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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参加攻击的中国海军潜水员共六人。以此，两人携带一枚300磅水雷进行袭击，由于可以借用江水的浮力，是比较合理的，也说明了使用这种大型水雷的原因是第一次袭击时水雷的威力不够。
由于日本海军官方史料中，一直没有找到这次战斗的记录。中国潜水员袭击出云舰，只见于中方史料，成为考证这一战例最大的不足之处。
日本老照片再现实战现场
日前，笔者在日本偶然获得一本某日本照相馆自制，配有日英两种文字说明的老照片汇编集。这家名为“玉川馆”的照像馆馆长玉川正君，1937年曾作为随军记者在上海前线采访。这位玉川颇有战地记者的勇气，敢于在第一线拍摄照片，因此，这部1939年发表的老照片集保留了大量一手的历史图片，而且大多未曾公开发表过。里面有一段关于淞沪抗战的描写：
那一战，败了，败得很惨，可是败得有尊严。后期的倾轧推诿是看不到的，看到的是从校尉官佐直到普通士兵义无反顾，英勇赴死的慷慨豪情。可以说，淞沪的战士，甚至不是为了胜利而去的，而是去拼命的。他们围攻日本海军司令部，围攻爱国女学，没有掩体，就趴在空旷的操场上，不断地射击，打不死我就跟你拼。要在战争后期，这种鲁莽的拼命行为，从带兵官到士兵都会抗拒的，可是，淞沪战线上，可以说士兵是热爱这种纯粹的血勇行为的。应该说，淞沪一战，是百年积弱备受欺凌的中国的第一次总爆发。攻击的时候，连司务长都拎着菜刀跟着一窝蜂往上冲，白天抗不过炮击，夜里突上去，真拼命啊。一个连，138人，打了8、9天，剩下38个活人，个个带伤。青帮红帮的弟兄送情报，后方慰问送饭，应该说，是全民族的总爆发了。
其中，玉川所拍摄的两张照片，恰好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海军两次袭击出云舰的战斗情况。
可以看到被震坏的水泥路面和变形的日本总领事馆大门。这应该是8月16日，中国海军鱼雷艇袭击出云号详见拙作《雷震出云》之战中，史102号鱼雷艇向出云舰发射鱼雷造成的破坏。
由于中方记载王宜生和陈兰藩正是在此前三天，沿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前栈桥摸进，试图攻击出云舰，失败后引爆水雷并炸伤了日军担任警戒的火轮船，这张照片，无意中证明了中国海军确实曾经使用水雷袭击出云舰的事实。
在对华战争中，日军对新闻报道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大量新闻报道图片因被裁定“不许可”而不能在报刊上登载。日本战败时又曾大量销毁档案材料。因此中日双方的战斗常常出现彼此记载长期不同的现象，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困扰。中国海军潜水员袭击出云号的事件就是如此。却不料两年后日本后方一个照像馆馆主出版的照片集，暴露了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海陆空军立体化的打击下，虽然出云舰一直未被击沉，但也无法承受这样的连续攻击，故此一度被迫撤离上海，返回日本进行修理，中方的目的部分达到。因为出云舰离开泊位，中国方面的报刊误以为其已被击沉，曾出现过“击沉出云舰”的报道，引发极大反响。
日军旋即报复。22日，大批日机飞临江阴实施轰炸。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旗舰“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舰列阵迎敌。
9月22日，日机再袭中国江阴的防守舰队，“平海”和它的姊妹舰“宁海”是敌人重点攻击目标。江面上弹如雨下，火光冲天。中国舰队腹背受敌，舰体遭到破坏，但官兵斗志昂扬，与敌激战数小时，击落敌机多架。
第二天，日军侦察机飞临江阴上空侦察，发现中国舰队依然阵容严整。70多架敌机再次蔽空而来，战斗异常惨烈。“平海”舰中弹壮烈沉没；“宁海”舰也因炮弹告竭中弹沉没……两天激战，中国海军击落敌机20多架。
“平海”舰下沉后，陈季良率司令部移到“逸仙”舰上继续指挥战斗。日军又向指挥舰“逸仙”舰猛扑过来。战至25日，“逸仙”舰弹药耗尽，反击能力减弱，与“建康”舰被炸下沉。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楚有”舰前来增援，该舰于28日也中弹沉没……
中国海军虽遭重创，但在武汉会战中表现顽强，以田家镇为防线，协助陆军展开武汉保卫战。
海军将士的顽强抵抗，拖延了日军沿长江迅速西进的步伐。但终因缺乏相互掩护，又连遭日机轰炸，多艘主力舰艇被击沉，到武汉会战结束时，中国海军舰艇几乎伤沉殆尽。
国民政府放弃武汉后，中国海军御敌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海军采取游击战术，发动敌后攻势，设防川江，拱卫陪都重庆，协同陆军坚持长期抗战。战场幸存的海军官兵，一部转为陆上战斗队；一部组织起一支支海军游击队，在广大的江河湖泊实施水上布雷，令日本海军寸步难行，首尾不能兼顾，水陆不能协同，差不多丧失了利用水道进行军事进攻和补给运输的能力。虽然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年年底，日本海军在河域、海域上就几乎没有了对手，但中国的海上游击战令日本鬼子的海军望江兴叹，痛苦万分。
第一百八十八章苏南苏北敌后大发展（1）（）
新四军第一支队在粟裕的带领下进入苏南，杀敌攻城，捷报频传。他们首次生俘日军，首创攻入县城，摧毁伪政权，火烧京沪铁路重要据点新丰车站，全歼日军80余人，南京、上海为之震惊。第二支队奉命也于6月中旬从皖南出发，先后到达南京芜湖铁路以东南京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溧水、高淳及安徽的当涂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指示：“二支队主力到达指定地点后，归粟指挥。”完成先遣抗日任务的粟裕回到二支队。不久二支队司令部移驻当涂塘南阁。
