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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学的宋禹，毕业后进入机关工作，从办事员开始做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逆水行舟，一路奋斗，终于在处长的位子上如鱼得水，单等越过龙门成为局级领导。不料机构改革，让他成为下岗分流人员，顿觉生命失去价值。他爬上楼顶，随着夜色降临，一场狂风暴雨轰开了他的记忆闸门，五十年的人生路，如洪水般咆哮而出……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胡绍祥
一
1
下午的全局干部大会让我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和坚决，连我自己都是始料不及的。
人的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是一项浩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要了结它，却再容易不过了。我的自杀决定是在瞬间做出的，确切的时间，就是在局长念完留用人员名单之后。我想好了自杀的方式，就是从局办公大楼的楼顶上跳下去。至于自杀时间，我选择在明天早上的上班高峰，在班车陆续开进机关大院的时候，我从办公楼的楼顶飞身跃下，十八层的高度足以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这道弧线会像闪电一样打进全局同仁的脑海。
下午的干部大会是揭锅会。已经酝酿半年之久的干部精简工作，在会上有了明确的结果。主持会议的孙局长宣布，凡是念到名单的人就是留下来的，没有念到名单的是要听候重新安排的。孙局长的话把台下五百多人的心揪到了嗓子眼儿，去留如生死，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瞬时鸦雀无声，和法庭上的宣判毫无二致。
名单是由一把手黄局长亲自念的。按照惯例，凡遇重大事情，为了体现领导的重视，一把手都要亲自出马。黄局长满嘴的湖南口音，因为抽烟过多还略微沙哑，但这并不妨碍听众对他所传信息的准确捕捉。自从上级下达了干部精简工作精神之后，除局级领导之外，每个人都把心揪紧了，把耳朵伸长了，深恐屁股下面的金交椅不翼而飞。想想看，本来是国家机关干部，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当官的，坐在威风八面的办公大楼里面，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时不时的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换点灰色收入；下去视察时，前呼后拥，个个神气活现，老百姓谁敢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唯唯诺诺，那种心态，比过去的皇差逊色不了多少。忽然间，要被轰出办公大楼，干部身份没有了，手中的权力没有了，也要变成低眉顺眼的老百姓了，这不啻于是从天堂掉进地狱，谁能接受得了？不接受也得接受，起码一半人要接受，这是此次精简的硬指标，除局领导班子成员之外，一半人要离开公务员队伍。学习文件，开会讨论，人人表态，什么大政方针，顺应民意，服从安排，这些盛产在嘴皮子上的时代产物，一时塞满了大小会议室和各种文件。人人故作轻松，满不在乎，但就是无心工作，心思都用在了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上。于是，白天当正人君子，晚上找局领导送礼，已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时尚。好在黄局长是个聪明人，为了给自己和班子成员减少麻烦，他下了一道命令，宣布谁送礼就曝光谁，谁被曝光谁就失去留任资格，送礼之风这才戛然而止。
我没有给谁送礼，心态比天安门广场还坦然，我有十二分把握，此次精简与我无关。为什么呢？因为当官要讲学历和资历。论学历，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而且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金料毕业生，拿的是文学学士的学位；论资历，我毕业后就分到了政府机关，以三十岁的高龄从办事员开始做起，二十年间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而且在处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九年。对我惟一不利的因素是年龄，已经五十岁了，在全局处长中年龄是最大的。但年龄大不要紧，可以往上升嘛，升到局级干部，年龄就不算大了。
凭着我的资历和能力，当个局级领导干部不成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当局长对我来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能力在全局有口皆碑，如果有哪个副局长退休或暴病身亡，由我去接替他的位子，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所以，我不着急，不送礼，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就连我在K部当司长的老婆，都屈尊给我出主意，教给我如何走门路，并且拿出五千块钱，让我为自己的前途做必要的投资。我觉得处长的位子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关心的是再往上迈一个台阶的问题。