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生活费是每月１６０元，两菜一汤，食堂做什么吃什么，基本以吃素为主，肉是很少很少的。由于他爱人也在温州，职工食堂里不让他爱人吃，所以自己开伙。他与妻子每月要吃掉３００多元，加上少许零用，他一个月只能节省出４００元。
杨熙模告诉我，他贵州的家中有７个人，只有２．８亩地，平均每人只有４分地，一年收３０００斤谷子，剩下还有些许山地，可以种包谷和小麦。１００斤谷子只能打５０多斤粮食，每人也只有２００多斤粮，连吃都不够，哪里还会有余钱剩米，所以只得出来打工。
从２００３年９月来到温州，到现在（我们采访他是２００４年４月份）已经半年多了。开始有两个月试工期，每月只有６００元，刚够吃饭，现在能好一些，但半年之中也只能给贵州家中寄去过３００元钱。
在采访中，我问他道：“你现在算是正式工了，有没有和老板签订过劳动合同？”
“签了，签了，有合同。”
“拿来给我们看看行不？”我的助手李家运说道。
他走进屋里，翻了翻，然后拿出两页打印好的纸给了我们。
我们一看，这哪里是什么劳动合同，只不过是老板发给他们的工厂劳动的规定。那上面写的是：工人上班时不许抽烟，谁抽烟罚款５０元；不许打架，谁打架罚款３００元……
所有的条文都是对工人的惩罚，却没有对老板的约束。我说道：“这算什么劳动合同？这只不过是工厂的管理规定嘛！你是不是拿错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其他了。”
这以后，他避开这个话题，谈起其他的事情来了。这使我大惑不解，他作为一个初中生，难道看不出这并不是一份合同？是内有隐情，故作糊涂，还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合同”？
他接着说道，他的弟弟杨熙略，去年３、４月份在无纺布厂工作时，左手被链条缠住了，外皮都脱落了，伤得很重，当时到医院去治了治，休息了半个来月，厂里给报销了些钱，大约有几十块，其他一点补助都没有，那半个月也没有工资……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这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去要求补偿，却没有说出口，想到这个老实农民自己的表现，我相信他弟弟即使知道有这样一条路子，也不敢去向老板讨钱的。
在一位贵州籍保安杨永宪充当向导的情况下，我们走进了另一幢民工宿舍。
这是比一般贫民窟还要脏、乱、差的地方，门外地上到处是垃圾和污水，走上二楼，楼道十分窄小昏暗，如果两个人走对面，就只得相互侧一下才能通过了。这里住着一家皮鞋厂里的许多民工，不足８平方米的住室里，一般都住着两户人家，所以屋子里东西满满的，气味也大好闻。
民工宿舍的走廊毫无例外的，这里的女工或是她们的丈夫（男工）都不闲着，手中拿着一张皮鞋的面子，用皮线在那里穿来穿去，这实际上是在休息的时候还干活，因为她们都得拿计件工资。
我在这里采访了这样两位女工。
一个叫王民翠，另一个叫詹云英，这詹云英是王民翠的小姑子。
两个女人都在木材公司鞋革材料厂当裁纸板工，两人的手都曾负过伤。
王民翠：“我是１９９１年到这里来打工的，１３年了。开始过来时每月只有２００～３００元钱，一天６块。如果过年回家，就扣１００元（回家１２天，二十六走，初八回来）。那是１９９５年农历１２月１７号，连做了十五六个小时，头晕晕乎乎的，到了１２点半，一不小心，上面的刀落下来，把右手切去了４根指头。那天是实在干得太多了，早上６点起床，干到了晚上１２点，脑子不清爽了。你想想，做了多少小时？到温州康复医院诊治，挂了个急诊，住了１０天院就出来了。”
“厂里给付医疗费了吗？”
“付了，３０００块钱，住了１０天的院。”
“其他还有什么，有没有医疗事故的赔偿费？”
“没得，他们要给我５００块钱，叫我别在厂里干了，打发我回家去，我没要那个钱。”
“你不干怎么办？”
“想用５００块钱打发我，没门。我赖在这里呗，窝着，９５年起到９６年，半年没得事做。后来，他们没办法，就让我看澡堂、扫地、收澡票，现在一个月拿４３３块。”
说话之际，王民翠的丈夫和他的妹妹也都围上来了。由于王民翠说的是浙江青田王民翠与詹云英——嫂子与小姑的手都被砸断过话，讲１０句我只能听懂两三句，所以她的丈夫在旁边热心地补充着，可是他丈夫的话同样难懂。
我继续问道：“受了这样重的伤，你难道没想着问厂里讨要补偿？找过劳动部门没有？”
他们摇了摇头。
“跟厂里说了没有？”
“说了，说了。”
“说什么话了，要求了什么？”
“让厂里给我找个工作，不要辞退我。想花５００块就打发我，那是不行的！”
我听明白了，却无可奈何，他们向厂里哀求，只是叫厂里不要开除她们，而不是说手断了，需要什么样的补偿。
这时，我看到了那位詹云英，她的手同样是残疾的，便问她的手是怎么了？
詹云英说：“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８（农历）发生的事，晚上做工没休息，白天又干，到中午１２点，卷到机器里了，当时机器停了，但手心手背的肉都掉了，手上只剩下骨头，被送进了向阳五一医院，住了两个月的院，医疗费是厂里付了，但他们不要我了，给了１０００块钱，让我回家。我只好回家了。２００１年，又回来工作了。”
“怎么，厂里发善心了？”
“哪里，正好那个时候厂里招了２０多个残疾人，都不是原来厂里的，有的看门，有的做其他事。说是免税，福利也报下来了，说全部是残疾人做，其实只有２０来个，就把我也叫来了。要不是这样，他们还不会要我。”
“你现在能拿多少钱？”
“５００块，是计件工资。”
“你手这个样子，干活岂不是有影响？”
“所以我比别人拿得少，但是有活干总比没活干强点。”
王民翠４５岁，詹云英３９岁，这两个女人始终没有提到如何为自己维权的话题，她们的“一门心思”就是，只要厂里不开除她们，能有一碗饭吃，尽管手已残疾，也心满意足了。不过，从她们（包括她们的丈夫）那个老实的劲头，连说话都很难说完整，我就能想象到，如果她们走到老板的面前，恐怕就更颤颤惊惊的了，是否能说出自己的本意来都很是怀疑。更不用说向老板讨要公道了。
这两个女人呀，是不是闰土的后代？
● 他们为什么如此麻木
在云南昆明市的郊区，有一个护福村，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８００多人，外地到这里来打工、住宿的却有６０００多人，是本地人的８倍，而且还有许多的外地人在继续涌入。同样的情况，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住人口只有５６万，而外来人口却超过了100万。护福村最近出了名，这出名并不是这里有什么显赫的事迹，而是这里成了丢失民工子女的“专业村”。２００１年，这里丢失儿童２３名，２００２年丢失３０名，２００３年则丢失了６７名，２００４年，从春节后开始截止到４月３日，共丢失儿童２１名。
正因为这一点的“出名”，中央电视台曾专门作过专访。《经济半小时》记者孙青、徐胜对２００多个民工子女的丢失作了详细的报道：
昆明对失踪儿童没有统计数字
打拐力度加大解救比例仍很低
