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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备救凶患。”这次“弭兵”虽然只维持了两三年的时间，但毕竟显示了和平外交努力的成效。事隔三十年之后，“弭兵”的前提条件再次出现。郑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子产洞见先机：“晋楚将平，诸侯将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展开了新一轮和平外交努力，他奔走于晋、楚、齐、秦及其它小国之间，导致十余国大夫在宋国达成了第二次“弭兵”之约。盟誓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盟国）交相见”，“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此后约四十年，晋楚之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弭兵”之约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次“弭兵”之约得以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晋楚两国都意识到小国厌恶战争，要想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做出同意“弭兵”的姿态。晋国执政者在讨论是否接受向戌的建议时，大夫韩起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外交意识：“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弗许，楚将许之，则我失盟主矣。”精明的政治家知道，反对“弭兵”就会使本国与它国为敌，陷入孤立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是各国共同的要求，不容违逆。其二，对晋、楚两国而言，“弭兵”之约中有保护双方利益、满足双方要求的明文规定。誓约“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内涵就是，原来分别追随晋楚两大霸主的盟国（不包括齐、秦在内），要同时承认晋楚两国的霸主地位，履行向霸主朝聘进贡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弭兵”之约得到遵守，是因为作为盟国的其它国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以双倍的贡纳，避免两大强国为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霸主政治，对于春秋时代而言，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在周室衰微、无力控制天下的时候，霸主肩负着协调、平衡各国关系、保护属国利益的义务。这主要体现在以盟誓的形式，公开申明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如“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盟国一旦受到它国侵略，霸主要出面代为主持公道，直至出兵迫使侵略者退还所侵夺的领土。在当时的“争于气力之世”，“弱国无外交”是既定的格局，弱小的国家不得不依赖霸主为靠山。所以，当着霸主实力中衰、无法正常行使职责时，小国往往受到侵害而无处申诉，他们不得不感叹：“诸侯之无伯（霸主），害哉！”（《左传·昭公十六年》）当然，霸主承担保护盟国利益的义务，是以得到回报为其前提的：其一，霸主在政治上得到盟国的拥戴，在军事征伐时可以借助盟国兵力；其二，霸主在经济上得到盟国的贡纳。以下我们着重来分析经济利益问题。霸主往往利用主持会盟之机， “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左传·襄公八年》）郑国的政治家子产在“平丘之盟”上，据理力争“自日中以争，至于昏” （《左传·昭公十三年》），迫使晋国降低了给郑国规定的贡赋数额，就是治史者所熟知的一例。平时，霸主也可以要求盟国奉献贡纳。在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 （《左传·昭公三年》）。鲁襄公在五年之内，曾两次亲赴晋国，“听政”、“朝，且听朝聘之数。”这些“朝聘”的规定，不仅明确了霸主与盟国之间的隶属关系，还在于强制盟国接受缴纳贡赋的数量。鲁国对于霸主晋国的关系是：“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国同样是“行李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左传·昭公十三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争夺对小国贡赋的占有权密切相关。第二次“弭兵”之会规定小国同时向晋、楚两大霸主国朝聘进贡，就是为了满足霸主的经济利益。
霸主地位的奠定，固然要依靠强大的国力，而霸主地位的维持，却必须得到诸侯盟国的倾心归附。所以，一个国家要保持其霸主地位，必须德、威、信并重，这是霸主标榜自己推行王道、主持正义、争取盟国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正是因为霸政还需要这些装饰物，因而才使得春秋时代与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相比，表现出若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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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对峙争雄的列强大国，先后出现了变法运动。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为最早，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成效最为明显。变法运动的普遍出现，说明它不是偶然因素造成，而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时代的大规模变革，总是受当时的社会矛盾的刺激、因应它的需要而发生。战国变法运动也是如此。
战国之世，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进步。在这一历史阶段，传统的礼乐文明已陷入解体，原有的制度和思想概念，都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迫使人们去探求新的模式，开辟新的发展途径。
那么，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哪些？
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方式是列国纷纭复杂的战争。“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充分暴露了列强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弱肉强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的存在，对各国提出了增进国家实力的迫切要求。
其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君臣之间、大臣之间围绕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自相残杀的局面。秦国有六代国君的废立，完全由大臣操纵，史称“数易君，君臣乖乱”（《史记·秦本纪》）。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分析贵族专制之害“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史记·吴起列传》）。法家所论的“君人南面之术”，大多是针对君臣关系而发。这说明，与集权制官僚体制的出现相配合，需要确立相应的尊卑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观念。
再则，是官、民之间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方式是民众反对过于繁重的徭役征发和赋税盘剥，以及厌战、逃亡，乃至爆发规模不等的暴力反抗。“盗贼公行”屡见于史册，就是明证。如何有效地控制民众，也是各国统治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墨子·兼爱下》有如此设问：“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在他的答案中，涉及“大国之攻小国也，……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把我们以上所述的三种主要矛盾囊括其中。
