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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留下的抗五军虽然打的大仗不多，但小仗不少。从电台广播的消息中听，老有抗五军在各地袭击日军的战报，似乎抗五军的主力还没有撤出东北。
实际上抗五军的大部队只在朝阳留了一个大队，其余一万人在十月中旬回到了河北涞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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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抗战结束后的六月后，以蒋中才、汪精卫主政的政府，对付日军侵略的政策是“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这抵抗，似乎就是抗日义勇军一家的事情了；他们进行的主要是“交涉”。
这个时空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表现得比蒋中才更加要抗日。他倒是想要出兵东北，在六月就要求张学亮立即出兵，打回东北。但对张要求军费等支持，却爱莫能助。所以张学亮觉得他有借刀杀人之嫌，没有派东北军行动。七月份还去了一趟北平，但张学亮对他并不热情。其实，对这个粤派中央政府，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实力派听他们的。
汪对此非常不满，八、九月份对记者说，张学亮应该辞职以谢国人，他可以陪张一起辞职。结果全国人民都骂张学亮，张学亮也就真的提出辞职。而汪精卫自然同意，而蒋中才也考虑同意他的辞职。
于是，张少帅就算是引咎辞职了。但东北军各将领都要求张学亮继续领导，并说抗日不是东北军一家的事情。蒋中才又改为考虑不同意张的辞职了，这样，张又继续留在了北平。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二十八章 外交交涉
所谓的外交交涉，原来中央政府最希望罗苏能出来干涉，以及国联能制约日军。毕竟这东北曾经是罗苏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黑龙江一带。日军要侵占，罗苏还能不与他们争吗？可是这次大大出乎这些政治家们所料，罗苏居然一点都不干涉日军的行动，连狠话都没说一句。于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联”能“主持公道”上了。
而日喷外交部对“国联”提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侵占满州的理由：他们用经济数据证明，满州是日喷的生命线，日喷比大华更需要东北！
这是个什么理由？还值得一驳？财迷觉得从经济上看，我国人民肯定比美国人更需要纽约到旧金山一带的美国各州！
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敢这么说。他们也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证明我们比日喷更需要东北！那是，就是不算西北地区，现在我国的经济水平也远低于日喷的经济水平，我国人民更贫困。
在提出这么可笑的侵略东北的理由后，日喷还向国联提出一个报告，说大华的劳动党发展迅猛，“将来有可能危及全世界”。难道这也能成为他们侵略我国的理由？
这又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理由。财迷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时空日喷国内也有红色党派，是不是别的国家就可以派军队去占领日喷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当然又是针锋相对，提交报告，证明国内的劳动党并不多，自己就能控制。另一方面，蒋中才的部队正与赤卫军打仗，不过败多胜少。
全国有志之士都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抗五军东北战场捷报频传和全国人民的一片抗日呼声中，十月份，中央政府宣布为四个人颁发“青天白日”勋章。他们分别是：蒋光鼐、蔡庭锴、张治中、徐辉。这时，这个政府还是敢提倡抗日的？恐怕主要不过是顺从一下民意罢了。
但对军阀而言，自己占地盘，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六月份到年底，国内的内战照常，先是粤军的陆军（陈济棠）与海军（陈策）打起来了！
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了“废止内战大同盟”，想要阻止一切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他们还派了朱庆澜老先生为代表，去广东调解陆海军的争斗，但效果不理想。粤军派出空军，炸伤炸沉粤海军的一些军舰。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们怎么没这么积极？
