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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图托手枪递给了我。他的嘴唇在哆嗦，露出了他那四颗朝外突出的大犬牙。
“他多大了？”他问道。“十六岁？”
这么看来，手枪是他们故意留下来的，想显示一下，这种老式图托枪他们不稀罕。他们的意思是说：拿去打吧，枪口蛮清爽，没有硝烟味。我从枪柄里取出了梭子，里面满满一梭黄澄澄的子弹。阿勃罗西莫夫一枪也没来得及打响。大概，他们是冷不丁窜出来的。这些家伙在林子里拦路抢劫惯了，动作该有多麻俐呀！也许，他没能下决心开枪吧，因为他们的面孔也同一般人一模一样，……要不，是干脆吓呆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当我看见法西斯分子——那些真正的，有眼有鼻子的法西斯分子——敞开制服，张大嘴巴，牙齿上沾满发亮的口水星子，发狂似地扑上来的时候，我也吓呆了。幸亏我身边有同志们，他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帮了我的忙。可是这个孩子在一生最危难的时刻，竟是孤单单一个人哪。
此时此刻，我才明白阿勃罗西莫夫要带着“协助剿匪计划”和“总结好的经验”闯到格卢哈雷村来的原因了——他硬是要来同我交朋友啊I
我当时怎么没有能一下子猜透他的心思呢？在他看来，我比古潘和那个大尉要容易接近得多。因为古潘已经年近五十了，而那个大尉整天一声不响，眼睛老是熬得通红，同任何人打交道，总有点矜持，似乎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我同阿勃罗西莫夫是同代人。我比他不过大四岁，倒已经打过仗了，而且我的履历表里已经记上了各级战功和得到的各种奖章，还当过侦察员……所以阿勃罗西莫夫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份“协助剿匪计划”和格卢哈雷村之行。他只有降低身分下基层，才有资格跟我交朋反啊。我真是马大哈，什么也没看透！我对他太欠考虑了，摆老资格，瞧他不起。我是马大哈，哎，真是马大哈！我应该回答他：“别来，没必要，还是我自己来好……”可我说了些什么呢？好象是“请吧”诸如此类的话。他准是生气了，所以要露一手让我瞧，证明我这么瞧不起他是没有道理的。
“计划呢？计划啥地方也找不到！”波佩连科说。“给他们抢去了。咋办，啊？”
他非常担心，我们的战略秘密现在都给土匪知道了。阿勃罗西莫夫知道什么秘密呢？
大伙儿一声不吭地望着这辆轻便马车，好象在等待着什么。如若阿勃罗西莫夫是当地人，娘儿们早就扯开嗓门号陶哭起来。可是他是区中心来的，而且坐着首长乘的那种有弹簧的轻便马车，这使他跟格卢哈雷村的居民疏远了。
人群中间晃动着一片女人的灰色和黑色头巾，几个男人杂在里面，一点也不显眼。只有七十高龄的戈列努赫孪生兄弟那两个白发苍苍的脑袋，在这片黑灰色的头巾中象两枝蜡烛一样闪着亮光。真怪，他们两人同时降到人间，又一起活到风烛残年，活到咱们这个时代……
我胸中不知为什么对这些一声不吭的格卢哈雷村居民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
“喂，为啥瞪着眼珠子瞧热闹？”我大声嚷道。“土匪干的这种事，你们看见了吗？他们，这些狗土匪，杀人放火，可我们大伙儿都不敢作声……他不过十六岁，妈妈是教师！妹妹还小……他是为你们来的，来替你们打土匪……虽然还是个孩子，可是他不怕！”
谢拉菲玛姥姥第一个呜咽了。这象一根火柴扔进了火药堆，妇女们顿时都哇地哭了起来，可男人们只是更紧地咬着嘴唇，微微地垂下了脑袋。我象被人卡住了脖子，憋得透不过气，眼珠子都突了出来。妇女们一边大哭，一边唱那老一套的哀歌：“哎，你，上帝啊上帝，他撇下老娘走了，他把老娘撇给谁呢！老娘现在忙合给儿子送葬……眼下只有小柳树永远陪伴他了，为他悲伤……”我想起了那个瘦瘦的当教师的母亲。她大概哭不出声来了，僵住不动就是了。
“你这么着，波佩连科，”我对自己的部下说。“立即通知古潘，通知区里。”
波佩连科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头一看，他家族的全体成员组成了人群的坚强的核心：从六岁的米什卡到鼻涕虫瓦西卡——就是那个拥有一挺没有瞄准器的迫击炮筒的主人，全都在场了。“小鹰”搔了播后脑勺。
“今儿个区合作社的雅茨科回区里去，”他说。“可以请他捎个信吗？”
“可以……”
波佩连科瞅了下阿勃罗西莫夫那血迹模糊的额头，松了口气。
“抬走吧？”我问格卢姆斯基。
他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我们从马车上抬下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往我家里走去。血已经不流了，在上衣的弹孔周围，我发现焦黑的斑点。看得出，他们是用“什梅塞尔”，紧挨着打的，硝烟灼焦了上衣。这一枪是他们最后找补的，在他奄奄一息的时侯，他们大发了“慈悲”……
