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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愈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
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时雨堂”。
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作品”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过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禄说的只要老百姓说好，就是对的。现在，地图上的自然也是有实体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
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 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
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道他们他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不？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用过去的教育效果来安慰自己了－－“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
他给别的同学写信时说，他们考上，我真正高兴的是可以日后一起隐居田间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因为不当几天官就没有经济能力去隐居。
５．心中贼在制度中
他给他的学生杨仕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来铲除鼠窃毛贼，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伟业。”
他这两句话本来是他惯用的“仿辞”表达式，后来－－在新中国却名声大噪，成了他反动透顶的铁证。其实他的本意只是：让我来平定民间暴动，是杀鸡用宰牛刀；真正难办的是扫荡心中的邪恶。心中的邪恶之所以难除，是因为人们不以为那是贼。国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为心中贼在做祟。他这话主要是针对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恶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来人性是善良的，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这个心中贼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他这是在激励学生去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并不反动。人人都能铲除了心中贼，则人人都是圣贤，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圣世。
相比之下，还真是属“山中贼”易破，去破山中贼的那一套“管理体制”的问题难破。因为山中贼是民，制度中的贼官。官比民难缠多了。他参劾一批失事官员，也奖励了一批官员。制度问题又大于官僚之间的主体间性。难办的还有财政，打仗是打钱呢。他想办法疏通盐法，以保证军饷。最最难的是，须得到上边的支持。他两次疏请旗牌，还是在特拔他的王琼力排阻力，才暂时给了。并把巡抚改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现场发挥的自主权。
尤可恼的是，害群之马太监，见打仗就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走内线，让皇帝旁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这是明朝的惯例，就像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管地方部队一样。自然，太监监军并不从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了，也是明军在对外族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阳明那种最怕受羁络的英才，若顶上一个外行婆婆，便须带上镣铐跳舞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琼保护了他，王琼说：“兵法最忌遥制，若是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的镇守，断乎不可！”但还得给太监一点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赣军队必须救应。王琼打了个太极拳，算圆了这个场。要无王尚书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学功夫也营造不出顺利的官场环境，从而即使是龙，也得变成虫。而王琼也知道他阳明成功也是兵部尚书的功劳，琼也是个别有奇情的干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愤慨的说：“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
现在有了“势”，就可以作法使术了。他先改造部队编制，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他当年下过正经功夫，那时的纸上谈兵现在都可以“精神变物质”了。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是兵法实相，不像小说家言那么渲染战将的神功，真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的阵前苦斗貔貅将、阵旁旁观草木兵的那种儿戏。将领的作用是决定攻防计划、组织部队去完成这个计划。
他的“治众之法”就是强化等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即所谓“分数”。他的新编制如下：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二哨为营；三营为阵，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副将以下，层层管制。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这样做其实并无什么新意，尽管《明史》阳明本传中赫然录入，并说是“更兵制”之举。只是将每个单位的数目做了调整。
《周礼》记载周代的兵制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递进为卒、旅、师、军。宋代的李纲则调整为伍、甲、队、部等。阳明这样改为了剿匪时分进合击的便利。他说这样做可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这几句话李纲也说过。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里甲制度的翻版一样。。
编伍完毕，发放兵符。每五个人给一牌，上写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留阳明的总部，叫队符。相递有哨符、营符。凡有行动，发符征调，比号而行，以防奸弊。平时训练， 战时进退都集体行动－－这是否是现代部队编制的先声？反正有效地改变了明朝地方部队一盘散沙，死了跑了都没人管的疲软局面。现在他可以治众如治寡，纲举目张了。
他有了权势以后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贼了呢？这要看他拿权力去做什么。譬如眼下，是去杀人还是去救人。他还是根据他的理解去尽量做“抢救”工作的。