在国人的压力下，闹了一个月的粤军内斗，总算是以其海军陆战队让中间人蔡廷锴将军带到福建改编而平息了。
但后来，四川的刘文辉又起兵进攻成都；而山东的韩复榘与另一个小军阀刘珍年打了起来。（驻防胶东之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珍年，当时控制有胶东二十二县。）“废止内战大同盟”都进行了调解，或者呼吁中央干涉，但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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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早就说要派人调查东北的战事，但日军方面一直不让他们进入，“国联”就无计可施。在伪满州国成立后，日军才同意让“国联”的调查组进去。
“国联”让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为首，来调查东北事件。不过进东北时，日军又提出一个要求，让调查组必须先去觐见傅仪。还阻止“国联”调查组中的华方代表顾维钧进入“满州国”，说是因为华方不承认伪满，所以不给进。可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组员的国家承认了“满州国”，他们只阻挠顾维钧一个。最后以其他组员从山海关进入东北，顾维钧单独从旅顺进入而结束争执。
调查组无奈，与傅仪象征性地会了面。日伪政府就将这事作为“满州国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大力宣传。财迷看了这些宣传，感觉与另一时空台独宣传什么“过境外交”胜利有相同之处，都是别人觉得是很无聊的小事，只有他们自己在得意洋洋。
调查中，日伪派人全程陪同。安排与调查小组见面的，都是排练好的汉奸、遗老遗少，一个个哭哭啼啼的“感谢大恩人日军的解放”，和“坚决拥护傅仪执政的政府”，并写了许多证明书说是他们要求日伪军对他们的“解放”。直到另一时空，还有人企图利用这些“历史资料”来“证明”满州国是东北人民要求成立的！
不过纸还是包不住火的，一些东北民众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与调查组接触时，告诉事实真相，并把一些真相资料，交到了调查组的手中。调查组经过实地调查，结论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东北人民是反对成立伪满、反对日军侵略的，其中包括一些满族人。
李顿调查组就日军侵略东北事件作出了一个报告，提交给“国联”。报告认为日军“并非自卫”，（就是没说这是侵略！）进攻东北是不对的，应该撤军，由列强各国来组成一个“中立”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来接管东北地区！
对“国联”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政府的态度是“表示遗憾”。日喷政府则表示“不能接受”。看来能接受的只是欧美各国了。
日喷政府早就把各国的态度放在很次要的地位了，除了各国必须承认“满州国”是个“独立主权国家”之外，别的国际看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另一方面，他们加快了占领东北的步骤。
在李顿报告没出来之前，他们还暂时没敢“在外交上承认满州国”；现在各国的态度已定，所以他们就干脆“在外交上承认满州国”了。
第二个是向东北移民。他们在日喷和朝鲜动员农民，到东北来屯垦。东洋政府对这些移民给予资助，把东北农民的田地“无偿”送给这些移民。也把抢到的一些工矿企业开起来，让伪政府叫工人去干活，还用刺刀“教育”一些人到工矿企业去，为“东亚共荣”作“贡献”，而企业的“干部”也是从日喷来。
军事上对抗日义勇军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但是得到了收音机和一些电台的义勇军，变得更有组织，使日军更难对付。于是，日军就杀平民来泄愤。例如，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六日，就发生屠杀抚顺平顶山、千金堡、栗子沟等村居民三千余民众事件。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即旧历中秋节，一支抗日武装在攻打抚顺时，烧了平顶山的日军配给店，打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并烧了那里的仓库、工场、选炭所、变电所等。
抗日义勇军夜袭抚顺时，日军守备队长川上正在沈阳，当得知消息之后，他恼羞成怒，便于第二天早上赶回抚顺，开会筹划对平顶山人民进行报复。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认为：“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老百姓没去报告游击队的活动（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游击队的活动），就是“通匪”。
