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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都集中起来，他有时下命令不许大家再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３２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这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计算机也用到原子弹的设计上。理论部的副主任、偏微分专家周毓麟带领一批人编写了原子弹爆炸前的总体程序，进行了力学模拟计算，计算结果与先前的九次计算相差不到５％。而且，十分巧合的是，他们在计算过程中，还真出现过苏联人提到的那个数据。有人分析，苏联专家给的这个数据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译错了。周毓麟认为，苏联人在计算过程中，对某一瞬间的步长取的不是足够小，导致了这个数据的突跳。
周毓麟说，它那个数据是不对的，而且我们也通过计算弄清楚了，它怎么会不对的。不对是数据抄错了，还是什么呢？不是，它在计算过程里你处理不好，就会出这个东西。我是１９６０年５月份调到九所来的，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微分教研室当教员，主管一点儿教研室的事。有一天我上课下来，十一点钟下课，总支书记说找我谈话，我说什么事？他说要调你工作，我听错了，以为要调我的人。我说你要调我什么人？他说不是调你的人，是调你。他说要调你到二机部，搞保密性质的工作，今天下午两点钟报到。我说没意见。我说你还有什么话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要告诉我爱人去。她在讲课还没有下课，我告诉她我调到二机部去，很快要到三线去，下午我就去报到。我爱人知道我要搞的工作是保密的，她也不问，我也不说。那个事情现在也不大容易想象。当时为什么上午１１点跟我说，下午两点钟就让我来报到？原来调令下了几天了，因为学校里不想让我去，想换个人，后来上边来催，学校里就紧张了。我到了二机部以后，邓稼先他们开始找我谈，谈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原子弹这个词始终不出口。直到一个多月后，宋任穷才说，我们是搞原子弹的。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到１９８４年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２０年，我们所里在新影礼堂开庆祝晚会，家属也去了，这个时候才说我们所搞原子弹。所以我老婆回来说，啊，你是搞原子弹的呀？那个时候我到这边已经工作２４年了。我说那你以为我是搞什么的？她说我以为你是搞导弹的。来了之后他们分配我搞爆炸力学，我当时也不懂。很快就计算，和彭桓武讨论各种办法。美国１９４５年搞原子弹氢弹的时候，那个泰勒，以后不是叫氢弹之父嘛，他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发现了，说有一座不可逾越的计算高山，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原子弹氢弹就出不来。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研制出来每秒１０００次的计算机。那么我们当时也就是一台１０４计算机，第一台就放在数学研究所，各个单位已经分好了，两年里的时间都排满了。国防科委的一个少将就把各单位找来，说帮帮忙，要搞计算没时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个礼拜六个小时。一个礼拜是１６８小时，计算机是一天２４小时运行的，维修时间除外。到了第二台１０４的时候，东直门外７３８厂造的这个机器准备给上海，机器已经在北京车站了，咱们二机部知道以后，就求柯庆施，当时他是上海市市长，求他帮帮忙，你这台机器就给九所吧，这台机器就到了北京，咱们才用到一台１０４机的主要时间。秦元勋和姜德培都是数学界这个年龄档次最尖端的人。人家说南边有个任叶千，北边有个秦元勋。姜德培去苏联以前，是北大概率论教研室主任，也是数学研究所概率室主任。他到苏联待了几年回来了，点名要他到九所来。为什么到九所来呢？就是我比他来得早，来了以后，周光召和我们理论部的人看美国的那种解密的科研报告，科研报告里面有很多数学文章，数学文章里边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文章，是蒙特卡罗。蒙特卡罗是搞概率的，咱们一想搞概率的就是姜德培，让周光召去跟学校说要调江德培。那个时候的机器和现在还不一样，当时的机器就是手编程序。开始编的时候，你编哪一部分，我编哪一部分，分好，组长汇总，怎么也通不过，毛病多得不得了，后来支部下决心一部分一部分通，而且试验不能超过三次，要不你的程序重编。编了程序写好了以后，在里边修改还是怎么样，是不敢随便抄一遍的。抄一遍的话，你要把抄错的东西查出得花一个月，机器才能算出你的错误来。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当时这个东西是精密仪器，机器程序有好多盘，当时上海有一个一百万次的，叫６５５。做好了以后规定不是八级工，不许碰它，磁盘专门有一个空调，刚研制好的时候进机房脚步重一点儿，它就出毛病了。那时所里的研究环境非常好，最容易出成果。在我们九所相互间是不称官职的。邓所长，周所长，没这个叫法的。叫邓稼先就老邓，周光召就老周。
后来的实验都证明了九次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发愤苦战的岁月，也正是全中国极度饥饿的时候。在所里，有时候干到深夜，忽然见一个同事拿出几个火烧，大家便一哄而上乱抢起来。年纪稍大的邓稼先忍了半天，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饥饿使一切身份失态，在当时，仅从生理角度讲，能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愿望，也是最大的满足。直到第二天上班，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几块少得可怜的火烧。似乎虽不能经常吃到火烧，但仅仅从嘴里多说几遍，便能满足那种饥饿难耐的欲望。
１９５９年的三八妇女节，食堂只给女同胞会餐。饥肠辘辘的男子汉们闻着食堂飘出的香味，止不住一个劲吞口水。其中一位忍不住感叹道，唉，今天我要是妇女就幸福了！邓稼先一听，说不出话来。临到下班，他对满屋子的男人们说，走，我请客。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欢呼。到了城里，邓稼先花了十元钱，众人在饭馆里狼吞虎咽，猛吃了一顿。
１９６２年９月，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理论设计方案。
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
爆轰物理试验研究，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对部件进行动态考核，从理论与实验结合上来完成和完善理论设计；其次是要靠试验来解决原子弹研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摸索产品设计的基本规律和各种参数的设计方法，解决理论计算无法解决的科技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九所同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列捷涅夫商定，开始在工程兵科学实验场一角建设小型爆轰实验场，代号为１７号工地。实验场位于燕山山脉的长城脚下，曾经是一片古战场。４月上旬，当试验场工程正在紧张修建时，为了抢时间，吴永文就领着人马在临时工棚里开始了试验。参与初期爆轰试验的孙维昌说，我们刚到二机部报到，宋任穷从苏联一回国就来看我们，告诉我们苏联靠不住了，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我们背着专家抓紧消化资料，专家盯着我们挺紧的，看到我们院里人多，就说这些人为什么不出去实习？我们当时通过总参借用工程兵的试验场，开始去工房刚建，但要求我们五一节前一定要打响第一炮。工房看来五一节以前交不了工，我们决定用帐篷。帐篷搭起来以后，在帐篷里筹备注装炸药。