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极穷苦极易发生民变的地方。
官府有官府的立场，百姓有百姓的立场。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阳明是个清官，他面对的山贼也是五花八门的，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他们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们耍蛮、暴虐不仁、欺压良民、为非做歹的应该镇压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绝对理性的立场，无须为王辩护，也无须用老式的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因为当时百姓不会写书，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到底对当时的揭杆而起者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与九牛之比。记载阳明事迹的又都是与他相同立场的人，都是坚信剿匪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他们的话是必须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
真正让阳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来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民，我同胞也；现在，他却不得不向他们举起屠刀，来镇压本来可以成为圣人的也有心本体的与他一样的人，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问？若在俄罗斯宗教型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这里，却毫无困难。因为确立了仁政理论体系的孔夫子可以诛少正卯，阳明最心仪的孟子是主张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帝王都可以诛杀的。再说，尽管儒家是世界级的和平主义教派，但它从来没有承诺绝不杀人，在刑法与道德这治国的两轮之间，孔子明确表示他要“执两用中”。阳明是孔子的好学生，自称是圣人的真骨血，绝对能完整准确深入领会圣学的真精神。
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与民众的大多数保持一致。这既是儒家民本原则的“当代”体现，也是市民社会有所养育的当代表现。他有句近乎极端的话：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这即使不算平民宗教，但很有的那个意思了。这个思想一点也不妨碍他去镇压民变，反而是他去镇压的价值支点，他不去除暴怎么能安良，在匪徒出没的广大区域，民不聊生。他们遥望王师救他们出水火之中。然而腐败的政府既不能保障民生，更不能保障民安。久而久之，不想当强盗的良民也不得不“入伙为安”，愚夫愚妇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永远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在给国家交纳的税粮中包含着让国家养官养兵以保障纳税人安生安全的期待的，但官敲诈盘剥他们，兵比匪还心黑手辣。－－王阳明剿匪就不用国家正规军，他知道大军一过，百姓几年之内没法正常生活。他是个为大多数民众着想的好官。
由于明朝有军功、恩赐、贡举、科考几大渠道出产官吏，官多岗位少，南京六部是板凳队员，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的官员，造成官场竞争空前的激烈。阳明等到四十五岁才得授去剿匪的实职，还是因了兵部尚书王琼的特别推荐。
琼是太原人，能打会算，以敏练获宠圣上，人皆服畏。他正德十年才当上兵部尚书，次年就举荐了阳明。他反对大兵剿匪的办法，才特拔阳明这样的人才。他废除了当时通行的用杀贼首级论功的作法。他说这是秦始皇留下的坏传统。在边关可以论人头，在内地绝对不可。他说：“现在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以冒功，还纵贼行动以创战绩。自今内地征讨，只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董卓杀民以冒充杀了黄巾军的虐行还在上演。对于那些平民来说，被官军杀了还得留下“匪属”的罪名给亲人后代。
王阳明自称正在尸位素餐、因循岁月，却于九月十四日忽然接到吏部任命他当南赣佥都御史的咨文，既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这个使命是出他意料外的，他早年练就的“先知术”没有发挥作用。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致仕就是退休。他是个语言大师，疏文写的极好，短短的篇幅一波三折，横说竖说，无非是身体不好，才能低下，不敢误国败政。中间有些插曲性的话颇可玩味：“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下面说自己得显官怎么会不欢喜？只是怕干不好云云－－这是阳，真实的意思是我过去粗心浮气、狂诞自居－－你们从来也没想着要用我，这是阴。阳虚阴实，大有我这里都过了景了，你们才起劲了，真让我涕笑皆非，如手持鸡肋。去年，即正德十年御史杨典举荐改阳明为祭酒，这个活儿倒与他这个讲学家的形象般配－－但人家腻歪的就是他的讲学，怎么会让他成为“奉旨讲学”的祭酒！
突然让一个礼宾司的白面书生去当剿匪的巡抚，他若朝发夕至的去上任有点发贱，若说死不干，就再也没机会建功立业了，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思想家－－这绝非他本心本性所能甘心的。像朱熹那样活着啃死人书死了啃冷猪头，在他觉得那是非常可怜的，辜负了这只能有一次的生命。
怎么办？就算是夕阳红，也比阴霾一世强得多。再说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权力又让它失之交臂，这也不是心学家要干的傻事。那就成了迂腐的呆道学。微妙的“度”，或用他常用的术语“几”横在眼前，怎样有利、有节的发了牢骚、表示了谦让，还能把握住机遇－－他在最后提出让他回家看看他奶奶，然后就去上任－－这与上疏的文题、前面的正文相矛盾了。他自圆的办法是：我上次请求退休、请病假都是为了看我奶奶，与她得诀别一面，现在我提这个要求也许违反条例－－言外之意是你们自然可以不允许。