6月中旬，国民党军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新一轮武汉会战已经开始。南京失陷以后，武汉实际上成了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随即大规模向武汉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集100余万兵力，在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省抗击日军进攻，保卫武汉。23日，新四军军部指示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目前中心任务是，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同时使本军在全国政治地位提高。”然而，在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日军驻有重兵的江南丘陵、平原和水网地带，能不能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除了韦岗战斗外还缺乏更多的作战实践。在共产党内部，甚至在新四军高层，看法也不一致。新四军官兵打惯了山地游击战，能不能在日军占有极大优势条件下进行丘陵、平原和水网地区游击战，并且取得胜利，谁都心里没有底。从作战对象讲，同国民党军较量过十年，对他们摸得比较透了，但对付日军将是怎样呢？大家都缺乏了解，心中没有底。粟裕认为，八省健儿走出深山野林，汇成新四军的抗日铁流，只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成了转变，至于军事上的转变只能靠军事实践来完成。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精神，粟裕率领二支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更加广泛的丘陵、平原、水网地区敌后游击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7月初，二支队三团一营伏击当涂至芜湖之间的火车，击毁敌军车一列，缴获大批军用品。8月5日，第二支队一部在芜湖以东永安桥与日军遭遇，首次俘获日军1名。8月中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率第四团从南陵出发，通过封锁线，到达第二支队司令部当涂县塘南阁。后来张鼎丞根据上级安排去了延安。
国民党当局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一方面玩弄“借刀杀人”诡计，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另一方面又实行“画地为牢”，规定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能在京沪铁路以南，东西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宽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作战，倘若“越界”，就要被视作违反“军令”、“政令”处罚。
粟裕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牢笼”，领导和指挥二支队迅速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地区，独立自主地游击江南，打击日本侵略军。
此时，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正酣。国民党当局迫切需要深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更多地牵制敌人一些兵力。新四军不负众望，以一系列的战斗行动有效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这是日军万万没有料到的。日军立即调整兵力部署，采取防御性的攻势反扑。8月22日至26日，日、伪军出动步兵4000余人，骑兵500余人，并有轰炸机20余架配合，兵分八路，水陆并进扫荡，企图一举聚歼初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于小丹阳。
粟裕敏锐地注视着敌情发展，筹谋应敌良策，决定采取敌进我进游击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分散袭击敌人后方。粟裕命令二支队三团一部进袭当涂，造成敌之恐慌；一部进击南京以南的陶吴，牵制敌兵力；另选精兵一支，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袭击中华门内外日、伪军事目标。此时一支队已动员广大地方武装及人民群众将京沪、京杭、镇句、句丹、京镇各公路彻底破坏，并派部队进袭麒麟门，给南京敌人以极大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二支队的作战行动。日军到达小丹阳，不见新四军踪影，却连连收到后方告急电报，慌忙撤退回防。粟裕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勇猛追击，连克小丹阳、薛镇、护驾墩、博望等村镇，毙伤敌5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合击计划，自己无一伤亡。
