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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只有两支狙击步枪能够打到他们。就这样，他们也没便宜可以占，又不进又不退，又没有工事可依靠，与隐蔽好的狙击手对打，很快就被打死了几个。剩下的鬼子吓得头都不敢抬，胡乱抬枪打几枪。前面的侯小燕看到这些鬼子被压制了，只叫四名战士与他们打，剩下的人都打阵地前几个侥幸活命的鬼子。等把这几个鬼子收拾了，就叫人上去看看大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
这大车蓬布下装的只是麦草，队员觉得奇怪，但这时也只能把三头拉车的骡马卸下，准备撤走。可有两个在路边装死的鬼子伤员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和炸药，炸死我军一个战士、炸伤三个战士。
而这自杀式攻击还不是敌人的最后手段，抗五军一般是在现场就紧急抢救伤员，欧阳德他们就因为处理伤员，两头公路还有十几个鬼子的骚扰，多花了一些时间。正要准备撤退时，发现在公路远处出现了一支日军的骑兵，至少有二百多人，以最高速度向他们冲过来。这支日军骑兵是为了消灭欧阳德的排，从别的地方悄悄调过来的。
欧阳德知道这是敌人的圈套，为时已晚，立即命令其余人带了伤员马上撤退，自己与侯小燕各带两名战士留下阻击掩护。别的战士熟悉这两个人的脾气，知道争论也没用，反而诒误战机，增加牺牲，就执行了命令。
骑兵利用的就是速度，从进入几百米射程到冲到战壕前面不需要多少时间。这时，狙击步枪就不如连发的自动枪效果好。侯小燕把机枪打得又准又猛，欧阳德也拿了一支侧把子枪来射击，虽然打倒了几十名鬼子，但最终还是让一些鬼子冲到了跟前。
欧阳德和侯小燕他们就蹲下在战壕里，让骑兵的刀不容易够到，同时用侧把子枪向上打。日军就下马来打，还向战壕里扔手榴弹，不过手榴弹扔在他们身边，反而被游击队员抓起来又扔回去；扔得远一点的，队员就跑开两步。现在战壕长、人少。
不过形势不利于欧阳德他们了，鬼子也跳下了战壕。侯小燕在又打完一匣机枪子弹后，连换子弹的时间都没有了，一个鬼子过来，一枪打中他的胸口。他慢慢地坐到战壕底，从容地、微笑着，拉响了身上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手榴弹“光荣弹”，与这时正跳入他边上的一个鬼子同归于尽。
欧阳德在另外一段战壕里，与两个战士一起互相掩护，坚持的时间更长一点。在战壕里面打，敌人的骑步枪还是比不上他们的侧把子。敌人看到他们已经被困在一小段战壕里，又不敢往下跳，就向他们喊话，要他们投降。什么皇军大大的优待抗五军将士，投降后就官升三级之类的。回答这半生不熟汉语的，只有一粒准确的子弹，欧阳德迅速地站起一下身，对声音方面打一枪，子弹打进了这个鬼子的嘴巴。而日军在喊话的同时，军官命令每人准备好了两枚手榴弹，看到抗五军打死了喊话的人，就一声令下，百来枚手榴弹同时扔向这段战壕，欧阳德他们也都牺牲了。
日军很残暴，一般会把抗五军战士遗体的头割下，带回去“示众”。这次他们虽然从截肢了的身躯上认出了欧阳德和侯小燕，但只是照了相，没有割头。还在就地堆了六个坟，把这六名烈士都埋了，欧阳德和侯小燕的坟上还标了“支那勇士欧阳德”“支那勇士侯小燕”。后来抗五军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把这六个战友的坟重新修了。
其实欧阳德等三位烈士已经被炸得没法从面目上辨认了，这可能也是日军没有割头的原因之一。连他们用的武器都被炸成了几块。
这六个烈士，抵抗日军半个多小时，打死日军五十三名，打伤多名。此战之前，欧阳德击毙日军已经九十四名，所以，抗五军把他也列入击毙日军超过一百名的狙击手榜。这时不像几年后，击毙敌人超百名狙击手榜上的人还只有八个人，是相当光荣的事。
在欧阳德、侯小燕烈士的事迹宣传后，抗五军中出现不少残疾后还继续留在部队，英勇作战的官兵。一般都是当狙击手或者机枪手，部队中称为“欧阳德”式狙击手和“侯小燕”式机枪手，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勇敢、不怕牺牲，有什么危险的阻击战，总是主动要求担任。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三十章 再到北平
十月中旬，财迷等人从涞源来到北平，首先去见了张少帅。张学亮对财迷抗五军这次在东北取得赫赫战功，打击了日军，帮助了其他抗日义勇军，表示非常感谢。他对粤派中央政府口头上支持抗日，把丢失东北的责任都推给他，而没有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很不满。在收到中央让他起兵收复东北的命令后，他曾经开出一张后勤支持的要求清单，结果中央说他是在戏弄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而张学亮认为粤派中央实际上并不支持他们进攻东北。
