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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语，总是自言自语。博比，我年轻时并不那样。
二十一二岁充满憧憬、设想和爱，因为美好时光掩饰了不愉快的日子，你的手也经常是轻柔的，而不是使劲地推或狠命地打。你会带我去锡蒂岛，与我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只是把我当做朋友那样聊天。你告诉我，你曾遇到过一位赤身裸体站着的太太，她体重足有三百二十磅。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纽约城她家的厨房里，一个年轻人带着作案工具想从窗户爬进她家。你让她穿上衣服，她却说：“哦，我以为我不能碰犯罪现场的任何东西。”我们当时笑出了眼泪，泪水滴进我们的虾菜碟里。你对我描述如何将流氓使劲推到墙边。那个流氓还只是个孩子，他抢了一个老犹太人的电视机。犹太人说，决不将他的电器商店搬离老街道，你告诉我，你发现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个流氓关起来，有的时候，当你写完现场报告就去执行其他巡逻任务时，会看见刚抓过的那人正坐在消防水喉旁，冲着你笑。我看着你一一深色皮肤，深色眼睛，浓眉，厚下唇，红葡萄色内唇一一想着初次相识时自己对你的看法。在护校读一年级时，我十九岁，汤米？多兰在河边的酒吧介绍我们认识。汤米对你说：“你得见见弗兰妮。弗林。大家都喜欢她。”我当时觉得，你是我见到的最英俊的男人。
也许你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心思，看见了你自己的形象：高大强壮，充满自信，酒吧里的人总围着他一一博比？贝尼代托，听他讲故事，给他买酒。看到我眼中你自己那样的形象，你从桌上伸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你甚至还愿意听我讲故事。但没过多久就终止了，你渐渐不再爱听，以致到最后几年，我就完全不讲了。那时，你从偶尔生气变得常常生气。几次晋升都与你无缘；家里再也没添孩子；你撞毁过一辆车，曾为自己的酒后驾驶开脱，还是两个年轻的警察看了你的警徽后让你搭了他们的便车。大失望有几次，小失望则数也数不清。你已不再谈论住宅区里的人如何努力使他们的儿子不再惹事生非，少年女子如何细心照顾她们的婴儿，而总是谈论那些美籍西班牙人和黑人，那些人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的人。你说他们像牲畜一样生活着。你环顾我们家的花沙发、花窗帘、厨房柜子上整齐摆放的花罐。花罐里面是生粉、糖、咖啡和茶叶。你一直喜欢整洁，就像你母亲那里那样整洁。有个星期天上午，你的朋友就要来玩橄榄球、吃卤面条了，你急得上楼大喊大叫：“孩子弄得咖啡桌上到处都是指印！”“你知道玻璃窗洁净剂放在哪里！”我也对他喊道。
我哪来的胆量？等朋友走了之后，我不知哪来的豹子胆，竟开口说道：“隔墙都能听见杰基？费林嚼东西的声音。”
“杰基是个好人。”你说。
“可吃起来像头猪。”
“是啊，上帝不允许有人玷污你的耳朵，嗬，弗兰？还有，他时不时在身上抓痒，对不对？不错，我们将他从客人名单上划去好了。杰基。费林获得的勇敢勋章简直数都数不清了，可惜他要挠睾丸，吃饭时还张嘴嚼东西。”
“我上床了。”我说，“碗放着我早晨洗。”
“他妈的厨房里到处是蟑螂。买了新地毯就没钱再买灭蟑器了。’’
他开始没完没了，但又说不出个内容。到后来，他猛地把我？推，将我撞在厨房桌上。我摔倒在地，还摔断了锁骨。“上帝，弗兰，我是有点喝醉了。”他第二天这么说，只是不再搂着我。我的眼里已看不到那个英俊的博比了。我的眼睛成了娱乐室的哈哈镜，映出的尽是奇形怪状。他有足足两个星期没沾一滴啤酒，下班早早回家，他甚至几次带罗伯特出去玩。“男子汉们上公园，让妈妈休息。”他说。好景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断骨，大概他吓坏了。
可我当时就知道，他会一而再、再而二地这样做，他要驱除我脸上的那种神情，消除我眼中他的那个映象。
“发生此事的女人应该明白，家庭暴力与她们无关，与她们所做的或没做的事无关。”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坐满了医生与护士的医院礼堂里说，她教他们如何对待病人、如何帮助他们。简直像晚期癌症患者听肿瘤专家讲病例。有那么多夜晚，我在黑暗中听着博比的鼻息声，竭力想弄明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他母亲或他父亲？罗伯特的出生或对别人晋级的嫉妒？是喝多了酒？或是因为我晋了级，每年比他多赚九百美元？医院可以扣回那900个臭钱，我才不在乎呢！
