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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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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收在本书中的都是我的小文章,大抵是文史小品之类。一部分发表过, 
一部分是新写的,一部分则是旧稿新改,重新写过的。 
     那是很久以前了。《光明日报》文艺版有一个栏目,名叫“说文谈史”。 
有关编辑约我连续为这个栏目写点什么,我欣然从命,于是,就写开了。后 
来, 《团结报》约我主持一个专栏,我也欣然从命了。 
     我之所以“欣然”,那是我对小文章有一点偏爱。它虽然“小”,不起 
眼,但是,麻雀虽小,无妨飞天。它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考证;大 
文章能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它也能完成。而且,由于它“小”,因此,庄言 
之可,谐言之可,亦庄亦谐言之亦可。作者有挥洒自如,信笔写来之乐;读 
者无阅读八股套腔,头昏脑胀之苦。这是两利两便的事,何乐而不为哉! 
      “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小文章要小中见大,其实并不易写。一 
篇好的文史小品,除了要有思想,有知识,有资料,有掌故之外,而且还要 
有文采、有情致,甚至于还要有意境。谋篇布局,俱见匠心;造语遣词,才 
情毕现。以为它小,就觉得它好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州有个网师园,地 
不过数亩,然而,亭台楼阁,假山小池,布置得曲曲折折,玲珑有致。我相 
信,它的设计者是费过心思的。 
     小文会速朽吗?不一定。相反,千古以来传诵的名文倒常常是小文。以 
人们熟悉的《古文观止》为例,其中何尝有“大文”、“长文”! 
     话说回来,我虽然偏爱小文,但是,这些年来,我的岗位规定了我只能 
以主要精力去写“大文”、“长文”,以至“大书”、“长书”,小文写得 
并不多,而且,由于才力不逮,读书不多,这些小文也写得并不满意。所以, 
当这本书有机会奉献到读者面前时,我是既高兴,又惭愧的。 
     我年轻时喜欢文学,在大学里读的是“文学专门化”,没想到经历诸多 
坎坷之后,却弄起了历史,横生斜长起来,所以,这本集子就命名为《横生 
斜长集》了。 
                                                                       作者 
               1998年2月16日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电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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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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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圣明”与杨继盛之死 

