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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负责把它们运走。
○窃贼肖像二：德罗韦蒂、萨尔特
德罗韦蒂是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人，后来入了法国籍，在1798年的远征军中打过仗，官拜上校。在某次战役中，他救过日后成为拿破仑妹夫的米拉一命。1803年他以副领事的身份重返埃及，1810年升任总领事。这个职务使他与穆罕默德·阿里交往密切，因此在1814年路易十八登基之后，虽然丢了总领事的职务，却仍然留在埃及；并在总督的照顾之下继续大作文物交易的买卖。
德罗韦蒂参加过探寻文物的活动，并且亲自指挥挖掘工作。他的一干工作人员，大肆掠夺，恬然无耻。其中劫掠手法最高明的，首推由马赛来的雕刻家让·雅克·里福。此人机灵非常，但也脾气暴躁。他在埃及前后待了40年。里福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打算提供给德罗韦蒂的埃及雕像上。当德罗韦蒂的工人和英国总领事萨尔特的工人吵架时，“里福便暴跳如雷，像只斗鸡般扑到两队人马之间，滔滔不绝地训斥一通。由于工人们都听不懂他的马赛方言，最后他就挥舞棍子痛打他们”。
日积月累，领事的院子里堆满了古物。德罗韦蒂认为数量已足，便建议路易十八为卢浮宫购买这些文物，可是国王认为价格太高而拒绝了。德罗韦蒂的第一批收藏品，最后由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国王查理·费里克思买下，价格为40万里拉。后来进了都灵博物馆的这批古埃及文物包括：阿门诺菲斯一世（公元前1558—1530年在位）、图特摩斯一世、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51）、阿门诺菲斯二世（公元前1450─前1425年在位）等法老完整无缺的雕像；另外有一个阿门诺菲斯三世（公元前1408前1372年在位）时的斯芬克斯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图特摩期三世的一尊花岗石坐像，坐像基座上刻有这样的句子：“雕刻家雅克·里福为德罗韦蒂先生发现于底比斯，1818年。”都灵博物馆共收藏有一千多件埃及器物与碑刻，是欧洲第一家藏有上好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1825年商博良曾前来此馆，参考这些文物，以检验自己对象形文字的辩认是否正确。
德罗韦蒂对第一批发掘的收获颇为满意，遂继续发掘工作，获得第二批收藏品。他打算卖给法国，查理十世听了商博良的意见，用20万法郎买下，收入卢浮宫。在这批第一流藏品中，有图蒂将军的厚重金盘，是埃及金银器皿中的佳作。
1818年，大文物商德罗韦蒂，正与他所雇佣的当地阿拉伯人，大肆挖掘沙漠下的宝藏。图中，在巨像前手持吊垂线的人，正是德罗韦蒂。
1836年，普鲁土国王听从埃及学学者莱普西亚斯的意见，买下了德罗韦蒂的第三批挖掘物。这批藏品虽不如前两批重要，也只值三万法郎，却都精美无比。
萨尔特是画家。从1802年开始，他遍游东方，为旅行家们回到英国后出版的游记画插图。从1809到1811年，他待在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在当时是个偏远的国家。他于1816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领事后，立刻效法德罗韦蒂的作为。他养的一批工作人员，较之德罗韦蒂的帮手毫不逊色。其中有个希腊人，名叫阿塔纳西，当时的旅行者都称他为雅尼，还有让·巴蒂斯特·贝尔佐尼。萨尔特于1818年就拥有了第一批收藏品，卖给大英博物馆。双方讨价还价，大英博物馆只肯出2，000英磅，这还不够发掘和运输的费用。萨尔特于是拿出了藏品中最精美的文物，第19王朝塞蒂一世（公元前1312—前1298年在位）的大理石棺，把它卖给了私人收藏家索阿纳，价格相当于其他全部收藏品的总和。
萨尔特的第二批收藏品比第一批重要得多。他最初想卖给大英博物馆，但大概是对馆方的态度感到失望，便在1824年卖给法王查理十世，价格为25万法郎。有了萨尔特的藏品和德罗韦蒂的第二批藏品，卢浮宫的古埃及文物已可与都灵博物馆媲美。在卢浮宫中来自萨尔特的4，014件藏品清单上，有卡纳克神庙的一段刻满铭文的墙面，拉美西斯三世的玫瑰色花岗石棺（德罗韦蒂眼睁睁看着贝尔佐尼挖走的文物之一），两座巨大的花岗石斯芬克斯像，还有菲莱神庙花岗石的内中堂。
萨尔特的第三批收藏品，到1827年他死于埃及后才出售，共有1，083件，大部份由大英博物馆买下。
图特摩斯像：巴黎、伦敦、柏林博物馆的大部份埃及藏品，都来自于大文物商德罗韦蒂。这位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在任期间大肆收刮倒卖文物。这尊精美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90—1436年）黑色花岗石雕像，便是他倒卖的第一批藏品。该藏品现藏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
走一趟卢浮宫和都灵、伦敦的博物馆，便可以知道，领事们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卖力寻找大型文物：方尖碑、斯芬克斯像、石棺和巨大的雕像。这些文物通常都是用花岗石制成，重量惊人；而且往往埋在陵墓里——深埋在岩石下的陵墓。想要带走它们，必须先把它们运出来，送到尼罗河边，再吊到简陋的斜桅小帆船上。这些搬运工作可没有借助任何机械。到了亚历山大城之后，还要重新装到小吨位的帆船上——蒸汽轮船要到1830年后才问世。
