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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顾颉刚在5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
《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廛》，《琵琶记传奇》，《懋斋诗钞》，《八旗诗集》，已写信到上海托人寻找，俟有回信再告。6月6日，顾颉刚给胡适写信，汇报找书的情况：
《四松堂集》等，苏沪均未觅到。
到了6月9日，事情有新的进展。这一天，胡适买到一部《八旗人诗钞》，该书收录敦诚、敦敏诗各一卷，其中收录有敦敏写曹雪芹的两首《赠曹雪芹》和《访曹雪芹不值》，以及敦诚的两首《佩刀质酒歌》《寄怀曹雪芹》。具体情况参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四松堂集》《懋斋诗钞》虽然没有看到，但胡适已看到其中与曹雪芹有关的部分诗作。随后，胡适将这一消息告诉顾颉刚，两人开始利用敦诚、敦敏的诗作考证曹雪芹的生平。
11月12日，胡适写完《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改定稿中，他再次提到此事：
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寻到手。
尽管感到十分遗憾，好在胡适已经看到了敦诚、敦敏兄弟四首有关曹雪芹的诗作，并应用于曹雪芹生平的探讨。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没有放弃对《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的寻找。其间，胡适似乎向蔡元培求助过，也许是蔡元培看到《红楼梦考证》一文主动提供帮助。1922年1月4日，蔡元培致信胡适，谈及此事：
公所觅而未得之《四松堂集》与《懋斋诗钞》似可以托人向晚晴簃诗社一询。弟如有便亦询之。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2年4月19日、21日，胡适在三天之内竟然看到了《四松堂集》的两个版本，即抄本和刻本，其中刻本《四松堂集》果然是蔡元培从晚晴移诗社那里借来的。胡适感到十分高兴，他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书我寻了多少时候，竟于无意中得之。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故详记之。
此后再没有敦敏《懋斋诗钞》的消息。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将其找出。自己当年苦苦寻找的书籍于二十多年后突然出现，且其中还有不少关于曹雪芹的诗作，可以想象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喜悦心情。了解了胡适寻找《懋斋诗钞》的过程，就会明白为什么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很快就给周汝昌写信，表示鼓励和祝贺。
三
在胡适寻找《懋斋诗钞》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小插曲。据周汝昌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介绍：
我问邓之诚先生是否知有此诗集，他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此诚秘闻也。
其实，这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了，因为吴恩裕早在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就已披露了此事：
听邓之诚先生告诉我，当初胡适考《红楼梦》时，曾托陆志伟先生问他有没有这本书。因为邓之诚先生自来就厌恶胡适，所以邓先生明知这个抄本收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却没有告诉胡适。因此，胡适始终未得见《诗钞》。却被周汝昌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从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
看来这件事只能用缘分二字解释了。胡适命中注定与《懋斋诗钞》无缘。如果当年邓之诚告诉他书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肯定会借来一阅，然后撰文向学界披露这一消息。不过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周汝昌后来的发现了。没有这一发现，周汝昌也就只能以“另外的方式”研究《红楼梦》了，其红学之路将会是另外一种风景，这是可以肯定的。
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一书收录有《（懋斋诗钞）的流传》一文，该文对周汝昌看到的那部《懋斋诗钞》的来龙去脉做了这样的介绍：
我今年（1972）夏，无意之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找到了这部钞本《八旗丛书》。原来此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出钱买的，在1947年末，就随同其他哈佛燕京学社的书由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移存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这本书还是“冷冷清清”地呆在善本书库中。而我是周汝昌以后第一个使用它的人。我仔仔细细地把这部丛书翻检了三遍，重要部分还影印下来。不过这段话也有不够准确之处，周汝昌在1948年10月23日给胡适的书信中对该书曾有这样的介绍：
《懋斋诗钞》，我原想使先生一见，但因系善本，不能借出馆外。现在探知此书被哈佛燕京学社当局转往城里，先生如和他们相识，不妨就机一看，因比在城外燕京要方便多了。
这说明直到1948年10月的时候，这部书还在北京，运到美国的时间显然在此之后，而不会是“1947年末”。
俄罗斯式的自杀
止 庵