究竟整个昆明有多少儿童失踪。采访中，昆明当地的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一个云南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屡次发生儿童被拐卖的现象，被拐儿童数量4年达到200名。昆明市公安局在3个月时间里，共派出警力1000多人次，足迹遍布贵州、广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行程5万多公里，摧毁了4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4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63名失踪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是在昆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确切的数字。但是他们承认形势确实严峻，也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专项打拐行动。２００３年昆明市“１０８”专项打拐斗争中，当时昆明的警方到福建晋江，和当地警方联手，辗转10多个县市，展开了一次抓捕解救行动。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晋江市公安局民警化装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一个不足１０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地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坐在床边的一个老妇人，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察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这个自称干这行10余年的老妇人给两个孩子分别开价１．７万元和２万元。
独自玩耍的民工子弟第二天中午，在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了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了４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们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民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房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３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童床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他们被公安局顺利解救。犯罪嫌疑人交代，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着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这些违法勾当。犯罪嫌疑人说一个孩子卖１．１万元。
随后，公安民警又乘机追击，继续进行解救行动。解救的一个４岁男孩叫圆圆。解救他的时候，他正和收买他的那家人在一起。圆圆一年前被这家晋江人以１６１００元买下来的，解救时已和这家人有了感情。在晋江市罗山镇解救出来的男孩子叫乐乐，当时还只有５个月大，虽然还没有被人贩子卖出去，但是已经明码标价——１．７万元。还有一个叫亮亮的男孩是在三明市湖美镇解救出来的。他最后的成交价是２．３万元。这个不幸的男孩虽然只有３岁，但被转手倒卖多达１１次。在这次行动中，昆明、晋江两地警方共解救出１８名受害儿童，抓获犯罪嫌疑人３６名。在3个月的会战结束后，昆明市公安局摧毁了４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４７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找回、解救出６３名失踪儿童。
孩子上不起幼儿园学前班
生活环境恶劣人贩子猖獗
昆明那些丢失孩子的家长，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到了公安机关。昆明警方也多次约见他们，安抚他们焦灼的情绪。可是，面对众多家长求助的目光，警方有时也觉得无可奈何。
就拿官渡公安局来说，他们一年用于刑事案件的破案经费是４０万元，现在每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经费占到了１７万元。但拐卖儿童的案子还是在增加。他们认为，打击拐卖儿童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字就能解决，这里面牵扯到城市在户外打扑克的民工们化的进程、“城中村”管理、民工权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警方在采访中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些孩子特殊的生活环境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家长告诉记者，上学前班一个学期要四五百元，其他的幼儿园一个月要１００多元，他们根本出不起。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大都收入不高，而且来源不稳定，全家的收入通常在１０００元左右，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只够温饱，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就是他们全家最值钱的财产。经济不宽余，他们也很难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而当地并没有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而考虑配套相应的公共设施，也没有适应这些孩子的学校，因此，家长基本上都把孩子带在身边，摊点旁边就是孩子成长的地方。拐小孩在这里很容易得手的，有的抱着小孩说，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一颗大白兔奶糖或者一瓶酸奶，小孩子就乖乖跟他走了。
家长疏忽犯罪分子得手
孩子丢失悲剧尚未结束
除了一些现实的客观问题造成了儿童的大量丢失，家长的疏忽则给了犯罪分子予下手的机会。记者在官渡区的几个村子里看到：孩子们都自顾自地在巷子里玩，周围的人都忙着做各自的事情，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
一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根本看不出谁是她的家长。记者询问周围的人，他们既不知道这小孩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她的父母长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记者不禁有些担心，于是带着她去找孩子的妈妈。当记者确认眼前一位打麻将的女人就是孩子的妈妈时，就更加为小女孩的安全担心。但是，忙着打麻将的妈妈似乎不以为然：“她不会乱跑的，一般都在那条巷子里玩。”
