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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大陆）的回忆，1950 年，他在上海遇见何集淮，何已经改名为何建人，当时担任上海某公司的工会主席，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至死。 「直到 1987 年，『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中国派出大批人士到美国参加各种纪念会、学术讨论会，游学美国的陈文茜才有机会碰到古瑞云，在撰写《谢雪红评传》一书作者陈芳明（后来担任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家中，才听闻叔公悲惨的命运。
「古瑞云告诉陈文茜，他们被台湾当局通缉，逃到中国大陆，初期甚至被当成国民党的特务而遭排挤，何集淮不改玩笑本性，没烟抽的日子里，他笑嘻嘻的搜集烟屁股，打开凑足丝，就着纸卷起来再抽，丝毫不以为意。
「反右运动时，谢雪红即被打成『分离主义者』，何集淮等人被开除共产党籍，劳改至死都没恢复党籍，何集淮曾经两次被宣布死亡，曾经昏死过去又醒来时，察觉自己身边都是没气的人，吓得手脚发软，还是从太平间爬出来。最苦的时候，何集淮和古瑞云不止一次相互约定，谁先走，晚走的人一定要把对方的骨灰带回他们日夜思念的台中。何集淮还讲，他一辈子不敢告诉他的家人自己的出身背景，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诉他的孩子，『我是台湾人』。 「叙述往事的过程中，古瑞云老泪纵横，完全不能自已。当陈文茜坐在钢琴前，弹奏起《雨夜花》，古瑞云再也克制不住的嚎啕大哭。古瑞云巡回美国，离开前又到了旧金山，陈文茜送他上飞机，看着古瑞云手上拿着中国民航的机票，陈文茜难过极了，他根本不愿意再搭上这个班机，他根本不想再回到那个令他痛苦一生的『祖国』，但是却没办法。 「古瑞云的女儿后来嫁给移民美国的华裔留学生，住在关岛，女儿为古瑞云申请到关岛住了几年，一直到符合『大陆人士来台定居办法』，才以『大陆人士』身分返回台湾，目前定居于东势，每个月领取贫户津贴。当年意气风发、优秀出众的大学生，就被幻梦中的『祖国』给摧毁了。
「陈文茜的舅舅找到叔公何集淮在大陆的孩子，为了照顾他们，还到大陆投资设厂，经营塑料加工的卫浴设备，何集淮的儿子何平就在舅舅厂里担任经理。他的女儿们个个美貌清秀，却因为是『黑五类』，直到三十多岁，才在陈文茜舅舅的协助下念大学。」 太悲惨了，这回陈文茜无法像「调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一样调侃叔公了，但语气纵不调侃，语句应该还是一样：「这样子搞革命，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外公也好，叔公也罢，他们个人都失败了、做为共产党员的他们个人都失败了，虽然他们的共产党却成功了。
何集璧、何集淮那失败的一代过去了，现在轮到陈文茜这一代了，会成功吗？
陈文茜曾笑称自己是「堕落的、假的左派」，比起外公和叔公那一代来，问题不在左不左，而在谁是真正「勇敢的台湾人」。 「政治运动的残酷是，总是要你在人生的起码需求和政治理想摊牌。你要做好的父亲，还是一个运动者？两者兼顾是这么不可企求。革命运动不牺牲，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北爱尔兰的革命运动者，可以为争取一个『政治犯』之名，和畲契尔力争到绝食而亡，脱水而死时，皮肤和毯子撕都撕不开。
「台独运动者，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牺牲的，尽管他们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到底要牺牲多少』的摊牌，一次又一次考验台独团体的承载能量。陈文茜冷酷的直指，『懦弱是台湾人追求革命的大障碍，懦弱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领袖。』」 「从二十岁以来，高薪的律师楼、全国性的媒体，都没有让她对投入反对运动的理想有过怀疑和犹豫，薪水不是问题，但她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极限，她不会牺牲生命完成运动，所以，她也不会提出自己达不到的路线与目标。