“嘿，弗兰尼？安妮，你钱比我赚得多。”他说，一边在小工作间的桌上计算我们纳了多少税。我全身一阵冷颤。我能识读X光片，也能识读他的声音。
我想，正是在那个晚上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能像其他女人那样离开丈夫，离婚，一走了之。我知道，他决不会让我走。当时，我在准备罗伯特上学带的午餐，做一个没果冻的花生酱三明治，把一只苹果切成四块，而他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啤酒。
“怎么，这孩子不能像别人一样吃整个儿的苹果？”他看着我说。
“他喜欢切成小块。”
“你把他惯坏了。”博比老是这样说罗伯特。“你惯坏他了。”
我记得，这吋响起了电话铃声，他叹了口气，以为是哪个当班的人打来的，是当班的，却是找我的，不是找他的。
“嗨，护士！”本？塞缪尔斯说。他总是那样招呼我，当然是在医院里。嗨，护士！嗨，医生！他是个好医生。他对病人说话时，总能说到他们心里去。他总是注视他们的眼睛。
“你好！”我说，眼睛看着博比。
“还记得几星期之前我们说的那本关于精神愈合的书吗了”本？塞缪尔斯问，“公共广播公司今晚将播放有关这本书的记录片。大约半小时。我觉得你可能想看看。”
“谢谢，”我说，“明天见。”我能从他的沉默里感到，他对我匆忙挂断电话很茫然。挂电话时，我背对着博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次接电话都好像在搞间谍工作。
“是温妮。”我说，“她说，电视上十点钟要播映精神愈合方面的记录片。”
“精神愈合是他娘的什么东西？”
“讲的是精神力量在战胜疾病方面与药物治疗一样有效。我们医院的人一直在谈论此事。”
“听起来全是狗屎。”博比说。他走到冰箱前面，又开了一瓶啤酒，回到桌旁重新坐下时与我擦了一下，然后以博比？贝内代托特有的举杯姿势举起杯子，狠命地喝了一口。
晚上，他的汗水和呼吸都散发着啤酒味。他抬头看看我。“你刚才说那是谁？”
“温妮。”
“从我坐的地方听起来，不像是温妮。”
到了十点，我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博比也陷进沙发椅里。“把遥控器给我，弗兰。”他说，手里拿着一杯啤酒。
两分钟后他便摇头。“人脑能控制人的肉体？”电视里在说，而博比则将画面调到了体育频道。嗬，我们真是少见的一对。
“我睡觉去了。”我说。
“你并不真想看那个狗屁节目，对不对？”他在我的身后喊。
“其实我想看。”
“给我再拿一瓶啤酒，好不好，弗兰妮？”
我拿了一瓶百威啤酒回到客厅，冰冷的酒瓶上留下了我的指印。
“你不会打开吗？”
“天啊，博比，这是旋转瓶盖。即便不是，你不用开瓶器也可以轻易地打开。”
“见鬼，你说什么？”我拿着空瓶走回厨房，没理他。当转身离开垃圾桶时，他正站在过道上。他喝醉的时候气色很好看。他年轻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嘴角松弛着，那样子曾让我感到心里暖暖的，什么事都愿意做，而现在我却非常非常谨慎。大多情况下都如此。
“你说是谁来的电话？”他问。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博比，”我开口道。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什么，弗兰？”他声音低沉缓慢，眼皮半垂。他放下瓶，走向我。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想在厨房里要我。把我压在白色福米加贴塑面的边上，但接着想到的是他自己要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干不了，并感觉到他也感到这一点。真不知两个感觉哪个更糟糕。
“你得长胖一点，弗兰。”他说，一边推着我。“你一身鸡骨头。”他使劲吻我，纯粹是用脸往下压我的嘴。我无法呼吸，竭力想从他的脸下挪开我的脸，可我的脖子后面有他一只手，弄得我不得不伸手推他。我的嘴被封得快窒息了，拼命要呼吸，所以不得不推他。我呼吸困难，他却还想用嘴压我的嘴，我只好挪开脸，结果使他往前一撞，下巴磕在碗櫥门上。他用的似乎是一个连贯动作：手指向自己的脸摸去，随即反手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随即倒下，头撞在窗边的橱角上，撞破了头。只觉得暖暖的血在我头发里流淌，流进了我的脖子。
刚过二十一岁的那个星期，我站在圣斯坦尼斯拉斯教堂的圣坛上，憧憬着婚姻，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眼瞪天花板，头枕鲜血，只希望丈夫快完事离开我。
