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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鲁迅为中国乡土宣判了极刑，这是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点上回望乡村社会的。有趣的是，当鲁迅站在西方现代性的立场上驳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他既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也不隶属于传统文化，汤因比把这种“十三不靠”的身份命名为“联络官阶级”，“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历史研究》）针对乡土，鲁迅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出走”。与他相反，作为中国边缘部落的纯种后裔，沈从文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归来”，这直观地体现在他1934年所写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三部书稿记录了他的归乡过程，宇里行间表达了当时已成为城市人的沈从文对于故乡的认同：“我爱这些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湘行书简》）故乡如同胎记，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表情、伤痕、梦境和歌声，吸纳他的激情、青春和血，把他投入河流和与河流一起奔流的时光里。他已经变成一条船，河流是它终生的籍贯，只有在河流中，它才不朽，一旦离开，它将变成一只风干的标本。他最后40年文学事业终止，除了外在压力外，他内心河流的枯竭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作为一个城里人，他已经被与故乡分割开，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存在，无法接受来自河流的恩典。归乡，于是成为他长久的冲动，使他不得安宁。
当然，归来的前提必然是出走，离开家乡的确曾经是沈从文苦心孤诣的目标，这一方面缘于湘西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使在地方军中服役的沈从文随时可能面临死境；另一方面，由于他曾在军阀陈渠珍办的报馆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改造》、《新潮》这类刊物，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新的世界与新的文明在不断地对他进行煽动。雷蒙德·威廉斯在他有关英国文学研究的名著《乡村和城市》中认为历史的场景已经发生转移：“历史的转移是从农村田园式的‘过去所熟知的社会’转移到‘充满黑暗和光明的城市’。”（《乡村和城市》）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激烈的城乡分化之中。沈从文认为，与其在故乡坐以待毙，不如到新的世界闯荡一番。他的远行凭借的完全是年轻人的冲动，冲动的背后，有一定的盲目性。他到北京以后陷入窘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走得不远，因为他的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湘西。对于鲁迅而言，除了百草园，故乡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故乡，他表现出绝决的背叛的姿态；但城市所代表的所谓“进步文明”，却反证了故乡在沈从文心目中的价值，并且坚定了他对于故乡的信念。
沈从文与鲁迅的故乡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那就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正濒临瓦解，地区版图被纳入国家，乃至世界的版图中。无论沈从文是否承认，历史时间终将像一把利剑，刺入他心中那个封闭自足的空间。他们共同面对着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未面对过的历史主题，并且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投入到新的文明中去。但此后，他们很快分遭扬镳。他们回望故园的眼光也大相径庭。对于乡土，鲁迅以憎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沈从文则以爱来包容他的憎；鲁迅重于描述“时间中的历史”，而沈从文则重于描述“空间中的历史”。沈从文笔下的空间并不绝对是静态的，历史时间经常闪烁其间，比如在《长河》中，可以隐约窥见民国时代陈渠珍在湘西的独立王国被蒋介石挤垮、苗民叛乱等不平静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城市来的一批新主人使湘西变得衰落腐朽的历史过程。他甚至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进行恶搞：“妇人正因为不知遭‘新生活’是什么，记忆中只记起五年前‘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现在又听人说‘新生活’也快要上来，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长河》）在《贵生》中，五爷催促贵生打桐子，并告诉他，“城里的油行涨了价，挂牌二十二两三钱，上海汉口洋行都大进，报上说欧洲整顿海军，预备世界大战，买桐油漆战舰，要的油多。洋毛子欢喜充面子，不管国家穷富，军备总不愿落人后。仗让他们打，我们中国可以大发洋财！”（《贵生》）乡俚村夫已经有了全球化眼光。但与鲁迅相反，在历史时间的流程中，沈从文采取的是反向的价值观，对“现代文明”进行毫不含糊地否定。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习作选集代序》）他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如《八骏图》，处处充溢着对现代文明的讥讽，那些活动在城市中的人物无不荒诞、堕落、情感枯竭、性压抑。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介入只能给湘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题记》）“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像有一点病”。（《八骏图》）只有在湘西，沈从文能够为我们贡献像翠翠这样健康的青春中国的形象。
