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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组互为对手的博弈中，对手总是从对方的表现中寻找策略的，中国老百姓的奴性与不敢反抗，日本鬼子就可以不锁不绑中国人，用几个人屠杀你几千人；同样，拐卖儿童者的行为也建筑在民工的麻木上，他们大白天在人多的地方轻易得手，用一颗大白兔糖换走一个孩子，就是欺负民工们的没有警惕、漫不经心。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必须从民众的劣根性入手，教育他们不要再这样辛苦麻木地生活了。
哎，鲁迅先生的愿望离我们仍是那么遥远！
● 老实孩子张志兵的故事
在浙江省杭州市，我采访了一个２７岁的年轻民工，他在我战友陈楚人家中做钟点工，还干其他活，如卖菜、修理自行车等。他是江西省临川地区乐安县公溪镇人，家中有父母、弟弟和妹妹。
中专文化，不过没毕业，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便跑到杭州来打工了。他来杭州是１９９７年７月，书没读完就溜了出来，害得新余远东机电学校的校长、老师都在找他。他当时身上装着要交学费的钱，所以有那么几百块。到了杭州后，找到了一家私人修摩托车的手工作坊，做摩托车的刹车片，这家作坊只有一个老板，一个本地工，加上他一个外来工，包吃包住，每月工资是２５０元。
他这样对我说道：“后来又来了一个陕西人，和我同住８平米的一间地下室。本来伙食就不好，经常吃土豆，一个鸡蛋，一盒饭，那个陕西人不吃肉，我也就没有肉吃。３个月出师后，按计件，能挣到１０００块一个月，但是四五点钟开工，晚上七八点钟收工，得干１４～１５个小时活。累是累，但我得挣钱，因为弟弟、妹妹还在那里上学，需要钱。
“我们没有什么合同，干了一气，我听说外面有的地方工资高，就跑了出去，到一家工厂去组装、包装晾衣器，这家公司叫达隆塑胶有限公司，生产各种晾衣器，每月工资是４５０元，但只上班８个点，打卡，公司挺正规的。是一个温岭老板开的。渐渐的，生意不好，开始是压半个月不发工资，后来两个月不发，不断地拖欠工资。我们车间２０多个人就罢工了，还把这种情况告到杭州市劳动局去，这样才勉强发了一点。不能干了，我于是又跑出来。后来遇到一个叫盈桂林的人，叫我跑传销，结果被他骗去了六七千块钱，把我挣到的钱全骗光了。我到公安局去报案，公安局找我随便问了几下，最后不了了之。
“我后来听说这人跑到了广州，下决心到广州去找他，谁知道广州那样大，在街上转悠了几天，身上就只剩下２００元钱了。因为我不断打手机，被骗子发现了，有一个人来问我：‘你姓张吧？’他说是我报案的那个派出所民警的朋友，说来接我的，结果借帮我买票又骗走了１００块钱，弄得我身无分文，扒火车逃票又回到杭州来了。
“后来我找到了浙江农业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当操作工，分装漂白粉，得戴上口罩作业，有活干时能拿到八九百元，没活干时就没有钱。刚去时还发过一回油、两块肥皂、一条毛巾，拿了两个月后没有了。这样，我挂在那儿，上半天班，再在外面干点活，什么擦油烟机、修自行车、卖菜、擦玻璃都干。我在陈阿姨家干钟点工，她想干活时直接传呼我，我就去了，每个小时８块钱，３块钱给家政，我得５块……”
张志兵找了一个女朋友，是家乡隔壁邻居家的侄女，比他小５岁。他女友在１３～１４岁的时候就跑出来了，到温州去当过童工，学缝纫手艺，每月２００～３００元的工资。经人介绍，他们在家里谈好对象，就一齐到了杭州。
接着，问题来了——
他与女友同居，而女友１９岁没到就怀了孕，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２００１年，现在这个男孩子已经３岁。
由于这个小伙子很老实，干起活来也特别勤快。我战友的爱人很喜欢他，听说他要学车，考驾驶执照，就说：“这样吧，我支持你一下。”陈阿姨给了他一个红包，那里面包了１０００块钱。他千恩万谢，加上自己的２０００多元积蓄，心想学车的钱是够了。谁知这时他回了一趟家，想给孩子报户口，结果不但孩子的户口没报上，还因为没计划生育被罚去了３０００元钱。他实在无法向陈阿姨交待，就向在东莞打工的姑妈去要钱，最后才学成了驾驶技术，拿到了驾驶证。
但是，由于他刚学的驾驶技术，没有车公里，没有经验，没有人要他开车，所以还不能凭这门技术挣饭吃。
我本以为他这时候应当苦尽甘来，命运会发生转机了，谁知仍然是在“艰苦奋斗”之中：
他住的是学校的地下室，每月８０元的租金，学校掏一半，他掏一半，水电费就得自付了，谁知那１０平方米的房子里不断地来人，他的弟弟也跑来打工了，还有表妹与堂弟等，有时候一房子住了六七个人，两张床，每张床得睡３个人，人多时还得打地铺。虽然房钱没有增加，但饭费、水电费用却是很大一笔开支。
这还不是他“艰苦奋斗”的原因，他们“夫妻”两口一月挣８００～９００块钱，加上他们的孩子，三个人生活已经够紧张了，现在却遇到“第四者插足”——这个人已快要来分他们一杯羹——他的女朋友肚子里又怀了一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问道：“你的生活已经这样紧张了，为什么那么快就要第二个孩子呢？难道不能打掉吗？”