注装炸药那时我们国内就两种，主要的单质炸药就是ＴＮＴ，再就是黑索金这两种炸药。容器这套东西不能用有色金属的，都用铝和铜的。那时候没有这种专用工具，怎么办呢？我们就到新街口商店买铝盆、铝锅、铝勺。熔药桶要夹层的，中间要通蒸气。这个熔药桶我们是在车间焊接的，两层的夹桶。没有模具就用牛皮纸把它卷成圆筒，然后把炸药熔化装在圆筒里边。开始强调土法上马，大家心情特别着急。四月份，塞外春天风沙比较大，结果上游下了一场大风大雨，山洪把帐篷工号都冲掉了，熔药桶冲到了官厅水库那里，找回来一看，碰坏了，不能用了。当时大家心里挺难过，又不能这么等着，就把帐篷重新搭起来，白天晚上在那搞，礼拜天都不休息，大概在２８号做出了两三发药柱，打响了第一炮。过了五一节以后，随着爆轰试验的要求，我们对炸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原来是用单质炸药就可以满足爆轰试验的要求，后来就不行了，要混合炸药，就是要求爆速高、能量高、密度大。上混合炸药浇注中间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要解决质量上缩孔的问题。当时这个药柱一个是缩孔，一个是裂纹，这个比较明显，是不行的。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咱们加工车间做不了那个球，球模具很不好做的，要求精度很高。后来没办法了，我说我回我们厂子去吧，回娘家。那时候动员大家回娘家，缺什么你可以回娘家解决。我就专程回到我们厂子，一说，我们厂长书记很支持，拿来两套小球模具，还没要钱。我本来说我们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但他们一听我们是搞这个的，不要钱，白送。
当时为爆轰实验提供炸药部件的工程师张寿齐说，爆轰现象的发现可追溯到１８８１年。我国是黑火药的发源地，有许多应用进展，但以高能炸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爆轰学，在中国一直都是空白。爆轰试验开始时，熔炸药用的蒸气锅是在护国寺买的一个普通的茶水炉，熔药桶是从工程兵借助来的，用马粪纸做的药模代替金属药模，用人工搅拌代替机械搅拌。蒸汽熔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大，帐篷里满是雾腾腾的粉尘和蒸汽，让人窒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尽快搅拌，只有这样，炸药部件密度均匀。靠这些土办法浇铸出了第一批炸药部件。１７号工地那里正好是个风口，一刮风，就沙尘呼啸，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夏天冰雹有乒乓球大，能把羊打死，冬天接雷管起爆线要不断跑到工号去烤手，否则手冻僵了，接不上。
刘文瀚１９６０年从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后，于９月份到九所报到。按那时的规定，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先要下放劳动一个月，刘文瀚下放的地点是在顺义县。虽然是强度很高的体力劳动，但粮食定量却一下子从３６斤减到２８斤，有些同学饿得不行，只好到地里捡老百姓摘剩下的豆子、打兔子、挖老鼠洞。挖老鼠洞并不是为了吃老鼠，而是可以从洞里挖出好多粮食来。一个月后，刘文瀚来到了二室主任陈能宽手下，搞爆轰试验。
刘文瀚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妥当的，说美国搞原子弹用了多少年，苏英法用多少年，意思是中国用的时间短。美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是１９４３年成立的，到１９４５年爆炸用了一年七个月，而我们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用了４年。美国是从无到有，响不响从不知道，而我们是知道了肯定能响，并且也多少知道一点怎么把它弄响，因为苏联专家讲过一点基本的东西。搞科学就要有科学态度，只凭时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说到当时搞爆轰试验这个事，爆轰属于流体力学里面的不定长运动，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扛着行李卷走２０里地，迎风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就这么宽吧，不到２尺。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６里地去试验场。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起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起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２３５一对，两块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的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起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瓦片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瓦片。瓦片聚焦，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瓦片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也没有说这个问题一定行。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瓦片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行的、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当时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瓦片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起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１９６１年７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起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１９６１年下半年，起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起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起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后来在７０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起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起爆元件，并通过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１９６２年底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
刘文瀚说，在１７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然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瀚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个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等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这样好了，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吧，专门做工作鞋。这王淦昌说了话了，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