在中原大战之后，张学亮与蒋中才的关系变得相当好；而粤派在中原大战时是在西北军一派的，因张站到蒋的一边而告失败，所以与张的关系不怎么样。现在中央政府因为江浙工商界不配合，不买他们发行的债券，筹不到钱（与蒋中才是不是有关系？）；而张少帅还向中央政府要钱，汪精卫他们当然恼火。
而张学亮在东北军中也没有到说一不二的地位。他的手下张作相、汤玉麟等人，资格老，掌握有军队和地盘，虽然大面上说是听少帅的领导，实际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些人都是觉得不能与日军开战，要保存实力，经营华北现有地盘。这样的想法，在东北军高层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张少帅在这些人中间，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也是正常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为几十万东北军弟兄着想、负责”。
所以，张学亮对外说他也想要收复东北，可是光东北军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话被很多人痛骂了！作为不抗日，或者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日，是应该被骂；对九一八时的政策失误、锦州的抵抗不力，都应该被骂！骂他是“不抵抗将军”的人，不是没道理的。
但现在的形势下，说东北军拼不过日军，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自从上海抗战胜利之后，国内一些热血青年和宣传方面都有日军也不过如此，只要我们士兵士气高涨，坚决抗日，就可以打败日军，踏平东瀛三岛！按有些人说的，我们华人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就把几十万日军给淹死了！
可这一类说法是不科学的，没有一点可行性；这么说的人，恐怕也只有吐唾沫的水平高。
在上海抗战中，消灭的日军主要是被淹死的，但不是用唾沫。现在抗日战果最辉煌的抗五军，是在东北打了一些胜仗，也不仅仅是靠一腔热血，而是有国内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有利的情报来源。
就算是抗五军，如果在没有后勤的条件下与日军打拼实力的阵地战，也不一定能占便宜，更别说是攻打日军修好工事的防线了。
打鬼子，要有一腔热血，也要有军事、经济基础。如果没什么准备，就用热血战士去硬拼，以血肉对敌人的炮火，并不是什么好办法。当然，作为宣传，为了让大家齐心协力抗日，在精神上鼓励大家，那是另一会事。
所以财迷的做法是要打鬼子！必须抗日！但要打得策略，伤亡比要差不多，亏本生意不要做嘛！
抗五军绝大部分部队撤回关内的事很少有人知道，否则的话肯定有许多人会失望，甚至大骂。不过撤回关内不是抗五军不抗日的表现，而是没有了弹药，粮食都成问题，他们大部队再留在东北就没法发挥自己的作用，甚至被日军围攻。而如果出来后好好准备，先建立一些基地，或者下次再多带一些火箭炮弹去，他们的仗会打得更好！
…………………………
财迷是带了黄琪翔、章芝春等抗五军一些高级将官一起去见张少帅的，“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对这些人（包括徐辉中将）已经记功嘉奖了几次了：一般只要抗五军司令部嘉奖的官兵，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都要再嘉奖一次的；而只要抗五军打了一次大的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还要对徐辉总司令等人嘉奖一次，虽然财迷自己是不会嘉奖自己的。
按通行做法，部队里这样的嘉奖，一般不光是发奖状、奖章就行的，还要给点奖金。虽然各地部队给的钱有多有少，但大致有个价的。张少帅这次对抗五军也给了一点钱“嘉奖”，但打了很大折扣，只能算是“意思意思”了。这大概是因为抗五军获嘉奖太多，加上知道徐辉和共济会有钱。这点钱是远不够抗五军实际发给受奖将士的嘉奖标准的，财迷亏大了！
少帅还是一如既往，要徐辉老弟留在北平的抗日义勇军总部，最好黄琪翔等这些军官全部留在义勇军总部或者进东北军，还说要让徐辉将军担任抗日义勇军总司令。
财迷急于回上海，是不可能答应留下的，开玩笑说他可不敢夺了于凤至于总司令的位子。推托一番，最后，答应让黄琪翔暂时任总部的参谋长，管理和指挥义勇军的事务，张少帅才算罢休。
