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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现在是不起眼的小城，但充满了历史文化氛围。地处于秦岭及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关中入蜀要道中的重要都市，又因滚滚汉水向东南去而入荆吴，形成了其四通八达的交通转运站的重要位置。在承平时期，汉中是各地商贾人货来往的要地，在战时，尤其像东汉末期这种群雄割据的时代，更显出其战略重要性。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及军事地理重心不断转移，汉中的位置也慢慢被人所忽略，跟上面所说的一样，若不是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汉中老早就跟一般的城市没什么两样了。在汉中，我去了石门峡，再去定军山下的诸葛孔明墓，第三天早上离开。
我继续南下，进了四川，在昭化这个小古城休息了一晚，继续前往成都。
第三次到成都，我也没有特地想要到哪里玩，整天就是到处闲晃着，晚上再跟朋友出去喝喝茶吃吃大排档。外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生命，但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在一路奔波中暂时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有个借口，好好懒散地感受一下成都这舒服的都市。
到成都那一天，正好是第二次“超女”五进三的决赛，就连大巴上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成都街上的美女依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街上有许多歌迷们自发组成的拉票团体，拿着自己制作的海报到处向路人拉票。其中还是张靓颖的歌迷声势最浩大，到处都看得到，就连我的手机都被借去投票了。当晚，热闹的春熙路突然人群为之一空，大家都跑回去看超女了。
在成都四天，我略过重庆直接去了武汉。又赶上武汉最热的时节，整个就是郁闷。但直到坐公交车上长江大桥，一阵强风扑来，宽广大气的长江再度出现在面前时，心情又豁然开朗了起来。这一刻，我才如同猛然醒来，有到了武汉的感觉。
武汉已来过多次，但这回是我第一次搭了长江渡轮。我在武汉只待一天而已，当晚就搭车往南京去，再转回上海了。离开前我还抢了10分钟跑去吃热干面。
回到上海，跟一群上海的朋友去嵊泗玩。其实想想，上海人还挺可怜的，附近没什么漂亮的海岸线，只有那个人工的碧海金沙。想要看看美丽的海，远一点儿得到海南三亚，要不就是到青岛去，但如果时间不够多，又想到海边玩，大概只能到上述几个离长江口“稍远一点点”的岛屿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苦闷。很庆幸，跟着他们感受了这种苦闷。虽然这里也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海也普普通通的。比较特别的历史古迹嘛……没有！要如其他地方硬要编出什么动人的传说故事，我看也很难。但偶尔来海边看看，还是不错的。
回上海后，又待了半个月，然后结束这趟旅程，回台湾乖乖工作去了。
卡债风暴
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卡债风暴”，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养卡”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铁饭碗”，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世袭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借钱真容易”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暴”。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情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性。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租界”。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的重大力量，因为若没有外劳，可能许多低阶层工作没人去做。尽管这些外劳有许多付出与辛劳，里面有许多人都有大学学历，英文可能也讲得比大多数人好，但许多台湾人在他们面前不免还是会有些莫名的优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外劳脏脏的，看起来好像会做坏事一样。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实若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呢？但另一方面，这些外劳的素质的确又高，比如之前在台湾的论坛上，就有个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工地实习，大叹自己的识图能力不如外劳，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雇主眼中，外劳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当然啦，外劳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快赚钱，但民众常常也听到因为超过生理极限的超时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伤的新闻。
而所谓“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强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于外劳的引进存在巨额利益，当然会有各种势力介入，也使得问题更复杂。
2005年的2月，高雄捷运爆发了泰劳集体暴动及火烧宿舍事件，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长期剥削及压迫式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依照以往经验，外劳会使用集体行动激烈表达心中不满，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无可忍，才会放手一搏。这件事算是上了国际新闻，尤其是泰国的反弹声浪特别大，而此案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更成为后来几年当局一连串弊案及政治风暴的导火线。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了这场抗争。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泰劳长期处在管理公司的不当管理及各种剥削之下。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洋洋洒洒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饭掉饭粒要罚钱，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等。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的微薄薪资，各种匪夷所思的条款及触目惊心的情形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对待奴隶，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所以，当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当时，时任“劳工委员会主委”陈菊（现在的高雄市长）在上电视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些中介里有“有力人士”在操纵。虽然陈菊并没有明说有力人士是谁，但大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陈哲男。