在谈到如何处理平顶山的老百姓时，川上丧心病狂，竟叫嚣着要把那里的所有居民烧光、杀光，并对屠杀进行了具体部署，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
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十六日，一百九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宪兵队和守备队，乘着汽车气势汹汹地向平顶山村开进，准备对这里的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
东洋鬼子不光残忍，而且狡诈成性，为了将村里老百姓集中起来，他们软硬兼施，哄骗并威逼人们“出去照相”，说：“去照相，照相没有关系，不照相就是通匪。”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善良的村民向村南面的一块草地集中，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因手脚不灵，不能走动，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扎死。
人群集中到草地以后，才发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已经站满了许多端着刺刀的日军，还摆着一些蒙着黑布、有着“三脚架”样子的东西。正当人们心存疑虑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心如刀割。
这时，“三脚架”上的黑布揭开了，人们惊恐地发现蒙在黑布下面的并不是照相机，而是六挺冰冷的机枪。
霎时间，人群更加慌乱，醒悟过来的人们纷纷向四周冲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机枪咆哮着向人群射击，伴随着密集的枪声，人群纷纷倒下，殷红的鲜血洒满了地面。躺在血泊中的有青年人，有未满周岁的婴儿，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有怀孕的妇女。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日军准备走时，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看见有的婴儿还含着母亲的乳头，有的依在母亲身旁啼哭，狠毒的鬼子就把他们一一扎死；有的日本兵还用刺刀扎着婴儿举起一丈多高再摔在地上；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抓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
后来居然有“精英”们说，这一类的屠杀是抗日武装引起的！日军抢占我们的工厂、农田、矿业，我们不应该反抗？而日军对待武装反抗，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对平民泄愤，居然还有道理了？
第四卷 1932年 第一百二十九章 抗日烈焰
能说出这种“屠杀有理”妙论的“精英”在我族中是绝对少数的。日军这种屠杀平民的野兽行径，是吓不倒英勇的人民，我国人民的传统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恐怕只有某些文明程度低的岛国民族，才会觉得暴力能使人屈服，可能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吧？在我国，这样的暴行只会激起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而且，日军侵占东北后的种种行径也用事实证明，他们占领东北并不是要建设好东北，建设“共荣圈”，而是要奴役东北人民，抢夺我们的财富。
日军这类屠杀平民的暴行传开之后，更激起我国人民抗日的怒潮，激起抗日义勇军的战斗意志。
刘小凯自从跟在日军大队人马后面打骚扰战后，充分发挥自己队伍“少而精”的特点，越打越过瘾！击毙的鬼子早就超过了一百名，实现了他当第一个击毙日军过百的“神枪手”的目标。
由于他主动要求带领队伍担任最危险的断后任务，并出色完成；本人又是第一个超过击毙一百多名鬼子的狙击手，抗五军总部把他作为典型进行表彰，在电台上宣传了他的事迹。刘小凯被授予特等功，并升为少校、中队长。
总部本来想要让他回到关内，去领奖并配合宣传。可这个大功臣不肯干，他就要留在东北，多打鬼子。说实话，要不是那个原来击毙鬼子榜第一、第二的狙击手随财迷的大部队退回关内，现在谁是抗五军第一神枪手还难说。所以，刘小凯要留在东北，以免他的纪录被别的战士追过，后来居上。抗五军同意了他的要求，让刘小凯留在突泉一带，与其他几支留下的小分队武装一样，就地发展，打游击。
经过电台的宣传，刘小凯的名气真不小，对他们游击队的发展很有利。有人专程来找他，要当他的徒弟；也有人不服气，到他的队伍里，要与他同场作战、比试。不过这些在别的抗日队伍中来的神枪手（当地人叫做炮手的），与经过上海保安队和教导队专业训练的刘小凯比，一般要略逊一筹。这样，有的人服气了，就留下在他们队伍中。
