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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街上空的阴云仍在阳光下游弋，不时有低年级学生莫名其妙地被打。练了一段时间的功夫，我觉得拳头有些分量了，走路上底气足了不少。那伙围殴过我的罗汉，不时骑车到一中去转悠，披着军大衣在双杠附近伺机滋事。他们可能已忘记了我，而我一看到那个光头心就会怦怦狂跳起来。我真想上去给他迎面一拳，但我知道，凭我当时的实力，离报仇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人敢上前惹他们。万丈豪情到了关键时刻突然瓦解了，我不仅没有上前，还怕被他们认出来而故意绕道走得远远的。
但我的仇恨并没有因此消失，它潜伏在血管里使我的拳头极易激动。由于家教甚严，我从小是个很少打架的孩子。我初中打的惟一一场架就发生在那段日子。我的前桌课间休息时老用后腰挤我的课桌，我说他他不听，以为我开玩笑，然后我苦练了多时的武功从我的体内呼地窜了出来。我对着他胸前推了一掌，他也立即来揪我的衣领予以还击。几个回合之后，我懊丧极了，我发现真正打架时是无法按照平常练的招数去打的，头脑一热之后完全是一通没有章法的王八拳，两个人脸上都出现了淤紫的伤痕，我没有占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我的武功白练了。
我不再和潘朝晖去河边练功了，只是在解放街和校园里小心地躲避那些罗汉。1984年全国“严打”，县城里横行数年的大小罗汉被杀的杀，关的关，学校也常组织我们去参加宣判会。在“五一”广场召开的大型宣判会上，我看到了我的复仇对象，并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个流氓团伙的小头目，因聚众打群架被判了8年。我当时的心情很奇特，又高兴又失落。我当时正读初二，我算了算，等他放出来，我早巳考上大学离开了鄱阳。这意味着我不再有机会向这个踹了我一脚的人索要回尊严。
我在解放街上的行走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继续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做着幻想中的巨人。有一天潘朝晖很沉重地对我说：我们不能再虚度光阴了，我妈说了，将来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去河边推大板车运沙了。他的表情和话语镇住了我。我们都怕以后去推大板车，不是怕苦，怕被同学看到不好意思。我在解放街的天空上漂浮的幻想变得具体起来：如何把英语考及格，如何把作文写到600字……一年后，我和潘朝晖双双以全班前3名的好成绩免试进入重点高中。
那是我学生时代最辉煌的顶点。
向上生长的糖
如果饿是60年代出生的孩子童年的关键词，我们这拨孩子的关键词则是糖，和我同龄的1970年出生的女作家棉棉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糖》。我没读过这本书，不知它和糖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我能感受到糖这个词对棉棉的诱惑，这是现在的小孩难以想象的。
在比我们大一轮的孩子从饿的阴影里挣扎出来后，糖开始在我们的仰望中闪烁其词。它们隐身在大人神秘的口袋、上了锁的抽屉的一角，因珍藏过久而变得潮湿黏滑，只在喜庆和大人出差归来时偶露峥嵘。那时糖的品种也少得可怜，除了水果糖和花生糖，就只有驱蛔虫用的宝塔糖（不过称它为药也许更准确），剩下的是民间流行的冰糖、麦芽糖、产妇才能吃到的红砂糖。它们和我们的嘴巴总是隔着一行口水的距离。
我总是盼着跟大人去年轻阿姨的单人宿舍作客，因为她们最擅长的游戏便是从抽屉里的花手帕里变出两三颗水果糖，在到达我的嘴巴之前要在她的手掌里暂停片刻，直到我犹豫着喊出阿姨好。对糖的观察使我记住了轻握着它的手掌：光泽丰润并布满好看的红晕。这个印象影响到了许多年后我对女性的选择。挑着麦蚜糖换牙膏皮的小贩是我们又盼望又痛恨的人，他们用小锤敲打割刀的脆响魔法一般收走了我家里的旧雨靴、破脸盆和尚未挤尽的牙膏，而他们用吓唬蚊子般的力气敲割下的一丁点糖块似乎比黄金还贵，它非但没有缓解我对糖的饥饿感，反倒把饥饿养得又肥又壮。外婆是世上最疼我的人，这是在她将一块藏在餐橱里的冰糖偷偷塞到我嘴里时形成的判断。比我大5岁的表姐迄今仍对一个黑镜头耿耿于怀：我像海狮顶球一样含着一块快要超出口腔容量的冰糖从厨房表情诡秘地出来，又想留意地面又怕融化的糖汁从嘴角溢出，模样因此滑稽至极。
更多的时候，我们连糖的影子也看不到，不知道当时全国糖的产量有多少，反正我们获得糖不比现在有些人获得白粉容易多少，而上瘾的程度也许是接近的。由于有几年在乡下生活的经历，我有机会沿着植物的根茎寻找到糖的源头。
