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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茅台酒产于上海或者江浙，我们从中能感觉到，最多不过是上海的现代、消俏，或者是江南的明媚、婉约，但我们却感觉不到中国曾作为帝国的那种厚重和博大，而厚重和博大，这当然和酒的品质有关，但却又不完全相关。我相信，即使这产于江南的茅台让它拥有和茅台本地的产品一样的口感和实质，它也无法让我们领会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厚重与博大。因为那通往帝国腹地的漫长的旅程，所经过的博大的原野，厚重的山脉，同样必不可少。
这或许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把酿酒和饮酒当成一种文化，而反过来，又把自己的文化浓缩为酒的原因。
而茅台的醇厚、温润又绵长的风格，无疑让人时时想起我们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特点。
实际上，文化从来就是具体的东西，它是有形的，可感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是因为是日用，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这就像我们通过豪饮伏特加来认识俄罗斯，轻嗅葡萄酒来揣摩法兰西一样，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中国，也一样要从品味茅台开始。
跟着一群文坛先进、同年以及后生去茅台跑了一圈，回到上海，转瞬二十多天了。印象如新，但拿来作文，材料仍嫌不足。毕竟只是跑了一圈而已，所以尽管玉成好事的《人民文学》再三催逼，仍旧白卷一张。
中间上了趟北京，本拟一晤在茅台结识的二三酒友，彼此交流“酒后感”，抛砖引玉，或能醉中偷得佳句。不料碰到教育部大肆进行“教学评估”，只好赶紧回来。这次东西南北教书匠们皆栗栗自危，生怕被“抽查”，仿佛真有什么过错，又仿佛教了十几年书，一旦“评估”起来，就都不会教了。这种心态，用“杯弓蛇影”、“瓜田李下”之类的成语恐怕尚不足以解释其中奥妙。
这才后悔在贵州时，拿腔作调，没大灌特灌。否则，纵无李后主“酒恶时拈花蕊嗅”的风雅，俪生所谓“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的豪壮总能沾点边，区区“评估”，其奈我何？
其实不然。尽管拿腔作调，还是喝了不少。若单论茅台，有生以来加起来也没那几天喝得多。何况绝对正宗，又何况在茅台而饮茅台？但不济就是不济。
使阿Q饮酒，无论绍兴花雕还是贵州茅台，见了赵太爷，也都白搭。“酒能壮胆”？一句需要大打折扣的中国式的“豪语”罢了。
据说复旦某狂生有次喝酒，醉到人事不省的地步，接二连三摸出人民币，叫大家听那撕锦裂帛的好音。及至摸出一张百元大钞，却突然缩手，改打醉拳了。酒后丑态多多，这一例可进《无双谱》了。至于刚在茅台潇洒，很快就遇“评估”而狼狈，还不够格罢。
到茅台的第一次晚宴，董事长、自称喝了两吨半茅台而身强体壮、鹤发童颜的季克良先生正欲致辞，刚从上海交大转会到同济大学的小说家张生就冲上去向他敬酒，激动地说：“季总，我来茅台，最大的收获就是见了您。您是我的崇拜者！”
这种颠倒主语宾语的“酒话”，其实大家并不在意，但被遵义作协赵主席及时纠正后，还是让张生大感受挫，为之不欢者累日。隔天，季总又出现了，大家一致建议再给张生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上去敬酒，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张生也很珍惜这机会，但显然太珍惜了，又紧张起来：“季总，我前天激动过度，本来想说‘ 您是我的崇拜者’，结果说成‘我是您的崇拜者’了”。
张生是我既爱又厌的朋友兼邻居。爱他滑稽多智，言辞便给，往往能口吐狂言，打破平庸时代的寂寞；厌他老是自以为滑稽多智，言辞便给，所以并非经常能够口吐狂言。而且因为他在口才上确有异禀，一旦唠叨起废话来，就尤其令人不堪忍受，愈感平庸的寂寞的可怕。从重庆到茅台，一路上我们照例没少打口水战。不料到了茅台，我们这一行还是以他为代表，接连两次在言语上闹了笑话。
茅台的神奇，首先竟然是因为张生的舌头所犯的美丽的错误而领教到，也算是一段佳话。其实那时候他还只是端着酒杯，没开始正式喝呢。
众所周知，茅台之所以成为国酒，与中央红军有关。对当年的红军来说，茅台确实具有一种伟大而庄严的神效——“四渡赤水”用兵如神，据说就与茅台有关。这也是茅台人特别引以为骄傲的事。