我担任的是综合处处长，这个位子离副局长的位子是最近的，按照以往的惯例，除组织外派来的，副局长都是从综合处处长的位子上提起来的。但现在向局长提出我往上迈台阶的问题肯定不是时候，有一半人要下去，我突然上去了，这不是找骂吗？俗话说得好，沉住气不少打粮食。等全局干部精简工作一结束，我的升迁问题肯定会提到议事日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会议的。当黄局长的湖南话开始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的心情丝毫不紧张，周围的人都把身子挺直了，有的还掏出手绢不停地擦脑门子上的虚汗。我靠在椅背儿上，像稳坐钓鱼台上的姜太公。在我的预料中，黄局长应该第一个念我的名字，但他没按我的意图来，沙哑的声音已经响了十分钟了，随时有可能打住，可我的名字还没出现，这使我颇觉奇怪。我把身子也坐直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但这个小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黄局长的话结束了，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像死一般寂静。突然间，死的念头犹如一只魔爪攫住了我的灵魂。我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堂堂的七七级北大毕业生，一个有口皆碑的处长，怎么可能就这样被精简了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惟有用死亡来嘲笑这个笑话，且让我的身体划出的弧线制造出更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也不晓得自己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当我一路走来时，虽然遇见不少人，却没有一个和我主动打招呼的。我重重地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用手捂着脸，听着房间里的人互相告别，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被遗忘了，由高高在上的处座，变成了被人视而不见的废物。实际上，就在下午开会之前，我的手下对我还是巴结、谄媚、诚惶诚恐的，惟恐哪点得罪我，被我反映上去，成了精简对象。我不会告谁的黑状，我希望全处每一个人都能留下来，毕竟大家共事多年，即使没有多少感情，也有同舟共济的默契。事实证明，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全处十个人，只有我这个处长被下岗分流了。每个人在告别时都多了一份欣慰，说不定还要到外面找地方庆祝一番。还是我的副手，已被宣布留用的毕勋毕副处长，在离开房间时对我表示了关切之情：“老宋，别想那么多了，快回家吧。”
我的眼泪顺着指缝流了下来。“老宋”，说得多自然，就在几小时前，这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毕副处长还是一口一个宋处长呢，他在任何场合对我都是毕恭毕敬的，从来就没有开口叫过我老宋。现在改口了，改得那么潇洒神气，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是一副上级领导的口吻。我在机关干了二十年，知道一个人的称谓变化意味着什么。姓后面带长的，肯定还在台上，长前面如果有副字，也不能叫出来，谁要是叫出来，肯定是找不自在，特别是下级和外面来办事的人，要是犯了这个忌，下级就会被穿小鞋，外面来办事的就会碰钉子；如果把长去掉了，在姓后面加上老字，就说明此人是有来头的，原来干过什么要职；在姓前面加上老字，那就不用担心了，原先顶多是个处长，现在也没多大戏，尽管叫就是了。我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我就由宋处变成了老宋。虽然我老婆一直用老宋来称呼我，但当我听到原先的副手如此称呼，还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我听到房门响了一下，房间里除我以外已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悲哀地望着已被夜色吞没的办公室，想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价值，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在奔腾咆哮的时代激流里面，我是一个踏浪飞舟式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每年的全局工作总结吧，八年来都是出自我的手，局长虽然换了三个，但个个都对我撰写的工作总结竖大拇指。要知道，有一个妙笔生花的工作总结，等于是给局长的乌纱帽上了保险。我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呢？
人的生命没了价值，要它还有何用？夜色中传来隆隆的雷声，我离开了办公室，顺着楼梯向楼顶爬去。
二
2
通向楼顶的小铁门没有上锁，宽敞的楼顶是平日里锻炼的场所。我推开门的时候，一股强劲的夜风迎面扑来，犹如地狱里刮来的阴风，使我浑身打了个冷战。等风从我身边钻过之后，我迈步走上楼顶，小铁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像是专门给我敲响的丧钟。
