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天下第一大事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当然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４０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７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３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３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２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摄氏零下２５．５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１３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１月２日到１１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１０５０吨煤，至今只收到２００吨（正常情况２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２３５吨煤，其中１２５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６日５０１２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１９５７年７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我们那时住在帐篷，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另外喝水也很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时候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我们在帐篷里怎么睡觉呢？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就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到了１９６１年的冬天，粮食就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特别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５０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食，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３６００里，十五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二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我们那时到处去求援，我原先是三五九旅的，所以新疆我很熟，王震在那时嘛，我到那儿求他们支持，他们问我你要什么，我说凡是能吃的我都要。这时候确实特别紧张，因为危机一直存在，中央就让我们赶快疏散，上边甚至说，你们再晚一些撤的话，去飞机运也来不及了。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几十里地没人烟，最紧张的时候只剩了几天的粮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向外边跑。但是这么大数量的职工向外疏散很困难，又是冬天，在路上那是很困难的，不饿死也肯定会冻死，所以走出去也很困难，再说也找不到地方安排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分析了整个情况以后，我们向上级提出来，说我们在这里坚持，希望尽量给我们支援，我们想办法渡过难关。因为真要一撤走，损失太大，将来再恢复，那得耽误好多年的时间。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正好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所以，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两厂子。所以，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没有粮食吃，哪儿弄粮食去啊！后来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如果一撤人，原子堆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所以，我们一考虑啊，整个的工作不能撤走，一撤走，设备也坏了，将来再恢复那就难了，那就得拿炸药把它全部炸掉。后来我们跟甘肃省的人谈，汪峰那时候是甘肃省委书记，他也到我们那个厂去看，我就在那儿，我接待他。后来还是让地方想想办法，挤点儿粮食，给我们，保证我们这两厂子，我把这意见跟部里也谈了，部里也同意这个意见。当时费多大劲啊，几万人在那儿，从零搞起呀，在戈壁滩上搞出这么一个厂子来，搞成这样了，现在一下子要撤，那设备多不容易啊，这帮人都多不容易啊。后来，中央从外地调粮食，我记得从新疆那儿调来一些粮食，从武汉调来一些咸菜什么的，就是有点儿营养的东西吧。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２１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人们那时候吃饭都愿意最后去，因为有时候会剩下一点土豆渣。可以多吃个一星半点的。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到那个时候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这个问题很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也是大局。聂帅说你没粮食的话，我调军粮给你。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确实是难以处理的。两个大局，都是国家的大局，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适当的减了一些。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职工，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及在这里施工的建筑队伍的职工约有五千来人跑了。这些人也确实是出于无奈啊。当然，那时我们部里也有一种提倡，鼓励人们自谋职业。但不管怎样，我们减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我们工程的进展。当时有些厂子，不仅仅喊口粮的问题，还讲到了困难，说我这个地方生小孩都不够分量了，我现在急需要奶粉，我急需要苹果。我接到电报以后，我说我哪儿去找奶粉、找苹果去啊！我那个时候曾经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去过。到了以后，哈，部长来了，特别招待啊！招待什么东西呢？在保卫科里边，有一个花盆，里边种着一颗青菜，他们给我炒了炒，说这是我们惟一的青菜。那个时候聂荣臻元帅和周总理就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海军去捕虾，从商业部调黄豆，请各个地方支援。那个时候给专家一个月一斤黄豆和白糖什么的。我们提出来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情况下，那疾病都来了，浮肿啊，你没有这个人的话，你怎么行呢？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没办法啊，只能想尽法子把这个难关渡过去。另外，我也批评了他们的一些现象，我说你们一边困难，有人一边成天打麻将，我说不打行不行，憋不死人吧。
西北的厂子没吃的没烧的，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虽然多少比其他地方似乎要好一些，但这里的人们也大都饿得浮肿了一圈。刘文瀚说，在１７号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亭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１９６１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窝头里面加一点儿豆粉，就稍微大一点儿，我们说这点儿黄豆，说不定都让炊事班给吃了。我们有时为了填饱肚子，喝清水酱油汤，夜里起夜的次数就多了。食堂里开始是要票喝豆浆，没票你就喝不上，有一次这豆浆没喝完，剩了还有半桶，让大家随便喝。我们一个同事叫图文华，肚子饿急了，就猛喝猛喝，喝了很多。后来跟我一起从塔院走回来，往办公室椅子上一坐，一坐不是压那个肚子嘛，这个豆浆就从嘴里流出来了。从古到今，天下第一等的大事，就是吃啊。
我只知道山药蛋
最初，中国原子弹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１９６２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１９５７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１９５９年８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３年突破，５年掌握，８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１９６１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７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召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七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一些其他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个是了解情况，一个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议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个就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１０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刘杰说，１９６１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得吃，搞经济的主管人员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
聂荣臻当时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８月２０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元帅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４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１０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１９６１年７月２０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８月２３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张爱萍说，中央政治局开会，政治局有些人提出了上马，也有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科学技术不行，因为建国开始，我们的工业也不行，这个没有苏联的援助干不成，所以下马，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几个元帅，陈、聂、叶、贺几个元帅。陈老总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哪怕把我们中国人的裤子当了，都要搞原子弹。刘少奇同志就提出来，现在不要争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把情况摸一下，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大家同意。这个时候在军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情况，陈毅和贺老总叫我去调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老总就冲我了，他说你不知道就学嘛。我想了一下，我一个初中学生，我懂得什么东西？但中央决定、军委决定没有办法，我想总要有个比我知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