他却并不在意地说：“有两个孩子不算多。”
“……”
他的父母在农村种地，每人只有８分地，全家也就是二三亩地，只能自给自足，没有余钱剩米。他的父亲不过４７岁，还是个壮年，却抚养不起３个孩子。他１９岁出来打工，他的在小手工作坊中打工的民工妹妹十五六岁，小学还没有毕业也出来打工了，是给人家当保姆。他的弟弟，也是十六七岁，上初中时想出来见见世面，打了两个月的工后，回家不想读书了，于是也到了杭州。他出来前，家中盖房子，欠了一屁股债，直到不久前才还清。他的壮年父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却在种田的同时还得带４个孩子（有一个是他的，另三个是他姑姑的），恐怕再接下去，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也要生孩子了，还得叫他的父母去带。
张志兵在向我诉苦，他话语平淡，却听到了心中的不平。他说：“我到杭州８年了，看着别人家的生活好，也羡慕，也眼红，自己也想好，就是没那个本事，只得出苦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怪爹妈没生好，条件差，想干什么事都没有靠山，全凭自己傻干。现在不想再去上学了，心野了，只想当个司机，能开个车，就心满意足了……”
他好像是在怪自己的命不好，怪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老爸，但是在我看来，多生多育才是他家的贫苦之源。他父母由于农村的贫穷，带不动他们兄妹三人，这才没有让他们学到很高的文化和技术。到了他这一代，本来可以走出这个“怪圈”的，可是他才２７岁，他的女朋友才２２岁，都很年轻，就有了两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总共要生几个孩子才收场。如果也是三四个四五个，他岂不是又像他们父辈一样，进入了一个永远也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教育，永远也挣不到大钱的境地吗？
他从老家走了出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中，虽然可以说他比他的父辈生活改善了一些，却仍然在那里绕着圈圈，一个不能提升自己到高层次上的螺旋。但是这些话我没有说，我知道他听不进去也不会懂，因为多儿多女多得福的观念，在农村有着几十辈子几百辈子的遗传，尽管在他们头上有一条计划生育的杠杠压着。
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我采访的上百个人中，那些年纪像张志兵一样大小的青年人，没有一个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少则三五个，多则六七个）——多儿多女给农村带来的是低文化与苦生活——他们像驴推磨那样，永远在同样的怪圈中重复着劳碌也重复着贫穷。
守护在混沌的边缘上
动力系统：
秩序——“复杂”——混沌
物质：
固体——“相变”——流体
计算机：
停止——“不可决定”——非停止
生命与智能：
过于稳定——“生命／智能”——过于喧闹
但所有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朗顿判定：“固体”和“流体”不只是物质的两种根本的状态，就像是水和冰那样，而是一种动力行为的两种根本等级，包括像分子自动机规则的空间，或抽象算法的空间这样彻底的非线性王国的动力行为。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两个动力行为的根本等级存在，意味着第三个中根本等级的存在：混沌边缘的“相变”行为。在混沌的边缘，你会碰到复杂的计算机，很可能碰到生命本身。
难道这意味着有一天你也许能写出相变的一般性物理规律，包括能够解释水的冻结和溶解以及生命起源奥秘的规律？或许吧。也许生命起源于40亿年前的原始初汤，起源于某种真正的相变。朗顿不知道，但他无法抗拒这样的想象：生命确实是永远力图在混沌的边缘保持平衡：一方面始终处于陷入过分的秩序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又始终被过分的混乱所威胁。他想，这就是进化：这不过是生命学得越来越善于控制自己的参数，以使自己越来越能够在边缘上保持平衡的过程。
● 有两股绳在拉扯着民工潮
城市的铁饭碗，把工人、城里人端懒了；农村的一亩三分地，把农民种穷了。同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秩序”，造成了社会体制的分割，由此而产生的财政、金融以及观念、思想的隔阂也异常严重。
今天，不仅是国家政策作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进城，打破了这种二元结构。在亿万民工的冲击之下，并随着致富的民工在城市里购置了房子，建起了家，还随着他们中的某些分子成了百万、亿万富翁，优越感超过了城里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概念开始模糊。