「偏偏现在许多主张急进路线的人，连一个学校教职都不愿意放弃，如台大祭出撒手，要求党职、教职必须择一而栖，陈文茜相信，他们那一代的运动者，会毫不犹豫的选党职，如她可以放弃一个月数十万的 EEI（科艺百代唱片）总经理职务，回到民进党出任一个月六万元的党职。但是批判他们是妥协派的人，不会有人选择党职，他们的理由是喜好或适合学术远胜过政治，然而，这个理由三十年前，海外台独运动都用过了，建国党没有专职党工，都是教授。」 「然而，也因为她和民进党深厚的关系，她始终不认为伤害她的这些人能代表民进党，当她拚命为民进党奋斗的时候，这些批评她的人、让她失望的人，都正在民进党之外争取自己的功名利禄。」
陈文茜清楚知道：上一代真的左派才是真正「勇敢的台湾人」，她自己承其余绪，虽勇敢不足，但轻财好义，比起今天一点都不肯牺牲的政治投机分子勇敢多了。书中又提到「车臣事件」： 「1994 年的『车臣事件』，在台湾是一个统独的标志符号──战争，统派的人以此印证台湾不能随便宣布独立，否则下场和车臣一样；独派的人认为，车臣和台湾不同，因为车臣是俄国的一部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实，「车臣事件」无关统独，而关勇怯，车臣人民要独立，就像何集璧、何集淮加入共产党一样，冒了生命危险就去做了，但今天的台独分子他敢吗？正如陈文茜说的：「懦弱是台湾人追求革命的最大障碍，懦弱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领袖。」
那么，就懦弱罢，不革命了，别人结党革命，我们结党夺权。这本书的绝大篇幅，就是陈文茜做了民进党大员，眼睁睁夺权的故事。陈文茜参与了、指导了并影响了夺权，但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直保持着洒脱与清醒：
「陈文茜带着调侃和感慨笑称，就像马基维利讲的，政治的本质是冲突、是权谋，所以政治使人厌恶，『政治简直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而且会把这一面扭曲的性格无限放大。』在政治圈中，多数政治人物展现的是魔鬼的性情，偶尔才会有天使的化身，取得的权力愈多，代表魔鬼的那一面会愈强。陈文茜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魔鬼的面向，包括她自己，差别只在于是否能诚实面对自己属于魔鬼的那一面，是否能意识到扭曲的那一面？」
「在政擅打滚数年，陈文茜自认没有为个人利益和任何人起冲突，总是对事不对人的提出看法，得罪她的人没有受到报复，没得罪她的人反而常要遭受她的批评，『要做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就得把权力的本质看得透彻。』包括她对民进党转型的坚持，乃至 1998 年她对民进党处理拜耳案的批判，都得不到民进党内的多数谅解，陈文茜还是照讲不误。不把权力界域视为修行道场，民进党根本待不下去。」
正因为陈文茜有这种洒脱与清醒，所以，她在民进党做大员，却大而不圆，她拉我去民进党中央党部参观她的办公室，我去了，笑她如何能在这种气氛下活下去？活得下去？
「在思考到底是回报社、进电视台、还是投入文化工作的时候，老朋友邱义仁找上门来，他告诉陈文茜，施明德要找她进入中央党部担任文宣部主任，陈文茜的第一个念头是，『做了这个工作，会不会变成一个党棍？』邱义仁笑了，他说，『你这种人想变成党棍也难。』」
的确，陈文茜无法变成党棍，她只是一个有才华而不圆滑的女光棍，她虽然把政治人物耍得团团转，但她自己却不适合做政治人物：
「方素敏顺利当选，陈文茜的『政治童稚』却破碎了，她发觉自己没有办法接受『政治』是这么现实、污浊的事，她没有办法再思考，她陷入绝对的茫然，她淡出政治，开了一间她称为『台湾最早的 KTV』的店：跳蚤窝，成天就泡在店里，做菜洗碗打杂，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谈、不想、不理政治。」
这是昨日的她。
「她反复思考民进党的问题，一再询问，为什么这群很有理念的民进党人，面对自己的初选可以扭曲至此？难道任何人在权力的过程中，必然撕裂吗？一手是道德，一手却是自己不能相信和接受的黑暗。」
「几番深究之后，她认为，民进党内部文化已经近似丛林战争，不照这套游戏规则，必然败下阵来。陈文茜实在不愿认输，她可以暂时妥协以争胜，但是，未来呢？她要不断的退缩和妥协而丧失自我吗？失去自己，能赢得什么呢？一席立委是赢吗？」
「『为了权力，我要变得这么没有尊严吗？我非得和这些人同流合污吗？还是我这么怯懦，而不敢和恶的游戏规则说不吗？』陈文茜冷静、明白的想清楚之后，决定退选，把自己从这个魔鬼游戏中救赎出来，她要证明向恶的规则说『不』，其实是让自己最坦然、最快乐的方法。」
这是今日的她。
不管是昨日的她或今日的她，陈文茜的对政治的基调其实只是消极的「不」字而已。一个插曲正好侧写这一基调，那就是美国轰动一时的阉夫案：