“格卢姆斯基！”我们把阿勃罗西莫夫的遗体放在院子里夯实的地面上后，我开了腔。“你肯同我们一起上防区去打土匪吗？”
他用他那只又黑又大的手掌擦了擦汗水涔涔的脑门，考虑了一会儿。因为他那付牙齿象斗犬一样咬口不齐
，所以一开口说话，突出的下巴总要做出一个旋转的动作。照常理，他可以叫我滚一边去：一来，他是集体农庄主席，二来防区又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可是我心里明白，他现在看到自己面前躺着的，不是阿勃罗西莫夫，而是他的儿子塔拉斯。
“去，”格卢姆斯基说。“步枪，我完全在行。”
我还能带谁去呢？戈列努赫兄弟？马利亚斯？有残疾的谢麦连科夫？
我终于看见了谢麦连科夫，看见了他那长长的脑瓜儿。
安东妮娜站在父亲身旁，紧紧地依偎着他，拉着他的手，仿佛在安慰他。她盯着地上，披巾的边象帽檐那样垂在额头上，遮住了眼睛。谢麦连科夫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是啊，这里除了格卢姆斯基，没有一个人是我可以依靠的。我指的是男人。格卢哈雷村里厉害的婆娘倒有的是。拿瓦尔娃拉来说吧，她一个抵得上十个马利亚斯。她双手叉腰站在那儿，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她没有参加妇女们数数落落的大合唱。
剿匪的“协助计划”，我是一小时后在马车里找到的，阿勃罗西莫夫在临死之前把这张纸头塞在坐垫下面了。他不想让这份计划落到土匪手里。这张纸头上还留着红褐色的指印，鲜血在纸头上很快就变成了褐色。正如我所预料的，计划里面没有一点具体的指示。阿勃罗西莫夫在如何团结格卢哈雷村和周围几个村的青年方面，写下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开展教育工作，揭露民族主义者的危害性，最后“使土匪的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这张条子里还隐隐提到，应该武装共青团员。使人感兴趣的，他阿勃罗西莫夫身佩一把30式图托手枪，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武装起来了呢？我应该武装哪些人呢？武装姑娘和半大小子？阿勃罗西莫夫是个好青年，就是爱幻想。想当初，我在奥任的时候，就不喜欢他身上那股子过份的热情。没什么，他可以在生活里摔打摔打，生活会给他配上一付他需要的眼镜，会教会他量力而行。主要一点是，这样的小伙子，将来不会变成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现在永远也没有人会知道，阿勃罗西莫夫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当然，妈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阿勃罗西莫夫的母亲是个好人：安详，聪慧。我在他家吃晚饭时把糖精撒在桌上，可她脸上浮起了安慰的微笑。她多么和蔼可亲呀！也许有人会以为，这种糖精粉他们家地窖里有好几普特，其实，他们是因为来了客人，才拿出了装糖精粉的胶袋，通常他们自己喝茶放的是油腻的甜菜汁……
我坐在马车上，念着阿勃罗西莫夫的信，可他却躺在院子里，躺在干草褥子上。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大家要尽可能在死者的遗体下面垫上些东西，说实在的，他们身下是硬是软，那不是都一样吗？大伙儿已经散了，连谢拉菲玛姥姥也走了。她在板棚举里蹾蹾摔摔，弄得砰嘭直响，用人间一切骂人字眼在大骂。在这个惊慌不安的村子里，生活又慢慢地恢复了常态。
“真见鬼，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要操这么多的心呢？”我一面听着谢拉菲玛骂街，一面在思索。“有人给这个阿勃罗瓦莫夫包扎了脐带，揉了太阳穴，往耳朵里吹了气，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有人动足了脑筋，给他取了个名字……在这个青年身上，也象在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一样，倾注了多少心血，多少爱呀！现在大伙儿已经散了，各自去干各人的事了，逆来顺受了，实际上应该敲响地球上所有的钟，拉响所有工厂的汽笛呀！因为地球上没有比杀害半大孩子，杀害天真的、热情洋溢的、对人类充满热爱的半大孩子更野蛮、更不公平的事了。”
