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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内心流淌的东西和你外在的形式是不是相符合，包括你个人的气质，你的经历、阅历及你所受的教育等等，你的性格是不是和你选择的东西是相符合的，相和谐的。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这些，处在一种很混沌很朦胧的状态。很多很有才华的作家，第一次出来就非常成熟，像阿城的《棋王》，一出来就很有分量，一出来就让人很震惊，有一种很老到的感觉。但我不是这样。我前几年一直磕磕碰碰，不知道写什么，而且老在琢磨我要写什么样的题材，这种题材编辑会不会喜欢，别人会不会认同你，同行会不会看不起你。这些念头实际上是很折磨人的。那时侯我也很贪玩。笔会很多，编辑部经常举办笔会。我是招之即来。而且有个口号，说是要玩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时自己年轻，贪玩而又没有钱旅游。编辑部愿意出钱，还到处有吃有喝。所以我有很多小说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那个时候笔会，跟现在笔会不一样。现在笔会都很简单，比较实际，知道你们这些作家的目的就是想来玩一下，所以呢他们也不开会，说上笔会就是想让你旅游一番，你回去交个稿也就行了。可是那个时候编辑也比较老实，笔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弄到鼓浪屿也好，甘肃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先住下来写半个月的小说再说。以后你把稿交来，那么后面半个月我们就带着你出去玩。一开笔会就是一个月，反正那时候房租、水电也便宜。可能一块钱、三块钱就能住一个房间，八块钱就可以住的很好了。像这样的一种为了旅游去写小说，好像动机都不是很纯的。到现在还有一些老朋友经常骂我，说我太贪玩，对文学不太认真。
到了1986年，我觉得自己有了变化。想起来也是，搞文学是需要经历的。阅历经常是最好的老师。1986年，我遇到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她也是写小说的。她总是经常在我面前说我很多好话。我们也一起去参加过笔会。那时候她将要大学毕业，我为她打包捆行李，劳劳碌碌跟她忙了一大场。可是她却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龌龊的人物，那就是以我的经历为背景的。我一下子觉得很受伤害。我那时已经快三十了，但头脑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宿舍环境长大，没有什么遭遇，所以呢，还一直觉得人间很美好，朋友很真情。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把这一切都撕破似的。我当时是很震动。之后我好像觉得再没有经历过这种震动了。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当时却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回到家里一晚上都发呆，然后跟我们湖北的其他作家谈这个事情。那些作家年纪都比较大一点，有阅历。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以蔑视她！”我说：“我怎么蔑视她？她骂了我，我怎么蔑视她？”他们又说：“你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我说：“我怎么让时间来检验？”因为她骂了我是在文章里写着，很明显谁都能够看出来她是在骂我。这样的小事情谁都不屑一顾。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一个是和非的观点。这些人，也对我是一个刺激。我当时觉得1986年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大概就是春天的时候，好长时间我都被这个事情纠缠着。那么你坐下来就会想很多事情。想了这些事情以后，心想，你会写小说骂我，我还不是会写小说骂你，我又不是不会写小说。这样子，我在1986年就写了一个小说叫《白梦》。当然我不像她写的那么蠢，毕竟还是文学。我觉得对文学来说不能是我要攻击某人，我还是写小说。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我们这一代的城市青年，一方面是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的内心和现实的差距，一种紧张感，所以用的反讽的东西比较多。讽刺的色彩比较强烈。写出来之后呢，我的同学说在1986年《白梦》之后我的小说风格为之一变。1986年后，我就再没写过1986年以前的这种很浪漫的、很理想的、很幼稚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这就是阅历对我的教育。这种事情让我沉下心来，仔细想想，想想这个社会，想想人，想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想想自己身边种种的事情。然后静静地思考。所以1986年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
1986年这篇小说以后，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由单纯变得复杂了。
1987年我写了四部小说。其中包括《风景》。还写了一篇《白雾》，实际上就是《白梦》的续集。写了一篇爱情小说叫《船的沉没》，还有一篇小说是农村的题材叫《闲聊宦子塌》。我觉得1987年对我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一年。但是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四篇小说发表，好像是文坛上有很多人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看到我这个小说，也有人来跟我说你这样写很蠢的，你怎么总做些蠢事情。比方说有些人写同一个题材，连续写好几篇，集束出击，大家一下就注意到。可是你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闲聊宦子塌》是个农村题材，《风景》又写一个城市底层人生活的，你《船的沉没》是个爱情小说，《白梦》又写个都市青年灰色人生的东西，你都没法让人家适应你写的东西，评论起来也不好评。你应该像很多作家在同一题材比方知青题材写一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你也写一系列，人家会关注你。你这样东一下、西一下，谁来关注你。有人当时就给我提出这样的意见。我当时也没想到，我好像也不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我就要这样写第一部，第二部怎么写，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写。我确实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我今天想到这儿我就写这个，我写完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题材，我就会写另外一个，就是比较任性、比较随意地去写，并没有一种计划，也没有想好。所以我同学讲这个之后，我想了想我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