楼顶的四周是半人高的女儿墙，对于身高一米八的我来说，跨过这道死亡门槛轻而易举。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半，离明天早上八点半的上班时间还有整整十二个小时。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十二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弥足珍贵。我不想写遗书，也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的家人。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把手机已经关掉了。
想起家人，我最惦念的人是七十八岁的老母亲。母亲出生在京西煤矿，十八岁那年嫁给了当矿工的父亲。我对父亲已没什么印象。听母亲讲，父亲是十五岁那年下的井，背了二十年的煤，在三十五岁那年得肺痨死了。那一年我才两岁，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刚出世的弟弟。矿上寡妇多，男人们活过四十岁就算老天爷开眼了。三十岁的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是找不到男人的，除非她抛弃自己的孩子。找不到男人就没有活路可走。母亲不想抛弃孩子，她是矿工的女儿，在满世界无路可走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生生走出了一条活路，五个孩子居然都长大成人了。
她用矿上给的抚恤金买了三只羊，一公两母，让十岁的大女儿带着弟妹们放羊，她找到矿上，要补男人的空缺，下井背煤。矿主起初不答应，下井又苦又累，从来都是男人们的事。母亲说，不让下井，她就用一根绳子吊死在矿主的房门口。
母亲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仿佛在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母亲说，苦和累那就别说了，背着一百多斤重的煤筐，要走上四五里路，有的时候还要爬，一天要走上七八趟。她最害怕的是出事故，瓦斯爆炸、冒顶、塌方，这些事故经常发生，动不动就要人命。她不怕死，她怕死后无人照顾她的孩子。
母亲背了一年煤就赶上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母亲进了矿上的食堂。靠食堂里剩下的残羹剩饭，她喂养着身后的五张嘴。
母亲背煤的经历我没有记忆，但母亲往家里带剩饭我却记得很清楚。母亲是用一个柳条编的篮子装剩饭的，里面有窝头块、馒头皮、碎烙饼什么的，上面盖着一块碎花蓝布。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只有母亲的柳条篮子能让我的眼睛放出光来。
放羊的经历我也记得很清楚。开始是三只羊，后来变成了五只、十只，在我五岁那年，三姐把放羊的鞭子交给了我，我带着三岁的弟弟，赶着羊群，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上学后，又把羊鞭传给了弟弟。
弟弟接过羊鞭后就没放下，他像羊一样喜欢山清水秀的地方，似乎他就是它们中的一员。上学时他把羊群赶到学校附近，用一条大黄狗看着，课间休息时还要跑过去看看。弟弟勉强上了三年学，实在经不住羊群的诱惑，就溜出了教室，直到现在还在京西煤矿周围放牧羊群。
我的三个姐姐在长到十六七岁时纷纷出嫁了。大姐嫁给了一个卖山货的，二姐跟一个河北的煤贩子走了，三姐在红卫兵大串联时去了东北。三个姐姐隔上三五年就回来一趟，带着各自男人家乡的土特产，和母亲同享天伦之乐。
母亲在矿上食堂一直干到退休，母亲退休时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离开了家乡。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对母亲产生依恋情结，甚至觉得母亲土气。母亲有几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个是逢清明必烧纸钱，二是逢除夕必多添一副碗筷。她说，这两天父亲的魂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一定要做这两件事。我觉得母亲的习惯荒唐可笑，曾劝过母亲，结果被她好一顿骂，说我没良心。
自从我上小学后，我就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别人需要家长、老师督促，我不需要，我像蚕一样不停地啃着书本。对知识的强烈占有欲使我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了同学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年级第一，而且保持到初中毕业。我记不清到底得过多少张奖状。初中毕业那年，我以门头沟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最好的高级中学男四中。校长亲自来通知这个好消息，说我将来肯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可惜“文革”开始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碎了我读高中的梦想。