变法总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启动，那么，有针对性的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变法中有具体体现。
首先，奖励农战，提升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其目的是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抗衡中，进可兼并他国，退可自保四境。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推行“平籴之法”；商鞅治秦，“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设二十等军功爵以奖励战斗之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把变法的内容集中在军事方面。
其次，强化君权，废止贵族政治，推行官僚政治。其目的是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君主专制体制和尊君卑臣观念。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吴起治楚，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商鞅治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变法运动在打破氏族贵族特权的同时，致力于构筑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官僚等级秩序。
再则，公布成文法，明确规定各个阶层的责任和义务。其目的是调节国内矛盾，并加强对民众反抗活动的镇压。最能体现这一宗旨的变法条令是：李悝变法制定《法经》六篇，名列前茅的是《盗》《贼》两篇，原因就是统治者认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商鞅变法有“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的规定。考古所见的“云梦秦律”，对盗贼（特别是“群盗”）的处罚规定，是相当残酷的。法律作为体现官僚统治集团意志的工具，在战国的变法运动中是表现的很明显的。
依据传统之说，对战国变法运动的评价，往往与 “古代史分期”问题搀杂在一起，即与社会形态的变迁融为一体。在最近二十年间，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探讨。日知、叶文宪相继指出，把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译为“封建”，是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误译。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不曾存在过“封建社会”。也有的学者尝试用“专制官僚社会”、“家国同构农耕社会”、“选举社会”等新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传统之说指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新锐之说把王亚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揭示的“官民对立”的观点发扬光大，指出中国古代的地主分属于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两大等级，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地主阶级；同样，农民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耕农与佃农不是一个阶级，古人的“农民”概念是把庶民地主包括在内的；中国古代的主要矛盾不是传统所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也有人把它表述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新说还强调，古代社会的人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只有鲜明的等级意识。（参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二期。）这些不同于传统之说的观点，引发过讨论甚至是批评，虽然迄今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学术动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具体到谈论“战国变法运动”这个话题时，更多地注意官僚统治集团与社会大众的矛盾，显然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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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7年）统治时间仅有15年，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它在悠久的文明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却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
（一）它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几百年的割据、混战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王朝。
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分裂和战争，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遭遇无情劫掠。所以，到战国末年，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意识到结束分裂、建立一统政权，是摆脱苦难的唯一选择。但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则有不同的观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从奉劝统治者推行王道、仁政的角度，提出只有不喜欢杀人者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而统一天下；一度掌握秦国大权的吕不韦，则在《吕氏春秋》中高标“义兵”之说，认为正义的战争是不可或缺的；得到秦王政（秦始皇）赏识的韩非，则宣传“以战去战”、“以杀止杀”的法家理论。秦的统一，是按照吕不韦、韩非的务实思想完成的。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之上，秦国统治者始终注意奖励耕战，提高国家实力，养成了“闻战则喜”的尚武风俗，造就了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师，成功地运用“破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外交、军事策略，最大程度地分化、瓦解敌方联盟，最终各个击破，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规模空前的帝国版图，在此后继续扩展：在北方，连年用兵匈奴，不仅收复了河套地区，还跨过黄河，在阴山以南地区建立了郡县统治体系；在南方，对“百越”人（散居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江西等省区）居住地发起了统一之战，终于建立了南海、桂林、象郡等“岭南三郡”，使中央政府的直接辖属地扩展到东南沿海，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凿的位于今广西兴安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的统一，无论是从版图的幅员广大、还是从统治的严密有效来看，都是此前所谓的“三代盛世”所难以企及的，它真正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