他递上含义复杂的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方向走。他后来的谢恩疏上说是在杭州等待旨意，《年谱》说十月回到了老家山阴。估计他肯定不会在杭州一直傻等着，杭州离山阴很近了，而且他与其在杭州等何不在南京等？
那种文牍政治的行政效率也着实可笑。十月二十四日圣谕下：
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 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这道圣旨也没有启动阳明的“心机”。他依然号称在杭州，其实往返于“山阴道上”。十一月十四日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皇帝切责语：
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阳明因见 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
兵部奉圣旨，命令：
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但是，他还是继续等，等到十二月初二吏部又下文，正面回答了他的请按原官退休的上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次，他不敢再玩名士派了。原先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等皇帝的申斥其实是在等皇帝的再三诚聘。他身体不好是事实，剿匪这种活儿容易失败而不易见功效。他前面的御史就是畏难而以病辞职。再前，也有招抚土匪而土匪又反戈，从而落职入狱的。也有不屑于为流氓皇帝卖命的。现在 一切都不用再说了。初二下文，初三他就告别美丽的杭州城，走向日渐坐大的那些巨寇，走向积年匪患丛生的深山老林。这一走就是五年，而且是百死千难的五年。能得以生还，还建立功勋，真是大本事。
２．胜败由人 兵贵善用
他先立即赶到南昌，粗定了一下方略，用心法应变这无穷的现状。－－他跟皇帝说，他初三就到了南昌。
江西南临百粤，北枕大江，东连闽峭，西接荆蛮，地延千里，址交五省。现在这几省交界处暴动频起，新起的流民与山里的惯匪连成了一片。各省划地为牢，对边界地区的事情都推诿，「就像毛泽东《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边远落后的地区、在各省之间的交界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又有崇山峻岭，洞穴丛林，只有鸟道与外界勾通。车马不得长驱，粮草不能及时供给。官军扑来，暴民如鸟散入深林，大军日耗累万，却如高射炮打蚊子。暴民在山中如鱼得水，大军在山中则是涸辙而鱼，难以维持。大军一走，他们旧态复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他们狡兔三窟，勾连成片。官逼民反，他们兵源连绵不断。总而言之赣南闽西那脉山麓千里皆乱。
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十六，他到达赣州，正式开府。
他来时，在万安就先跟数百名流贼遭遇上了。他根据王朝官员调动的规矩，基本上是只身一人，领着家人，没什么官军护卫，而且他的旧衙门是王朝最冷清的部门，他也无从带钱、带人。那帮流贼沿途肆劫，商船不敢前进。王把商船组织起来，让他们结成阵势，扬旗鸣鼓，摆出趋战的架势。这伙流贼皆由流民临时组成，并非惯匪。明朝是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的，就怕他们变成流贼。但他们的温饱无着，又不能等死，政府又不提供基本保障，他们不流又如何？这伙人见船上有了官，便像找着了娘，一起跪下来，请求救济，说他们只是饥荒流民，只求官府发放救济。 王让人上岸宣布：你们赶快回家，我一到赣州就派人落实安排。以后各安生理，不要再胡作非为，自取杀戮。
他最后是否落实此事，或促使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不得而知。他后来平定了巨寇后确实兴办了一系列富民教民的实事。
眼下，他得先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前任文森见形势严重，早已假借有病辞职而去。而前些时谢志珊、詹师富等部攻掠大庾岭，进攻南康、赣州，守城官员有的被杀。暴动的怒潮以樟南群山中的积年匪巢为重镇，所以，阳明须先把它们搞掉，再说其它的。他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一旦承当便全力以赴的人。不玩花活儿，不来虚着儿。而且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已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功，天才也不例外。
用兵之道，是最典型的用心之道。兵法之妙，妙乎一心。而真正的打仗并不像说书人所描绘的那么单纯，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三突出”到将军的拼杀格斗上。其实，打仗是在打制度、打钱、打谋略、打人心。阳明现在有了权，他的文韬武略得以变成真才实学矣。他的心学又一直是“运用学”，现在他可以运筹施展出来了。
治民先治官，他的认为这一带暴民的不到肃清的原因在于各省都推托观望，不肯协力合作，致使贼情蔓延。他首先照会各省必须听他的指挥，做好战前准备，巩固城池，选拔向导，组织大户，开垦边地兴屯足食－－总之，他极有远大战略头脑，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根治匪患，而比只是拉完网就走。他是个儒家，而非兵法家。这再次证明了荀子主张用通经达义的君子当官的设计是正确的，他们既能做好眼前的工作又能考虑到长远的效益。历代实行的科举考试，其本义也是想选拔这样的君子，但很难拔出阳明这样的真才。这也是王阳明要发动思想革命的原因。
