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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乌云
刘震云是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师兄。那所学院位于京郊十里堡，只是一座矮矮的瓦灰色小楼。校园只有几棵孱弱的杨树和一片还算茂盛的藤萝架，常见震云和做律师的太太抱着美丽的女儿妞子在这简朴的校园徘徊。刘震云家所住的农民日报社离鲁迅文学院很近，他家没有花园，便把校园当成自家花园来闲逛。
刘震云来校园闲逛时多半是黄昏时分。白天在教室里却不常见他，他在农民日报社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要做。只要他来教室，通常是提着一个大水杯，下课休息时就去同学的宿舍续水，有时也顺便蹭一支同学的烟来抽。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他的性情如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走路有些仄着身子，看上去就像个农民劳作了一天从田里归来。他的一口纯正的河南腔还带着那块土地的麦场被夕阳灼过的气息。常听他谈起外祖母，他对她非常敬佩和热爱。记得有一年春季他外祖母去世，他从河南老家奔丧回来，他在电话中很伤感地说了一句：“我有大不幸了，我姥姥去世了。”那一瞬间他委屈得像个孩子，好像他外祖母领着他出去拾麦子，不负责任地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给抛到野地上了。
毕业之后见刘震云的机会便少了。倒是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在做各种节目的嘉宾，还很恶心地在《甲方乙方》中过了一把电影瘾，饰演了一位失恋者。刘震云在电影中的表现可以用一部名著的篇名来概括：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刘震云是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但这一次却是把戏做过了头。当我这么说他的时候，他很理直气壮地辩白：“葛优说我没准能拿个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呢。”我想这是刘震云接受批评的一种表达方式。
刘震云苦心经营了六年的长篇巨制《故乡面和花朵》终于杀青了，我还没有看到这部长篇的全貌。他的毅力和才情令人叹服。我和毕淑敏有一次聊起刘震云，毕淑敏说：“刘震云可真了不起，能够写一部这么长的小说。”我想只有年富力强的男作家才会有这种魄力接受这种自我挑战。漫长的写作对作家身心的折磨是不言而喻的，而它带给作家的那种畅快淋漓的艺术感觉也是不言而喻的。
刘震云是个看上去很舒服的人，极易接触，所以他人缘不错。他的身上既有农民式的纯朴，又有农民式的狡猾，而这也仅仅是一种直觉。何镇邦老师勒令我写他时，我以为对他很了解，可一落笔才知道刘震云对我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要画出一个活生生的他，恐怕只有王朔才会胜任。
记得有一年一帮朋友去黄山参加笔会，途经太平湖时，那些会游泳的人纷纷跃入水中。我们这些旱鸭子坐在湖边看绿水中的人姿态万千地浮游。大多数的人都把身子浸在水里潜游，只有一个人是一直漂在水面上的，就像一具浮尸。大家惊异地指点着那个人时，他渐渐地由湖中心向岸边游来，我们看到这个泳姿怪诞的人就是刘震云！坐在岸边的人就拼命起哄，不让他上岸，刘震云不动声色地又朝湖中心游去，依然用他那自由而又有些骇人的泳姿。一个朋友骂他：“装死！”
但愿刘震云能够做一朵乌云，当闪电击穿它时，会洒落倾盆大雨。没有雨意的云彩只是晴朗的一种点缀，而乌云却能在天地间制造一种独有的气势和声音。
迷舟的格非
十年前的夏天，在青岛的八大关海边，一个名叫刘勇的青年出现在《中国》组织的笔会上。那时他刚刚毕业留校在华师大，看上去朝气蓬勃。他毫不掩饰地当众炫耀和他谈恋爱的女孩子如何好（也就是如今他的妻子王方红），当然也口若悬河地讲一些外国大文豪的名字，这大约是使我对他最初印象并不很好的一个原因。我那时武断地把谈论某某大师认定是一种虚荣和时髦。所以，在笔会上，尽管我与刘勇同龄，都是二十刚出头，但是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谈。刘勇因为有事提前离开笔会，临行前到我和庞天舒的屋子坐了一刻，仿佛吸着烟，说了一些话，说什么也都忘记了。
很快，中国文坛突然出现了格非的名字。读他的小说，惊异于其语言的那种朴素的华美。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格非就是刘勇，这使我觉得有些意外，因为文章似乎与记忆中的刘勇很难联系在一起。格非的小说像晨雾一样袅袅袭来，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喜欢和评论界的赞赏。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一个日子，我从北京八里庄的一家邮局出来，在几株绿树前碰到鲁院的一位同学，他对我说“刘勇今天下午来”。在我的意识中，格非早已暗暗地不可抗拒地取代了刘勇，所以一时有些糊涂，想不起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有哪一个人叫刘勇。同学见我疑惑，便说：“就是格非。”
格非果然来了，他看上去还是一脸少年相，我们请他在鲁院的食堂里吃粗茶淡饭。之后他到我和海男的屋子小坐，闲聊了一刻。而聊些什么也一样是记不得了。