在这一期间，有些抗日义勇军部队，与正规部队不一样，人员分分合合的，都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原来当“胡子”的人，现在转个队伍就像以前换个山头一样。到了抗五军，有的受了教育后，成了真正勇敢抗日的战士；也有极个别人受不了军纪约束，又溜出去，另投山头的。
刘小凯这个带了八个人的少校“中队长”，不久后还真的发展到了五百来人，算是一个“支队”，人称“刘司令”。他的支队中枪法好的人特别多，胡子出身人的也特别多。抗五军总部也向他们支队以及所在的游击区派了得力的干部：既然成了典型，可是要重点扶持好。
…………………………
在吉林市、松花湖一片，是先有了共济会发展得很好的基础，后发展了抗日武装，建立抗五军根据地；而在突泉、通辽一带，是先有了抗五军武装，再发展共济会，最后建立根据地。两片根据地都发展得不错。
在辽宁等地一些留下养伤的伤兵队伍，总部本来的意思是让他们等伤员身体好一点后，敌人主力又被吸引走了，他们就应该想办法回到关内去。
可没想到这些队伍都不肯走：没打上什么仗的队伍，想多打上点鬼子才走，不能白来东北一场吧？要为自己和战友的伤亡报仇雪恨吧？真要打上几仗后，就更不肯走了：一般都打得挺顺利，又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就不走了。除了让一些医务兵和几个残疾的士兵想办法送入关内，其余人都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了。
就是残疾伤员，也有不肯回关内的。在抚顺南面姚瑞芳领导的伤兵队伍中，有两个腿被炸烂的战士。一个叫侯小燕，原来是河南逃荒到上海的难民，一家都被财迷收留后，加入保安队的，左脚截肢到小腿。另一个叫欧阳德，才十六岁，是陈明仁团的学生兵，右腿截肢到了膝盖。伤口痊愈后，他们俩坚决不同意回关内，而非要打鬼子报仇。姚队长一个女孩子，心肠软，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找了两匹马让他们骑。
欧阳德是一般步兵，侯小燕是机枪手，原来射击水平就算是中上。在伤愈后，俩人的射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其原因是他们俩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残废了，回家也没什么意思了，不如再多杀几个鬼子，杀一个算多赚一个；而自己牺牲了也没关系，残疾人一个。有了这样不怕死的心态，在战场上就可以相当冷静地战斗，射击水平就更高了。欧阳德在进入东北前射击训练相对于别的抗五军战士要少，现在有别的狙击手当他师傅，水平提高更快。
这俩人，想法一致，总是在一起。战斗中也相互配合，成了这支游击队中最勇敢、杀鬼子最多的战士。两个人都有一个怪癖：虽然腿脚不方便，但身上带的子弹总是特别多，好在有马匹，班上的战友也都特别照顾他们，多帮他们拿点东西。
抗五军总部和徐辉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后，为欧阳德专门送去了一支新生产的狙击步枪，这是用鬼子三八枪一样的子弹，但枪管加长了一点，枪口上加了一个消焰器，使射击的火光更小、射程加大了二百多米。电台也对他们的事迹进行表彰、宣传。
本来姚瑞芳一个姑娘当司令的部队就很引人注目，出了这两位英雄后，支队也因此名声更盛，发展得更快。
半年后，欧阳德击毙日军的数字上升到六十多名，成了排长，而侯小燕是他们排的一个班长。这个排是他们游击支队中主动进攻鬼子最多的一个排，打仗最勇敢的一个排，没有什么任务是他们不敢接的。
抗五军把他们的事迹作了宣传和嘉奖，他们的劲头更足了。只要部队有战斗，他们都要参加，别的排长、连长的，谁都让着点他们。但日军也因此把他们当成眼中钉，想把他们拨掉。
约一年后，日军设下了一个圈套，他们用三辆大车组成一个运输队，经过欧阳德、侯小燕所在的游击区，看上去只有一个小队五十几个鬼子护送。这条公路上，欧阳德他们已经多次袭击了日军，看到日军不多，他们当然是要伏击敌人的。
不过他们这次伏击敌人也选了一个新的地方，而不是平常伏击鬼子的几个老地方。这个阵地是利用了一条从山脚通向公路的沟渠，这时沟渠里并没有水，成了一条天然原交通壕，把离公路只有三十多米的隐蔽伏击阵地与离公路四百多米的支援阵地连了起来。侯小燕带领二十几个战士埋伏在隐蔽伏击阵地，欧阳德带领三十多名战士在后面的支援、掩护阵地。
抗五军挖伏击阵地的水平是很高的，战壕上盖了木板，木板上加了一点土和荒草，与边上的草地看上去是一样的。虽然离公路只有三十多米，只要里面的战士不把头上的木板掀掉，别说是从公路的上车上面看，就是走到十米以内，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
日军的运输队走得很慢，小心翼翼的样子，比预计时间要晚了许多才来到了伏击阵地跟前。侯小燕他们拉动了公路上埋好的地雷，游击队员掀开盖板，仿佛从地底下一下冒了出来，手榴弹和机枪子弹准确地飞向日军。
靠近伏击阵地的三十多个鬼子在第一波打击下，死伤一大半，走在前面的尖兵和拖在后面的一个班的鬼子这次反应有些反常：他们既不是向中间靠拢，也不是慌忙逃走，而是连忙就地卧下，对抗五军进行还击。在这个距离上，欧阳德的支援阵地只有两支狙击步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