茅台的另一大德，是“养肝”。这是以其个人魁力直接导致张生言语障碍的季总亲自撰文，大力宣传的。果如此，“国酒”可真要改写传统的酒文化了。古往今来，酒之为恶者多矣，而伤害肝脏，最是令人遗憾的美中不足。饮酒（茅台）而能养肝，岂非鱼与熊掌兼得？
实际上，如何饮酒而不失态，而能养身，而能提升精神境界，也是我们一行在茅台最后一天的上午与酒厂领导畅谈“酒文化”和“文化酒”时的重要主题之一。
起初，酒是为了敬天礼地、献祭神祗而设。人民取而自享，无可厚非。但楚国的穆生，因为“醴酒不设”，就猜想“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说明至少到了那个险恶的时代，祭神之物已被偷换成人人互敬之物。或者正因为这种对于酒的用途的偷换，才造成险恶历史的开始？不管怎么样，反正以后所谓“酒文化 ”，就总是双重的了，即既能娱乐神人，也能败德乱性，得罪神人。
刘伶荷锸载酒，“死便埋我”，多少无奈与愤懑，而后人却单以豪壮视之，真不知道心肝何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固是曹孟德的好诗，但杜康真能解忧否？他可并无确然的答案。倒是范仲淹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还有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的“举杯消愁愁更愁”，更能道出其中三昧。“人生七十古来稀，酒债寻常寻处有”，杜甫说这话，好像是夸耀自己无钱而尚能饮酒的“通透”，其实照我看来，是已经到了快要和酒说拜拜的地步了。他年轻时就曾劝过李白不要耍酒疯，“纵酒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自己怎么会借酒佯狂呢？所以，我总疑心那些相信老杜死于“牛酒”的论者有些不通人情。
“绍兴会馆”中“往往取酒还独倾”的鲁迅，在纪念溺水而亡的故友范爱农的诗中，也说过这样的话：“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天下以酒闻名的君子真的愿意整天醉酒吗？我看未必。
“古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唯有饮者留其名”，却是酒后伤心之论。正面理解太白这句诗，还要在酒旗上大书“太白遗风”，恐怕就有点接近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的智商了。
幸亏无量数的“饮者”，也就是“酒囊饭袋”，都没有“留其名”，历史这才稍微干净点。倘若有人不满于史家的埋没“饮者”，硬要打捞那些酒中圣贤，《抱朴子》外篇的《酒戒》，或许可以代劳，那实在算是对自以为是的“饮者”的一幅全景扫描：
其初筵也，抑抑济济，言希容整，咏湛露之厌厌，歌在镐之恺乐，举万筹之觞，诵温克之义。日未移晷，体轻耳热，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罚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我号载奴，如沸如羹。或争辞尚胜，或哑哑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蹶良倡，或冠脱带解。贞良者流华督之顾盼，怯懦者效庆忌之蕃捷，迟重者蓬转而波扰，整肃者鹿踊而鱼跃。口呐于寒署者皆垂掌而谐声，谦卑而不竞者悉裨瞻而高交，廉耻之仪毁而荒错之疾发，遢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态出。精浊神乱，臧否颠倒，或奔车走马，赴坑谷而不惮，以九折之坂为蚁封；或登危踏颓，虽堕坠而不觉，以吕梁之渊为牛迹也。
一般做酒广告，总喜欢用道家哲学来说明某种酒的特质，但遇到《抱朴子》这部极写饮酒失德的货真价实的道家著作，该如何对付呢？
佛法戒酒，毫无宽假。《大智度论》说“酒有三十五失”，细列出来，怕要令人头晕。《梵网经·饮酒戒第二》甚至说“若自身手过酒器与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无手”者，皆脚也，即落入畜生道，还绵延“五百世”，这在凡人看来未免过于严苛，激而生变，造成“酒肉穿肠过”的花和尚来，也是有的。但菩萨慈悲，岂容质疑。
以上《抱朴子》和佛典戒酒的话，我都是从周作人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秉烛后谈》抄来。这书很薄，便于携带，在茅台的几天，无事随手翻看，正好见到这几段。
“知堂老人”自称儒家正宗，喜欢中庸之道，对于饮酒，他主张“我们凡人不能‘全或无’，还只好自认不中用，觉得酒也应戒，却也可以喝，反正不要烂醉如泥就是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说到做到，但如果真是“凡人”，孔子的饮酒有度不及于乱的理想，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圣人中庸而小人反中庸”，不也正是圣人自己的一声叹息吗？