必须承认，沈从文的湘西已经被纳入历史的时间表中，情愿，或者不情愿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从空间角度看，湘西的空间正在被一个更广大的空间所蚕食和覆盖，无论那个更广大的空间的名字叫“新生活”、革命，还是叫全球化。这种空间覆盖是附着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之上，由局部而整体逐步进行的。它们不请自来，显示出不可违抗的意志。即使如此，沈从文仍然顽固地捍卫着他内心的领土。他认为，在变化无常的时空中，必须以一些恒定的价值与其对抗，以避免自身的泯灭，而那个恒定的价值，便是美的人性，是民族的美德，是治事做人的正直素朴的老一套优美风度。公允地说，鲁迅对于传统价值并非一概否定，比如他抄古碑、在创作中就大量借用旧戏的意境；而沈从文，对传统价值也并不一味奉迎，他时常以人性的眼光对乡土习俗中的不良成分进行挑剔，比如残酷的“沉潭”，就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我们能够从女人的落水声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疼痛。然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强大攻势下，鲁迅更倾向于“求变”，表明了他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生存原则的决心，开始以“人类”的眼光代替“民族”的眼光；而沈从文则强调“不变”，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相映成趣，他主张“民族品德重造论”，“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题记》），目的是使他所期望的“正直和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题记》），并“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韧和勇敢”，战胜“民族忧患”。
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开始了“同一性”的努力。写作者们核对了彼此的表针，使他们拥有步调一致的时间；他们的世界也彼此靠拢，尽管他们所描写的只是世界的某一个局部，互不相通，但他们默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世界。“在小说的整体性背后，屹立着世界和历史所具有的这一巨大而现实的整体性。”（＇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
沈从文显得有些势单力薄，连他自己都在感叹：“乡下人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习作选集代序》）他孤独地反抗着群体的意志，以孤绝的身影，与任何形式的“一体化”进程相对峙。他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些“特例”，而他固执地把“特例”视为“范例”。世界一体化进程已经大兵压境，他的唯一命运便是与他所守卫的城池同归于尽，玉石俱焚。但故事的结局；却有些出乎意料，凤凰还在，沈从文也没有消失。
自15世纪以来，“全球化”便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授权下踏上征程，并愈来愈显示出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架势。即使这一进程借助了“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威力，但它仍然不能与“西方化”同日而语。“全球化”不是“西方化”的别名，而应当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融合的结果。如果把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天下大同的最终模式，则势必导致文化的“偏至”。19世纪40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大声宣布：“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根据我的理解，他们的核心意念是“共事”，而不是“取代”；它的终极状态不是“全球一致”，而是“全球一体”，即“各自存在，相互补充”，这一点就像一种汽车的发动机在一个国家生产，而外壳在另一个国家生产一样简单和明确。它们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线性关系（像简单进化论表述的那样），而是相邻关系，即，悬终不表现为时间关系，而是表现为空间关系。这使覆盖与抵抗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或者说，抵抗可以更名为一种反向覆盖——覆盖是以双向，或者多向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具有平等的身份。凤凰的历史被世界所改写的同时，凤凰自身也参与了对世界的塑造——作家李锐把它称为“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另一种纪念碑》）。