治民，最好的办法是有效的让民自治。他推行了十家牌法。其作用相当于用居民委员会监控住户，让每户每天汇报当天的行为，来往人员的情况，一户出问题十家连坐－－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那个牌相当日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但他发牌时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的告示写的极温情脉脉：我岂忍心以狡诈待尔等良民，只是为了革弊除奸，防止通匪，不得不然。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并提出了一系列让他们当好良民的道德要求。
他在将后院布置停当的同时，已着手选练民兵。民兵，最晚在宋代已有常制，在禁兵、厢兵、役兵之外，就是民兵。选拔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则应召入伍。只是明中叶以来连正规军还组织不好，遑论其它。他在《选拣民兵》的告示中说：我到任十天，未能走遍所属各处，仅就赣州一府的情况来看，财用枯竭，兵力脆寡，卫所的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根本就没有抵御强寇的力量，用他们去剿匪就像驱羊攻虎。所以，以往动辄会奏请兵，不是湖广的土军，就是调广东的狼达。往返之际，经年累月。集兵举事，他们魍魉潜形，无可剿之贼。大军一走，他们又狐鼠聚党，便又到处是不规之群。群盗已因此而肆无忌惮，百姓觉得官军根本靠不住，便竞相从匪。
他的天才在于既现场发挥的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既操作简便又不是苟且之谋；他的办法都是眼下见效的长远之策。实难缕述，且说这选拔民兵之事。他发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从各县选七、八个骁勇超群、胆力出众的魁杰异材，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召募奖赏他们的费用都从各属商税和平时没收的赃款罚款中支出。各县旧有的机快的编制不动。会剿时不要出动大军，每省出兵不得超过五百，这五百人分成两拨，三分之二的留守训练，既为安抚民心、做预备队，还为这样可以节省军需，以提高给投入作战的那三分之一精锐人员的奖赏。
与此同时，他广布间谍。原先，官军在明处， 因为赣州的百姓多有为藏在山洞中的强人当眼线耳目的，官军尚未行动，那边造有了准备。阳明发现一个老衙役尤为奸诈，是洞贼的密探。便把他叫到卧室里，问他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就交代联络图、联络点。老役如实坦白。阳明遂推行十家牌法，同时有将计就计，故意让密探传回去错误消息：能而示之不能，打而示以不打。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他下令各省的小分队会剿活动最猖獗的闽西樟州象湖山一带的暴动。其实，具体打仗的是他的下属。他是在帷幄中运筹的。
３．作贼用是贼性
官军见敌众我寡，敌据险要之地，我处仰功地位，且巢穴众多，又四面设伏，并且斗志昂扬。他们便想分进合围。
初战长富村，斩首432名颗；俘获146名口；烧毁房屋400余间；夺马牛无数，跟鬼子进村差不多；却是战功。官方死了“打手”６名。暴动部队退回象湖山拒守。 在莲花石，两军对垒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广东的兵在大伞地方，遭暴动部队阻击，不能按计划到达。福建兵也去大伞会战，却被大伞暴动部队突然袭击，他们杀败官军，四散于水竹、大重坑等老巢。
皇军受挫，又不敢不打，又不想送死，这时便有几个军官提议调广东狼兵前来。阳明立即下令训斥，要按“失律罪”处分他们，但又并不真处分，只是激励他们去立功赎罪。这是阳明发挥指挥作用的时候了，他说：“兵宜随时，变在呼吸。怎能各持成说？貌似持重，却坐失时机。福建军有立功心，利于速战。敌以为我必等土军狼达，不会出击，却正是出击的好时机。”虚虚实实的契机看怎样把握利用。
他亲自住跸上杭，算是靠近前线指挥，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晦夜，全线突袭，各路并进，直捣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这是军事上常说的“出其不意”，造成敌人的相对劣势，我变被动为主动。
对手毕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间武装，他们以为官军还会像往常一样，受挫之后，或走或来召降。没想到这次官军勇敢又能耐了。他们想攀登到悬崖绝壁上去，没想到上面早有王布置的从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面滚下圆木石头，他们只有四处逃奔，但依然边跑边打，官军人数不是很多，但有“势”，尤其是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暴动部队既离开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势已去。
官军乘胜追剿，攻破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据点，杀了暴乱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共七千余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贼洞”都捣平了。用正史上的话说：这一次仅用了三个月，樟南数十年贼寇悉平。
阳明原先做了两套准备：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这个方案有阴有阳，万无一失。广东兵不走间道，打乱了部署，一度受挫，诸将灰心，请调大军，他的独特超人之处在于能透过一层，不肯自懈失机，亲自督师，卒获成功。
他出发前，在山阴，王思舆跟另一个朋友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问：“何以知之？”答：“吾触之不动矣。”－－这个触之不动，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这个王思舆就是当年去拜访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个拜访者。
４．物质变精神
细看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觉得这个人还有极琐鄙的一面。疏文长得要命，仔细得近乎糊涂，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