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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阿拉伯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
法国埃及学学者商博良根据碑铭的希腊译文，辨认出相应的象形文字。如下这段象形文字，可以读成：“他说，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就是太阳神。”
但在这时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探索者的含蓄与自豪。
○传统的误导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尽管周围一片“学术”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迦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讥讽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斯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法老的信使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练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译文
人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的保障。多么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怀。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赞赏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严洒遍各地；向你表达我的焦虑，因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象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加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扬高出一筹。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入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1820年，经由旅行家的记述、画家的描绘，又拿破仑远征军中学者的研究，列入的埃及文物大量增加。许多建筑物的残片、雕像、器物，甚至文献、纸莎草纸手稿和浅浮雕的压模，被带到欧洲。这些文物开始吐露自己的故事，把古埃及的点点滴滴呈现在世人眼前。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的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蹊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
1828年，埃及学学者商博良考察了卡纳克。他抄写阿蒙神庙墙壁和廊柱上的文献又浮雕，终于揭开了废墟的秘密。在被人遗忘了20个世纪之后，卡纳克遗址终于掀开了她的面纱，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腓力方法碑上的两块“装饰纹样”，它们帮助商博良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途径。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的人们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现，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字却又束手无策了。
○埃及学之父
商博良在埃及学上虽然理论非凡，但在他破译象形文字之前，从未亲临埃及进行过考古发掘。可以想象当他1828年率考古队踏上埃及时，就如同一位动物学家用骨骼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突然回到白垩纪站在活恐龙面前一样的惊讶。
商博良从亚历山大城到阿斯旺，跑遍了整个埃及。陪同的人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画家，包括内斯托·洛特，还有一个由罗塞里尼率领的意大利小组。他在阿布辛博待了15天，到处阅读、翻译和抄写文献。翌年1月，他从乌阿迪·哈尔法发贺年卡给达西埃：“顺着尼罗河从河口走到第二瀑布之后，我可以说，我那封关于象形文字字母的信不必作任何修改。我们的字母是正确的；这字母表可用来释读罗马人时代和托勒密时代的埃及文物，更可用在法老时代的神庙、宫殿和陵墓里的碑文上。这可真令人兴奋！”
从埃及回到法国，3年后商博良逝世，这是新兴埃及学的巨大损失。之后他的《埃及语法》及《埃及和努比亚古文物》在巴黎出版，接着先后出版了后人编纂的第一部埃文词典和《注释》、《碑文》等书。这些加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使得后来的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
商博良的精神和成就，成为第一批埃及学者的典范。日后的埃及学学者，借助他的发现，才得以正确研究古埃及文明，也为后来埃及的考古发掘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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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文明轮廓的初现
○冒险家贝尔佐尼
现代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提到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1778——1823）时说他是“自有古埃及学以来最难以评价人物之一。”贝尔佐尼早年在伦敦的一家马戏团里做过大力士。卡特的评价主要是指贝尔佐尼的为人，而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众所周知，业余爱好者在考古学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而贝尔佐尼在业余爱好者当中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个人。
