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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思维是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中难以实现政策协调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思维主要表现在部分国家对波兰的大国抱负心存担忧。这些国家经常以怀疑的眼光理解波兰的务实做法。虽然认为波兰是他们在欧盟内部同老成员国进行利益博弈的盟友，但对其在乌克兰及白俄罗斯问题上的独往独来及与德国的合作心存疑虑。
除了对俄罗斯的担忧及与老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外，中东欧国家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也不高，国家间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例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有关匈牙利族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语言之争，以及克罗地亚同斯洛文尼亚的海上边界之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与此同时，部分中东欧国家因国内政治争吵不断而不在欧盟层面上有效地追求国家利益，减少了成为邻国潜在伙伴的吸引力。
实现利益目标的战略保障
为实现其在欧洲的利益，中东欧国家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如建立地区联盟、与老成员结盟、提出倡议和影响欧洲议会等方面。
在建立地区联盟方面，中东欧地区最著名的地区联盟首推维谢格拉德集团。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维谢格拉德集团采取共同立场，自2014年1月以来就乌克兰危机发表了七份共同声明，支持在国际法框架内承认乌克兰边界内的独立、民主、稳定、现代化和繁荣，反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内部事务，不断重申它们对欧盟有关不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官方立场，赞成欧盟与乌克兰尽快签署联系国协定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贸易区。
2014年8月，波兰总理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这表明中东欧作为一个整体在欧盟内部的地位有一定提升。
在欧盟内部，中东欧国家的提议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老成员国（特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关系如何。目前，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学习探索如何同老成员国合作，从而推动国家和地区问题的解决。2008年，波兰和瑞典说服德国，使得“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得以出台。近年来，波兰还加强了同德国和法国的合作，定期会晤机制“魏玛三角”也得以恢复。
中东欧国家意识到欧洲议会可以成为推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争取利益的工具。在波兰人布泽克担任欧洲议会议长期间，欧洲议会公开支持波兰轮值主席国的政策优先，广泛认同中东欧的许多目标，包括进一步东扩、能源安全、改革共同农业政策，同俄罗斯建立务实的关系，推行新的经济治理方式，抵御“双速欧洲”概念等。
在深化地区防务合作方面，积极推动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同时，中东欧国家不断致力于提高地区防务合作水平。2014年3月14日，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国防部长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军事合作条约，决定协调防务计划（军演、防务、采购和防务开支） 和组建战斗部队，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
在能源合作方面，中东欧国家的一个重要计划是，通过连接波兰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液化天然气终端管线来贯通南北能源走廊。目前，波兰和捷克之间的连接已经启动，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间的互联管线建设也已经启动。波兰尽早实现本国页岩气工业开采是该地区能源来源多元化的另一种可能。2013年11月6日，维谢格拉德集团签署能源合作声明，通过推动页岩气和核能开发建立小型地区能源市场，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水平，以确保能源安全。
目前，中东欧国家处于历史的又一个拐点，未来它们将利用不断增加的自信和在欧洲机构中获得的影响在欧盟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
多棱镜中的也门
作者：李亚男 字数：5222
也门，这个处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小国，在2015开年之初便牵动了国际社会的目光。1月17日，北部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因不满新宪法草案对国家行政区划的设计，绑架了总统办公室主任、全国和解对话委员会秘书长穆巴拉克。这引发了穆巴拉克在南方各省的支持者不满，他们发起示威游行、封锁连接也门南北的高速公路并威胁停运石油和天然气。次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在总统府附近爆发冲突，双方使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首都萨那陷入自2014年9月停火协议以来最紧张的局面。之后，总统府被胡塞武装完全占领，美国使馆车辆在安全检查站遇袭；英、法、芬兰等多国使馆关闭；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的谈判破裂，总统、总理和内阁集体递交辞呈。虽然经过联合国也门特使的斡旋和各方磋商，总统哈迪决定收回辞呈，相关各派目前也“正在合作的基础上寻求权力和平过渡”，但也门未来局势发展依然晦暗不明。
这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是新宪法草案引起胡塞武装和南部分离主义运动等反对派力量的不满；而起草新宪法是2012年确定的也门民主转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也门政局就一直处于混乱之中。虽然按照西方观察者的看法，前总统萨利赫下台标志着独裁政治的结束和民主转型进程的开启，但四年来其国内权力斗争从未停止、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高企，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国家正滑向“失败”的边缘。当前的冲突是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它更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也门政治的方方面面。
“未完成”的国家统一