“英雄不问出身”。当城里人与农村人一旦被放在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竞争的时候，许多农村人便用他们的智慧和能干超越了城市人，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而那些懒惰的不思进取的城里人，也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开始衰落下去。最后，一切的一切就开始混淆。而这，也许正是我们所企盼的。
深圳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美国科学家法默在研究人工生命系统后如此说道：“现在事情很明显了，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社会不会有好结果。”从长远来看，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体制过于僵硬呆滞、对社会的控制过于严密，所以无法维持下去。而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放任自流的社会体制是行不通的。一切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都必须保持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保持某种软弱无力的、平庸的、中间道路的平衡。这就像活细胞一样，它们必须在反馈与控制之网中调整自己，但同时又为创造、变化和对新情况的反馈留有充分的余地。法默说：“在自下而上组织而成的、具有灵活弹性的系统中，进化油然而兴。但同时，在该系统中，自下而上的活动必须纳入正轨，使其无法毁坏组织结构，进化才有可能。”混沌边缘上的复杂动力，似乎是这种进化行为的理想解释。
这段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每一个社会与自然系统，都存在着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秩序”，这是冰冻的阶段，分子与分子间、人与人之间都被凝固、割裂开来，虽然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阶段是不好的，太僵化太死板了，人与人之间正是缺少了交流碰撞而少有机智创新的迸发。第三个阶段是“混沌”阶段，所谓混沌即是混乱，好像是洪水泛滥，到处乱流。这个阶段也不好，混乱造成了大量的内耗与无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
在两者之间，就是“复杂性”的阶段，它区别于“冰”与“水”，是属于“冰水混合”的相变阶段。它比冰积极，又没有水那么紊乱。我们可以称它为“混沌的边缘”。这是一个最积极的阶段，地球上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个阶段中诞生的。
在这个阶段上，有着一种危险的平衡，一方面，有一股力量想把系统拉向混乱，另一方面，还有一股力量想令系统返回到秩序。打一个比方，这就像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把深圳称作“特区”那个时候，急于事功者想要拔苗助长，完全学习西方；看不惯变化者则大喊深圳变色了（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
珠海新平珠职业介绍所因此，守护系统保持在混沌边缘上的平衡，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艺术，或者叫宏观调控艺术。
农民工进城打工，它形成的积极效应无以伦比，不说其他，就说农民工的工资问题。２００２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约为５２７８亿元，其中，约有３２７４亿元返回了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
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制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１６％～２０％。有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９．２％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１６．３％。在今后的３０年里，如果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种种障碍能逐渐被清除，劳动力在部门、地区间转移可为每年经济增长贡献２到３个百分点。
看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真正好处的各级政府、农民本人，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都呈８００～１０００万的数量递增。