还有另外一些朋友说，你看你写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现代派，现在流行的是现代派。现代派玩的都是花里胡梢，要东边一句西边一句还要让人看不懂，你的太容易懂了。前面后面讲下来，人物故事都很清楚，这个太老式了。其实当时这种说法我也都想过的。但是我写到1987年的时候，靠外界操纵的年龄和经历已经过去，我已经不需要去被人家左右了。这个时候我应该用自己的脑袋想一想。我也会就同学或朋友的议论、他们认为比较高明的说法来反思一下自己。但是想来想去，最终觉得我所有的写作没必要靠别人来左右。老式的写法也好，新式的写法也好，后来我和同学说是各有所长。我说文学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我想形式它到底是一个外壳。传统写法你同样可以写得非常好的。传统写法其实它的技术要求似乎更高。你要很直接、精确、准确。比方说它要有结构感，就像搭房子，你看着房梁一根根地搭起来，一根地方搭错，这房子就不好看。其实它是很讲究技术的。新派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它重在用感觉制造一种氛围，把你引进一种氛围陷阱。实际从语言的某种角度来说，它可能要模糊一些。它不需要语言很精确洗练。你看我们看以前的一些笔记小说也好，老式小说也好，语言要求非常精确，它才能表达清楚。但是现在的小说很含混。那么现在小说为什么流行，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现在小说流行写的很模糊、很含混，靠情绪来左右，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语文功底不好。我们的语文已经把我们过去中国几千年的这种非常漂亮、优雅、含蓄、准确、简练的语言破坏掉了。我们已经不会用这种精确的语言，不会用一个字包含很多意思的语言了，我们只会用一些含混不清的语言。那你靠什么，你语言已经靠不了了，你指望不上它的时候你只能靠自己的情绪。找一点感觉的东西把它堆在一起，这种小说你看起来是很飘然的，实际上语言都是一些废话。所以从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可能更难写一点，因为它太要技术了。当然一些写现代小说的人有可能认为我们现在文学已经不需要技术了，那也是一种说法，那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做，那么关键是你想说什么。其实题材也好，你所选择的方式也好，这个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说出什么，你是不是从你的内心出发。
文学几千年来，它这么富有魅力，现在大家都去挣钱了，还有这么多人来听文学，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文学自有它一种很内在、很深层的东西。我觉得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学几千年来都是个人来表达自己。你在按自己内心写作，它使得我们很多很多读者从很多很多文学个体中能找到自己所需要找的东西。所有人你只要按照自己来写，汇总到一起，在文学这个框框里的东西，你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读雨果，他确实是一个大师，他总能塑造你的灵魂。你读他的东西确实很神圣，雨果他的这种人道精神，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确实很感动我们。可是我们照样读金庸啊，读别的东西你可能读了一半就想睡觉，可是读金庸就可以一通宵啊。为什么他会制造这么多悬念，这么多离奇的事情，让你放不下。让这么多人去读他，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其实文学很难说通俗不通俗，就看你需要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通俗和不通俗之分。文学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我写小说也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上是很孤独的。我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人处理家里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肩担，包括我上大学、工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我拿主意。参加工作，我当过四年装卸工，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四年在做什么。因为当装卸工要拉板车、扛大包，我要告诉我妈妈，她就会很伤心了，我就根本不说。一直到我上了大学，她才知道我在做什么。实际上你没有人可以交流，你是很孤独的。我记得我当工人的时候很孤独我就写诗，那个年龄是写诗的时候，十九岁、二十岁不到的时候，拼命写诗歌，其实想来也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觉得现在写小说也是一种倾诉，把倾诉感作为一种动力。就是你需要说，可是你没有人听。这个世上是没有听众的。哪怕你跟朋友讲也好，跟亲戚讲也好，没有人耐烦听下去的。还有你内心很内在很隐秘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你是很难说出口的。很多事情它只能用文字来表达。你说出来好像是另外一种味道，和你写在纸上是不一样的。语言靠说是不可靠的。所以我觉得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听众，包括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听众，如果有人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地跟我讲，我也会烦，这是很正常的。可能人天性中就有这样的弱点。当然也有人可以把什么都放在心中一辈子不说也能过得好，但我不行。我要倾诉。那么这个时候我只能寻求纸和笔，只有纸和笔它最耐心。很多时候有些人问你为什么要写小说，我都回答说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要说出来。借人物、借场景，有时候你说的就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是借故事的框架，但在故事的中间故事的背后包含着我想说的东西，包括我说别人，包括说我自己，包括我所见到的人和事，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对社会的一种判断，一种感受。
从1987年以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写作的感觉，就是写我想写的。后来我的写作过程比较稳定。不管你们外界玩什么花招，写了什么新的东西，我只是按我自己想的去写。而且我也很坚定地认为我自己这条路是对的，我不管你怎么样。所以我有时也开玩笑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随便你们怎么搞，我按我自己的写。但是也有人说你写年谱什么的东西，哪有多少市场，有多少人愿意看啊。你写知识分子的题材，这种书老百姓谁关注啊。你看有很多很多作家，他们的书卖得多好啊，一上市就是几十万本，而你的书也就出版社保本。我说那也行啊，反正只要能保本我就是成功，总是有一部分人愿意看你写的，对我来说就够了。我觉得早期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是需要钱，头上有经济这根鞭子。可是写到后来，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只是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想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市场当然很重要，我也不排斥，但是要为市场改变自己，我觉得我好像也做不到。其实有作家出版一些畅销书我也很支持，那是他的需要。但是我只需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我要挣钱，如果单位要卖房子我需要一笔钱，我就挣挣电视剧的钱。解决了这些问题，回到小说上，我还是按我自己的写。我觉得这也是打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烙印。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摆脱不了这些，我现在写小说也是这样。