这时我觉得，有个人站在马车旁边，悄没声儿地站着，连呼吸也几乎感觉不到，山雀呼出的气大概也比这个人粗些。我回头一看，是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娃。她靠在马车上，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阿勃罗西莫夫，她的脸在粗布黑披巾的衬托下显得苍白极了。大伙儿都各自去干自己的事了，可是安东妮娜还留在这里，想着心事。我老半天也没有发觉她。此刻她发觉我在看她，也朝我扭过头来。她没有象平时那样藏起眼睛，没有象平时那样把披巾拉到脸上，这人的惨死，使她震动太大了。我们相对地望着，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窘迫，因为我们考虑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而是那个躺在马车旁边，额头上被人用芬兰短刀划了个五角星的那个人。
我感到，我们两人的思想流到一起，合二为一了，好象是一道被网儿隔开，但仍往一处流的河水。我伸出手去，触到了她的手掌，触到了她那纤细的长手指。她的心情大概比我还沉重吧。她不肯相信他已经死了。她象个孩子，在盼望着出现奇迹：象做恶梦一样，顷刻间一切都变了样：额头上有伤口的半大孩子霍地站了起来，用手掌一抹脸，伤口立刻消失，斑斑血渍就象在倾盆大雨之下，全被冲洗干净。
从前，我怕看她，怕看她那块黑披巾。我老觉得有点害怕，有点难为情，所以总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这当儿，我们两人的手握在一起，我们相互靠近，我们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在这个空荡荡、踏得一塌胡涂的院子里，如果不算阿勃罗西莫夫的话，那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阿勃罗西莫夫到这儿是想来帮我忙的，他确实帮了我的忙。
“我要上那儿去，上林子里去，”我对安东妮娜说。“他们为非作歹的日子长不了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确实如村里人所说的，她是个哑巴吧？不过我的话她是听到了。她摇摇脑袋，仿佛是要我别去冒危险，她的眼睛因为害怕睁得更圆了。我循着我们两人奇怪的、一致的思想的流向，探究下去，我突然明白了：她了解土匪的情况比我多，她了解，所以害怕。
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恐怖并不是抽象的。她好象回忆起什么事情，才提出了警告。她能了解什么事情呢？她能在哪儿碰到他们呢？我的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咯噔往下一沉，一沉到底，就象一颗迫击炮弹投进漆黑炮筒一样。我预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很是紧张。她这个憨姑娘，是不是有一回到林子里去采野桔子或者黑莓果，意外撞上了那几个透过赤杨林，朝大道上窥探，在树影和光线交织的斑驳背景中闪动着扁脸的家伙呢？我一想林子中可能发生的事情，两手都哆嗦起来了。
但是她的手指，她那惯于捏泥巴和上釉底料的纤细而有力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让我的手不要哆嗦，叫我不要再去想象林子里野桔子丛生的空地上可能发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她松开了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她慢吞吞，神态严肃地迈着脚步。她是这样柔弱，简直无力自卫。她后佛不是士生土长的人，不是格卢哈雷村人。她那忧郁的神态，我看了不由动了怜爱的感情，我心痛得五脏六腑都兜底翻了个个儿。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我一边想，一边对刚才被她手指捏过的手掌瞥了一眼。“这也是人之常情啊！死神和鲜血就在你的身旁，你的前面，似乎是凶多吉少；可是，爱情却似突然发作的剧痛一样，不期而至。大概，这是因为战争压缩了我们的生活，
个小时等于一年，一年相当于一个世纪。爱情，如果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那种爱情是疾风骤雨，而不是一滴一滴地淌下来的涓涓细流。
你的爱情是从什么时候萌起的呢，安东妮娜，我的宝贝？
第二节
“随便什么防区我都不准你去，”古潘对我说。
我们大伙儿坐在我家那间热烘烘的厨房里，吃着煎鸡蛋，而阿勃罗西莫夫却躺在冰冷的前室。这顿饭有点儿象葬后宴。古潘和他的两位带自动枪的民警多喝了几杯，满脸通红通红。这位区分局局长拿起自制的铅汤匙，使劲地弯它。他已经折断两只了，可是谢拉菲玛姥姥没说一句怪他的话。是啊，管它呢，叫他弯吧，我们用德国佬的迫击炮弹箱铸出了成千上百个匙子……古潘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连火钩子也折得断。他一来，房间就显得挤多了，仿佛搬进了一只保险柜。