在农村，还有１．７亿的剩余劳动力在“整装待发”，如果全部转移出来，就有近３亿的劳动力流入城市，它相等于城市全部的人口（目前中国城市加镇区的全部人口是５．１亿）。而现在，在每３个产业工人中，就有２个来自于农村，要是到了那个时候，产业工人中已不复有城市人，即使有，也仅占到１／１０或者１／２０。
在谁都想要使自己迅速致富的努力中，农民的眼睛闪亮了，乡、镇政府与县政府领导的眼睛瞪圆了，已经成为大企业家的人胃口大了，手工作坊的小业主发急了，黑中介、骗子们的心与手痒痒了，在各方力量都想“乱动”的情况下，混沌状态难免会发生，而一旦进入了混沌局面，社会也会不可收拾。
湖南嘉禾县征用农民土地事件，江苏民企铁本钢铁公司违规占用耕地事件，之所以都能得到各级政府的批准，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各个关口，其实表现出来的是各级地方政府“急于事功”的心态。
据《了望东方周刊》报道：２００３年６月８日，开发商张海龙奔忙了几个月的盐城上海工业园在盐城签字，盐城领导也出席了签字式。按照张海龙的宏伟规划，上海工业园采用自主招商引资、自主开发经营的“区中区”形式，园区建成后总投资将达到６０亿元人民币，据称可以实现工业产值１００个亿。
该年年末到２００４年初，一封检举信及当地居民的多次上访把真相给透露了出来，原来如此巨大的投资项目只是个“空中楼阁”。
１。土地廉价出让：
举报信说：“２００３年７月，在没有任何合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盐城市委、市政府仍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以每亩１０００元的价格，从盐城市开发区出让土地７５００亩，给了打着‘上海工业园’招牌的几个开发商，共得土地出让款７５０万元。”
按照专家的说法，盐城的土地属于三类土地，每亩应不少于４万元。这就意味着，盐城仅以每亩１０００元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不算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每亩掏出７０００元用于上缴中央和省里的费用，而农民的补偿根本就没有着落。
２。“空手套白狼”获取利益：
当地熟悉房产开发的人士说：“他们连土地使用证都没有拿到，怎么可能有其他证件？所谓国际商贸城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盐城金笋置业是国际商贸城的开发商，而对外宣传则称由上海金笋置业有限公司建设。但是记者在上海工商部门的网站上，并没有发现上海金笋置业的注册资料。上海１１４查询台也没有这家公司的电话号码。
可是，以推出“商贸城”为由，这家公司已经向社会公开发售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商铺，收取房款和“诚信金”高达数千万元。
３。关于和盐城合作建设上海工业园的事情，上海工业综合开发区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咨询时回答说不清楚。该工作人员说张海龙是公司原来的副总，２００３年就离开公司了……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视土地为“投资”，大搞“圈地运动”，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其中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已经造成了４０００万失地农民，他们被称为“三无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４０００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辖市居民人口的总和。
据“九三学社”２００３年的一项调查表明，６０％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而影响基本生活的仅占３０％。因为生活拮据，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
另据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现行土地收益框架下，农民仅得５％～１０％，村一级得２５％～３０％，各级政府得６０％～７０％。按照国土资源部的保守统计，从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１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３３００多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如果每亩地的最终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