我们的婚誓是自己写的：“我将跟随你，”博比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加了着重号，“到天涯海角。”是的，他会随我到天涯海角。那天晚上，听他在我身旁睡得呼噜呼噜，我就知道了。他满身百威味，我满身血腥味。
那天晚上我又怀孕了，但四个月后就流掉了，然后他一个星期内天天晚上骑在我身上给我按摩，用他有力的双手揉搓我肩部的肌肉。一个从没发生过此事，从没见过丈夫哭得死去活来、发出像吞吃玻璃般的哽咽声的女人也许对此是很难理解的。他让我觉得有人疼爱自己，博比就是这样，他用以前无人疼爱过我的方式疼爱我。宠爱我的方式也无人可及，连我父母都做不到。他向我伸出手，把我扳倒，滚动着我说：“我太爱你了，心肝儿！”他轻柔地抚摸我全身，于是我伸出手要他，虽然医生叫我要等待十阵。我因此又怀孕了。但那一个也失去了。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约会那阵子，我想结婚之后他的粗暴会停止的。婚后呢，我想生个孩子会有所帮助。有了一个孩子后，我想要是再生一个孩子，他会感觉好一些。在罗伯特两岁时，我更不能离开，将他撒手不管，因为这时正是性格形成期，尽管我对我们一一我与博比一一要把孩子形成什么样的性格考虑得并不够。罗伯特开始上学了，这时我又不能走，因为上学是一个巨大的转折，需要适应和调整。五月份也不能走，我得全力以赴，准备全家的暑假。十一月到了，我还是走不了，我得振作精神准备过圣诞节。就这样，我留下没走，一直没走。
接着是三个女人的惨死。读了她们的报道后，我知道她们都曾出走过。他打你时，人人都认为你该出走。她们起诉，获得了限制令，有人说“没事了”，但其中两人被一次次诱骗回去；另一个则离婚之后也一直没能走得了，她丈夫来踢她的公寓门，去她办公室，在车站众目睽睽之下抓住她狠命揍她，最终还是杀了她。三人都出走过，都曾竭力想摆脱过，但还是死了。她们是难逃厄运的人。我能听到博比的声音，他乞求，乞求，让我受不了。我看到他跟踪我晨跑。
我看到在去医院的公交车上，他坐在离我三个座位远的地方。我看到他正说服罗伯特放他进屋。于是我明白，我无法像那些女人那样离开丈夫，离家出走。我根本走不了。
我必须销声匿迹。
趁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话的工夫我环顾了一下公寓。
也许这儿就是天涯海角。但这儿至少还有窗帘。“他们会给你配制服。”帕蒂？班克罗夫特往电话机里塞进了几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后，说着我的新工作。
“他们知道吗？”我说。
“什么？”
“他们知道我是谁吗？”
“他们知道你叫伊丽莎白？克伦肖。”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你有可靠的推荐人。在佛罗里达不需要驾驶执照。这是让你到那里去的一个原因。他们下周会给你安排一两个病例，让你出诊。”
“贝思。”我说，“我已决定用贝思这个名字。”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她说，“一切都会好的，贝思。”
“你听上去像我的丈夫。”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说，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一切都会好的。这话听上去像我丈夫说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只传来人们的谈笑声与脚步声。那地方一定是机场，人们从那儿前往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在旅行，不是在逃亡。“千万别出错，”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他此刻正在寻找你们。”
第 五 章
那机构给了我一个下人的活，干勤杂工，而不是当护士。烧饭，清扫，购物。但这很好。好极了。可以到外面去，与人相识。我上门服务的第一个对象是位患脑瘫痪的三十岁妇女，住在一幢外表色彩单调的残疾人公寓大楼里。
她叫珍妮弗。她颤抖的双手上系着一根笔直的长木棍，需要我时，她便借助木棍敲击电脑键盘，打出要求。她看上去像只鸟，头上下摆动，像在吃东西，不像在吩咐我她想要什么。她眼珠在打转转，嘴巴呆滞地微张着，好像在笑。“速溶麦片。”她在写我第一天要买的东西，“一加仑脱脂奶。果冻布丁杯。巧克力。TY。”TY代表“谢谢你”（Thank you）。