一种文化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空间转换价值”。所谓“空间转换价值”，就是指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和另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之间的价值差异。正是“空间转换价值”，驱动马可·波罗、哥伦布、利玛窦之流前赴后继地踏上“发现东方”之途，而一个悖论又尾随其后——他们的行动，又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削弱了东西方差异；他们企图寻找“空间转换价值”，导致的结果却是“空间转换价值”在此后的历史中大为削减。到了20世纪，现代性话语（比如革命）的介入，更使不同空间的转换价值趋近于零，也就是说，革命的空间意识形态已经抵消了空间的差异，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化约成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互可以“通约”，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旷野走向山冈，从江南走到北方，其实都只能算是在同一种性质的空间中的物理位移，不存在质的差异。这表征着寄身于这一空间中的人的自我内涵的趋同、归一——无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文学叙事中的人。（详见敬文东：《太过坚强的空间和过于脆弱的意志：20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全球化使这种状况进一步升级，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意味着从机场抵达机场、从高速公路抵达高速公路、从摩天大楼抵达摩天大楼。一个跨越国家的巨大城市正在诞生，它使现代人失去方位感，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方。
沈从文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转换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凤凰不是作为旅游的终点站存在的，它也是我们发现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起点，包括它的道德、宗教和审美方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他永远不会放下他的妄想，让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习作选集代序》）于是，翠翠的渡船，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它成为此岸与彼岸的连接物。沈从文的回归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是对过去的投靠，二是对未来的期许。沈从文的湘西无须对历史时间存有敌意，相反，恰是历史时间（比如革命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的介入，彰显了湘西的不可取代性。那里的山野溪涧孕育了充足的氧气，随时准备为我们虚弱的内心提供动力。
沈从文成为城市中的困兽，归来是他一生的渴望（他用翠翠的等待来呼应这种渴望），也是他一生中最苍凉的动作。它像一个慢镜头，贯穿了沈从文的大半生，并最终在他死后得以完成。他葬在沱江边上，黄永玉在墓碑上写：“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无须再出走了，妄图出走的是我们，从城市中偷渡。我们能够穿越城市的封锁线，找到沈从文描述过的那个古老渡口吗？
责任编辑 宁 肯
墨斗
马金莲
赛麦又看到那些光圈了。
那是一些五彩的令人目眩的光圈，就绕在赛麦的眼前、头顶。赛麦发现只要自己稍微一动弹，这些光圈就晃动起来，似有似无，忽隐忽现，直晃得她心里像放了一碗水，晃啊荡啊，水就不断往外泼。
赛麦偷偷看了一眼爷爷。他正蹲在地上对着一块长木板比画，耳朵后夹了一根铅笔。那是一种扁平的粗壮铅笔，比学生娃用的粗多了，是木匠专用的。那也算是爷爷当木匠用的一件家当。爷爷的家当很多，斧头、推刨、锯子、墨斗、钉锤、卷尺、凿子都有，七零八碎的东西整整装了一木箱。谁家请去做木活，爷爷就把木箱子背到谁家。
现在爷爷正给马义成家做大门。做了三天了，还得几天才能完工。
赛麦又偷偷看了一眼爷爷，他还在比画那块木板，耳朵上的笔取下来了，拿在手里正往木板上画线。爷爷的神情十分专注。赛麦轻轻伸开腰，舒了一口气，手中的木板却不敢放开，双手用心按着。她在给爷爷按木头。她是爷爷专门领上给他按木头的。打墨线时得有人在另一头拉线，凿木眼儿时得有人帮忙抓稳木头，尤其上了胶后往一起粘的木头板块，得一个人按稳了，放在阳光下长时间晒，直到胶干牢实了。爷爷就领了她。
赛麦不敢抬头，日头毒得很，就在当头顶上，直直向着她晒，稍一抬头就觉眼前金圈乱舞，是长时间一动不动站在—个地方被晒的结果。赛麦就尽量把头低下，双眼看着脚下，把头伸给日头，让人家由着性子晒，今儿粘的是几块木板，放在低板凳上，赛麦按着时得稍微弓下身才稳当。刚开始弓着腰还没什么，不想时间长了，她才发觉原来这个姿势吃力得要人的命，还不敢换一下姿势，爷爷就在旁边，叮叮当当敲打着木头。爷爷不允许按在手中的木头有一点儿晃动。赛麦就一直弯着腰，双手按住木板，一动不动地站着。日头晒得她发昏，就有五颜六色的圈儿在眼前晃，一个套一个的圈儿，变幻着色彩，—个消失—个又接上了，直晃得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日头越来越毒。赛麦发现爷爷低下头忙活，忙用眼角扫了一下头顶，果然，日头就要端了。她舔舔干巴巴的嘴唇，舌头好像干在嘴里了，转动了好一阵才泛上些口水来。天气是太热了，热得人受不了了啊。更重要的是，她的后背酸疼得受不了了。
赛麦偷看一眼厨房，烟洞眼里的烟势小了。大烟已冒过，现在是一股轻烟，不急不缓直直伸上半空去了。饭就要熟了，从烟势上能看出来。而且，窗口飘出一股香味来，炒葱花的扑鼻香味。赛麦心里暗暗高兴。饭就要熟了，预示着今天上午的活就要结束了。下午的活下午再说吧，熬过上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果然，掌柜的女人出来了。她一手把耳边的乱发往帽子里戳，一手在围裙上来回擦着，说，巴巴，饭熟了，吃了饭再忙吧。赛麦心里的高兴一下子就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