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写道：“哥哥以前常这么说：‘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这话他几乎像口头禅似的不离嘴。哥哥对俄罗斯文学心悦诚服，特别把阿尔志跋绥夫的《绝境》推崇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文学，总是放在手头。哥哥预告自己自杀的话，我认为那是他被《绝境》中主人公纳乌莫夫所说的奇怪的死的福音所迷惑而说出的，不过是文学青年夸大的感慨而已。”然而不幸的是，哥哥“果然按他自己常常说的，在三十岁之前的二十七岁时自杀身死”。据《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记载，《绝境》1912年“出版时正逢俄罗斯社会自杀情绪蔓延时期，人们不止一次地指责阿尔志跋绥夫挑起了这种情绪（普遍认为，这种指责是不无道理的）”。二十年后，遥远的日本竟又有一位读者因此而死。其实，阿尔志跋绥夫自己也曾自杀未遂：“活到十六岁时，我对生活感到绝望，尝试过朝自己开枪，但疼痛三个月后，我站了起来，而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射杀自己了。”他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即取材于此。
自杀本是俄罗斯小说中常见的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斯维里加洛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少年》中的兰别尔特，《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安娜，均自杀身亡。基里洛夫说：“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上帝并不存在，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通过自杀实现自己意志的最高点，以证明自己是神。阿尔志跋绥夫《绝境》中的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与此相去不远。不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笔下，自杀只是小说的情节之一，在《绝境》中则几乎构成了全部情节。纳乌莫夫曾被指责为“似乎在组织一个自杀俱乐部”，在他身边，前后有七个人物走上绝路。从这一点上讲，《绝境》堪称有关自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俄罗斯小说中的自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情势所迫，如安娜；一是思想所致，如基里洛夫。《绝境》所写显然属于后一类，自杀是一种关于人生和世界的哲学。这种俄罗斯式的自杀，不能局限于世俗层面去理解。借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伊凡的话说就是：“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
《纽约时报书评》有篇文章，讲到英美读者“也许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俄国小说里尽是些早该送进疯人院、或才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恰恰可以助长这个没有大碍的想法，更加证实了俄国无异于一所规模庞大的精神病院，院里的看护和病人患有相同的疾病。”（《从灵魂涌出的洪流》）这番话完全可以移过来形容《绝境》。——关键在于，这些疯子非但行径怪异，还对诸如生、死、上帝、世界之类的问题深入思考、反复讨论；此类想法和说法，更成为俄罗斯小说的主体。这是俄罗斯小说令人望而生畏之处，也是它们最具魅力之处。在苦苦思考与认真讨论的疯子看来，欧美小说里的那些正常人未免太简单，太浅薄了。
提起阿尔志跋绥夫，往往就要讲到鲁迅。在中国，好像没有谁比他更热衷于译介和谈论这位作家，并且深受其影响。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让主人公N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句以后被他一再引用的话，出自所译《工人绥惠略夫》中绥惠略夫之口。《绝境》中的“小大学生”奇日，也曾有过类似念头：“所有这些被津津乐道的幸福，这个黄金时代的一切，连同人类的全部未来，是否还能抵得上一个渺小、饥饿、屈辱的大学生所承担的所有不为人知的苦难呢？……为了你们这些未来的人，还需要多少同样渺小而默默无闻的幻想家，还需要多少鲜血与痛苦！……为了你们……未来幸福的猪猡……代价是不是太高昂，牺牲是不是太巨大了呢？……”对此作者写道：“这个疯狂的想法是如此突兀，陌生得连他自己都被吓坏了。就像粗暴地侮辱了最珍贵的东西，就像玷污了圣物。”当年人们读到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大概正是此等印象。鲁迅在《译了之后》中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说来《绝境》同样如此。
这个“黄金时代”之前的年月，这个“思想黯淡的时节”，也就是通常所谓“世纪末”；阿尔志跋绥夫正是一位典型的世纪末作家。《绝境》所一而再、再而三描写的自杀，应该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记得在一个座谈会上，有论家批评鲁迅翻译选材不精，即举阿尔志跋绥夫为例，说他只是个过时的无政府主义作家罢了。这样说假如不是了解不够的话，就与对“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如何认识有关。当鲁迅深受阿尔志跋绥夫的影响，认为自己也生活在这位作家的时代，曾说：“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这与奇日关于“黄金时代”的想法如出一辙。鲁迅晚年自己也做起“将来的梦”了，就把“萨宁之徒”说成“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从“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祝中俄文字之交》），而以《萨宁》为“淫荡文学”（《（艺术论）译本序》）。然而不幸的是，“黄金时代”遥不可及，“世纪末”如此漫长，阿尔志跋绥夫尚未过时。较之同时代的高尔基、索洛古勃、蒲宁、库普林和安德列耶夫等，他与我们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虽说基里洛夫与纳乌莫夫之间不无呼应关系，二人却有根本区别：基里洛夫是关于自己的自杀思想的实行者；纳乌莫夫则仅仅是在鼓吹自杀而已，结果别人死了，而他活了下来。这与安娜与基里洛夫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从安娜到基里洛夫再到纳乌莫夫，可以说离“古典”越来越远，离“现代”越来越近。