她也用嘴说谢谢，只是听起来像嚎叫或清嗓子，不像说话。买回这些东西后，我听见接在电脑上的打印机声。我换好小后房里单人床的床单后，看到她用木棍指着打印机纸盒里的一堆材料。十一页痛苦的纪录，连所有住院治疗的日期也记录在案。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叫珍妮弗。安。
马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清晨六点十四分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出生时，值班产科医生不在，由产科见习生格雷戈里？利特尔用高产钳接生。”
“产钳。”声音大了点，我本来不想出声的，她却又发出嚎叫，头上下来回摆动，像是说，对，对，就是因为那个产钳和见习医生才造成你今天所看到我的这副模样。要是没那把高产钳，我这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会在公共网球场上打球，晚上会在公路快餐店里做女招待。再不然，凭我的智慧和勤奋所掌握的医学史，我就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博士，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单细胞有机物或十九世纪的宫廷音乐。
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致残的原因作一番解释，而难产是脑瘫痪的最好解释，是对自己为何斜着身子躺在那里、一切被禁锢在体内、靠提供这一页页不空行的材料让我明白她也是一个人的最好解释。
“这是给我看的？”我问，她的头又摆动起来。电脑屏幕上魔术般地出现了一些文字，是一些在闲聊室里唇枪舌剑的人传来的消息。“本周末的流星雨大得惊人。”屏幕上最后一行写道。“从马尼托巴地区看，流星雨像是银色烟火。”
“我现在要走了，”我说，“星期二回来。要我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吗？”
她的头左右摆了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大约有一英寸长。我知道，每天早晨都有一个护士来给她穿衣服。父亲常说，各人都有各人的福。把别人的不幸算作自己的幸福是可耻的。她喉头深处又发出了嚎叫声。
“不用谢。”我说着，随手带上了门，走进外面的炎热中。
也许帕蒂？班克罗夫特说得对；也许就在我将布丁和牛奶放进珍妮弗的冰箱里时，博比正在到处找我。但我在回去的路上也一直在寻找他。每次干活我都走不同的路线，仔细往停着的汽车里观看，如果有人在我身后慢慢跟上来，我就会转过身去。每天上班的头一个小时，我和辛迪都自愿在学校图书馆帮忙；她可以告诉切尔西她在学校大楼里，我也能留意罗伯特，留意着在图书馆大门对面的校门。虽然我们不必在停车场上流汗了，可换来的却是听脾气暴躁的老帕特里尼太太的摆布，干着装书架和包书皮的活儿。
老太太把我俩都呼做“妈眯”。学校秘书认识了我，她希望常见到我。“如果罗伯特有什么麻烦，能给我打电话吗？”有一天，我给她从自助餐厅带了一罐冰茶时问道。“绝对没问题。”她说，一只涂成粉红色与白色的指甲将一袋“低糖”弹人她的杯子里。
查德不去玩具城的大多数日子里，我与辛迪过后都一块喝咖啡？“初为人母的人谈起孩子从床卜摔下来，就跟谈起泰坦尼克号沉船似的。”她不屑地说，“要是我再听到有人为放管子治疗耳炎争辩，我会啐他一口唾沫。”然后，我们上班去。辛迪将她几只黑色仿皮展箱放进微型货车，我动身去看望病人。每周到珍妮弗那儿去两次。还有一个叫梅尔文的透析病人，住当地医院，皮肤黄得像人造黄油。给他量血压、听心脏时，他的眼睛还是一刻都不离开电视屏幕。他看金融网上的股票行情，记在标准记事本上。“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妻子说。他是个长途卡车司机，正等待换肾。
同时，他在纸上玩股票，在脑子里买进卖出。通用汽车公司，特克斯特朗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GAP公司。他每天上午都让他妻子去方便小店买彩票。“你觉得祈求器官移植不对吗？”他的妻子说，她名叫埃达。
“你为什么觉得祈求器官移植错了呢？”
“我说把我的一个肾给他，可医生说没用，总有人要死的。我是说，要有人死他才能得到一只肾。祈求别人死，这太残忍了。”
“别担心，埃达。”
去看梅尔文也是每周两次。我很同情埃达，她每天用洗涤剂洗去他床单上的汗渍，但我无法对他有好感。我主要的工作，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照顾莱维特夫妇，他们住在我家外面那条公路对面的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