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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警察是很偶然的事，在警校我成绩优异，我的演讲也发挥了作用，他们总觉得我有股威慑人的力量。我有一些崇拜者，他们跟我谈心时总爱在我的脸上寻找答案。有一次我喝多了酒，谢彪还给我打来了洗脚水。谢彪这个山东大汉，长得虎背熊腰，却爱躲在被窝里看琼瑶小说，常被感动得泪水四溢。他说他们一家泪腺发达。他的大哥前几年坐船在海上遇险，别人都争着往外跑，只有他坐在地上抱着电话，给家里人一个个打，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事情过去后三年，他大哥回味起来还要大哭一场。我这辈子从来没哭过，有点瞧不上喜欢哭的人，不过我还是编了个我为了女人痛哭的事。大家都很感动。那年警校有一个名额可以保送警官学院，我就是那个唯一的人。
警官学院的几年很快就混过去了。每天穿制服，出操，上课，喝酒，打麻将，想女同学警服后面的胴体。毕业后我直接进了市局。第一次执行任务是抓一个强奸犯。一个女的晚上在亚运村打车，稀里糊涂上了黑车。她也不认识路，说要去筏头。开了一会儿，司机说筏头到了，她就下了车。眼前是一排平房。司机一把把她推进了屋里，晚上强奸了三次，早上一次。然后司机起来出去撒尿，那个女的趁空跑了出来。我们再要她带着去找地方她完全想不起来了，说天黑，没看清，北京又不熟。我们跑了无数冤枉路。这种人肯定不是初犯，后来还是用一个女警员做诱饵钓到的犯罪嫌疑人，女警员跟司机说要下车买点东西，在超市给我们打了电话。我第一个到的。当我跳上车，在后座上用胳膊突然卡住司机的脖子，他的眼睛上翻，眼神突然暗了下来，我看到了货真价实的绝望。一股尿骚味顿时弥漫了车厢。这是我抓住的第一个犯人。我感到在那一瞬间我确确实实控制住了他。
有时候我相信世事必有因果，小时候偷东西被抓住，我也是那么抬眼看着警察的。我记得自己的那个样子，手腕子被捏住，使劲要挣脱出来。恨不得像壁虎那样，身体的一部分能自动脱落，钻到地缝里去。我记得当时浑身哆嗦，却害怕别人看出来。商店里的人目送着我，这些告密的人皱着眉头，似乎也在为我悲伤。我被带进那间小屋，现在我都想得起来。和爸爸的办公室很像，两张桌子对面放着，除了灰，上面没有什么东西。屋子中间有个炉子，炉子上烧着一壶水，一直开着。烟囱通到天花板，折了个九十度角，贴着天花板从一扇小窗通出去。小窗裂了几条缝，缝中间积了土，像爬着几条蜈蚣。有个老警察坐在桌子后面剪指甲。我说了很多话，把自己干过的没干过的坏事全说了。我说的时候，警察就在那里用锉刀悠闲地磨着指甲，刺刺的声音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绝望！如今回味起那种绝望我还有细细的汗从每一个毛孔里渗透出来，觉得冷。第一次看到罪犯绝望的眼神时，我的心突然抽紧了。不过当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之后，他的眼神立刻就乖了，萎靡了，比羊羔还要驯服。我知道我的病有救了。他越绝望，我的绝望就离我远一些，再远一些。
我喜欢看电影里手枪对准头颅的镜头，我老想象那是我，瞄准的或是被瞄准的。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喜欢跟我联系着，谁能用不上警察，保不齐哪天他们就有用我的地方。原来我热衷于这种场面，虽然我年龄不大，他们都叫我大哥，以把我灌醉为乐，可我从来不醉。我知道喝到什么时候就不该喝了，知道喝多了是什么后果。我从来没醉过，就像我从来没哭过。谢彪给我倒洗脚水那回其实我很清醒，我就是不想起来。我斜躺在床上，脚伸在外面，说你给我把鞋脱了。谢彪给我把鞋带解开，褪下捂得烘臭的鞋和袜子，我的脚荡在半空中，感觉到自下而来的温热气息，我闻到了水味。当他把我的脚浸到水里，我打定主意就当我不知道这回事，绝对不说，就当我睡着了，昏过去了。
办案就是在跟罪犯斗志斗勇。我的生活里充满了故事。我反而不如以前爱讲了。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不说话更有震慑力，人们总是对我充满了好奇，以为我就是生活在故事里。普通人过得是多么乏味啊。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唯一不乏味的只有罪犯。如果作案是有预谋的，就如同在玩一个智力游戏，你考虑各种情况，并设计方案；如果是没有预谋的，那更刺激，你会在行动之后体会快感，你不得不对突发事件做出合理的反应。你做了，主动成为一只老鼠，剩下的是考虑如何躲开猫，有时候老鼠躲得过猫。