（二）它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秦所创设的皇帝制度，把最崇高的名号、最显赫的地位、最根本的权力集中到君主一人身上，标志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它通过朝议和文书、舆服、后宫、陵寝等相关规定，把“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制度化，树立了绝对皇权的统治秩序。
全面推行郡县制，意义同样重大。前221年，围绕着如何有效地统治广土众民，在秦廷之上爆发过一场不同观点的讨论。秦始皇采纳了廷尉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郡县制。郡县作为中央政府辖属的地方行政机构，各级长官的任免、考核、奖惩之权，悉操于中央政府和皇帝之手。与此前的分封制相比较，郡县制把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得以充分展示。
自上而下的专制官僚体制，取代了此前的贵族等级制。中央有以丞相为首的政治中枢机构。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行政首脑。太尉一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述，是秦官，为武官之长，地位与丞相对等；而据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太尉不见于秦国与秦朝的历史记载，或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一职官，或是虚而不设。御史大夫一职，在秦及西汉的地位十分显赫。既掌握监察百官的实权，又负责为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既是丞相的辅贰和递补者，又对丞相有监视和牵制之实——由此可见是为皇帝的耳目亲信之臣。另有习惯上所称的“九卿”，分管中央政府的具体政务。在地方上，不仅郡县各自设官分理行政、军事、监察诸事，还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设立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乡——里机构，以及负责治安管理的“亭”、负责教化的“三老”，使当地有威望、有实力的“长者”充任。从而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统治体系。
此外，秦所设立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户籍与土地管理制度，以及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统制政策，都对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清末的变法志士谭嗣同才会有“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之言。
（三）由汉初的“过秦”思潮形成的“秦亡于暴政”之说，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结论。
秦亡汉兴，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努力探讨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汉高祖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于前，贾谊著《过秦论》于后，又有贾山、刘安、董仲舒、严安、主父偃等人继轨而起，这些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国思路的论政名篇，不仅在当时，而在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汉人论秦之过恶，或许有某种程度的夸张，但其中的两个命题是极有价值的：首先，他们批评秦朝统治者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之理，在“守天下”之时，仍沿用“打天下”的方式，一味地偏信武力和刑罚的威慑力量，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其次，他们赋予“民本”思想以新的价值，“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荀子对君民之间的关系有著名的“载舟覆舟”之喻，汉人引秦为例凸显了它的鉴戒作用。
秦朝以“酷暴”的形象定位于青史，分外引人注目。这固然是由它的历史内涵所决定，不必否认的是与汉代的批判性政论也有相当关系。比起这种定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原貌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和秦王朝，作为“暴君”、“暴政”的历史实例和反面教材，不断地被人援引，劝告不同时期的当政者，如果自恃掌握国家权力而以繁役酷法暴虐百姓、残民以逞，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在民众的反对中土崩瓦解，政权易手。这种劝告，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有效。后世在专制体制之下出现的“开明”政局，往往与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所提供的历史鉴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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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专制君主和国家如何处理与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国统治者之间从容择主，道不合则全身而退，另投明主，当时颇为流行的“从道不从君”之说，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国统治者为了笼络贤能之士为己所用，也极力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因此，以至于有“士贵王不贵”之说。士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专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于自己的同时，更注意防范士人的反抗意识。换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经由可以依靠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控制、打击的对象。这是我们理解秦朝“焚书坑儒”发生原因的基本出发点。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统治者选择何种理论体系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本人是赏识韩非所阐发的法家理论的，所以，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统治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这也为儒家与法家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条件，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学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学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18页）这场斗争，本来是围绕着对分封制的不同见解而展开的，但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动之下，却演变为“焚书坑儒”的巨变。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统一天下、遍置郡县等内容也倒符合事实，但阿谀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历代歌功颂德之言，其实大都如此，原本不必过于认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针锋相对地提出驳论，他认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国久远，“今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