○窃贼肖像三：贝尔佐尼
在众多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之中，意大利人贝尔佐尼是佼佼者。1778年他生于威尼斯以西的帕多瓦，l 6岁到罗马讨生活。他本来想当僧侣，但是1798年法国军队进入罗马，于是转往伦敦，在街头卖艺。他身材高大，据说有两百多公分，力大无穷；介绍他的剧院广告把他形容成“巴塔哥尼亚的大力士参孙”。他登台时化装成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人，头戴羽毛。表演结束时，他举起一个金属架，架上站着十二个人，名为“人肉金字塔”。
他还到过葡萄牙和西班牙。1814年他在马尔他岛，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个经纪人建议他去埃及，说他年轻时候学的水利知识在那儿会有用处。于是他带着妻子和一个仆人来到埃及；而且马上结识了德罗韦蒂，和瑞士探险家布尔卡德。
贝尔左尼用了两年时间，来制造并安装他所发明的灌溉机械。他把机器推荐给穆罕默德·阿里，但是尽管它在同一时间内的取水量比传统器具多六倍，穆罕默德·阿里却听了亲信的外行话而拒绝了。这次失败使贝尔佐尼的生计陷入窘境。
此时，萨尔特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萨尔特在离开伦敦前来埃及上任之前，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成员邦克怂恿萨尔特利用自己的职位为邦克和大英博物馆搜集文物。
此外，布尔卡德在上埃及停留时注意到，在法国学者们命名为“门农庙”的神庙，也就是拉美西斯神庙前，有一个硕大的法老胸像。当地农民认为，法国人想运走它简直是白费力气。布尔卡德建议穆罕默德·阿里把这胸像送给英国摄政王，可是总督怎么也不相信，光拿一块石头当礼物，就能得到那位君主的感谢，事情就搁下来了。后来，布尔卡德还向邦克和贝尔佐尼谈过此事。
灌溉机械失败之后，贝尔佐尼失去了经济来源，忽然想起门农庙的胸像；可以用这来赚点钱呢！他在布尔卡德陪同下去见萨尔特，萨尔特也看出这个胸像运回去能使邦克感到满意，于是给了贝尔佐尼一笔运费，及另一大笔钱，让他放手购买所发现的文物。
阿布辛博神庙：阿布辛博由布尔卡德于1813年发现。贝尔佐尼看到他的描述后，决心成为第一个进入神庙的人。1816年9月，他的船停在神庙对面。他画了这幅画，右面是小神庙，它的正面有六座巨像，悬崖当中是大神庙。他叙述了自己的印象：“北方吹来的沙，堆积在神庙上方，再逐渐往下流向神庙的正面，将入口处掩埋了三分之二。当我走近这座神庙时，忽然发现，想把沙堆清出门口，是不可能的了。沙堆那么高，我感到自己永远也到不了门口。”
○法老胸像的漫长旅程
贝尔佐尼于1816年6月底从开罗的布拉克河港出发。7月22日，他一到达底比斯，就直奔拉美西斯神庙。他在其记述中说：
“在一堆废墟中，我最先想的，就是要找到那胸像。我在一大片这胸像原有的底座和身体的碎片附近发现了它。它面朝天空，仿佛是由于知道要被运到英国去，而向我微笑。我原先只晓得它硕大无比，没有料到它也美得出奇。”
他开始准备运输工作。“为了这项工程，我从开罗带了14根杠杆，来到拉美西斯神庙。其中八根用来做成载胸像的运送架，外加四条棕榈叶绳子、四根滚棒，没有任何机械。”
7月24日，他带着敕令向当地的都督要求雇80名工人。都督说没有工人可派，最好等尼罗河泛滥期过去再说。
贝尔佐尼坚持自己的要求，最后贿赂了都督，让他答应第二天派工人来。第二天一个工人也没有来；于是又谈判、又送礼，都督才又答应了。隔几天来了一批人，但是不够用。“不过当其他人看到这些工人开始工作时，也就容易说服并随之而来了。工地上搭起架子，先要把胸像放到架子上。当地的农民以为它永远不可能被搬离。当他们看到巨像移动时，都惊叫起来。尽管巨像移动是他们自己使尽力量的结果，他们却以为是由于魔鬼之力。他们见我在记笔记，便认为我在施魔法指挥这项工程……我用四根杠杆抬起胸像，把运送架塞到胸像下面。等胸像慢慢放上架子之后，我再让他们抬起架子的前部，在底下放进一根滚棒，后部亦如法炮制。我让巨像在架子上面放得安安稳稳的，拉绳的力量也分配得很均匀。我又安排了几个人，手持杠杆，走在运送架的两侧，以便胸像万一向哪一边倾倒时，可以出手协助……”
“一些工人在前面拉着绳子，另一些则不断地更换滚棒。就这样，巨像从原本所在的地方前进了。我派了一个阿拉伯人到开罗去，按照我的指示报告胸像已经开始运往英国的作业。”
由贝尔佐尼《埃及和努比亚游记》中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运送石像到尼罗河的过程，缓慢而艰难，花了10天才走l，200公尺！8月5日，终于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附近。贝尔佐尼为此十分高兴：“所以我今天很早就来了，结果发现只有卫兵和木工。木工告诉我，副都督禁止农民再为‘狗基督教徒’工作。”
这下子事态可严重了，尼罗河水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上涨，而一旦河水泛滥，胸像就要被迫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待上几个月。贝尔佐尼抓紧时间，去问副都督为什么不让农民工作。
“傍晚从古尔纳回来时，我听说他们发现了一尊头像，比我运到亚历山大城发往美国的那个还要大。它用红色花岗石雕成，精美绝伦……我在8天内可以把它送到卢索尔，虽然它是如此巨大和沉重”
——意大利冒险家 贝尔佐尼
