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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伤怨怼医院也属常情。相反的例子也有，比如梁启超被割错了腰子，梁为维护西医的声誉（当时是将之等同于“科学”看待的），并不追究。其实山本医生也治好过若子先前的腥红热（周作人有篇文章《若子的病》记其事）以及周作人的肋膜炎（查《鲁迅日记》）。鲁迅与其母亲看病也多在山本医院。若子的死是兄弟失和以后的事，其时兄弟两人已经不再往来，连带子侄辈也无交往。顺带提一句，《鲁迅日记》中有两个“山本夫人”，一为北京之山本夫人，一为上海之山本夫人（山本初枝）。
三、鲁迅在厦门大学的轶闻。日本“改造社”驻华特派员原胜是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的近邻，他有一篇《紧邻鲁迅先生》，其中记鲁迅谈厦门时的故事。有个传说是说鲁迅与厦门大学尊孔的校长林文庆斗法，一次国学研究院开会，林欲削减经费预算，鲁迅反对，两人火气上来，林说“这事是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掏出两个银角拍在桌子上，说：“我也有钱，我也有发言权”，乃不欢而散。这是后人的附会。后来庄泽宣、罗常培都有回忆，庄泽宣说：鲁迅离校前校方为之饯行，是在鼓浪屿“海洞春”，“酒过三巡，两方都借着三分酒意来发牢骚。不知怎地，校长先生忽然乘醉说道：‘厦大是一个私立大学，谁出的钱，谁便可以说话’。鲁迅先生也借着醉意，在袋里取出一个铜板来，幽默的回答说：‘我捐给厦大一个铜板，我要说话’！”（1938年6月《宇宙风》）罗常培说：饯行时有些个资本家在座，校长遂说“某某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作董事”，“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上一拍，说：‘我捐两毛钱也可以作董事吗’？”（194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原胜笔下则是一次教授宴会，有富豪出场捐赠，校长乃恭维其为“中国的唯一伟人”，鲁迅愤然，说：“中国有两个伟人，另一个是我，证据是我也捐赠了，这是我出的钱，接住。”席间哗然，校长尴尬中没有接受鲁迅的“捐赠”。鲁迅对原胜说：与百万富豪拥有和他捐赠相比，我也按比例拿出月薪中这笔钱为捐赠，意义是相同的。此后鲁迅即辞职了。如果不是原胜看过罗先生的文章，那么他的回忆就是可信的。其时鲁迅就曾向许广平抱怨过厦大一些人的市侩相：“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两地书》）鲁迅对此不屑之，于是“专取闭关主义”不睬之，后来忍无可忍，遂有此“捐赠”的发作。
四、鲁迅在广州“隐藏”在哪里？日本作家和记者山上正义（林守仁）与鲁迅交往不浅，他在《谈鲁迅》《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等回忆文章中说：广州国民党叛变革命的“四一五”之后，鲁迅“逃跑似的摆脱了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室，在接近市内贫民窟的小巷中几乎像地下室一样的一间小房间里隐藏起来。”按鲁迅在广州，由“寓宾兴旅馆”到“移入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再到迁入白云楼26号二楼与许寿裳、许广平三人同住，都在事变前，其后并未搬迁。如其4月26日给孙伏园信说：“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上月租定”，即3月16日三人看屋付了10元钱的白云楼。“清共”后，鲁迅除赴紧急会议、捐钱给被捕学生、辞职（“气得连晚饭也未进一口”。见许广平回忆）之外，还说过“我不大出门。”（5月15日致川岛信）倒是也有人说他“逃走”了，（《工商报》）但逃到哪里去了呢？“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业业，一声不响。”（《而已集·革“首领”》）以楼向面南，就是“九蒸九晒于二楼之上也哉”。（9月19日致川岛信）这“楼上”还是白云楼，并非是山上所描绘。鲁迅也把它叫作“一间洋房”（6月12日致川岛信），“在二楼上近来又编好了一部《唐宋传奇集》。”（19日信）其实不止一部书，还有《野草》《朝花夕拾》《而已集》以及《小约翰》，那是“愤怒出诗人”的时节。
山上正义在广州与鲁迅多次接触，有时是在创造社门市部等处，他曾回忆说：“在鲁迅潜伏的一家民房的二楼上同他对坐着，我找不出安慰的言语。刚好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这和许广平看到的“白云楼的对岸，土屋的店楼上似乎是工会的住所被查抄了，接着看到文件和人被带走了”（《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恰好不同。白云楼是“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许寿裳）的大洋房，山上1928年的回忆（《谈鲁迅》）和他1936年的回忆《鲁迅的死和广东的回忆》是不一致的。