“随便什么防区我都不准你去，”区分局局长又重复了一遍。“赔了阿勃罗西莫夫我已经够受了。这种自作主张逞英雄的行为不能再重演啦！”
“我不是一个人去，”我说。“格卢姆斯基和波佩连科陪我一块去。我们都有武器。”
“什么武器？”
“这种武器，您自己知道，应手的。等打完仗，我们全上缴。”
“我不准你去防区，”古潘又重复了一遍。“我的损失够大了！”
“好，那您就调拨给我十个‘小鹰’，”我开了腔。“五个也行。不过要有经验的。那儿土匪不多，我们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我知道那儿有多少，”古潘说。“十来个人，匪首是火烧鬼。你以为我们两眼一抹黑吗？每个土匪的情况都登记在卡片上了，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那您为什么不把他们逮捕归案呢？还是贪图做卡片省事？”
古潘打了几个饱嗝，斜睨了我一眼。也许，我在他的眼里，就象阿勃罗西莫夫在我的眼里一样，是个闯劲有余，经验不足的小青年呢。
两位民警漠不关心地听着，其中一位在他那支什巴金式冲锋枪的转盘里剔什么东西。看样子，弹簧卡住了。“该给他几个梭子，”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干吗要带着这么重的转盘呢？衣袋里放不下，靴筒里塞不进。”
“火烧鬼是个奇怪人物，”古潘仿佛是顺便说起似的。“鬼点子不少！给特务机关出主意，组织假游击队的就是他。他自己也是特务……不过他也参加过乌克兰起义军①。老弟，这个家伙是个惊弓之鸟。法西斯分子挺信任他，他们甚至叫他带领特务队护送装甲运兵车……就是运钞票的那两辆装甲运兵车……看来，他们是白信任他了。”
“什么钞票？”
【注 ①：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武装匪帮。】
“我们的钞票，苏维埃的钞票，特务在防区有几个秘密仓库，有一个训练破坏分子的学校。钞票就藏在那儿，大概是用来作特务活动经费的，要不还作其他行动的经费。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藏在仓库里的钞票不止百万。火烧鬼带着他的部下护送最后两辆装甲运兵车。我们的飞机把它们炸毁了。就在这一带，就在离格卢哈雷村不远的地方。可火烧鬼倒活了下来！”
古潘整个身子都朝我转了过来，把他身下的那张凳子压得吱吱嘎嘎地响。区分局局长的眼睛里闪出一道狡 的光芒。
“有情报说，他在那时脸受了烧伤。这个火烧鬼的绰号终于名符其实了……还有，有一次他同游击队交火，喉部受了伤，从此他的嗓子变得尖声尖气的。就凭这么一些特征，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逃脱掉！不管他多么狡猾，他是跑不了的！所以，眼下你不必去冒这个险！明白吗？”
“您难道就不冒险？”我问。“两个保卫人员，这就安全了，是吗？转盘卡住了。区里连挺机枪也找不到？”
“别挑剔，”古潘说，“别强嘴。”
“我参加‘小鹰’，可不是死乞白赖强求的。既然您吸收我，就得让我战斗。”
“仗有得你打，”古潘说。他转过脸来又对谢拉菲玛说。“姥姥，你这个没爹的外孙象谁呢？”
他还不知道姥姥的脾气。一旦撩拨到她的痛处，她就会雷鸣电闪。现在地把第二锅油渣炒蛋往桌上一搁，就发作起来了。
“他是没爹的孩子？”谢拉菲玛问。“他才不是没爹的孩子……他是鬼生的。他整天闹得我不安生，老吵着要打仗。但愿他把他的机枪吞到肚子里去，这仗打得我腻烦死啦！你比他强不了多少。”姥姥出人意外地最后讲了这么一句。“你现在拿他当小鸽子，又疼又哄，到了时候，您就象赶斑鸠一样，大嘘小叫地赶他走。您身上只有一样东西够体面的，就是马裤的裤腿比人家的肥。”
“噢，”古潘开了腔。“我这才明白你这个外孙象谁了。”
“象他娘，”谢拉菲玛直截了当地说。“活象伊扎贝尔卡！她也是这样头脑简单。”
“战争使大伙儿都感到厌烦了。”一个民警插进来说，他想缓和一下姥姥对区分局局长发动的猛烈攻击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古潘的马裤裤腿确实十分肥大。
可是古潘并没有生气。
“我领教了格卢哈雷村人的厉害了，”他说。“这个地方，就是在战前，民警也一向不肯来，他们怕那些利嘴尖舌的娘儿们。啦，从前苏维埃代表到这里汇报工作真是够呛！……有几个被折腾得头发都白了。你听我讲，”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以为什么，我随身只带两个人，是为了表现自己？是逞英雄？我人手不够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