创造他们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跋绥夫，正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文学或俄罗斯思想的不同时期。当纳乌莫夫被问到自己为何不自杀时，回答：“我活着是因为我的思想比我本人更加强大！”并且说：“人有权利把思想推演到荒谬的程度，推演到残酷的程度、暴虐的程度，随便怎么样都可以！……有能力便去做，对您来说，这是唯一的法则！”这番话，也像是在形容阿尔志跋绥夫此前所写另一部小说《萨宁》里的萨宁。萨宁与纳乌莫夫都是毫无担当的人。不过萨宁更其恣意妄为，纳乌莫夫则只是个思想或言论上的萨宁。萨宁与犹太青年索洛韦伊奇克的一番交谈，可以视为整部《绝境》的雏形。当索洛韦伊奇克问：“可是难道不能为未来生活吗？哪怕是为了以后人间会有黄金时代……”萨宁断然回答：“黄金时代永远也不会有。”这时的他，简直就是纳乌莫夫的前身。萨宁宣称：“痛苦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任何人都不可能永生。只有那些在自己生活中已经看到快乐的人应该活下去。而痛苦的人死掉更好。”索洛韦伊奇克信念被摧毁了，自杀而死，就像《绝境》中的人物一样。对于萨宁和纳乌莫夫来说，既有的一切道德规范和思想模式均已丧失价值，无须继续遵从；他们称得上是“世纪末”或“黄金时代”出现之前所出现的“新人”。二十世纪迄今，此类“新人”在各个领域大行其道。
《绝境》开篇就将书中一系列人物的自杀归咎于纳乌莫夫：“这个阴郁者的身影或许已经成了生活的负担，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诸多事件的演进中，他举足轻重。”然而又说：“而当你环视周围，便不能不发现，人类的任何意志都无济于事，既不能丝毫增加生活中已有的内容，对于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所萌生的东西也毫无助益，无论早晚，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然会导致难以逃脱的结局。”其间矛盾之处，最可留意。小说中第一个自杀的是少尉克拉乌杰，对他来说，“没有痛苦，但也毫无意义：开始新生活毫无意义，衣着毫无意义，吃喝毫无意义，说话毫无意义，思考毫无意义……并非厌倦了一切，而仅仅是因为——毫无意义。”他明确宣布：“我活不下去了，但不是因为他（指纳乌莫夫）所讲的东西……”这提示我们，纳乌莫夫“奇怪的死的福音”，未必真的具有启示意义或终极意义。奇日一度是纳乌莫夫坚定的反对者，称得上是全书中对于未来的希望系于一身的人物，最终却也难免自寻绝路。所留遗言：“很好，我有信仰，我相信生活是美妙和壮丽的，但它并不属于我！……我的一切都完结了：我再也无法从此地逃脱，我既没有奋斗的力气，也没有抗争的欲望。……随便吧，让你们去活吧，但愿你们幸福，但愿自由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前景为你们敞开！……但我沉沦了！”可能更接近于作者自己对于“世纪末”或“黄金时代”之前的把握。也就是说，那些自杀者更属于这个年代“向大地最深处生长的根基”。相比之下，无论萨宁还是纳乌莫夫，毕竟还在赋予人生和世界以某种意义，无论这意义是“享乐”，还是“死”。《绝境》里剩下的活人，除纳乌莫夫外，还有一位“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老医生阿尔诺利基，“本质上比纳乌莫夫更糟”。当奇日问：“那您为什么不去自杀呢？”他回答：“我什么要自杀呢？我早就已经死了！”
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阿尔志跋绥夫并不是思想家，只是对于所处时代敏感到了病态程度，并把自己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而已。回过头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关于“人类存在的秘密”的话——这是有关俄罗斯思想最本质的概括，也是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可以把从《萨宁》到《绝境》所描写的一切，理解为是对于人类“为什么活着”的“坚定信念”的追索过程。在这一点上，阿尔志跋绥夫与其他俄罗斯作家并无二致，只是更趋极端罢了。显然，他无意或无法为此提供答案，他笔下的所有人物，谁都不是楷模。
（《绝境》，阿尔志跋绥夫著，王榭堂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43．50元）
拜伦的五副中国面孔
倪正芳
文章如此命题似乎有套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的大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书名之嫌，但这“纯属巧合”。
话说自从拜伦生前好友、爱尔兰作家穆尔1832年为诗人作传以来，一百多年里，拜伦的传记可谓层出不穷。这也正常。因为传主毕竟是一位曾经名声显赫、影响与拿破仑比肩、生活创作及社会实践都特立独行的大诗人。而考据材料的增加，观照方式的转向，写作技术的更新，读者阅读情趣的改变，都赋予新传记写作以充足的理由。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口味未必与世界同步，胃口也似乎并不贪多求全，因而我们看到，中国引进的比较完整的拜伦传记是很有节制的，含台湾地区在内，迄今主要也只有区区五种，它们的引进及中译本面貌还因时代背景或民族伦理或译者审美方面的原因而多少打上了一些中国烙印，并使得它们各自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而这正是我们对拜伦的这些中国面孔略加端详（按原作出版年代为序）的兴趣所在。
最权威的面孔——莫洛亚（M。André Maurios）《拜伦传》，裘小龙、王人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作家传记丛书”之一，1985年1月版
莫洛亚（1885～1967）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从事英国研究的杰出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他的创作中又以传记最具特色，他被誉为传记文学这一体裁的创始人。人们普遍认为，《拜伦传》（1930）是莫洛亚所创立的文学传记体裁的第一个实际范例，他在其中倾注的心血也最多。这部书既有可读性，又具可信性，其中译本已成为中国拜伦研究界必不可少的权威工具书。
客观地看，这部传记确实内容丰富可信。全书近二十八万字，是所有中译本拜伦传记中篇幅最长的。为写此书，作者沿着诗人一生的行踪，从其伦敦的出生地到纽斯台德故居到欧洲的瑞士、意大利、希腊等地，一路考察发掘，由此可见其所下的“田野调查”功夫非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