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至今没有正式任命什么人，就算任命给谁，也只是个虚衔，没有什么权力的，出钱的可能性还更大，财迷是最不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名头。
因为义勇军总司令部与五支义勇军的关系，名义上是上下级，实际上并不能具体指挥他们。主要是提供有限的一些后勤，和通报有关日军的情报（这方面，不用说是抗五军的情报网提供的情报最多）；军事指挥上最多是提供一些建议，和沟通各部队之间协作的要求，至于下面是不是这么干，就没权管了。
当然，就这样，恐怕也比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的关系，要融洽得多！也更能指挥动一点，因为至少五支抗日义勇军的目标大方向是一致的，目前也没什么利害冲突。
第二天，财迷又把带出去的白凤翔、刘桂五等三十八人交还给了少帅。这些人一直都在教导队，也打了几仗，但只有两个人挂了点轻伤，现在完整地交还给少帅，也算对得起少帅的托付。
少帅非常高兴，问了他们在东北的战斗经历和学到的抗五军游击战术。这些人经过这三个多月的战斗，学到的东西真不少，思想观念也有转变，七嘴八舌汇报起来。开始少帅兴致很高，但两个多小时后就不行了，一下子变得没精神了，脸色都变了，只好草草结束会见。这些军官是见识过抽大烟的人的，知道少帅是高兴得忘记了吸鸦片，因此也不以为然。
这些军官经过这三个多月战斗，与抗五军的战友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教导队的战友因为他们是友军，都特别照顾，防止他们受伤；而这些东北军军官也都是汉子，是军人，怎么会在战斗时受人照顾？这样，双方的友谊在这血与火的考验中建立了。
这些东北军军官对抗五军的战斗力了解得更多了（有些火箭炮之类的还没让他们知道），对徐辉总司令等抗五军的高级军官了解也更多了。
财迷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书生气重，与这些军人平时交流不是太多，所以开始他们主要是听教导队战友的介绍，说徐总司令是个怎样的传奇人物。看财迷谈吐像书生，有人开始还对财迷枪法好的说法有怀疑；在第一次财迷到教导队讲课时，一个“炮手”出身的人还要与徐总司令比一下。他左右手两支驳壳枪，如果打一百米内的目标财迷是赢不了他的，但他们比打二、三百米的目标，财迷用的是一支侧把子枪，这“炮手”就比不上财迷了。
财迷这样另一种风格的司令官，慢慢也得到这些军官的信服。不善于与他们交流，更使他们对徐将军有一点神秘感。
与他们处得最好的是傅保国，同是东北人，还当过胡子，交流上一点问题没有。人家傅司令对徐将军那叫一个崇敬、忠诚，说自己军事上的本事都是跟先生学的；这只是先生一部分本事，而先生在科技上、经济上的本事，怕是天下无双，一些留学博士还要向他请教！这些知识就是对傅家兄弟讲，他们也听不懂！
傅司令可是能文能武，水平放这儿的，他这么说了，还有谁会对徐总司令不敬上三分！
这些军官回到东北军后，有的就留在了张少帅身边的卫队，有的下部队当军官，按抗五军的样子训练队伍，有的进了义勇军总部。
…………………………
财迷还应北平工商界和“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等人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欢迎会、庆功会，也要在会上讲几句，以感谢他们对抗五军的支持！（又得了一些钱，嘿嘿！）
可北平的各个大学知道了后，就都要请抗日英雄才弥先生去演讲！都说第一场演讲要到他们学校！先去清华，得罪了北大学生；先去北大，压制了清华学生的热情。这些学校，在另一时空，财迷想去当学生都没当上，现在这样争着让他去演讲，却让他很头痛。再说财迷也确实有很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他最后只好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以“事务繁忙”为由，什么学校也不去，溜之大吉。
隔两天，财迷在去上海前向张学亮告辞，只见张少帅精神还很不好，少帅自己也承认，现在他觉得压力很大，所以现在每天靠抽大烟、打吗啡，瘾越来越大。他主动询问财迷能不能帮助他戒掉毒瘾？
财迷对他说，戒毒主要是靠自己的毅力，同时辅助以药物。可用什么药物他也不知道，答应回上海后，到科辉医院找人准备一下。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三十一章 后方建设
回到关内的抗五军第一纵队成了一支训练有素，而且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部队。财迷让大家总结战斗经验，觉得还是以偷袭战、特种战加游击战的成本最低，所以要军官们多想办法，打这种本小利大的战斗。并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让明年就要进去东北的第二纵队（傅保田师）可以用上。
