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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科瓦斯：回顾你的职业生涯，似乎你在写作小说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谢尔顿：是的，毫无疑问。当你创作一个电影剧本时，你是在使用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你不说你的英雄是高的、瘦的和懒散的。你本来考虑把剧本交给约翰·韦恩来主演，而他们却选择了达斯汀·霍夫曼。所以你只能笼统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在一部小说中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你不把人物的性格精确地刻画出来，读者就不知道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科瓦斯：有没有一件事让你觉得作为一名作家是最值得自豪的？
谢尔顿：当我确定我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小说家，却完成了一部小说。那就是《裸脸》。
科瓦斯：谢尔顿先生，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和你谈话真是荣幸。我强烈推荐大家都去买一本由华纳图书公司出版的《我的另一面》。这是一本令人着迷的书，其作者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谢尔顿：谢谢你，卡采。你太友善了。
在路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奥威尔
李 锋
王小波推崇的作家不多，这寥寥数人当中，除去早成巨擘的罗素与海明威，其他几位，诸如昆德拉、杜拉斯、卡尔维诺，都在1990年代受到小资们的狂热追捧，至今余热不减，只有那个老是板着面孔的乔治·奥威尔，相形之下似乎总有些不温不火，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张“政治作家”的标签，让时下热衷格调、情趣的读者心生成见，可一旦我们细细品读他的小说和随笔，则每每会被其中的睿智和洞察力所折服，心灵也受到道德与情感的强烈触动。
李敖说过，“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久的。”政治似乎永远是艺术的天敌，总在毁损着它的价值，可奥威尔偏偏就能把政治作品书写成一种艺术，把政治讽刺写得撼人心魄。纵观中西文学史录，但凡经典之作，无不求索生命意义、触及人类本性，奥威尔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政治题材仅仅是个躯壳，而实际上苦苦探索的，依旧是人的情感、欲望和心性，而非宣扬哪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党派观点。
奥威尔的人性求索之路是艰辛与苦痛的，他一生辗转流离、饱经世事，阅读他的传记，有时会恍惚以为手上所执的是一本历险记，缅甸、巴黎、伦敦、西班牙、摩洛哥……倘若不是患病早亡，天知道他的下一站会是地球的哪个角落？
出身中产阶层的奥威尔，原本可以以安逸、体面的生活在英国终其一生。从公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绝大多数伊顿生那样，去牛津、剑桥继续深造，而是远赴缅甸，当起了皇家警察，可谓是“文化苦旅”的肇始，也由此得以从英国本土作家所无法获取的跨文化视角来看待问题。服役期间，奥威尔深切体会到，大英帝国对亚洲的殖民统治，不论是对当地民众还是对管理领地的殖民者，都带来了沉重的心理痛苦，同时，他也为自己在当中扮演的角色疚愧不已，于是在回国休假期间，打定主意辞职，同时放弃的，还有高达700英镑的年薪。从这一刻起，奥威尔似乎就没有摆脱过贫困，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因为《动物农场》的成功而资财丰厚，却也为时已晚。
此后，他落魄于巴黎伦敦的街头，体味着肉体的苦楚和精神的困顿；北赴威冈码头考察工人生活，受尽艰辛；投身西班牙内战、抗击佛朗哥政权中差点成为党派争斗的牺牲品而被清洗掉，敌人的一颗子弹穿喉而过，更是让他险些命归西天……可奥威尔依旧行进在路上，去发现、去倾听、去战斗，直至病入膏肓才不得已隐居苏格兰的朱拉岛，可即使如此，他的思绪却仍然不肯停歇，而是在现实和梦幻中不停游走。无怪乎有评论家将奥威尔称为“体验者”（experiencer），而非“观察者”（observer）。当其他作家打着“体验生活”的旗号，仅仅满足于一些浮光掠影的采访、调查时，奥威尔已然启程上路，跟流浪汉一起去乞讨，跟矿工一起下井挖煤，跟西班牙民兵一同扛枪抗击法西斯。他甚至故意喝醉酒，跑到警察面前滋事，以期被抓进监狱，借此获取对穷人圣诞生活的直观认识，可他那字正腔圆的伦敦音恰似“打在舌头上的烙印”，马上暴露其真实身份，当警察听出这是一个“绅士”之后，只能善意相劝，但至少他投身生活的意愿和热情，足以令我们心生敬意，也让其他很多作家为之汗颜。