就这样又过了六七年。这期间，不断读到格非的作品，尤其是今年他的长篇《欲望的旗帜》，其中某些章节闪烁着一种辛酸的温情，读来令人心动，我便有了想和格非说点什么的愿望。六月中旬，我因《晨钟响彻黄昏》的案子到沪，便与格非通了个电话，开庭后的下午到华东师大他的家中聊天。那天刚好谢有顺也在，他比格非和我还要年轻许多，而其批评文章却不同寻常的老辣。我们在格非简朴的家中喝茶、谈天，听了一段拉威尔的音乐，然后由格非做东去校园内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后，散步在华东师大灯火微漾的校园中，看着草坪、花坛和树影，感觉那空气不同寻常的清新，它令我想起自己的教师生涯，有种亲切的怀恋之感。上海是喧闹的，华东师大却是寂静的。格非就生活在喧闹的寂静中，因而他的文章总是有一股超越了年龄本身、仿佛已经历尽沧桑的宁静。
十二月，在广东《花城》的笔会上，我再次与格非相遇。听他在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他那慷慨激昂的样子，还隐含着一股少年般的激动，可以想见他在华东师大应该是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在大多的时间里，他都与苏童、叶兆言、文能在一起打牌，我便戏谑说他们要在青山绿水中把自己给打傻了。终于有一天晚上，格非脱离了牌局，他与我、耿占春和潘维散步到山庄下的湖畔。湖很大，微风使湖面传来温柔的水声。我们发现前面泊着一条木船，耿占春和潘维先行踏上了船。格非返身召唤我上船，我有些害怕，那木船没有灯火，一派黯然，看上去很古旧，仿佛它已经在此停泊了一个世纪。我怀疑有幽灵居住在里面。格非站在船上，返身燃亮打火机，那船勃然一亮，我看见了空荡荡的舱和一脉穿舱而过的湖影。即便有幽灵，火光也会把他们吓跑的，于是我便安然登船。我们四个青年人坐在船帮前，望着周围广阔的灰蒙蒙的湖面，我感觉到远方缥缈的白雾正试图把我们和木船淹没。这种场景和氛围使我想起了格非的小说《迷舟》，它也是我比较钟爱的一篇小说，我们仿佛正迷失在大自然所制造的风起云涌的激情中。后来我们看见了流星飞过，格非首先叫道：“看，流星！”与其说那是一声喜悦的惊叫，莫如说是一声叹息，因为他很快就沉默下来了。格非吸着烟，端正地坐着，坐在《迷舟》一样的幻影中，坐在流星划过的夜空下，不知那一瞬间他想些什么。
笔会主办者在最后的一天为与会者组织了一个垂钓活动。那天晴空如洗，我们在午餐后每人擎着一根钓竿来到湖边。格非蹲在湖畔，安静地等鱼上钩。然而每每听到鱼在湖面跳水了，他就恍然大悟地叫道：“噢——鱼在那里——”于是急急收竿奔响声处而去，甩下丝线，等待收获。然而鱼戏弄了他，它跳过水，给了他一份喜悦的激动，又游到别处去了。我在遥遥的对岸为格非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出来后，叶兆言指着那上面的格非说：“格老师怎么跟鱼一样小？”的确，湖水和青山占满了画面，格非小得就像一条跳出水面的青鱼。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方方，现在轮到你坐在窗前当静物了。你的周围，聚了一些手持画板的人，他们坐在不同的位置，从各自的角度要仔细审视你，准备勾勒你了。这时你是气定神凝还是脸热心跳？这些人中，有的是绘画高手，他们深谙你的气质和秉性，因而画起来肯定得心应手。而我，只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初次拿起画笔的学生，若是把你画歪了，或者因为要认真打量你而走到你面前，意外淋到你脸上几滴油彩，你权且把它们当做幸福的鸟粪，千万不要恼。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一九八五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鬈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她的消息，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一九九五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女作家们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有很多人因为有种种事情难以脱身，纷纷走了。最后到了五台山，只剩下叶文玲老师、方方和我了。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在宿舍压死过一只老鼠。那间宿舍也常有老鼠跑过，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床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十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十一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洪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更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价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然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方方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子丹，我与蒋子丹并不很熟时，她竭力对我说蒋子丹如何优秀，后来交往多了，觉得方方说的果然如此。在海南岛的某一天，蒋子丹有天说要到我和方方的房间小憩一会，方方说：“那你可别睡我的床。”蒋子丹很生气，说：“那如果迟子建也有洁癖，我去你们房间岂不要睡在了地上？”针尖对麦芒，我真希望她们狠狠“掐”一通，好从中看热闹。