偷瓜、偷桃、偷枣、偷甘蔗一度成了儿童文学的流行元素。在我外婆的老家，还有两种能提供糖的植物。我对田埂的亲切感也许就源自一个暖洋洋的记忆：我们趴在秋日 （也许是冬天）铺满柔草的田埂上，像排雷兵那样匍匐前进，寻找一种根部小拇指大小、状如萝卜的植物（没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它们有绿条纹的叶片摇曳在地表的微风中，我们即使隔着一米也能一眼把它们从别的植物中区分出来，然后掏出削笔刀小心地挖出根部，皮是黑褐色的，肉却饱满白嫩，咬起来又甜又脆。这是躲在地底的糖。天空中的糖也逃不过我们的舌头，它悬挂在冬日枞树细如针丝的发梢，状如露珠，色如松脂，不知道是枞枝的分泌物，还是蜜蜂或其他昆虫的粪便，扯下来放到唇边一抹，比糖还甜，只是有些枞枝的青涩味，麻舌头。
10岁左右时，我开始自己种植糖。一开始是西瓜，但瓜秧不容易伺候，由于裸露在平地上，还常被人连根拔掉。后来又改种桃，春季的雨天到人家桃树下的腐土中去找发了芽的桃核，呵护备至地移植到自家屋后，每天浇水，却不怎么见长。后来有人告诉我，要想吃到这棵树上长出的、桃，你起码得熬到小学毕业了。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终于找到了快速到达糖的路径——芦秫。芦秫可能是高梁在江 南的变种，形似甘蔗，食秆不食穗，含糖量比甘蔗略低，成长快，易于种植，一般种在菜园里作甘蔗的替代品，穗还可以扎成扫把。当时我跟我妈住在一所农村中学里。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株芦秫苗，我把它栽在了学校南边的水塘边，准确地说，是栽在离水面不到 20厘米的塘坝上。我这样做是有科学的考虑的：一是浇水方便；二是塘坝比较陡，又是松软的黄泥质地，不会有人冒着落水的危险来破坏我这项秘密且甜蜜的事业。我的日子从那天开始有了奔头，从一茎小苗出发，从春天出发，向秋天和糖奔去。我每天要去塘边三次，斜着身子下到水边，用合拢的手掌作瓢为芦秫浇水。时间一长，塘坝上留下了一串歪斜的脚窝，像少林武僧在练功房和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留下的一样。
我的芦秫在五月的清风里迎风生长，叶片嫩绿肥大而轻盈，在阳光下焕发着所有新生事物特有的光彩。在它长到和我齐腰高时，它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忽然有些无法面对它就要长成的局面——我真舍得把它吃掉吗？几个月的期待使期待比结果更显得重要了，我不知道如果不给它浇水了我今后还能干什么；我更担心的是别人发现我的秘密窃取丰收果实——它已经长大成漂亮姑娘了，想藏都藏不住了。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塘边，浇水，或坐在塘对面看它在阳光下舞蹈。有时晚上也要过来看看，看不清没关系，我能闻到它有别于杂草的清新气息，这种气息能让我在一个个初夏的夜晚无比沉醉。
最后一次给芦秫浇水是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斜身下到水边，右脚往下探，左脚蹲在上边稳定重心。塘坝的斜坡有1米多长，由于前一天下过雨，我过去踩出的那些脚窝变得很滑，当我俯身下去捧水时，右脚滑出了脚窝，而水边的松土根本承受不起我的体重，我猛然失去了重心。大脑空白了一秒钟后，我看到了头顶的一个漩涡，水涡的上方是蔚蓝的天，它旋转着急速地飞升而去。那时我不会水，只是本能地划动着双臂以延缓下沉的速度。我的双臂给救我的人赢得了时间，她们是几个在对面洗衣服的女中学生。对此件事的记忆到我妈出现为止，她又庆幸又气愤的样子使我的身子比刚从水里捞上来时抖得还厉害。此后的事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没吃到那根凝聚了我无数心血的芦秫。这是我和自己种的糖距离最近的一次，也是迄今和死亡距离最近的一次。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在这个过程中，糖也一天天多了起来：奶糖、巧克力和各种更好吃的糖都出现了，品种比我们的想像力还丰富。倒是用麦芽糖骗小孩的小贩很少见了，芦秫更是从我故乡的土地上绝迹了——它作为糖的载体的作用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微不足道了。渐渐衰退的，还有我们对糖不屈不挠的欲望，相反，我们对糖尿病之类和糖有关的名词充满了恐惧。
现在的小孩童年的关键词肯定不是糖了。那么是肯德基？电玩？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的童年在零食和玩具匮乏的70年代，我只是一个在对糖的仰望中艰难长大的孩子。 解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紧张都绝对必要y其中有没有人为的成分？即便如此，同时作为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的他都必须百分之百地对两位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神经随时得像拉满了弓的弦，不能有一点疏忽，让任何一位觉得厚此薄彼。而最让人焦虑的是，心思费得最多的并不是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怎样让领导都满意。如果领导意见一致，那就谢天谢地；如果领导意见相左，那么一位领导的十分满意也就是另一位领导的十分不满意。这些苦楚，她为他想过没有？