粟裕指挥的敌后游击战节节胜利，打得日军胆战心惊。日军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地说：“新四军是个神，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都出来了。”
1939年1月，粟裕亲自组织指挥了奇袭官陡门，在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战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官陡门位于安徽芜湖附近，驻有伪军200余人，据点四周河沟交叉，离飞机场6里许，离铁路仅3里，南面8里的永安桥、北面10里的年陡均有日伪军驻守。可供进攻官陡门的路线有两条，都要通过几条深不可徒涉的河流，并且必经敌人之青山、黄池据点。官陡门有什么风吹草动，西、南、北三面各据点派出的增援部队，在半点钟内都可以赶到。出动飞机不到两分钟就可以飞临上空扫射。官陡门的街道建在河两岸的堤埂上，不到100米长，全是砖瓦房屋，河上只有约1米宽的木板桥贯通。敌人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粟裕却在这样的地方导演了一幕出奇制胜的活剧。
1月18日，粟裕在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对参战的三团作了简短动员，便率队北进，25公里路只一次小休息就走到了，当天下午便停止行动宿营。第二天上午部队继续原地休息。下午，粟裕组织队伍悄悄地上船，突然转向西开，划到丹阳湖西岸。部队翻过堤埂，改乘早已预备好的几只装肥料的船，继续由水道西进，午夜以后到达预定地点隐蔽集结。这里距攻击目的地还有35公里。20日下午5时，粟裕带领部队冒着寒风向西疾进。21日凌晨2时行进到离官陡门差不多20里的地方，前面还需渡过一条河。如果再走水路，敌人可能已经封锁渡船。粟裕当机立断，多绕5公里地改走陆路，一定要抢在天亮前发起攻击并结束战斗。部队跑步前进，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头道桥据点，4时许隐蔽到达敌据点前沿。按照预定作战方案，粟裕率主力过桥，从西向东打；另一部留在河东岸打。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响成一片。突击队迅速冲破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敌人来不及从掩蔽部里跑出来，就被炸了个人仰马翻，不是丢了命，就是当了俘虏。新四军一举攻占了伪军司令部。
战斗只花了8分钟，连清扫战场总共用了20分钟。周围之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粟裕已率部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安全撤出了。奇袭官陡门，粟裕指挥的新四军以轻伤2名的最小代价，换来俘敌57名的重大胜利，打死打伤的敌伪无法统计，还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粟裕组织指挥游击战的美名在江南广为传颂。重庆《新华日报》后来发表了粟裕撰写的介绍战斗经验的文章《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
1939年1月，粟裕根据挺进江南敌后的实战经验，与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合编了一本《实战经验录》，2月25日延安翻印了这本小册子。粟裕对挺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粟裕认为，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进行的完全是游击战。相对八路军来说，新四军人少，武器装备也差，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活动区域狭小，作战条件更差，通讯联络也很落后。一、二支队唯一的通讯工具是各有一架电台，可以互相通报情况，与军部联络。而敌人交通方便。新四军处在敌人据点网之中，打大规模的战斗或运动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关于游击战的协同和原则问题。粟裕认为：在形式上看是各打各的，但是在统一意图下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我们的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不贪多，哪怕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一支枪都是好的。只要天天有胜利。
关于战法问题。粟裕认为：要打夜战、近战、白刃战、伏击战、袭击战……这是由于我们的武器装备等条件决定的。日本的武器精良，我们拼他不过。只有近战、夜战、白刃战，才能避开敌人之长，发挥我军之长。打他措手不及，使之处于被动。
关于打击对象和目标选择问题。粟裕说：新四军专打弱敌，或打敌人弱点，打的是运动中的敌人，一般不打驻止之敌。
关于战术动作问题。粟裕认为，过去三年游击战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山区打的，而现在则在丘陵、平原、水网地区。在这样地区作战，要求更加速战速决。解决战斗要求非常迅速，必须采取突然的、短促的像闪电一样的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不让敌占领一个阵地，使其没有站足的地方，没有还手的工夫。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像鹰抓兔子式的才行。战斗行动最多两小时，一般的超过两小时不能解决战斗的，就果断撤出战斗。在敌人增援快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迅速脱离和远离敌人。