岂料她们转身就和好了，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我知道她们的友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地久天长。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便满面幸福。我也很喜欢毛妹，她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却常出“惊人之语”。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情，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就要结束了，当静物的方方已经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画夹上她的素描，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家毛妹！
我建议何镇邦老师请毛妹画画方方，一定格外精彩。
素面朝天毕淑敏
齐耳短发，白皙红润的脸色，善意的双眸，黑色圆口拉带布鞋，白底带着蚕丝一样细的黑纹棉布夹克，这就是毕淑敏就读鲁迅文学院时留给我的印象。她在装束上那么普通，走在大街上，你确实很难想象她就是以《昆仑殇》享誉文坛的作家毕淑敏。她钻入菜摊儿，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跻身于商场等等，确实与别的妇女相差无二。这也就是毕淑敏的平常，同时也是不平常之处。我常常觉得，那些装束上很前卫，言谈举止很新潮的女性，其骨子往往却是计较、琐碎、世俗的；而装束庄重、言语谦和的知识女性，其灵魂深处才真正拥有对世俗生活的批判力量，对艺术探索的执著和标新立异。
谦和的毕淑敏在研究生班里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身为医生的她，对待同学们各种身体不适的咨询总是显得那么有耐心，而且还积极地带一些药送给同学。她总是笑微微的，雍容大度，从未听说她与谁隔阂或者给谁难堪过，可以想见她良好的修养和出色的心理素质。我曾暗自勾勒过毕淑敏的晚年形象，一个慈祥的胖老太太坐在环绕着花草的庭院里，她是坐在藤椅里的，眯缝着眼，在享受滋润的太阳。她膝下儿孙满堂。毕淑敏是个有福之人，因而会有这么理想的晚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让我们能联想到晚年的，而你一望毕淑敏，便知这个来自雪域高原的人会有一个洗尽铅华、归于平淡的美好晚年。
算起来，与毕淑敏在研究生班三年同窗的交往是极为有限的。真正交往却是在毕业之后。虽然这时也较少见面，但电话却成了联络情感、交换创作想法的好方式。我只要去北京开会，总要和她联系一下，彼此聊天，谈身体，谈现状，谈未来，谈创作，等等等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记得一九九七年盛夏我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夜毕淑敏来看我，惊呼美利坚的太阳把我晒得又黑又瘦，我便趁机说美国的物质文明实在高得难以攀比，但它们的山水，却是不敢恭维，没有国内的有味道，科罗拉多河和大峡谷实在没有在美国西部片中看到的那么壮观。毕淑敏便提起不久前有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在纽约召开，邀她前往，而会期只有三天。毕淑敏说她决定不去了，理由是刚到那里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得登机返程。毕淑敏笑言：“美国搁在那儿，又跑不了，以后再说吧。”这是我印象中的毕淑敏说过的最豪迈最幽默最有寓意的话了。把它套用她的文学观，我想也一样适合。那便是从容、不急不躁、自信和有耐性。
毕淑敏的生活经历我想很多热爱她的读者比我还要熟悉。她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青年时代到了西藏当兵。毕淑敏是个飒爽英姿的女兵。然而在雪域高原上，恶劣的气候对女兵来讲怎么来说都是一种摧残。然而她挺下来了，不仅挺了下来，还将这种苦难变成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使经过了净化的灵魂得以在京城无边的烟尘和喧嚣之中，流淌出那么多有关西藏、有关生与死的凄美故事。苦难之于人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对生活永久的怨艾和变本加厉的报复，一种则是对生活的珍惜和积极的不遗余力的创造。毕淑敏属于后一种，她用自己的笔，使那片雪域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梦想和圣地，而不是埋葬之地。
毕淑敏的创作是勤奋的。她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中短篇小说为我们所熟悉，最近她的长篇处女作《红处方》又引起轰动，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我婚后在大兴安岭休闲的一段日子里，正赶上各有线台在播放《红处方》，于是每日很守时很积极地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可惜的是电视剧的《红处方》拍得不尽如人意，还是读原作的感觉更好。这也就是很多作家在把自己喜爱的作品改编权交与影视单位后，总有些惴惴不安。那滋味就像把爱子送人了，不知道他摊得摊不上个好人家而牵肠挂肚。好在连最普通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