当然，奥威尔确实是个不太识时务的人，他的特立独行和坚忍克己，往往给人留下不合群、难与之交往的印象，也因此开罪了不少人，给自己造成了诸多麻烦。然“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奥威尔的个性与气质，看似离群而怪僻，却实在是出于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而非刻意的标新立异。文学界就是一个江湖，但凡江湖，就要有其潜规则，如果不按此游戏规则出牌，难免会碰壁受挫。拿奥威尔的书稿来说，面对编辑为了迎合市场所提出的修改建议，他常常不能变心从俗，而是坚守其原创的完整性，结果自然是销路欠佳、影响有限，自己也只能愁苦而终穷。不过，奥威尔始终认定，对文学价值的真正考验只能是时间。他自走自路，可谓无意间做到了“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因此反而在撒手人寰后不久被评论界和读者奉为经典。我在同西方学者谈到奥威尔时，凡是读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几乎都对这本传记作品赞誉不已，称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冷峻良心”，让人很难相信该书当年在英国面世时，居然鲜有人购阅，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将之付梓。
不过，最能体现奥威尔“孤独行走者”本色的，还是他思想上的独立性。所谓独立，并非仅仅是拒绝依附权贵，有时候，不被群众的热情左右往往更加难得，而奥威尔，就是这样一个冷静的智者。国民党元老徐谦曾对蔡元培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地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本该是思想上的领航人，就这样被躁动的群众牵着鼻子失去故步，可悲可叹。遥想1944年之初的欧洲，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刚刚奏凯、诺曼底登陆引弦欲发的关键时刻，整个欧洲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圈，对俄国、对斯大林怀有英雄般的崇仰和挚爱，将他视为终结暴政、拯救世界的弥赛亚，对几年前刚刚发生的肃反和清洗运动，却默契地保持着集体缄默，而奥威尔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写了那部讽刺斯大林极权专制的《动物农场》，这种“谩骂盟友”的做法，结果自然是举国哗然，招致很多非议和攻讦。有关这部寓言的是与非，现在依然争议不断、难有定论，然而，即使对奥威尔的立场未知臧否，单凭他在一片激荡狂躁的热潮中敢于站将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十分值得我们敬服。反观中国历史，在面对社会问题和对外关系时，知识阶层虽心存忧国忧民的情怀，却常常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常常是有人振臂一呼，随即万众相应，激奋之情绪越来越烈，结果自然也只能是“越来越左”，于事却并无助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法捷耶夫式的激情颂扬、斯坦贝克式的愤怒声讨，还要有奥威尔式的冷观与静思。
除去在思想立场上卓尔独行、不群不党之外，奥威尔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出他的不识时务之处。此君似乎跟生活质量存心过不去，有时简直是在自讨苦吃，抛开钱财不谈，单是他的苦行僧经历，对其身体健康就绝对是莫大的损害。奥威尔从小就有肺炎的征兆，南亚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流浪欧洲时贫病相交的生活、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意外遭受的“一弹封喉”，都为他日后的早亡埋下了伏笔。即使是他在生命最后几年选择栖居的朱拉岛，由于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也远不及伦敦，对奥威尔的康复绝无好处。可就是在最后疾病缠身的时候，他依旧以疲弊之身，写就了不朽的《一九八四》。不夸张地说，写作《一九八四》，大大地加速了奥威尔的死亡，提早结束了他“无穷动”的人生历程。有批评家由心理分析入手，认为他有自虐的倾向，对此，我深不以为然，弗洛伊德的文字，我也是读过一些的，他对受虐狂的解释是：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换言之，受虐在开始阶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奥威尔却是有意选择这条艰辛之路，尽管在健康上付出的代价实在有些大。