「阉夫案的女主角是一个平常家庭主妇萝瑞娜．巴比特（Lorena Bobbit），经常受到丈夫性暴力侵犯，直到她再也无法容忍，终于把先生的阴茎给剪了，还开了二十几分钟的车子，把『那话儿』丢到维吉尼亚花园，华盛顿特区的警方派出 22 位员警，沿街找寻失落的器官，火速送到医院，完成修补工作，依照院方说法，功能无虞，最后萝瑞娜被判无罪。
「这个故事，陈文茜有几点观察，第一，它让男性生殖器官上了大报的头版；第二，彻底展现男性命运共同体的危机感；第三，这样的故事实在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搭配，过程中任何一点疏失，都会使结局大为不同，比如万一『那话儿』是丢在大马路，被过往车辆压扁了、万一发生在大冷天，给冻坏了，陈文茜用各种极富想象力的衍伸，重新界定男、女关系的可能。 「维吉尼亚花园因为这个事件，成了女性主义的观光胜地，事件开庭时，两造都各有支持者拥护，萝瑞娜成了颇受欢迎的演讲者，巴比先生后来还拍了一部片子Bobbit and Cut，小赚了点。
「这个故事，陈文茜只要说给女性听，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讲给男性听，听者一定神色怪异，画家谢里法听过之后，事后就告诉朋友，『陈文茜在搞什么？什么叫剪刀俱乐部？这女人怎么这么恐怖？』这段时期，陈文茜迷死这个故事，有人结婚，她一定送一朵红玫瑰和一把剪刀，代表二十世纪末的爱情。 「陈文茜自陈，这属于她个人特殊的『性幻想』。」
「阉夫」的性幻想，其实与李昂的「杀夫」性幻想如出一刀，她们其实都与明朝末年的「阉党」无异，这是真正有趣的不谋而割。陈文茜的结论是：
「对亚洲女性而言，性是压抑的，女人的身体应该被密封住的，喜爱张爱玲的陈文茜，一直认为，直到现在台湾女性主义者还没有超过张爱玲的思考，女性在性方面，最大的权力不是拥有，而是拒绝，当她说『不』的时候，才是得到自由的一刻。」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陈文茜在政治上说「不」，其实还无异是「亚洲女性」在女权上说「不」的延伸，并没有积极作为。但在政治上，陈文茜却不甘雌伏，她要自由，也等待时机： 「台湾这些年，政治人物泰半历经政海浮沉，却都害怕经历这种起起伏伏，恨不能用各种手段和职务，以勉强延续中断的政治休止符，陈文茜不要，不要重蹈这些权力人物的覆辙，她只想把自己从权力游戏中释放出来。她背过这么多首诗，在离开民进党、离开政坛前，她只想着徐志摩的〈再别剑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她更想说的是，『把权力留姶你，把自由还给我。』
「她要做的是充沛自己的生命价值，『装个义肢，再回来时，或许别人发现我又换了个服装形式。』她不只会学宋美龄说，『我将再起。』她还要说，『我将跑回来！』闪亮的眼眸诉说着她的心事，『我在等待时机。』」 这几个月我有两次与陈文茜单独吃饭长谈，一次吃料理、一次吃台菜，对她的心路历程，感悟尤多。在政治上，陈文茜「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是她一路进步的修正主义。看看这些变化：
「建国党和民进党内很多政治领袖的口号或热血向往，陈文茜一点都不陌生，『母亲你的名字叫台湾』、『大声说出台湾的名』，这些政治主张，陈文茜自陈，『我背了三十年！』她很清楚的记得，1983 年，她为方素敏助选时，坚定的喊出党外后援会的共同主张，『民主、自决、救台湾。』
「然而，十五、六年后，大家都在喊这个口号，方便到像是麦当劳的快餐，她又不肯再喊了，她想的是，『下一步，台湾，该怎么办？能怎么办？』从小，她喊不出『万岁』的口号，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她倒是可能自然的高喊『自决』，许多因为她对族群宽厚的怀抱，而疼爱喜欢她的国民党大老们，大概想都想不到，她曾经是这么坚持本土观点和立场的。」
「年轻时代，急进、煽情的陈文茜，在海外的磨练中，渐渐调和转变了，即使到现在，她一直相信，如果她担任建国党的文宣，一定可以主导选举议题走向，『因为急进的口号，是最容易吸引人的。』不论如何，时间过去，是再也追不回来了。」
正因为她是进步的修正主义者，所以，她想带领民进党转型：
「我曾经有一度很努力的，想为民进党转型尽一分心，我用过力，但是不成功，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权力不够，如果我是陈水扁，大概就做得到，但我不是。我承认，拜耳案的时候，我对民进党很失望，但是民进党对我，就像男人，他让你失望，只有说拜拜，算了！你还能怎么办？5 年前，我想要民进党转型，成为能获得民众信赖的人，现在不一样，国内的问题慢慢来吧，BMW 的时代来了，民进党还要坐花轿，你能怎么办？让他（民进党）自己摸索吧！民进党迈向执政之途是慢了些，可以更快，但这是政治现实，不能不接受。我心已决，民进党就伤不到我，像是初恋，过去了，或许会痛，痛过也就过了。」