反中庸即走极端，这确实是“小人”、“凡人”的专利。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或罗马神话中的巴克库斯（Bac…chus），即便实有其人，充其量也就是酿酒师。但希腊的“小人”们要替自己酗酒狂欢寻找合法性，一厢情愿把他推为“酒神”，再经十九世纪末不饮自疯的德国人尼采竭力颂扬，抬到希腊精神的巅峰，惹得中土尼采们羡慕不已，纷纷考据作文，将“吾家杜康”升格，封圣。究竟能否成功，还要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从“杜康精神”产生的希腊式悲剧——或许很渺茫吧。
《圣经》涉及酒的地方不少，其中《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吩咐提摩太，“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我每次读到，未尝不深思而戒惧。若说耶稣第一次显神迹，在婚宴上变水为酒，预示他将赋予罪人生活以新意，若说在最后的晚餐，他吩咐门徒以后每逢喝这杯，就是纪念他的死，这些都是寓言和教训的话，那么保罗为爱徒提摩太着想的具体指导，是否就是他所规定的饮酒之“度”呢？
据说佛典中也有额外开恩，准许病人稍微进酒的话，具体在哪一卷经上，我还没有查过。
在专供参观的老茅台酒车间，见女工们往瓶颈上拴红绸带，完成国酒出厂的最后一道工序，觉得有趣，就用刚买的相机拍了几张。可惜技术太差，又隔一层玻璃，而且离得不近，只拍到模糊一片，所以虽有“归去凤城夸”的热心，到底拿不出手。就是这篇文章，也是生凑的。茅台归来，应该写一些和茅台关系更紧密的话，但我对茅台所知太少，只好作一篇严重不切题的文章了，真是抱歉。
然而毕竟去那里走了一遭，了却一桩心事。就是现在看“新闻联播”，一见“国酒茅台”的广告，或路上同样的广告撞入眼中，或看见拴着红绸带的白地红框的瓷瓶，不知怎么，就很自然地想起远在贵州千山万壑间的小小茅台镇，仿佛它的存在，也跟自己有关似的。
对于酒，我以前从来都是作陪时才喝，无特别恶感但也无特别的好感，但是“茅台”这个词还是一下子打动了我。茅台，这可是传说中的好酒啊。
我踏上了去茅台的道路，先飞重庆，再上茅台酒厂派来的车子，一路颠簸七个小时，坐汽车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久没有了，但是一路的崇山峻岭，飞云散雾，悠然的瀑布，雄伟的娄山关，以及像列队出发似的一条紧跟着一条的公路隧道把所有的疲劳都化作了惊奇和感慨，想象着世界闻名的红军当年正是在这里穿山越岭，饥寒交迫，最后终于踏出了长征之路，要是那时就有这些高速公路，那中国的现在又会如何？就这样一路胡乱想着，窗外望去，眼神不免就有些痴呆。
晚上十点终于到达，这以后的几天，几乎天天泡在茅台酒里，三十年、五十年的茅台，哪怕抿上一口也足够陶醉了。而就是这小小的一酒盅，据说就要上百元钱，五十年的茅台如果上市，一瓶要上万元，问题是还买不到，就算买到你还要担心它到底是否被人掉包。
忽然就想起一件事情，我老岳父久在新疆，好酒，每餐必喝上那么两小盅。不知何时也忘了因果，总之我忽然就有了一瓶茅台，于是就藏着，等着孝敬和想象着老人喝酒时高兴的神情。小儿出生，老人来了，终于有机会展示，我拿出茅台以及精美的小杯，倒酒后坐在桌边，暗暗观察老人的表情，只见他一杯过后，就几乎不动了。忍耐许久我终于忍不住问：怎样？口味不合？他点点头。我抿上一口，果然滋味奇怪，那是第一次接触茅台，落下很多遗憾。现在想来这酒原来并非茅台。
又有一事，我有一友，弄散文杂文，性烈，却偏偏又是某党校校长，其专好茅台，爱好深了便干脆取名为：酱香老范。某次酒桌上谈起酱香的好处，言“酱”香形成必要一年，必纳四季气脉，不仅深含自然奥妙，其意味还直达终极的圆满。谈着谈着境界就越来越高，满桌听了皆欣欣然，唯我心中冷然，语言便极为寡淡，结果弄得欢乐不够圆满，实在也是第一次接触时留下的印记所致，此刻想起，不由满怀歉然。
好山乃有好水，好水乃有好酒。生产好酒的赤水河实在是一条天赐的酒河，它穿越云南、贵州、四川数省，全程四百多千米，一路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奇怪的是，到了茅台镇一带，大河谷却陡然陷落，海拔落到了四百米左右，四面环山的低凹地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就是这个独特的小环境孕育了高低不同的温差、湿差和风力，并为上空不同的微生物群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空间。据一直陪同的诗人，也是茅台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姚辉兄介绍，赤水河由于雨季中两岸的红色土壤，使得它在一年中的半数时间里，水色呈红，这也是赤水河名称的由来。但神奇的是，每过重阳，河水便立马清晰，而这时也就是茅台酒取水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也曾决定将这种美酒进行大规模生产。相同的技术、设备、工艺，甚至茅台镇的土壤，也都被迁到异地，十年下来，终于也还是未能生产出相同品质的茅台。