如同很多国人预测，假如王小波在世便有可能会问鼎诺贝尔一样，众多的批评家也在揣度着，假如能走过1950年的奥威尔，会在未来的旅程中有何成就，结果往往是扼腕慨叹天妒英才，空留怅惘。对于奥威尔本人来讲，短命无疑是个悲剧，可就其文学创作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余憾了。假使他一生安逸舒适，虽说可以保全性命，但在缺少苦难历练的情形下，很难指望他能写出如此触动灵魂的作品来，而穷困与多病反而使他拥有了诗意的生活、优雅的姿态、执傲的思想。
记得张国荣在电影《红色恋人》中有一句话让我当时震颤不已——“如果不能骄傲地活着，我选择死亡。”后来读书多了，才发现这句豪言，原来弗洛伊德在多年前就已经说过，当时身患口腔癌的弗氏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偏偏执拗地拒绝服用任何麻醉剂，理由便是“我宁可在痛苦中思考，也不愿无法清醒地思考”。而同样笃信思想能主宰经验的奥威尔，就是在痛苦中清醒地思考，以享受思维的乐趣。于是，他放弃了恬适和静居，选择的是“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的独行生活，以及索居孤岛之后精神上的继续游走，只有这种“痛并快乐着”的状态，才能造就出《一九八四》这等阴郁凝重又饱含激情的佳作。没有重病时的身心苦痛，想必其震撼力是要大打折扣的。
由是观之，奥威尔的短寿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至于他无福消受最后两本书所带来的财富和称誉，我们更是不必庸人自扰——一个始终孤独行走、鄙弃权威的游民，你把他摆到名人堂中顶礼膜拜，那将是多大的讽刺！因此，奥威尔一生都保持了独立与前卫艺术家的本色，无需担心有人会嘲讽他“丫的成主流了”。至于身后如何，随你们言说去吧。
特立独行并不是恃才傲物，对于有高才绝学之人，奥威尔向来是不吝美辞的——他曾谈到自己在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后内心所产生的自卑感：“读过此书，再回头看我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我活像个参加发声训练班的太监，唱男低音和男中音时还算差强人意，可是侧耳细听，总能觉出些聒噪之音。”依照西语词源学的观点，诗人用笔（pen）来创作，实则就是男性用自己的阳具（penis）在述说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那么具有诚实思想、丰富阅历、鲜明个性的作家奥威尔，即使不及乔伊斯的天才，至少称得上是笔势刚劲、阳性十足，照此看来，他依然是很男人、很雄浑的，所以我相信，即使是唱男高音，他的表现也绝不会逊色。
最后不能免俗，应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奥威尔的“在路上情结”，可此时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的，只有王小波的一句名言，我很难想出还有什么更贴切的话来形容奥威尔，于是索性拿来结尾：“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李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邮政编码：210093）
２５年来的美国小说
［美国］简·斯迈利 等 著 李红侠 译
今年（2006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书评》的总编萨姆·塔伦豪斯给几百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和其他文学大腕寄发了一封短信，请他们评选出“25年来出版的美国最优秀小说”。最终公布的结果显示，文坛精英们心目中的最优秀小说是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1987）。排名第二至第五名的分别是：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黑社会》（Underworld，1997）、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1985）、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兔子四部曲》（Rabbit Angstrom：The Four Novels； 1995）以及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1997）。
为了讨论这项调查以及美国小说的状况，《书评》邀请了小说家简·斯迈利和迈克尔·坎宁安，还有评论家斯蒂芬·梅特卡夫和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英语的作家、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书评》编辑格雷戈里·考尔斯主持了这次讨论。限于篇幅，下面只节录了他们讨论的部分内容。
格雷戈里·考尔斯：显然，这类活动总有一个游戏规则——也许我们的这次讨论更是这样，因为我们要求评委只能选出一本书。当然，这份名单是有争议的：难道这些就是影响了我们世界的书？