陈火林重重地叹了口气，抓过刚才被腊梅掀翻的被角，盖住自己显得可笑的出乖露丑的身子。
后来，陈火林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异常清晰，连一点点细微末节都不模糊：
一个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粉红色的房间。
一个女人细细的小白牙咬着鲜红的嘴唇，一步步地向他走近。 她是林下风。 他退到床边，她一下把他仰面掀倒，然后伏在他身上，一面疯吻，一面喘息：“你有什么好，什么好！”
然后她从他身上滚下去，仰面盯着天花板，脸涨得血红，嘟嘟嚷嚷：“我想……我还没有……那个……”
“你想什么？什么那个？”他问。
她坐起来，斜靠上床头的那一大堆没有收拾的枕头毛毯被子，脸忽然又变得惨白：“你不想看看我吗？” “想，很想。”他坦白。 “那你还等什么？”她目光闪闪地看定他。
他的身子像电影里的特技一样飘浮起来，然后悬在她的上面。；，他是第一次解一个妻子之外的女人的衣扣，他的动作很笨拙。
她扭动着恰到好处地配合着他。
手触到胸罩的时候，他有些不知所措。那是一个新款的胸罩，跟妻子用的不一样。
她嘲弄地撇了一下嘴，自己松开了它。
他的心一下提起来。
、
＋
乳头像露水中的樱桃一样鲜艳的饱满的乳房令他迷醉。’
她却用她冰凉颤抖的手抓住了他的手，继续引导到自己的腰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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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皮带有着一个很酷的男性化铜扣＼o她哧哧笑着，听任他的急躁和混乱。
：
然后一切好像忽然凝固了。
·
她有些羞涩地把自己的两只小小的手掌覆盖住那个黑色三角区，却又挑逗着：“真好看，是吗？”
然后她的手忽然移开，摊在身体两边，闭上眼睛，吸了口气，说：“你欣赏吧！”
他觉得窒息，要晕过去。
陈火林挣扎着突然醒来。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上的是龚腊梅。她在不知什么时候也脱光了自己，她显然作过努力。他不敢动弹，害怕弄醒了她。她又何尝不是心力交瘁的呢！她越来越多地给他打电话，白天问他回不回来吃饭，晚上问他能不能早一点回家，明明知道不可能像她希望的那样。她有权也有充分的理由不满足啊。
女人老起来真快。头一次发现龚腊梅的皮肤明显发暗，胸脯和臀部明显下垂，布满了妊娠瘢的小腹明显腆起，在被刻意地束得过紧的裤带勒出的深沟下面又肥腻又绵软很愚蠢地鼓凸着，陈火林很吃惊。他怜惜过却没有为她想得更多。常常发生在中年夫妇之间的淡漠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他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想起刚才的梦，他不由打了个冷噤。
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 王家新
一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意想不到的是，在2003年那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竟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某种场景。加缪和他所要见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艺术作品的理解？
二
正是处在这样一场浓重的SARS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 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噩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它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检察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 是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身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