粟裕的思考非常细致周到，他强调：战前的侦察、破坏交通非常重要，如地形要详细侦察哪些地形我用，哪些地形留给敌人，要预先作出周密布置。作战方法和作战手段只能用一次，要适当及时的改变，否则敌会迅速的抓住我们的规律，而使我们吃亏。
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对粟裕高超的游击战组织指挥艺术非常敬服，专门派人来请粟裕去传授游击战的经验。粟裕连续给他们讲了几个小时，有理论有战例，生动活泼，通俗深刻。许多国军将领深感获益匪浅。一名川军师长感慨地说：“粟司令，从前我对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是有点瞧不起的。可是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我才知道你们的水平太高了。共产党里有你这样的人，难怪立于不败之地！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第一百八十九章苏南苏北敌后大发展（2）（）
在粟裕领导下，二支队在取得一系列游击战胜利的同时，较好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地做好群众工作。粟裕对敌后抗战中的群众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他认为，中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的群众工作较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着许多新的特点：日本侵略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侵略他国使其根本没有社会基础，因而它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敌人还孤立。江南平原、水网地带虽不如山地较容易开展游击战，但内在潜力较山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南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能给新四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只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新四军非但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同样也能建立较大根据地。
粟裕十分注意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努力培养他们成为群众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做，“新四军就与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架起了一条线”。在粟裕的组织领导下，二支队活动区域普遍建立起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一些地方还发展了新党员，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二支队防区周围有巫恒通、樊玉琳、孔庆哲等地方实力派武装。粟裕与他们频繁接触，对他们做了大量统战工作。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后来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39年初成立的新四军新三团，就是以巫恒通领导的自卫武装为基础组建的。1939年9月下旬，国民党当涂县政府恢复组织，粟裕领导的二支队很快与他们加强了联系，双方约定交换军事情报，共同组织县的动员委员会，修理军械，医护伤病员，领导人互访，达成了合作抗日协议。
粟裕认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应首先在开明士绅中找对象，通过他们去扩大统一战线更容易收效。有些士绅、地主吃过日、伪军的亏，心中有一股怨气，去做他们的工作往往是容易成功的。新四军英勇善战和模范遵守纪律的影响、教育作用很重要，这样会使这些人正确地认识共产党、新四军，并对共产党、新四军产生向心力。政策和力量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之根本。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和细节，粟裕也总结出不少新经验。他认为，对象不同，方式不同，要有适当分寸。有时要负责人亲自出马，同他们接触周旋，给他某种面子，甚至抬他一下；有时负责同志就不能出面，以免增加他欺骗群众的资本。
新四军对日、伪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在江南敌后百姓之中树起了崇高的威信。日、伪军连遭打击再也不敢轻易出动，群众的利益得到了某些保障。随之而来的便是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参加新四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粟裕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经多次教育无效的，采取了坚决的打击行动。粟裕认为，非此不能更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