实际经验使我鄙夷侦探小说和作家。我的一个朋友的老婆是作家，她长得娇小玲珑，据说喜欢写一些粗壮有力的故事，总让人误以为是海员或者伐木工人写的。她见过我一次，我和朋友在大街上遇上，随便聊了几句，她就躲到一边，假装在看街上的人，却偷偷用眼角瞟我。有一天朋友请我去他家，理由是他老婆要听我讲故事。
进门的时候女作家在厨房里忙，围着一个围裙，头发用发带束起来，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快活的小主妇。等到吃完饭，把酒端上来，把烟拿出来，她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她把大灯都关上，开一盏灯光打向天花板的落地灯，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点上各色蜡烛，给自己点上烟。她像一只黑暗中的猫头鹰。我从来没有这么正式地给人讲过故事，演讲那套早就忘了，竟然有点紧张。有没有犯罪现场的照片？女作家问我。我把手伸进兜里，犹豫了一下，拿了出来。我的朋友看了一眼就把照片还给了我，那个女孩却拿着照片看来看去，像真的一样啊，她说。当然是真的。太真了。比电影里的还真。真得像道具一样。就是那张无头女尸的人头照片。头发被法医拢到后面，面部表情异常清晰。女作家问，你们为什么把头放在地上，照片是从平视的角度拍过去的，照相的人当时是趴在地上？你们为什么不把头放在桌子上或者高处？我无法回答她这个问题。想了一会儿，我只好说，现场在室外，没有桌子可以放。把照片收起来吧，我的朋友对我说。
重复案发过程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很难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讲。我的观众只有两个，我想我的朋友也许不愿意看到我过度表现。这些年我的表达欲越来越弱，我领会到一个眼神，一举手一投足比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的身份，只要我是警察，即使我躲在人后，用我朋友的话说也能把我一眼认出来。他们都说警察有警察独特的气质，这个我很清楚。我先讲了一起爆炸案。罪犯是个有钱人，身价几千万，因为钱来得容易，觉得自己聪明无人可及，铤而走险在家对面的商场导演了一起小型爆炸案。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商场，把自制的定时炸弹放在了货架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摄像机拍下了所有过程。当时他穿着一件仿美国空军飞行员制服的夹克。我们查到了卖那种夹克的有限的几家商店。当我们在最后一家拿出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时，店员很快认出了他，说是老板的一个朋友，穿的衣服是随手从这里拿的。
这种气氛有点古怪。我已经好久没这么讲过话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件根本没什么意思。唯一的意思在于没意思。罪犯无非是无聊了，想找刺激。听说俄罗斯那边的大款让自己老婆打扮成鸡站街，自己在旁边偷看。真无聊，也真刺激。中国大款也就炸个商场。那个土炸药还不灵，只把货架上的货品崩飞了。
他们可能也嫌我讲的故事不够来劲。不断劝我喝酒，朋友的老婆还几次跟我碰杯，一碰就全干了。
其实我想给他们讲的不是什么故事。我只想讲讲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有时候还真挺危险的。那回我们去旺井抓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当时去了几十个警察，那么多人进了村子立刻就不见了。我紧张得手直出汗。他们几百号人在旺井开会，都是亡命之徒。我们那队在村口正遇上一个回车取东西的，一把被我们摁倒在地上。这个倒好，特别大无畏，只是吓了一跳，随口问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再问什么就不说了。铐上铐子了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劲头。真有不怕警察的。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警棍。一回头才知道他们消息快，找个人做诱饵，几十号人呼拉拉全围上来了。