     韩愈这个人,很有点道学家的气味。例如,他写过一首诗,题为《拘幽 
操》,是以周文王的口气写的。诗云:“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 
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 
诛兮,天王圣明。”史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曾鼓琴作歌,以 
解忧愁,韩愈的这首诗就是揣想当时情景所拟作的歌词。按说,纣是昏君, 
文王是大圣人,纣囚禁了文王,当然是冤狱无疑。文王总该有点牢骚吧?然 
而没有,仍然念念不忘“天王圣明”,自认“臣罪当诛”,完全符合道学家 
的伦理准则:“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所以,无怪乎北宋的程颐、南 
宋的朱熹都大夸韩愈这首诗写得好,说是:“通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 
不到此。” 
     我想起了明朝的杨继盛,也就是杨椒山。今天的读者对此人可能感到陌 
生,但在明朝中叶,那是鼎鼎大名的。话说那时正值嘉靖皇帝当朝,权相严 
嵩当国,杨继盛在上皇帝书中,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大奸,要求皇帝除此 
 “内贼”,重则按律论处,轻则勒令退休。但是,严嵩圣眷正隆,皇帝看了 
奏章之后,不但不去触动严嵩一根汗毛,反而将杨继盛投到狱里,下令“杖 
之百”。明代的廷杖是一种对官吏的酷刑。轻则残废,重则送命,很可怕的。 
执行之前,一位同情者给杨继盛送来一块蟒蛇胆,要他和酒服下。杨继盛却 
说:“本人自己有胆,要蛇胆何用!”打完之后,杨继盛真是应了旧小说中 
的两句话: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杨继盛大概有点 
治疗杖刑的知识,懂得必须将腐血放出来。但是狱中既无医生,也没有刀子, 
杨继盛便打碎茶盅,将碎片扎入体内放血。一直扎了五六十个窟窿,流出了 
十数碗血,神智才清楚了。过了一些时候,左腿溃肿,杨继盛又亲自操刀, 
将腐肉一一割去。狱卒在旁看得心惊胆颤,感叹说:“当年关公刮骨疗毒, 
还要靠别人,不能像老爷这样自割!”确实,杨继盛很勇敢。我想今天的读 
者大概也会为之感叹的。 
     但是,杨继盛其人的思想却并不值得感叹。他在狱中有一首 《苦阴雨》 
诗道:“扪胸问心心转迷,仰面呼天天不语。混宇宙兮不分,霭烟雾兮氤氲。 
西风起兮天霁,挂远树兮夕曛。聚还散兮暮云平,晦复明兮日初晴,何时回 
怒兮天王圣明?”这位杨继盛无疑是读过韩愈的《拘幽操》的,所以他记得 
 “天王圣明”这一名句。尽管杨继盛挨了刻骨铭心的一百杖,然而,还是希 
望嘉靖皇帝有朝一日,回怒作喜,将他释放出狱。不幸的是,嘉靖皇帝并不 
 “圣明”,下诏将他“弃市”。临刑之前,杨继盛又写了两首诗:“浩气还 
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 
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古人作诗,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见有点怨气是不妨事的。 
然而,杨继盛的诗却一丁点儿怨气也没有,还在表示,要在死后报答“圣明” 
的“天王”,这自然是可以使封建统治者放心,并且高兴的。所以嘉靖皇帝 
虽然杀了杨继盛,继位的隆庆皇帝则下令嘉奖,封他为中顺大夫、太常寺少 
卿,并且给了一个谥号:忠愍。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不仅专门写了一篇《表 
忠录论》,表彰杨继盛可以“与龙逢、比干先后合辙”,而且坦率地承认, 
他喜欢杨继盛临刑前的两首诗,“不胜三叹”。 
     韩愈的思想到近代才受到了挑战,柳亚子早年诗云:“臣罪当诛缘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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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误尽读书人。”这是在明确地批判韩愈的《拘幽操》了。其实,韩愈所 
 “误”的何止是杨继盛一类的“读书人”。旧时奴才每逢主子发怒时总有一 
句口头禅,叫做“小的该死”,这不正是“臣罪当诛”的普及版吗?所以尽 
管我知道,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但是,感情上总有点儿 
不大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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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昧焉能抗敌 

     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 
     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 
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说起这位杨芳,原是清朝嘉庆、 
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屡立战功, 
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当他初到广东之际,人 
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不想在他进入 
广州之后,却突发奇论,说是: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 
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 
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 
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 
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令下之后,保甲当然照办,副将也遵命布阵。其结 
果当然可想而知。 
     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 
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 
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向市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召募了342个乡勇,装 
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 
这支“特种部队”出战。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 
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位居吏部尚 
书。1841年10月,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带兵驰赴浙江,反攻英军。 
途经杭州时,在关帝庙求得一签,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 
平安”之句。奕经大喜,决定以“虎”制敌。按旧时说法,寅属虎,于是奕 
经便选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这样便把时间定 
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1842年3月10日)夜四更,共四虎。为了 
增加一“虎”,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根据 
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 
     上述三事,第一事见于梁廷柟《夷氛闻记》与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 
第二事、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 《咄咄吟》,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所述 
自当可信。特别是《咄咄吟》,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激于爱国义 
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继命监造火器,寻又带领 
乡勇派赴前敌,终命帮办文案”,“内外机密,十能言之七八”,因此,他 
的著述就更加可靠。 
     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败在“蕞尔岛夷”的手下,人们 
读了这三段故事,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把人伦、义理看得高于一切,视科学 
为雕虫小技,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 
的昏庸和愚昧。龚自珍曾经慨叹,当时不仅没有才相、才史、才将、才士、 
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杨芳、宋国经、奕经的事例 
虽是个别的,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其他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 
少。官僚如此,百姓们又何尝相反。以后来的义和团为例,相信一道灵符下 
肚便可以刀枪不入,其实和杨芳的马桶阵之类并无多大差距。 
     愚昧不能抗敌,自然也不能兴邦裕民。中国要奋飞,就必须于铲除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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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基的同时,铲除滋生于这一土壤上的形形色色的愚昧。“五四”时期的 
先驱者于呼喊民主之外,又呼喊科学;今之国家领导人既提倡决策的民主化, 
又提倡科学化,都实在是对症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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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的“太阳” 