副都督说禁令来自都督本人。贝尔佐尼马上去找都督，费了番唇舌，又送上“两枝漂亮的英国手枪”作为礼物，他获得了允许复工的书面命令。8月12日，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终于运达尼罗河畔，等着把它装船送往开罗。贝尔佐尼利用等大船的机会参观了国王谷的陵墓；然后到努比亚看了阿布辛博的两座神庙，暗自打算：有朝一日要进去仔细勘察。他游览了菲莱，以萨尔特的名义占有了一个小方尖牌。11月他回到卢索尔，所要的船还没有到。他就和一些船夫商量，他付3，000埃及币（l，800法郎），而船夫保证提供船只。在准备期间，他到卡纳克发掘了18个塞克海特女神的狮头雕像、一个国王雕像和几座斯芬克斯像。后来，他把这些收获和胸像一起运走。
11月17日，胸像终于装上了船。阿位伯人目瞪口呆，他们都以为它会和船一起沉到水里去。除了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冒险家之外，另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人，收获也不少。他们常向阿拉伯人购买一些在没有敕令的情况下，偷偷挖掘的文物。一批批的纸莎草纸文献，就这样收集起来。对埃及学来说，它们和专为大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同样重要。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纯粹为旅行而来的人，也该记上一些功劳。他们跑遍了全埃及，记述、描绘被冒险家们掠夺文物的神庙和陵墓。他们的记录，大有助于留在欧洲的学者的研究工作。
19世纪初对文物的掠夺和盗窃，曾经引起公愤；然而这类掠夺行为倒也挽救了不少文物。1810年到1828年，13座神庙彻底消失了：石块被用来建造工厂；或者被送入石灰窑焚烧。永远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雕像和浮雕遭到同样命运；虽然讽刺，被冒险家劫走的文物，至少是被挽救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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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密码的解读
○罗赛塔石碑
在拿破仑时代的人们看来，要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似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曾说：“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事有凑巧，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后来埃及学者们钦慕的事。
1799年，法国远征军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赛塔地区附近，发现了一块非同寻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第一批知道这件消息的学者们心里清楚，这块罗赛塔石碑将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那懂得这块碑怎样使用的人却在哪里呢？
@奇@这一块碑面世不久，《埃及信使报》曾登一篇谈这块碑的文章。
@书@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20年后写出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出了石板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这个人便是后来的埃及学之父，法国人让·弗郎索瓦·商博良。
○语言天才
据传记记载，让·弗良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
他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研究论文，并宣布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发现。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拥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起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798年8月，一名驻埃及的法国军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罗塞塔地区，发现了一块黑色石碑，碑上分别用象形文字、阿拉伯草书、希腊文刻有三段铭文，学者们大胆假设：这是同一篇文献的三种文字版本。由此，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似乎有了一线曙先。现今，这块石碑就竖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
罗赛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鎯头。”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托勒密·埃庇范努斯（古希腊天文学家）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象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浸沉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