我看。我非常喜欢她的诗，清新而带着淡淡的忧郁，深沉而又明亮，比如那首《冬天的心》的结尾：又是准备迎接黑暗的时候了/夜空被繁星撕成无数碎片/风，呼啸着/穿过坚固的堡垒/却熄灭不了堡垒中熊熊的火焰！
开瑞喜欢穿灰色的衣服，在金秋的蓝山，这抹灰色比紫白红黄还要灿烂！当我在山林中为了使壁炉的火更加蓬勃而自如地抡着斧头劈柴的时候，开瑞就歪着头站在我旁边，无限惊奇地看着我；当我散步被山村中游荡的狗给吓回来时，她就上前拥抱着我，安慰我。我们分手的时候，她执意要下山为我买酒，为我们的告别晚宴助兴。想着她拄着拐杖步行两里路去酒铺，我的心除了感激之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我谢绝了她，开瑞显得有些怅然。
当我在都柏林的酒吧端着爱尔兰的黑啤酒为欧洲杯足球赛而欢呼时，开瑞已经来到中国，登上了她梦想的长城！开瑞那天可曾穿着灰色的衣衫？如果是，那么古老的长城接纳的，就是一朵来自爱尔兰的透明、忧郁而又温柔的云！
我说我
我生来是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因此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犟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气得母亲骂我：“让你学刘胡兰哪？”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蝈蝈，捅蚂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里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想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屙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中飞？野花如何开出姹紫嫣红的色彩？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就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