也门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情况并非全是“阿拉伯之春”的后果，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以来没能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的也门共和国成立于1990年，由亲西方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与亲苏联的、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合并而成。南也门虽然面积比北也门大、战略位置更重要、自然资源也更丰富，但由于受到苏联解体的消极影响，在统一后的新国家中被边缘化。在政治权力分配上，政府和国家事务主要由原北部领导人主导。在经济收益分配上，也门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集中在南方，但是能源出口的大部分收益被政府索取，南部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统一后南也门亚丁湾地区的商业审批权被中央政府收管，致使港口贸易明显衰退，经济环境恶化，引发南部民众不满。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虽然军事冲突以南方军队失败、国家得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而告终，但南北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南部的离心倾向也从未减退。
此外，也门传统部落势力强大，较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通常拥有独立军事力量。胡塞武装自2004年与政府矛盾公开化以来，一直处于与政府军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之中；盘踞在南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自2011年也门局势动荡以来趁机招兵买马，壮大实力，并将影响力向周边国家渗透；也门军方亦有强硬派自立山头，不完全听从政府指挥。这些“割据力量”相互间亦有矛盾，关系错综复杂，但没有哪一方具有压倒性优势，也没有哪一派能够取当前政府而代之，因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从这一角度看，也门虽然名义上是一个统一国家，但是国家权力的整合从未真正实现。各派力量并无强烈的国家认同，也缺乏达成政治共识的必要基础，往往为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而轻率地诉诸武力。
教派色彩下的权力斗争
作为也门国内冲突的主要参与方，胡塞武装通常被标注以“什叶派”或“叛军”的标签。近几个月来，其势力范围随着军事胜利开始向东部和南部省份扩张，威胁到“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利益，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这被一些观察家解读为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世纪仇恨”的再次具象化；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更是把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胜利”与伊朗的支持联系起来，伊朗方面也毫不讳言对胡塞武装的赞赏和支持。2014年9月胡塞武装占领萨那之后，有伊朗议员称萨那是“中东地区（继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后）第四个由什叶派控制的首都”。这引起了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的高度警觉，担心胡塞武装最终会像黎巴嫩真主党一样在也门北部建立一个由什叶派控制的“国中之国”，遂加大了对南部逊尼派的支持，致使也门冲突更难平息，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但事实上，教派分歧与矛盾只是表象，当前无论是胡塞武装与政府的对峙，还是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冲突，或是南方各省分离主义者掀起的示威游行，本质上仍然是世俗的政治权力之争。
2015年1月24日，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首都萨那爆发冲突。
首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当前矛盾的焦点在于国家权力如何分配。在2014年9月与哈迪政府签订的停火协议中，胡塞武装要求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并参与未来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在围绕新宪法草案提出的各种建议中，它支持南北两个联邦的方案，希望能够借此巩固在北方的权力根基并获得更大的空间去经营以萨达省为中心的“大本营”，反对哈迪政府提出的“将也门划分为六个州（北方四个、南方两个）”的计划，因为这一计划会将萨达省纳入首都的管辖范围，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在此轮冲突爆发后，它又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哈迪任命胡塞武装成员担任副总统，同时对总统办公室主任、国家检察总长、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各部委副部长、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等重要职位提出要求。虽然哈迪政府明确表示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胡塞武装的政治目的表露无遗：成为也门的合法政治派别并努力在权力分配中占据较大份额。无论胡塞武装的宗教属性如何，也无论其是否受到伊朗的支持与资助，这一立足于现实的目标都不会有较大改变。
其次，胡塞武装与“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摩擦主要体现为领地与资源争夺。“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长期在东南部地区活动，该地区原属南也门管辖，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民众生活水平低，不满情绪普遍蔓延，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发展提供了机会。2009年，“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与沙特分支合并更名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后，也门东南部成为其主要活动基地，并依托其地理和资源优势逐渐壮大。一开始，半岛分支与胡塞武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激烈的冲突，且同样持反以色列、反西方的立场，因此甚至有西方国家将二者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恐怖组织。这一说法遭到胡塞武装坚决否认。但后来，随着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并不断攻城略地、向东南各省扩张，半岛分支为了捍卫势力范围，开始频频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恐怖袭击，致使也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其三，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再度活跃是中央政府“空心化”的必然结果。与胡塞武装相比，南部分离主义运动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都相对较弱，自1994年内战结束以来，也没能再成功发起过影响力较大的运动，更多成为南部民众借以表达不满、向政府施压的一种途径。长期以来，也门政府也乐于夸大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同时强化自身使用国家暴力机器推行高压统治的合法性。如今胡塞武装与政府鹬蚌相争，中央政府控制力削弱、无力维护国家完整与统一，分离主义者趁机再次提出自治乃至独立要求，试图摆脱其在也门“第二等级”的政治地位，控制南部多数油田和天然气生产，并避免被胡塞武装进一步蚕食。
阿拉伯半岛的“敏感神经”