陈哲男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之时，为“立法院”内主流派团体“集思会”内的一员，算是李登辉的一员大将，但后来因为一些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原因，陈遭到牺牲式的开除党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后来陈哲男加入民进党，当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也跟着担任台北市民政局长。后来陈水扁当选了，他又跟着得道升天，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但是，这时他开始身陷弊案，且一个牵连一个，等到陈水扁再度连任时，陈哲男未能续任副秘书长。
所以，高雄捷运泰劳暴动的调查结果，意外地扯出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接受厂商招待离开台湾、图利中介厂商等事情。从这件事开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从而使民进党的清廉执政形象崩溃，很多人也因此丢了官。但对弊案的追查仍没有停止，这些弊案一个牵着一个地揭发，直指“总统府”及陈水扁一家人，终于，引发了2006年大规模的倒扁示威。所以说，这次的泰劳暴动事件，意外地成为未来几年台湾一连串政坛风暴的导火线。
2006
精品业
等到从大陆旅游回来后，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应该是乖乖地去坐办公室，但是我个性有点儿散漫，所以当一家公司找我去做百货公司的销售人员时，我到现场看过之后几乎马上就答应了，因为那地方离我家很近，而且还有些乐趣。
反正，公司是个还算有名的国际性精品品牌，算是卖礼品的公司，福利还不差，工作有时候虽然不怎么轻松，但上班很快乐。所以，即使当时台湾失业潮很严重，据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我好傻好天真，不知民间疾苦，觉得工作怎么会难找，我这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吗？不过后来想想，应该是我不思长进，外加学哲学的，所以挑了个别人不想做的工作才那么容易，但这一做，居然也做了两年。
大概是以前热血青年做得太久，刚进入这个充满资本主义腐朽味的地方，一时间还不能接受，但很快地，就屈服并享受于高额的奖金、愉快的工作气氛，以及看不完的美女。
每天站在百货公司里，可以见识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除了其他柜的人外，没事的都到处跑来跑去串门子。再来就是楼管，楼层的大小事务都可以找他们，不过他们大小事都会管，有点儿烦，但基本上只要专柜业绩好，就不太管了。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电梯小姐了。因为当时电梯小姐的服务台正好与我的店面相对，所以日子一久，混熟了也是很自然的事。电梯小姐们个个都是貌美如花，所以我没事就喜欢跟她们隔空瞎聊天。在台湾，据说气质高雅端庄的电梯小姐总是占据男人性幻想对象的前几名，但跟她们熟了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几乎每个都是烈女子，很多私底下都是香烟粗话不离口，私生活又乱。但撇掉这一点，她们个性都还是挺可爱的，穿了制服一站出来，又变回那个端庄高雅的样子，让人不禁大叹：这就是专业啊！
百货公司的一天是从10点半开始的，但本店与百货公司保持着既独立又联合的关系，9点就开始营业。一般上班时间也就是朝九晚五，但上晚班的话只要下午1点再去即可，所以这种工作适合我这种散漫的懒人。
客人形形色色，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客人。早上9点到11点，都是来逛超市顺便买东西的客人。客人几乎都住在附近，是常常在路上都会碰到的那种，他们常来买也熟了，就变成好朋友。大概我长得就是一副“长辈心目中的乖小孩”的样子，所以很多上了年纪的婆婆奶奶特别喜欢我，没事就拿一堆东西给我吃。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客人是个比丘尼，充满了贵气，常常买一些小东西回去送人，可能是有人供养着才那么有钱。到了中午，一帮休息的小白领出现了，他们都比较喜欢买些小东西自己来开心一下。下午是最无聊的时间，也是整理报表的时间，但贵妇们最喜欢这个时候出没。贵妇们虽大多和蔼，但防备心还是有的，跟她们推销都是要一回生二回熟，熟了之后，基本上你推荐什么她们就买什么了。到了晚上，就什么样的人都有了。
有人说做营业员，尤其是卖精品的，将客人分类是大忌，但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倒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做任何工作都是一样，都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并做最有效率的事，以求得到最大的利益，卖东西自然也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普通客人就不需要礼貌，一个真正优秀的销售人员会在最短时间内判断出谁会买谁不会买，谁可能买得多，谁可能会买得比较零散，要延后处理并安抚他们。简单地说，就是训练“嗅钱”的方法啦！虽然有钱人都很低调，但他们身上那种有钱人的气质是藏不住的。
做精品这一行，尤其是专卖店里的第一线，对钱的气息需要特别敏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凡事皆可被消费。当然，为了让这些东西能被消费而产生价值，商人自然需要大力炒作。所以，号称精品业的两大节——情人节及圣诞节，还有配合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促销名目，都是割开群众钱包的大好日子。所谓磨刀霍霍向牛羊，对商人来说，是磨刀霍霍向钱包！
总之，像情人节及圣诞节这种日子，客人拥入的状态，用“蜂拥”来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在这种日子里，钱都不是钱，没有较低价的东西可买，因为已经先收起来了，冲着牌子而来的消费者自然毫无选择地会购买更高价的产品。
这种日子大多是卖礼盒最多，变成卖方市场。推销精品用感性诉求是非常有用的方式，也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