虽然如此、虽然高处不胜寒，陈文茜却更上层楼，「我在等待时机」。她先知式的高瞻远瞩锁定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她的目标是：
「要尽量寻求社会的和解，使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降到最低。」
「我感情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台湾，是这片土地，而不是民进党。对我而言，打败国民党不再有成就感，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在国际政治里打败共产党！」
什么方法呢？陈文茜期许自己成为两岸谈判代表，显然想凭她所向无敌的舌战群儒或舌战群魔的本事去举重若轻，舌战群匪。虽然陈文茜的进步的修正主义要比她的台湾同志高明得多得多，但在跟共产党的关系上，她显然被困在狭小的岛国本位，不够成熟。陈文茜弃唾手可得的立委如敝屣后，轻快地说：
「我不是对政治挫折或对环境觉得沮丧，我只是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
其实，她的外公与叔公，岂不都是「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的先行者吗？那么「勇敢的台湾人」，与虎谋皮都不可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极限」的陈文茜，凭口舌之利，能与共产党谋皮吗？
「陈文茜追忆她年轻时几个重要的偶像，她最崇拜的一位是拉丁美洲诗人兼革命家盖瓦拉（Che Guevara，泛拉丁美洲革命斗士），满脸大胡子，嘴里总是叼根雪茄，古巴革命成功后，出任文化部长，但他大剌剌的拋下一句话，『我是搞革命的，可不是当官的。』就跑到玻利维亚，继续搞革命打游击，后来被农民出卖，手被剁了下来。」
美帝派出特遣队，杀了盖瓦拉，剁下他的手，和蒋帮派出回回军，杀了共产党西路军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剁下他们的头，别无不同，那就是革命家们必付「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的代价，这种代价，生保令名死求全尸的台独英雄英雌们是绝对不敢付出来的，所以，一切偶像只是偶像而已，并不会玩真的。即使真的玩成功，又怎样？彭明敏回台湾，24 年阔别后与我吃饭，我很礼貌的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利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利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1918 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1937 年 87 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回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也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彭明敏若有所思的收下我的小礼物，聪明的他，当然知道此礼来头大，比彭明敏聪明好几倍的陈文茜当然更知道，我觉得，自最聪明的陈文茜以下，他们对共产党「想做一个更伟大的实验」其实都是聪明过了头了。反倒不如陈文茜外公叔公来得那样务实。外公叔公的不幸是他们生不逢时的时间错误，不是理想与勇气的错误。他们毁了自己，但并没毁了台湾。如今，多少人自恃聪明，要毁台湾呢。进步的修正主义者陈文茜显然愚不及此，但她以「打败共产党」做为「最大的成就」，基本心态就是不健全的，这种心态，能「使中国对台湾的威胁降到最低」吗？我可不信。 为陈文茜计，她在四十之年，半生缘式的政治活动，似乎宜予约束。陈文茜自己也有所觉悟：
「陈文茜的『姑娘庙民众文化工作室』，沿用到 1998 年，当她黯然从立委选举丛林中退出，还是回到『姑娘庙』里寻求安宁。这几乎成为陈文茜疗伤的方式，不论是她的政治梦、社运梦，每一次梦的幻灭，她都回到文化的『本行』，重新出发。」
陈文茜佩服张爱玲，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岂不都在一生坚守「文化的『本行』吗？以陈文茜的慧黠与慧根，她从事文化活动，其实比政治活动更永恒、更有成就、更值得、更不辜负自己。陈文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