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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见下）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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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入，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言表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八十年代末期。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的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在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方式，经由酋邦——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备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他的概括是：（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七十年代之前。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遍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就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张光直几十年来的艰苦探索和理论建树。苏秉琦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在对我国的新石器考古文化作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理论”，把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大溪文化等为代表的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石峡文化等为代表的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并大力论证了其它区域与中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动摇了传统的“一元说”。张光直先生早年在台湾师从李济先生研治考古学和殷商史，后赴美进行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约四十年来，张光直的名字在海外几乎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他所提出的“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的理论，使得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明史和考古学不得不刮目相看。关于中国的文明起源，张光直在八十年代之前曾经是“一元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披露，他在198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相互碰撞、促进中形成的。他的这一理论，颇具辨证思维的色彩，一方面否定了中原文明一枝独秀的传统之说，另一方面在论证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又强调中原文明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显然，以动态的观点解释这一问题，更加令人信服。
在最近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讨论意见，在承认各个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同时，提醒注意在即将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夜，中原地区之外的其它文化，不管曾发展到如何令人惊讶的程度，却先后走上了衰微之路；而龙山文化则吸收了其它文化的优长，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文化序列，还明显扩大了它的分布范围。直接为其后的夏商周王朝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特别是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出土之后，有学者推定它是黄帝时期的城址，成为这一新说的考古支柱。对这一新说加以理论诠释的代表人物是安志敏、严文明、李先登先生。安志敏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原一直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核心。严文明指出，中原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也为中国文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李先登认为，在中原之外的其它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不足以证明把中国古代文明提前一千年，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也不支持先于夏王朝而独立进入文明的其它地区文明的存在。”（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3期）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的时间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赞同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也有人主张提前到龙山文化时期或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甚至有人提出中国有一万年文明史的说法，虽足以惊世，却难以服人。
以上所述，从不同方面证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正在日益走向深入，科学的结论正在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主要集中在讨论文明的来源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而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关注的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地区间文明形态的共性与个性。两相对比，应该承认其间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今后也有一个如何与国际学术主流接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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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它酝酿于1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备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由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1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九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它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1600——1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前1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前1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性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十四“拟合”数据仅有68％ 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十四“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