真正的贼还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贼性才使贼与制度同生共长。贼尽管无日无之，但“盗贼蜂起”就说明不但制度的性质有问题，而且状况也每况愈下了。毫无疑问的通则是：缺乏社会公正与有效的教育是产生民间暴动的基本原因。“乱自上作”，是集权国家的普遍事实。至少，这个国家的状况该由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统治阶级负责。
６．破山中贼的心中贼
磨到九月，才下达了至金至贵的上谕，给了他得以放手工作的权力。圣旨出于王琼手笔，自然要论证一番，在几省交界的山岭地区，盗贼不时生发，东追则西串，南扑则北奔。地方各省相互推托，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赏罚，以励人心。－－这些都是重复阳明的话，把他的奏疏变成了再传达下来的指令－－下学上达，下级教上级，能教会了还得谢天谢地。权力资源的垄断者授予他提督军务，调配钱粮，处理下级，杀死被捕贼人的全权。可以便宜行事，只是不要像过去的官员那样滥用招抚的办法。
没的说了，阳明按照他的哲学开始行动。
樟南平了，他将重点转到南康、赣州。这里西接湖南的桂阳、南接广东的乐昌，王认为这一带的桶冈、横水、左溪的暴动部队荼毒三省，威胁极大，若串入广东，形势更难平定。另外， 头上、中、下三个山头都是池大鬓「仲容」的势力范围。他们与横水的谢志珊部同是南赣最大的暴动部队。王想攻打横、桶，又怕 头的人过来夹击。遂想办法稳住 头这一头。只能用“抚”的办法。
当时，有人主张三省会剿。阳明不以为然。他明跟皇帝说：广东狼兵所过如剃，毒害民众超过土匪，会激起更大的民变。
他是真心爱民，与过去哄骗朝廷和民众的假招抚不同，他想和平解决而且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平完樟南之后，他想办法妥善安置“新民”就足见他是实心办事，从利国利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现在，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派人去招抚乐昌、龙川的 头人众。因为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攻心术。而且上次平樟南时，领着家属投降的人差不多都经阳明按置而复业了。他不愿意多事杀戮。他讲过，杀是为了不杀。－－历史上的清官最高也就是这样了。
他给山洞里的暴徒们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让暴徒们的家属先暂时食、用。并写了封可入历代名扎选的“告土匪书”－－《告谕 头巢贼书》：本院以弭道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天天来告你们的，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樟寇，斩获七千六百余，审理时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其余的都是一时被胁迫，惨然于心，因想到你们当中岂无被胁迫的？访知你们多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大理的。我从来没有派一人去抚谕，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不要觉得眼前人也不少。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
然后开始运用心学理论：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妻子，你们也必愤恨报复，但是你们为什么又强加于人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悯。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改行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为什么？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无法理解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
但是，若是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诳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也决非我之本心。你们还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农耕、商贾，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形遁迹，忧苦终身，最后还是身灭家破。有什么好？
我对新抚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观业，既往不咎，你们已经听说。你们若是不出来，我就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帅大军围剿你们，一年不尽剿两年，两年不尽三年，你们财力有限，谁也不能飞出天地之外。
不是我非要杀你们不可，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想让他们躲避你们，他们就失去了田业，已无可避之地；让他们贿赂你们，家资已被你们掠夺，已无行贿之财。就是你们为我谋划，也必须杀尽你们而后可。现在我送去的东西不够你们大家分，你们都看看我这篇告示吧。我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我，而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兴兵可以无憾矣。民吾同胞，你们皆是我之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杀你们，痛哉痛哉！走笔至此，不觉泪下。
这样的“告土匪书”简直像情书。至少在阳明前没有见过这么仁义、这么动情的，只有坚持人性本善的思想家才能如此。
这颗精神炮弹，很有作用。一是直接感动了住在山洞里的瑶族酋长，如金巢、卢珂，他们率本部来投诚，参加了后来的剿匪战斗，尤其是卢珂，破池大鬓时立了功，后来阳明保举他做了官。二是对暴动部队起了心理破坏作用，使他们思想动摇、精神涣散，且疑且惧，斗志瓦解。他们不知道阳明正在反对用土兵狼达来会剿。首领蓝廷凤准备投降。而这时王的部下如伍文定等已率部队突飞猛进，到达了他们的洞口，是冒雨而至，他们卒不及防，遂仓促败逃。官兵捣平几个大的洞巢，阳明也在土匪中落下“多诈”的名声。
那一带的巢穴已是漫山遍野，就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没有协同作战的能力，几乎是等着官军各个击破。这也是农民军造反很难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还没有达到政党政治的阶段，像自然经济一样，他们的政治形态也得等待自然发育－－假若官军不及时来围剿，他们靠互相兼并来形成统一的武装。往往不等大军来剿，他们已经互相杀得元气大伤，帮了官军的忙。他们受地域、种族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大容易联合，而且每一粒沙都要自成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肯附属于别的山头。相互之间还难免因有些小矛盾而彼此幸灾乐祸，观望不救。根本想不到这回是你，下回就是我。皆因他们都是被迫上山，不可能有什么打倒三座大山之类的社会理想。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活几天，而且是活了今天不管明天，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走上那条路本身就是挣命式的活法。
难得的是号称“征南王”的谢志珊，在大敌当前，能够联合陈曰能、广东乐昌的高快马，大修战具，还制造吕公「姜子牙」战车－－山地不宜车战，恐怕是主要用于防御，譬如可以登高望敌、射箭，或布置于洞口，发挥“拒马”的作用。他们一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