傅保田的部队见到第一纵队已经载誉归来，就想马上进入东北，接替第一纵队，但财迷没同意。倒不是认为第二纵队训练得不行，而是觉得冬天就要来了，东北不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了，财迷可不希望冻伤的士兵比战斗受伤的还多。
第二个原因，是从第一次抗五军进关东的经验来看，虽然关外可以解决一定粮食，但靠他们随身带的弹药，大部队最多只能进关东打上四、五个月。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冰天雪地的五个月内去打仗？
所以抗五军决定，除了让第二纵队派一个大队到朝阳去换防，替下第一纵队的部队。其他部队还留在河北，把准备工作再做充分，特别是能不能先建立一条运输通道，在东北的现有根据地贮备更多物资，等待明年春暖花开时，大部队才入关。
而且现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游击战形势挺好的，小部队有灵活机动的优势。财迷还想到了地雷战和地道战，想让那边留下的部队多做点游击战术试点，为第二纵队进军东北多总结一点经验。
第一纵队则需要到涞源休整，训练和补充兵力。从东北新加入的人单独成立了一个大队，看从中能选出多少敢死队员。别的大队都要重新调整和补充，除了这三个月中的伤亡人员外，主要是有一些部队留在东北根据地了，所以，他们要补充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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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在十月底回到了上海，准备全力搞安徽马鞍山的工业基地。杜重远先生已经在十月初到上海，帮助打理科辉集团产业，不过他到科辉日子还不多，有些问题还是要财迷来拍板的。
例如这时抗菌素药厂和半导体电子厂等需要扩大产能，新厂是建在上海好？还是建在马鞍山或者别的地方好呢？财迷去了以后，拍板决定这两个新厂秘密地建设到杜重远先生提出的几个候选地点中的一个：重庆边上的北碚。
北碚是卢作孚开发的基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想把那个地方当作理想社会的试点。
财迷没去过北碚，不过看一下杜重远一年前（一九三一年二月）写的介绍北碚镇的的情况就够了：
“弟此次到重庆，获晤卢作孚先生。卢公实川中之人杰也。六年前即见到重庆之商业空虚，经济可危，乃号召同志，组织一民生公司，造有轮船十四只，为挽回长江的航权。经营之善，川人共称。……重庆之西一百二十里处，有北碚镇者，该地背山面水，地势险恶，居民蛮野，时出掠夺。卢公兼任该地峡防局长，悉心治理，化险为夷，首练军队二百人，除剿匪外，兼任警察职务，近因匪患已除，以军队修道路，兼作浚河工作。设实用小学一处，以兴教育，设民众学校三处，以奖励平民识字；设民众俱乐部一处，每日有演讲，并附以电影，提倡民众正当娱乐；设图书馆，引起民众读书兴趣；设地方医院，每年施布种痘的两万余人；设公共体育场，劝导民众注重体育；设乡村电话局，以利交通。此外更以五万资金倡办染织工厂一处，每月可织布一千二百匹，袜子二百打，并附设缝纫工厂与石印厂在内，以上种种设施，虽粗具规模，均著有成效，而经费一项，每年不过八万元，由过往船捐项下扣用。以有限的经费，办许多的事业，卢公之精神毅力，有足称者。此外又向各方捐款，以四万元建设温泉公园，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生物与地质两科，该院复设有农场博物馆及动物园，并设兼善中学一处，组织义勇队二十名，每岁到川康各地游行，为采集科学标本之助。复另集资金两万圆，办农村银行，内附设消费合作社，专为以上种种机关服务。此外有嘉陵小报，为传达各项消息。最令人惊异者，以上种种机关皆为卢公训练出来之二十岁左右青年所经理，弟皆亲自访览，不胜敬佩。
北碚面积纵横一百二十里，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以一人之力，不数年间而经营如此，孰谓中国事业之难办？党国诸公对此作何感想？卢公年四十许，思想缜密，眼光锐敏，处事勤奋，持身俭约，虽时至今日，仍短服布衣，出门向不用车轿。至彼在北碚二十年内之计划（今已四年），即充实内容，深入社会，以全力建设经济基础。弟之来川，以得晤卢公为平生第一快事。……”
北碚模式在这时已经在国内小有名气。卢作孚为建设北碚，是投入了相当的财力、人力的，也希望才弥先生这样的老板能给予支持。北碚的图书馆建楼，花了二万元钱，都是靠这样捐赠，财迷也为北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