也门虽然资源贫乏、国弱民穷，但其地理位置却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它紧邻沙特阿拉伯和曼德海峡，这是一条主要的国际石油运输通道，每天从这里通过运往世界各地的石油总量约为340万桶，占全世界石油日供应量的3。5％～4％；此外，它与红海和亚丁湾相接，与非洲之角隔海相望，这一区域也是索马里海盗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可以说，也门局势牵动着阿拉伯半岛、乃至世界的敏感神经。
对于美国来说，也门是重要的地区反恐伙伴，是其全球反恐新战略的一个支点。“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对美国来说是最为危险的恐怖组织之一，在过去几年屡次威胁要发动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在沙特情报机构的配合下，发现并阻止了其中的三起。为了进一步削弱半岛分支，美国利用也门的领土和领空，出动无人机对其实行空中打击，同时训练也门军队进行地面配合。这些都需要也门政府的许可和支持，更需要其配备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据统计，2012财政年，美国在也门的各项援助与投入高达3。53亿美元；2013财政年为3。16亿美元；2014财政年则降到了2。21亿美元。美国的军事援助项目主要集中在配备武器、培训作战人员以及增强无人机的空中监测能力等方面。虽然美国国内对也门政策的成效有颇多质疑，但是奥巴马屡次把也门的合作反恐模式称为“成功的样板”。按照其战略构想，随着无人机空袭的常态化和也门本土部队作战能力的提高，美国可以逐步减少在也门的反恐投入，以较小的代价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但是也门政治局势恶化，不仅会使美也合作受到限制，而且会给恐怖组织以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未来美国或有必要介入也门内政，以稳定局势并保证一个亲美政府的存在；若胡塞武装在政府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美国或不得不考虑与其合作，利用其较显著的地面作战能力打击半岛分支。但这不仅相当于承认了胡塞武装的合法地位，而且会在客观上壮大其力量，必然招致沙特的不满。
对于沙特来说，也门局势动荡带来的最大威胁不在于恐怖组织趁机坐大。沙特是逊尼派掌权的君主国，其国家安全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遏制伊朗的什叶派政权，打击其代理人。而胡塞武装一直被认为与伊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12年，根据沙特的情报，也门政府与美国军舰在也门海域拦截了一艘装满常规武器和爆炸物的船只，种种迹象表明这艘船来自伊朗；同一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披露，伊朗的走私者（实际上受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向胡塞武装运送了AK…47、火箭弹以及其他武器。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沙特坚持的“胡塞是伊朗代理人”的判断。按照这一思路，一旦胡塞武装在也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那么就会威胁到沙特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因此不能排除沙特在紧急情况下出兵干涉也门的可能性。
目前，也门危机处于僵持阶段。胡塞武装领导人公开表态“将寻求权力和平过渡”。美国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表示愿意与“也门各反对派”接触。外界猜测，奥巴马虽然没有放弃对哈迪政府的支持，但是一个“空心化”的、失去掌控力的名义上的政府，对于美国来说，或许不如一个拥有较强地面作战能力、同时仇恨“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地区政治力量更有意义。如果这一猜测成真，那么将会对美国与沙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进而动摇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对中东地区相关国家的内外政策都会产生影响。
也门的疑问也是中东的疑问
按照2012年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下台时签订的海合会协议设定的民主进程，也门的政治转型还有关键的几步没有完成：一是新宪法草案尚未最终确定；二是宪法还需要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并获得授权生效；三是依据宪法制定并通过新的选举法；四是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按照当前的局势看，原定于2015年2月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恐无法如期举行；更有悲观的看法认为，也门的民主转型进程或许还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转型的步骤即便都能顺利完成，是否就能够确保也门走上繁荣与稳定的发展之路？
其实，也门的疑问也是中东大多数经历过“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的疑问。对于一个存在着不同种族、不同教派、不同政见的典型的中东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部落势力并存的中东国家来说，对于一个同时面临着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小集团主义威胁的国家来说，西方民主政治究竟是不是惟一的救赎之路？从现实情况看，摆在也门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困境：推进民主进程，就需要选出一个温和宽容的政府，在民族和解对话的框架下将所有政治派别纳入制度安排，使其按合理的比例共享国家权力，实现民主治理，但温和的政府往往无法有效平衡各派别利益，也无法削减或制衡某一方力量，在缺乏形成政治共识的必要基础的情况下，各派力量自行其是、自护其利，或许会酝酿成新一轮的政局动荡，目前这种风险已经逐步变成了现实；而回归“强人政治”，或许能够暂时压制各派别冲突、部落冲突和宗教冲突，减少内耗，整合资源，集中发展经济，打击极端主义，但从长远看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也不能杜绝以往“强人政治”时代产生的腐败、独裁、利益集团固化、权利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再加上地区内外大国的影响，也门的未来引人深思。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研究人员）
三大特点与三大矛盾
作者：刘中民 字数：3439
2014年7月31日，奥巴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国会高级成员讨论对叙利亚政策。
2014年的中东地区形势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作为在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其过去一年的中东战略也是看点多多，值得关注。
美国应对中东主要问题的特点
首先，过去一年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十分克制，力求将军事干预的风险降到最低，其根本原因是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均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
面对“伊斯兰国”的威胁，美国的反应显然相对迟缓而且有限。从2014年6月“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美国基本上采取了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的态度，直至8月7日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