这户人家正是丢失孩子王兴普的邻居，但王兴普一家人的悲剧似乎并没有对她产生影响。
记者还在路边看到一个孩子正在酣然入睡，地点是在王兴普另一家邻居门口的三轮车上，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一下。
就在记者采访王宗灿夫妇的时候，另一家孩子的走失再一次让记者感到犯罪分子的猖獗。孩子就是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１１点左右在村子的一个墙角丢失的，这里离王宗灿家不到２００米。当时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妈妈上楼照看另外３个孩子，１１点的时候，这里人来人往，相距不到２０米远的小伙子像往常一样在打台球，一些孩子的妈妈在打扑克，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失踪了一个孩子。就在记者离开村子的时候，路上还有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周围没有家长。
看来犯罪分子在这里非常容易得手，而孩子丢失的悲剧也尚未结束。
来自于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因为连丢失了两个孩子，心痛之下引起了警觉，搞了一份丢失孩子的名单，向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交出一个统计，人们才知道这里丢失孩子问题的严重。
公安局人员少加上经费的紧缺、政府措施的滞后、民工配套设施的不健全，这都是很重要又必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说，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那些民工自己。
从记者的报道中看到，这里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而又多的：为什么那么多的妈妈能有时间打扑克、打麻将却不去看顾自己的孩子呢？为什么其他的民工对别家的孩子如此冷漠呢？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号召了多少年之后，民工的很多家庭还生３～４个孩子，搞得自家经济紧张，搞得做母亲的手忙脚乱，顾了这个忘了那个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让我们来组织一个互助会或者叫民工管理站，像南京建邺区那里一样，连晚上都有巡逻队巡逻，不让犯罪者得手呢？
在２００多个孩子丢失的情况下，这些母亲和父亲还是如此掉以轻心，如此麻木不仁。真让人看了心痛，不仅是痛心那些丢失孩子今后命运的坎坷，更是痛心这些父母（民工）既不管他人瓦上霜，又不自扫门前雪的那种浑浑噩噩的态度。
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吗？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民工吗？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３４岁的辽宁盘锦农民律某在６年前一怒之下，用绳子勒死了自己的妻子，６年后被北京地铁崇文门站的民警发现了破绽，最终结束了逃亡生涯。在派出所，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他交待了全部的罪行。“我一直觉得我的岳父总在背后说我的坏话，那天正好妻子回家看她的父亲，我就追到岳父家，让老婆跟我回来，遭到了她的拒绝。”就为了这点小事，恼羞成怒的律某残暴地将妻子勒死了。作案后，他逃到北京打零工。实在没钱的时候，还用假身份证到医院卖过血。律某说，他平时和老婆的感情也是挺好的，自己只是一时失手……交待完犯罪事实后，他竟然对警方说道：“我已经承认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在出租屋里吃饭的民工家庭这使我们不仅想起了鲁迅先生描写的许许多多中国下层平民百姓——阿Ｑ、闰土、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也想起了继此一二十年后，在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之后，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善良的百姓。
杨占友是１９３２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了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２０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就架在我们跟前，只隔五六步远，一挺机关枪只配一个刽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这样满不在乎，毫不考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３０００个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的那样的情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手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的躺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陈德贵是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３０００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大货房里３０００多人，只有３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３０００多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人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今天住在昆明郊区护福村里的民工们的心态，是不是他们祖辈的遗传？我们该如何总结中国人（中国农民）的这种性格——“缺乏公心”？“缺乏同情”？“任人宰割”？“奴性十足”？“顺从强权”？“反应迟顿”？还是“冷酷麻木”？当年大屠杀幸存者所指出的问题，今天在民众身上同样存在着，只要在护福村的那些地方，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