云南有好烟，四川有好酒，而贵州是既有好烟又有好酒。神奇的是所有的好酒都一概酝酿诞生在赤水河边。因为这种神奇，赤水河又被人们誉为“美酒河”。说起这美酒河，又不能不说起周恩来，作为热爱茅台酒的总理，他不仅亲自下令在赤水河两边不能建造工厂，以保证赤水河的纯洁纯正，同时还在各种场合，不论是家里还是国宴，他都极力提倡喝茅台酒，茅台成为中国国酒的称号，与周总理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茅台人最为尊敬的就是周恩来。在国酒茅台博物馆里，我看见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给总理秘书的一张小条，条子说：总理开会回来要是还不晚，就叫他先喝上一两小杯茅台。
就这样，几天下来，我已彻底完蛋，完全成了茅台酒迷，而且终于明白，原来我以前喝的都不能算酒！这样一来，我甚至担心以后的日子，一是生活指数可能会直线上升。二是担心就算上升了，还是喝不到真正的茅台。三是，如果不喝，坚持着，忍耐着，又到底能忍耐到几时呢？
真正是一筹莫展。离开茅台时，我看着邀我来茅台酒厂的朱零兄，我说，完了，你把我的下半生彻底毁了。
＇责任编辑 朱 零＇
转身
塞 壬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过1Crl8Ni9Ti、3Cr2W8V、H13、D2、Gcr15、W9……它们是特种钢的代号，这些埋藏在钢铁料场深处的精灵，这些曾跟我鼻息相闻、有着隐秘默契的金属元素，我了解它们，跳荡韧性的镍、重的铬、脆的锰、硬的钨、蓝色光标的钒、绿色的钼……它们彻底地被后来的另一种生活抹掉了。一九九八年，我离开了那个露天的钢铁料场，放下了跟随我三年的激光分选仪——它被磨得掉了漆，锃亮锃亮的，有着浑然天成的质感，它像步枪一样优雅。怀念或者追忆，是一个人开始衰老的表征，喋喋不休、固执、多梦、易怒，就像我现在这样。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怀念那段生活。我时常试图触摸我的一九九八，但总是忍不住要发抖，一种既明亮又隐秘、既悲亢又忧伤的情绪一下子攫住我，原本就要抓住的感觉一下子就滑脱了去，而后的内心就空荡荡的。那国有企业固有的意识形态、那庞大的生产链及有形和无形的机器，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形态是一个形态，它们变成了一种回响，在我头顶隆隆而过——不，它们是从我身上碾过。一些词只与时代有关，下岗、分流、算断，当那个时代过去，它们也就死了。我在一个下午脱下了蓝色的工装及红色的安全帽，空着手，一个人走出钢铁厂的铁门，它“砰”地关上了，它把一个人的命运就此切断。那个遥远的下午如此简单。
它像一个宝藏那样被我抖抖索索地打开，激动，回溯到过去的青春岁月，一个热烈时代的尾声：钢铁，集体，国家，劳动的荣光……我亢奋起来，了不起的工人阶级，铁饭碗，城市户口，看病不要钱……绝对地骄傲。一九九四年，二十岁，我进入了这家有着五万职工的大型钢铁公司。二十岁，脸上长着淡淡的桃子毛，满眼盛着笑，给天空仰起一张鲜艳的脸，胸腔能飞出翅膀。这公司是抽象的，抽象到我无法准确地描摹它。它似乎可以与外面的世界隔绝，架构完全跟市级的一样。它有自己的学校、医院、银行、超市、电影院、报纸、电视、通讯……它甚至还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体育，啊，这些与钢铁无关的东西！这样的一艘巨轮，当它行驶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承载了过多的负累，它疲惫、破败，甚至千疮百孔。运送钢料的火车从窗外隆隆地开过，它发出嘶哑的鸣叫，巨大的喘息，笨重而迟缓。亏损，已不再是一个敏感的词。然而根深蒂固的钢铁帝国情绪致使鲜有人愿意离开它，这观念几乎是致密地覆盖式的，甚至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还拼命地往里面挤，他们依然相信这艘巨轮是命运的避风港。我这样说，并不是忽略了一种真正的情感——热爱。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