贝尔佐尼在埃及做了5年搜集古物的工作，先是替萨尔特搜集，后来就是自己做。从刻有圣甲虫的宝石到方尖碑，只要看到的东西他是从不放过的。一次不慎把一块方尖碑落在尼罗河里，他竟下水把它捞了出来。当时埃及是出名的全世界最丰富的古文物的宝库，因而遭到盲目的掠夺。人们纷纷到埃及去挖掘古代的黄金制品，其手段的野蛮不下于几十年以后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潮。当时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法律约束这类活动，即便有几条规定也可以置之不理。不止一次由于意见分歧发生过开枪斗殴的事件。
这种完全不顾考古价值的古物搜集热，其结果必然是大量破坏而甚少发现。即便偶尔有人获得一知半解，也远抵不过他们造成的破坏。贝尔佐尼在搜集过程中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他也和别人一样，大量使用鎯头和铁钎。遇到密封的古墓需要打开时相互对立面，而产生万物。他猜测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他就不顾一切地用夯把封顶打得粉碎。
尽管贝尔佐尼的手段非常粗暴——任何现代的考古学家都会为之毛骨悚然的——但霍华德·卡特对他还是满怀敬意。有一次卡特竟然说过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和“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值得赞扬的。这种说法好象不可理解，但我们评价贝尔佐尼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年代；而且不能忘记有些重要的发现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人们又从这些发现开始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的至今还在继续进行。
1817年10月，贝尔佐尼在底比斯附过的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发现了一批古墓，其中有西索斯（西蒂）一世的陵墓。西索斯一世在拉美西斯之前征服过利比亚、叙利亚和赫梯人的国家乍蒂。空石棺现存伦敦索恩博物馆。这座陵墓实际上早在3000年前已经是一座空坟，贝尔佐尼并未探清木乃伊被人运往何处。西索斯墓的开掘为国王谷中后来的许多重要发现开辟了道路。多年来这个地区到处进行发掘工作，及至得到最重要的收获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
半年以后，1818年3月2日，贝尔佐尼打开了吉萨的第二座金字塔即柴夫伦墓，直接到安放国王遗体的墓室。金字塔是最伟大的古代建筑，贝尔佐尼的初步调查带动了后来人们对金字塔的研究。埃及上古史本来是一片混沌“上古三皇所行道术，随物任化，淳朴无为。”②指道的整体。，那巨大的几何形体的内部蕴蓄着人类早期的痕迹。
贝尔佐尼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国王谷的人；金字塔里的探测也并非自贝尔佐尼开始。然而尽管贝尔佐尼的目标主要是获取黄金而不是求知识，但他至少是第一个在两处墓室和金字塔里揭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以前才得到解决。
贝尔佐尼于1820年回到伦敦后，在皮卡迪利大街上8年前建起的埃及厅里举办了展览会，主要展品是西索斯的雪花石膏棺和他的墓室模型。几年后，贝尔佐尼在前往廷巴克图探险途中逝世。他在底比斯拉美西斯博物馆的拉美西斯的宝座上刻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今天可以谅解他的这种做法，糟糕的是他开了破坏古物的先列。
○莱普西亚斯的贡献
按照旅行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建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希·威廉四世拨出大批款项资助埃及远征，并选中31岁的里查德·莱普西亚斯担任领队。莱普西亚斯1810年出生于德国瑙姆堡，研究过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32岁在柏林大学任讲师；一年以后启程赴埃及。
埃及之行计划用三年时间，即从1843年至1845年，时间、条件是其他远征队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尽快搞到一批东西，而是对古文物进行编目和更多地了解。由于时间充裕，他们可以在一切有希望的地方进行挖掘。这样他们单在孟斐斯一地就停留了半年，在底比斯停留了7个月。
任人掠夺的废墟：贝尔佐尼的绘画，表现了卡纳克废墟的混乱情景，近处第一个塔门颇难辨认，左面是塔哈尔卡（Taharqa）圆柱及第二个塔门。右面是拉美西斯三世的神庙，以及一连串设在通往卢索尔的路上的塔门。 莱普西亚斯的第一批收获是旧王国时期的几处遗迹。旧王国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的早期，是修建金字塔的时期，年代为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270年，他发现了以前无人得知的30座金字塔的痕迹和残余，从而把金字塔的总数增加到67个。他还调查了130处平顶墓，这是在他以前的考古学家忽视了的古迹。平顶墓是一种斜边的长方形建筑，里面有祭室，并有竖井通向下面岩石里凿出的墓室。这些平顶墓建于旧王国时期，死者都是当时有地位的人。莱普西亚斯在德勒阿玛尔纳发现了一批资料，可以初步说明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阿门诺菲斯四世的生平。他是第一个量出国王谷各处古迹尺寸的人。他指导人们把寺庙墙上的浮雕和无数铭文翻制了模型，并录下了载有帝王姓名的许多装饰图案。莱普西亚斯探索的范围直到公元前4000年，他把见到的一切理出时间的顺序，把埃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把一切古迹理解为一定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在这些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的。
柏林埃及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都是莱普西亚斯这次在埃及的收获。他在这次远征期间对古埃及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12册巨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古迹》以及许多专著，内容均是有关各种古奥的题材。
莱普西亚斯于1884年逝世，终年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