五、鲁迅在中山大学的任课。关于鲁迅在中山大学的任课，一些书籍或者不确或者语焉不详，如他的教职，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说：“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第132页）其实，鲁迅在中大的职务是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钟贡勋，《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的一点补充》，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3期）钟是中大学生，他在文章中强调：“鲁迅是我们教务主任（不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不是国文系）”），而关于鲁迅所任课程，《鲁迅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在“鲁迅的教学生活”一表中，开列其在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为“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则只是说“鲁迅在中大，除了担任教务主任外，还担任了些功课，‘汉文学史纲要’这个课目是在厦门大学开始讲授的，这个课目为新编的，独具风格的，但可惜的是厦门只教过开头的几段就停止了，而中大也不过教过那么短的时间，也就是限于厦门的一部分就遇到四月十五日拘捕学生，致学业不能继续，从此也没有机会再教这门功课，因着别的工作关系，也未继续写完《汉文学史纲要》”；钟贡勋文还说：鲁迅是“开了‘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三课。”后来鲁迅辞职，“这三课选修同学都并入孟真师‘古代文学史’内，又增授一小时”；傅斯年在中大则是开了五门课：尚书、陶诗、心理学、古代文学史等。
傅斯年时为文科主任兼历史系主任（钟文说“不是文学院长”。傅后来又兼了鲁迅遗下的中文系主任以及语历所所长。但人们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傅是以文学院长又兼两系之主任的），也是在1927年3月间，傅访鲁迅于白云楼，言及顾颉刚将来，鲁迅顿时勃然大怒：“他来，我就走。”（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再经广州“四一五”的“清共”，鲁迅遂于21日辞职，中大校方挽留数次无效。
六、与宫崎夫妇的谈话等。增田涉的《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中记载，宫崎龙介（宫崎滔天之弟宫崎弥藏的儿子。增田涉误记为宫崎滔天之子了）和女诗人柳原烨子（笔名柳原白莲）夫妇由内山介绍与鲁迅、郁达夫相识。1931年6月2日，内山在功德林设宴（后来鲁迅以《无题二首》书赠宫崎夫妇），席间鲁迅“不断说中国不好”，女诗人遂问道：“那么，你是抱怨自己出生在中国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答：“不，我以为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还是出生在中国好”，说时他眼睛湿润了。增田涉由此“感到这句话里看到了他真正的面貌。”增田涉回忆这段感人的场面，有一个背景交待：宫崎夫妇是国民党政府邀请访华的（柳原是日本皇室的伯爵），而鲁迅正在遭受国民党的迫害，所以他席间屡屡抨击中国的黑暗政治，他给二人的旧体诗内容也是抨击国民党攘权盗国的。增田涉称道鲁迅对黑暗势力的决绝，还说鲁迅的一位“老友”、其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要见他，鲁迅拒绝了，因为他知道对方想不让他继续写那些抨击性的文章。所谓“老友”是谁？而其时的“行政院长”向由蒋介石兼任。这一疑问只好待考了。
七、关于鲁迅寄赠《北平笺谱》。鲁迅与郑振铎先后编印有“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前者六册，收彩色水印画笺332幅，乃由郑在北平收集，寄给在上海的鲁迅选定，从五百余幅中删落为三百余幅（内山记为合诗笺四百种，不确），于1933年12月由北平荣宝斋印制，原来预定只印50部分赠友人，后因开印数太少，印家有难色，乃拟印百部，鲁迅以为“总不会没人要”，后来印家决定扩印出版（先后印了二百部），鲁迅闻讯“甚喜”。他给郑振铎信中说：“《北平谱》极希望能够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荣宝斋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鲁迅编是书得二十部。1934年1月22日，郑振铎由北平携来一部给他，2月23日又收到郑寄来的18部。除自存之外，鲁迅后来分别赠送给了蔡元培、山本夫人、内山、坪井、增田涉、台静农、施乐君（也就是斯诺吧）夫妇、佐藤春夫、许寿裳、内山夫人、陈铁耕（鲁迅6月6日致其信中说：“因为这部书印得不多，所以我于邮寄时须小心一点”）、徐诗荃（系购得鲁迅所得再版本四部中的两部）、杨霁云（购得一部）等。内山的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寄赠该书给国外公藏，有英、法、俄、日各国图书馆，却无德、意两国，因为系“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郑先生的《访笺杂记》未记分赠事，查《鲁迅日记》，果然分别于1934年3月1日寄赠苏联木刻家协会、5日寄赠纽约及巴黎图书馆（鲁迅3月10日给郑的信中说：“寄法美图书馆的两部，前日寄出，而税关说这不是书籍，是印刷品，每部抽税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10月8日寄赠日本上野图书馆各一部，只是还多了一个美国。