说到这儿我发现朋友的老婆盯着我的鼻子看，我一下子就讲不出来了，问她看什么，她笑笑，说烛光在你鼻子上晃，看上去你的鼻子很大。不愧是个作家，观察生活入木三分。她看上去也就是小女人。她这么一说提醒了我她是一个作家。我好像只是她研究的一件物品。我瞧了一眼朋友，他笑而不语，好像在为有个作家老婆感到自豪。我忽然就想摸一下鼻子，我对自己说不要摸，不要摸，可我没管住自己的手，我的手自动抬了上来，在鼻尖上轻轻蹭了一下。朋友和他的老婆都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
那天回去后我半天睡不着，半夜起来上网，收到了朋友发的两封电子邮件。第一封邮件上写，没有人能用舌头舔到下巴，这是条颠扑不灭的真理。我把舌头伸了出来，几番用力，舌根部拉得生疼，还是够不着。我打开第二封，这就是跟真理作对的下场，哈哈哈哈。我肯定自己笑了，至少我心里笑了。想到无数个人在看到第一封信的同时，急不可待地伸出自己的舌头，就像我刚才做的，我的心里就充满了荒诞之感。我走到许久不用的穿衣镜前。这面镜子是前女友搬来的，效果类似于哈哈镜，任何人看上去都像根面条，她却喜欢。我看到一根长而灰的东西从自己的嘴里钻出来，由粗变细，上面布满了粉色发白的细小突起，这些小突起像是活物，突突跳动着。在突起与突起之间有无数扭曲的细小裂纹。舌苔中部有一条粗壮些的，大约一公分长，在靠近喉头的那端向一侧歪去。
酒吧的老板娘是个神秘的女人，这个女人说很多的话，你却搞不清她的来龙去脉。她开一辆宝蓝色的POLO，听她的口气是酒吧老板给她的奖励。她说自己是个打工的，随着老板转战过多家酒吧。她的老板总是能发现有利位置，而她总是能从头开始把酒吧做火起来。她的头衔是酒吧经理，干这行有年头了，用流行的说法就是职业经理人。她说她就喜欢家庭式的酒吧，来的都是熟客。在那种热闹喧哗的酒吧街，什么人都进进出出，就好像自己家门没关好，陌生人随时会闯进来。说到这儿她冲我咧开大嘴，这个笑让我觉得意味深长。那我不是外人吧，我问她。
我一直等着她讲接下来的故事，这使我每次去她那儿都有动力。那个故事也让我们产生了共谋之感。我问她是不是也给别人讲过，她说没有，没有人有耐心听那么长的故事，他们喜欢一个开头，然后马上到结局。她这个说法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不再在精神萎靡的时候来，每次来我都很振奋，因为我将倾听一个有史以来最长的抢劫案的故事。我的美国同行们一定为了这个案子费尽了心机，我却有点幸灾乐祸。由于这个故事，我和老板娘已经熟上加熟，每回进门我都搂过她，像搂过自己的妹妹一样轻巧。这时候她笑得很特别，咯咯的，小女孩似的天真。如果不是满头的狮子狗一样的头发卷，她完全可以显得年轻一些。一天下班，我路过酒吧，发现满地狼藉，几个装修工正蹲在被凿开一扇墙的屋子里抽烟。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他们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
那天到了深夜，我还是睡不着。旁边超市刚下班的工人从停车场走过，脚步声杂沓。有人大声地吼着情歌，在副歌部分很多声音搀杂了进来，唱到肉麻的地方，男男女女笑成一片。一辆救护车鸣叫着驶过，鸣叫声让我联想到一条笔直向前的马路。其实我知道门前的马路短而窄，有很多细小的岔道，我想象着救护车在一条宽阔无人的马路上一直开下去，直到消失在我没力气再想下去的地方。我发现我竟然忘了问那个老板娘的电话。我以为她将和她的酒吧一直存在下去。
谁都说我这个职业很特别，他们看我的眼神闪烁，让我总是联想到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好像我真的有一双利眼，能看穿所有的罪恶。后来我发现他们对我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有人玩笑着问我是不是要写一本回忆录。我说写，肯定写，克格勃的回忆录畅销全球，我虽然只是个小警察，可我知道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些事就发生在人们周围。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斯文的人很可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一个看似纯真的少女也许阅男人无数。在见到了朋友的作家老婆后，我忽然又想起了回忆录的事。