简·斯迈利：在我看来，“最优秀”或“最重要”的小说要有个历史范围，并且应该概括我所能想到的发生在过去25年中的事情，是对很多美国历史和自我关注的再思考和再创作。当我为了写《看待小说的十三种方法》而阅读的时候，我被《宠儿》和19世纪最有争议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之间的一些形式上的对比所震动。两本小说都选取了一个对于美国人非常难的主题。斯托夫人用了情节剧和论战——小说是直白的、悬疑的、令人发怒的，因为她是狂怒的！莫里森非常精明。她使用了鬼的故事，并在其中填满了民间故事。主题是戏剧性的，行为是令人恐怖的，但是她用的形式把我们吸引进去。当她写到高潮的时候，就是早期从种植园的出逃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时，令人震惊的事件突然被披露出来。它们一直被当作秘密和故事。当然，莫里森真正要做的，我想，是重写历史——以一种从没有过的更真实的方式。我认为这是25年来小说创作的主要推动力。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历史一直在追赶我们，生活是令人疑惑并且令人害怕的，美国并非我们所想的那样。这种感觉使我们有种欲望，再次回顾历史并找出什么“真正是真实的”，或者了解历史的另外一种版本或另外一种解释，以便可以比已知的版本更能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我选择了《宠儿》。
斯蒂芬·梅特卡夫：我认为这种排名是愚蠢的，但也是有益的。它产生两样东西：一场对话和一份阅读清单。为什么一本书比另一本好呢？又是对什么人而言的呢？排名产生的名单激励人们去读那些可能被他们忽视的书。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人来看厄普代克、罗斯、莫里森、斯迈利、坎宁安、德里罗、福特、罗宾逊的书，那么由一位文坛泰斗排列出一系列作品也是件好事。另一种益处，它将这些作家罩上文学史的光环——也就是说，将近些年的优秀小说放入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把“影响了我们世界”的书变成值得未来几代人尊敬的书。
迈克尔·坎宁安：看一下历史就知道，有创作不活跃的时期——有时候是几年，有时候是数十年，有时候甚至是几个世纪——期间总间或有多产的时期。这是否与经济或政治的变化有关，或是其他什么我说不上的原因有关。然而，事实还是——天才的作品不是根据日历产生的。
作品应该经得住时间考验。它们记录的只是历史上任意一段时间内最要紧的事情。评选可以说明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许多问题，它同样也可以透露评选人的许多信息。
当然，除非产生第一名，否则评选就不能吸引人。我很高兴看到《宠儿》是第一名。如果我说第二名到第四名的作家本来也很可能获取第一名，我对莫里森没有丝毫不尊重的意思。那些书中没有单单哪一本感觉在25年这一时间段是非常权威的，但是五本合在一起是的。这五本书确实打动了我，它们可以表示过去25年中我们最关注的事件。
莫里斯·迪克斯坦：十来岁的时候，我就喜爱划定要读的图书书单，喜爱列出自己已读的图书。当我看到《书评》上一整版的获奖图书的封面时，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次调查更好的事：不管以哪个标准看，这都是一份很丰富的组合。一个寻求指导的、渴望阅读的年轻人可以在一到两年时间内读完这些书。
我的投票给了《安息日的剧院》，一部无人质疑的伟大的美国小说。这本书是一种有意的挑衅，一种李尔王似的对于衰老、背叛、死亡的痛苦的呐喊，也是一次试验，考验你是否还能震撼、侵犯20世纪90年代中期“怎么都行”文化下生活的人们。
简·斯迈利：如果我们把最后的名单和《宠儿》放在一起，我认为我们对美国人关心的事物给了个相当传统的肖像描摹：种族关系、西部暴力（科马克·麦卡锡）、白种男人的性焦虑（罗斯和厄普代克）以及男性对都市混乱的看法（德里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正是我们应该写的主题。
我认为过去25年是小说的一个精彩时期——创作了许多新奇的和令人振奋的作品，但是就分散主题来讲，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分散了我们的读者、分散了我们作为艺术家和同行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牺牲的不是对高品位艺术的要求而是对高品位艺术的声誉的要求。纽约的几家杂志没有谁证明我们和我们的作品是每一个自重的文化人为了了解文化必须读的。文化以及被文化教化不再是以那样的方式相连。我认为一次成功的阅读之旅是到20个城市的20个繁荣的书店中的20次活生生的阅读。
另外我们在这里还要讲到，一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好的创作作品——它除了创作，还是一系列的人物、事件、主题、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