市场是一个大家都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我说我能不能写畅销书呢？我想我也能写，怎么不能写呢。畅销书只要把故事编得很离奇就好了，加上一点时髦的佐料，出版社当然也需要畅销书，可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作者需要什么。你需要钱你去写畅销书，我觉得一点错误也没有；你需要表达自己你自己的想法，你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其他的，那也是可以的。文学最重要的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人的写作。所有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很有魅力的文学。
问：你的作品中有很多表达对女性的关怀，你是女性主义者吗？你怎么看待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
答：其实我本来也写了提纲，准备谈谈，我这个叫“女人的写作”。我原来也是经常跟人家一起谈女性文学，谁是女性文学啊，谁不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想象不到文学也像厕所一样分成男女啊。分成男性文学、女性文学。这话说出来也给我很大震惊。确实，文学就是文学，分成什么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呢？而且有些分法，想想也没有什么道理。所以我觉得不如你分成一种女人的作品或是女人的写作，可能更合理一点。
现在大家所说的女性文学我觉得很狭隘，它认为爱情、婚姻、家庭或者是写性的东西才叫女性文学。一般没有把我归在女性文学内，认为我的小说不属于女性小说。女性小说是林白、陈染、卫慧等等这样一些跟个人隐私有关的的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或者只写女人爱情、婚姻、家庭的事情的小说才叫女性小说。我觉得评论家自己也没有搞清到底什么是女性小说。
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没有机会像男人一样的。比方说没有机会像男人一样游历山川，像我们一样到处开笔会、出门旅游；也没有机会去当官，有那种官场沉浮的感受；也没有机会到大学当教授这种体验，她们很多机会都没有。她只能在家里待着等丈夫回来，生离死别。所以那时候女性的作品主要就是一些情感的东西，春闺啊、春怨啊这种凄凄惨惨戚戚的一些东西。五四以前的整个文学史中女性基本就没有什么声音。女性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只是一个很瘦的女人，头上插个黄花，手上拿个丝帕站在那里抹眼泪。那个丝帕就是她的文学，文学的丝帕的作用就是给自己擦眼泪。五四以后，一些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女性，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教育，接受了新的思潮，读了一些西方的书，接受一些民主教育，这样一些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而女性最开始的反抗也是从婚姻反抗开始的，要求婚姻爱情自主。这个时候女性写的东西也还是在爱情婚姻这样一些方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的女性的所有的题材都是很狭窄的，都是和个人生活相关的。那种真正比较有社会性的题材很少。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可是这时候的一些东西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很多女作家写的东西其实是无性别的，她都是接受男作家的教导，都是拜男作家为师，写了很多这些东西，你看不出性别色彩来。男作家也能写出比女作家写的还要女性化的东西，有些男作家写女人写得比女作家还要好。那你说这些作品是不是也是女性文学呢？也很难说。那时主要是从风格的婉约程度或文笔上来辨别男女作家，并不是从思想内容和情感表达意思上去区分的。一直到林白和陈染她们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她们俩的出来是对女性写作的一个很大的补充，至少说她们写出了男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个人的、深刻的体验。当然这里面有爱情和性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女人写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很强烈的一种性别色彩就出来了。女性写作在这样一条路发展过来是很好的，是一步一步地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突然提出女性文学、并且只有这样才叫女性文学，我倒觉得实际上有误区。时代到了这个时候，女人和男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女人不仅仅像在古代一样的，面对的只是爱情婚姻家庭。女人同样和男人一起面对整个世界，男人所有的压力女人都有，男人应该有的荣誉以及竞争什么的，女人也有。大家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是爱情、婚姻、家庭的这种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才是女性文学？所以呢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的，有误区的，是有问题的。当然可能因为评论家要写文章，他这样归归类便于说话——这个堆头是个什么，那个堆头是个什么，他要归堆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
问：在你写作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你是怎么走出的？
答：我觉得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境就是1986年以前，我老在想我应该写什么东西，老在想编什么故事更巧妙，写什么最能表达思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放松的，那时侯写作不是从自己内心去写，老想读者他是怎么看我的、同行怎么看我的、编辑怎么看我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困境。我从1986年以后这种困境就比较少了，比较顺了，在写每一篇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要写，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到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我写《乌泥湖年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没有写过长篇作品，我又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