我不喜欢写字。刚到市局在预审科干过一阵，我记得自己把钢笔笔帽不断旋开又拧上，我的手指上永远沾着黑蓝色的墨水。我还不断地练习在指间转动钢笔。有一次钢笔一下子转飞了，落到正在审的那个鸡的脚边。这是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一只鸡，她的手被铐着，后背紧贴着椅背，胸脯高耸。我只好背手踱到她身边，用脚勾过钢笔，然后弯下腰去。要知道她的裙子很短，腿并得又不紧。这个弯腰的动作让我紧张。那次我只在笔录上写了没几个字，她的回答实在简单，其实除了卖淫的事实她没什么可交代的。
在审讯科干的几个月使我厌恶了纸笔。我记录的除了常规项的姓名，曾用名，年龄，性别，籍贯，住址，亲属关系，就是犯罪事实。那些犯罪事实在字里行间变得普通，时间地点人物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就像一笔流水账，干燥无味。审讯室里一百瓦的灯泡让我头晕目眩。这么高的亮度下，犯罪分子的嘴脸都一目了然。在审讯过程中，他们的外貌迅速衰老，眼睛鼻子和嘴塌陷下去。审讯的过程中我会经常走神，一回过神来，他们的容貌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学会在问话时盯着他们看，即使我在走神，眼神也是直勾勾地落在他们的脸上。即使我看不见那种变化，我也可以体会或者回想，从中我得到一点不为人知的快感。
给朋友的作家老婆讲故事那天的事我还没讲完。有没有有意思的？听我讲完那起大款因为无聊制造的爆炸案后，朋友的老婆这么问我。要不是他们家灯光幽暗，点了几根象征情调的蜡烛，我几乎就要以为是在审讯室。女作家个子虽小，嗓门却大，说话也快，透露着一股急切获取的愿望。我想起一起连环杀鸡的案件，但我懒得给他们讲得那么具体。给我印象深的是那个罪犯，读过书，文质彬彬，写一笔好字。当他在笔录上签名时，我真希望那字是我写的。他签字时很慢，一笔一划，把笔录纸都划破了。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不过是一时疏忽，否则你们根本逮不到我。他说的是事实。虽然他为钱杀了几个鸡，但对女朋友还是一往情深。他作案极其谨慎，所有的电话都用IP卡。只是最后逃亡在外时，因为女朋友的哀求去了家网吧和她聊天，被我们掌握了确切位置。而她的女朋友在我们的威逼下，一边央求他去网吧聊天一边默默地流泪。当犯罪嫌疑人在网吧一眼被我认出后，我甚至没有从他眼里发现绝望，他很镇定，他说我是自投罗网。
挺感人的。朋友的老婆说。像个电影故事。杀人犯也有温情的一面。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我也一样。也许你可以写写我，我看着烛光在那个女作家的鼻尖上跳动，她一直在抽烟，不以为然地听着我讲故事，把我作为一个物品研究。为此我不得不尽量减少表情。我知道只有一些振聋发聩的话才能吸引她的注意。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犯罪分子的附属品。如果没有人犯罪，那么根本不需要警察。女作家马上机敏地回答，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世界上什么都消灭了，也不可能消灭犯罪。说完，她暗自为自己的话感到得意。朋友也帮腔说，犯罪是不可能消灭的。世界上总有对立，有守法公民，就有犯罪分子。我知道他们说得都不错，但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索性放开了说吧。
你们知不知道，这几年我总是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为了他们（犯罪分子）又哭又笑，我的喜怒哀乐全被他们左右。世界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犯罪现场，我怀疑没有罪犯我将活不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一起安慰我。
酒吧老板娘又出现了。酒吧正像她说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