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郑的信中说：“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正在筹划怎样应付也。”2月9日的信中，鲁迅又说：“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但似乎鲁迅后来并未向英国寄出。
八、须藤与《死》。鲁迅遗嘱似的文章《死》作于1936年9月5日，距其逝世尚有月余，鲁迅文章中述及此文由来，其诱因为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到的“死”，以及鲁迅由此而想到的佛教所说的“轮回”。当时为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及他与鲁迅开的一个玩笑：日本古时武士习惯，每年元旦修改自己的遗嘱，这是因为其生死未卜的生存境况之故，须藤以为“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武士那种习惯，是颇必要的”，鲁迅回答：“对我来说，到那时，平生言论和主张已足够留在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无必要吧。”鲁迅于生死是“随便党”，一生言论和主张光明磊落、决绝执着，谈不到“修改”，但大概也是想到过须藤的“玩笑”和“欧洲人临死时”的“仪式”（人我之“宽恕”），鲁迅遂作反讽般的“遗嘱”之《死》——贵人如“盛宫保”可以有“遗嘱”（这仍然是讥刺邵洵美呢），那么“我也留下一张罢”，于私（身后）之外，七条“遗嘱”末二条可以被视为于公的（也就是“政治遗嘱”），那是出自鲁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不过这在今天人们眼里倒是有些讨嫌了。
九、有这样一幅版画？鲁迅上海故居摆设的几幅木刻版画，如参观者李欧梵先生所述，为“会客室挂画三幅：油画《读呐喊》、剪纸和木刻《太阳照在贫民窟上》；二楼鲁迅的卧室里北墙挂日本友人秋田义画的油画《海婴生后十六日》，镜台上放着三幅木刻：苏联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德国两幅——《入浴》和《夏娃与蛇》。”（《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且不说李先生对鲁迅在其卧室内会“放着三张以女人为主题的木刻，其中两幅描绘的还是裸体的女人”的诧异，却说“裸体的女人”是指两幅德国版画，另一幅《拜拜诺娃》我是从赵家璧先生《编辑忆旧》的插页中看到的：一个正在下楼梯的女子，头系帽子、身披长裙、执伞歪头视人，有些风情万种的样子。池田幸子的女友河野樱于鲁迅逝世前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她回忆那幅木刻却是“苏联女共青团员的肖像”，乃“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少女”，似不确。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曾撰文《我怕》，忆及此画，乃是鲁迅于苏联木刻展览会上选购的，后来苏联驻华大使将之托史沫特莱转送给鲁迅，鲁迅很喜欢这幅木刻，遂将之与《夏娃》并置在镜台上，史沫特莱曾问鲁迅何以要选中这幅木刻？鲁迅说：“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同时刻者的刀触，全黑或全白，也是大胆的独创”。我不曾涉猎木刻史，无从知悉先前的“女性姿态”为何种样式，但想来这幅《拜拜诺娃》不似“共青团员”吧，甚至也不似我们稔熟的《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中的穿着蓝色水兵衫的冬尼娅，或者我们意识中的共青团员更应是粗犷的形象？
（《外国友人忆鲁迅》，武德运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出版）
《懋斋诗钞》·周汝昌·胡适
淮 茗
1947年的一天，燕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周汝昌接到其四哥周祜昌的来信，让他帮助查一查敦敏的《懋斋诗钞》这部书。因为他偶然阅读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红楼梦》时，见胡适序言中谈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未能看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就想让弟弟在京城留意，试着找一找。
周汝昌接到兄长的来信，赶忙到燕京大学图书馆，没想到这部胡适遍寻不着的秘籍竟然一索即得，而且从中找到了六首直接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