那一天，我爬上学校后山，站在山崖边，面对静悄悄的山野失声痛哭。骄阳无言，山风呼啸，雄鹰盘旋，时光在这里似乎万古不变。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破碎了，知识曾经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却和我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十几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使我对世界了解了许多许多，我崇拜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英雄豪杰都是在离开家乡后干出一番事业的。一种走出家乡为世界做点什么的念头早已在我心中滋生出来。我不是不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而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这个世界也需要我为它做点什么。但是现在全完了，我的理想如天上的白云被狂风吹散了。
弟弟赶着羊群漫游过来。他的羊群有一百多只，甩着羊鞭，吹着口哨的他逍遥自在得像个神仙。他对我呆立山崖边大吃一惊。我们兄弟俩平常很少说话，因为我一门心思看书，他对羊群情有独钟。但在这样的特定场合相遇，兄弟俩就不能不说话了。
“哥，你咋的了？想干啥呀？”
“来看风景，好多年没上来了。”
三
“那你哭啥呀？”
“风吹的。”
“别扯了，我知道你是因为上不了高中才哭的。你可别想不开，出了事，咱妈可受不了。”
“我能出啥事？”
“你瞧你站的地方，头一晕不就栽下去了？”
“我的头不会晕的，只是心里难受。”
“难受啥？不就是上不了学吗？上学有什么好？你看我，不活得挺好吗？”
“你不知道我的理想，我想干大事，没有知识什么也干不了。”
“啥大事？我看放羊就不错。”
“我要是想放羊，就不会把鞭子交给你了。”
“哥，这么的吧，你先和我一起放羊，就当是散心，等将来有机会读书了再去读。”
我接受了弟弟的好意。我不想参加红卫兵，红卫兵像从疯人院跑出来的一群疯子到处打砸抢，说是不砸烂旧世界，就创造不出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不明白世界为什么非要红彤彤，而不是五彩缤纷。如果世界只有一种红彤彤的颜色，那就太恐怖了。大自然既然是色彩斑斓的，为什么还要靠人的意志来改变呢？
我和弟弟像小时候一样，晨起暮归，赶着羊群，在家乡的山水间游荡。这一游荡就是三年。简单的生活，不用思考的日子，使我的身体得到很好的发育，当我接到矿上通知，要我下井挖煤时，我已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十九岁那年，我沿着父母走过的巷道走向了地球深处。原先我想拼命学知识，以摆脱父辈的命运，结果被证明是徒劳的，我想为世界做点什么的抱负，只能从挖煤开始了。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下矿时的情形，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年，但想起来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母亲最先起的床，做好了早饭。早饭很丰盛，是三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碗红烧肉。母亲坐在一边看着我吃，气氛有些凝重。我想让母亲相信，这只是我当矿工后的第一顿早饭，和平时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是最后一顿。虽然矿上经常出事，但不会和我发生关系，我相信自己不会一辈子挖煤，还得干点别的，老天爷不会让我早早离开人世的。可这些话我不敢说出口，和煤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忌口，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说出来会遭报应。
吃过早饭，母亲送我出家门。走了一百多米， 我劝住了母亲。我现在是个大男人了，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母亲站住了，把饭盒递给了我，叮嘱道：“跟在师傅后面，好好学着干，别逞强。”
“知道了，您回吧。”我故作轻松地回答。不就是下井挖煤吗，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只不过我比别人多些悲凉。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应该正在北大读书。我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北大是无数志士仁人寻梦和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梦想，中学时代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读书。北大现在没有人读书，我只好留在家乡挖煤。
母亲的叮嘱带有预见性，我幸亏是跟在师傅后面，否则我在下井的第一天就将永远留在那个漆黑的世界了。
我和师傅，还有十几个工友，坐着缆车来到距离地面三千多米远的掌子面，一路的风驰电掣和磕磕绊绊，使我搞不清东南西北，当然也没必要搞清，只要记住哪条巷道不能走就行了，这是师傅说的。师傅已经在井下干了二十年，不敢自夸对蜘蛛网一般的巷道有多熟悉，只是谦虚地说基本了解，包括了解巷道和煤层构造，了解如何辨别和躲避危险。师傅说，要珍惜自己这条命，挖煤就是挖煤，犯不上把命搭上，煤黑子的命也是命。
我觉得师傅是个哲学家，懂得付出和给予之间的关系。跟着这样有头脑的师傅干，母亲的担心就属于多余了，保证出不了问题。事实上，问题肯定会出，关键是如何面对。在地球的心脏挖东西，地球的感觉肯定不舒服，耍耍脾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