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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
乏。
… 0…
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流亡海外时期的文献，觉
得很有些“妙语妙事”，可以介绍给读者。
俗话说：“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历史上有一流人，形成了某种立场、
观点之后，就很难改变。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的全部希望寄
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变法失败后，仍然纹丝不变，把扶助光绪皇帝复位作为
头等重要的政纲。为此，他们大造舆论，把光绪皇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几千
年才一见的“天纵之资”。所谓“天纵之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天才
了。
在康、梁看来，光绪不做皇帝，中国就要亡国，光绪一做皇帝，中国就
要成为头等强国。光绪皇帝的才能可谓大矣哉！神矣哉！要问什么是个人迷
信的话，此即一例。
1899年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全称7 “保救大清皇帝会”。
8月4日，适逢光绪皇帝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那场面，
据描写是：“烛设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
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康有为因为感情冲动，
竟至于嚎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
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
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
“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
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一处
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
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
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
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
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
“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
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
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
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
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
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
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
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堕性。霉腐的封建陈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
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
很有必要的。
… 1…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
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
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
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
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 （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 2…
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 3…
邹容自贬 《革命军》
邹容的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 《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 《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
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
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
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
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
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
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
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
“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
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
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
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
较之 《革命军》所单纯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
了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邹容声称“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是在1903年12
月4日，而孙中山的《复某友人函》则作于同年12月17日，比较起来，邹
容还要早几天。遗憾的是，邹容很快就瘐死狱中，没有能将它写出来，否则，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又会出现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 4…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1905年12月8日，日本宇都宫市千手町一家名为手冢屋的旅舍接待了
一位中国客人，他自称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名王礼钧，30岁。这位客人
除每天买几种东京出版的报纸仔细阅读外，足不出户。不久，受到日本调查
人员的注意，经盘问，这位客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度。就是后来
劝袁世凯当皇帝，而后又奇迹般地成了共产党员的杨度。
杨度于1902年离开故乡湘潭，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同
年归国。次年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不久，再
度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年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副干事
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
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1905年已增至8000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
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4月，文部省就曾
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
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
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
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
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
受此特别之法”。10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
不料11月2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
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
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
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
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
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
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
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月27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
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
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
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
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 （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
曾、章士钊等。12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
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3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
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
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
杨度只主张取消 《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
课、归国等行为。6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
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
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
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
… 5…
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 7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15人同至公
使馆。事后即被裹胁。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
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摔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
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
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仆实性 〔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
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 〈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
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 6…
托尔斯泰
《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晚年的托尔斯泰特别关心中国，反对中国“西化”。
1906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
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当年9至10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
中国人的信》。该信先后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
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信中，托尔斯泰谴责了侵略中国，“躬为兽行”
的西方列强，表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发
表了意见。他说：“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自标，以为改革支那，
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
者。众议纷嚣，如蜩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
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
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托尔斯泰指出：西方
的所谓“代议政体”，不过是使一切权力由“少数强权”（君主、贵族）移
于“多数强权”（议员）之手。中国人民“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
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