看到《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将此事告知兄长，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该文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上，当时主持该副刊的是赵万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有个明显的错误，因为它说“康熙间八旗人敦敏”，后来这篇文章在收入其他集子时，都改成“乾隆间八旗人敦敏”。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我与胡适先生》等书中对当年的这段往事讲得非常详细，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提到了，不知何故对这一疏误却未作交代。
文章发表后，被胡适看到。他主动给周汝昌写信，对其进行鼓励。此举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开始了与胡适的往来，并萌发撰写一部红学专书的念头。从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
一
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周汝昌还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吗？他本人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曾这样回答：
我认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至于另外的方式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想到的，如果没有《懋斋诗钞》的发现，就不会有《红楼梦新证》的出现；没有《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的学术道路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周汝昌本人对《懋斋诗钞》的发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一书中说：
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中，他这样评价：
此诗集之发现是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二十六年之后重新开辟了红学研究的新起步，引发了此后波澜壮阔的红学发展局面，所关至为重要。
《懋斋诗钞》对研究《红楼梦》特别是曹雪芹的家世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发现意义是否重大到周汝昌所说的这种程度，则值得商榷，因为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相继有《四松堂集》、甲戌本、庚辰本《红楼梦》、故宫曹家档案材料等珍贵红学文献被发现，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懋斋诗钞》。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在《懋斋诗钞》与曹雪芹直接相关的六首诗作中，有两首此前人们已经看到。
二
这里先对胡适等人寻找《懋斋诗钞》的经过进行一番回顾，说起来这也是二十世纪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胡适是在撰写《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期间寻找《懋斋诗钞》这部书的。
1921年5月8日，张中孚致信胡适，介绍《雪桥诗话》中有关曹雪芹的史料。这是胡适第一次知道敦敏这个名字，知道此人著有《懋斋诗钞》。胡适检索《耆献类徵》，查到一些简略的记载，他在当时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5月16日，单不广给胡适送来《雪桥诗话》，其中有记载：
懋斋名敦敏，字子明，其《赠曹雪芹》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
胡适由此得以核实张中孚提供的学术信息，并看到敦敏《赠曹雪芹》的部分诗句，这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5月20日，胡适又看到单不广送来的《雪桥诗话续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四松堂诗文集》与《鹪鹩庵笔廛》与《懋斋诗钞》必有关于他（指曹雪芹——笔者注）的材料。
由此胡适开始寻找《四松堂集》和《懋斋诗钞》。1921年5月20日，胡适给顾颉刚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同时让他帮助购买：
上举敦诚、敦敏的三书，南方能试一访否？此三书定较楝亭诗更有用。
对此，顾颉刚在5月26日的回信中表示：
《四松堂集》，《鹪鹩庵笔廛》，《琵琶记传奇》，《懋斋诗钞》，《八旗诗集》，已写信到上海托人寻找，俟有回信再告。6月6日，顾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