     偶翻史书,发现太平天国竟也有一位“太阳”,那就是洪秀全。 
     据说,那是在1837年,洪秀全应试失败,正是十分落魄的时候,忽然造 
梦上天,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蒙赐金玺、金剑,封为“太平天子”, 
醒来时,“太阳照身”,于是,吟诗一首: 

         乌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 

         身照金乌灭尽消,天将天兵都辅佐。 

这里,洪秀全还只是“身照金乌”,金乌者,太阳也。但不久,洪秀全就逐 
渐与“太阳”合二而一了。他的《真日诗》云: 

         五百年临真日忠,那般爝火敢争光? 

         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 

         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 

         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盟耀万方。 

战国时,孟老夫子有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此诗则称“五百年临 
真日出”,这个“真日”,普照大千,光焰万丈,它温暖“东北西南”,倾 
倒“蛮夷戎狄”。“真日”指谁,诗中没有明言,但洪秀全以之自喻是无疑 
的。果然,这一层意思很快就点明了。他另有一诗云: 

         爷立永约现天虹,天虹弯弯似把弓。 

         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 

这里,洪秀全干脆自称:“朕是日头”,把自己等同于太阳了。 
     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虽夫妇不得自由同宿,违者处以极刑。 
当然,领袖们是不在此限的。洪秀全的《多妻诏》规定:东王、西王十一妻, 
南王、豫王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至于他自己有多少老婆, 
恐怕最精明的历史家也考证不清,据《洪大泉自述》,洪秀全“有三十六个 
女人”。据幼天王自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这么多后妃集中在一起, 
管理教育自然是个大问题。于是洪秀全又以“天父”的名义作诗晓谕: 

         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 

         果然心正邪难入,万载千秋配天王。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晓照本心是娘娘,不照本心罪难当。 

         不照本心就是鬼,速照本心对太阳。 

         草木接日得菲芳,臣下接日得荣光。 

         智者踊跃接为福,因何草不接太阳? 

这里的“太阳”都是洪秀全自称。诗中,洪秀全要求他的后妃们“一心对日”, 
不搞“鬼计”。此类《天父诗》共五百首,其中四百多首都是对后妃的“诗 
教”。它们细致地规定了服侍天王的各种要求,以致娘娘们的姿势、声调、 
眼神、头颈、口形、动作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如: 

         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 

         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 

这是在告诫“娘娘”们行动文雅,谈吐柔媚了。蒙昧社会里不会有近代文明。 
洪秀全自称“太阳”,以之作为号召群众,推翻清政府的手段,对此,不应 
过多地非议,但用以管理他的“娘娘”,则实在蒙昧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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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平天国时代,并不只是洪秀全自称“太阳”,别人也是这么称呼他 
的。某次,杨秀清审问叛徒,其词为“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 
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可见,在杨秀 
清的嘴里,天王和“日头”已经紧密相连而不可分。 
     古书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又说:“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 
五色备。”还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像。”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 
老文献中,太阳从来是和“王”、“君”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出 
现于封建社会,自无足怪。洪秀全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但他是小生 
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总是皇权主义者,他自称“太阳”,也无足怪。然而, 
在号称“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太阳”,“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类 
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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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 
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 
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 
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 
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 
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 
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 
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 
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 
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 
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 
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 
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 《天朝田 
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 
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 
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 
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 
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史书上说,太平天国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太平军所到之处,地 
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自然积极生产。 
然而史书上又说:《天朝田亩制度》似乎从未实行过,因为它根本行不通。 
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即以规定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而论, 
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动 
不动就“余则归国库”,谁还肯多干呢? 
     太平天国以“处处平匀”相标榜,它之所以规定“余则归国库”,看来 
也是为了保证“处处平匀”,不致于造成贫富分化的“不匀”现象。但是, 
 “处处平匀”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就 
拿吃肉来说吧,太平天国规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 (天哪!我不知道洪秀全 
的肚子如何吃得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 
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所以,凡是平均主 
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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