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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毖字仲远，武威人或汉阳人，曾与何颙、许靖、伍琼一起，向董卓推荐韩馥、刘岱、张咨、孔伷、张邈等人为关东封疆大吏，他们随即与袁绍组建联军讨董卓，周毖也因此被董卓处死。
吴子卿的情况不详，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名叫什么。但与袁绍有深交的人又都是“海内知名”，不至于被所有的史书忽略。笔者推测，吴子卿应当是何进的部将、袁绍的同事吴匡的亲戚。按照《三国志》与应劭《风俗通》的说法，吴匡祖籍河内，是蜀将吴班之父，也是吴壹的亲戚。何进死后，吴匡曾经与袁绍、袁术兄弟联手诛灭宦官，可见双方关系密切。
这样一来，袁绍的朋友圈成分已经不难看出：以上过太学的党人为主体，而且大多喜好行侠仗义。除了曹操之外，当时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朝为官，但几乎都相当富有。
袁绍在党锢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结交这样一批朋友，目的何在呢？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长期的党锢运动令大批知识分子无官可做，他们多数不屑于、或没有能力从事其它的职业，因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太学的过度扩招更加剧了这个社会问题。于是，数以万计的东汉“孔乙己”们浪迹街头，无所事事，只能靠攀附有钱、有权的大家族度日。袁绍发现，这场社会危机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利用袁家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将这些寒酸的知识分子团结到自己身边，进而颠覆汉灵帝和宦官的统治，从而达到夺取东汉政权的终极目的。
自从袁绍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之后，他就一直在不懈地推进着这个惊人的计划。在他与何颙等人的努力下，一批骨干成员“结为奔走之友”，在经济上帮助党人，“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在政治上救援党人，“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借用现代语言讲，这是一个以袁绍为董事长，以何颙为总经理，以荀爽、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等人为股东兼部门经理，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政策为宗旨的慈善基金会兼武侠组织，或者说：黑社会。我们不妨按照董事长袁绍的字，称之为“本初俱乐部”。
所以，袁绍门口的来宾虽然多如牛毛，其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很容易打发。他们中的多数人和乞丐没有太大区别，袁绍只需要按期向他们发放点生活费就够了。但是，这些人又与乞丐不完全相同，因为知识分子特有的“骨气”令他们羞于“吃嗟来之食”。袁绍自己就是党人和大知识分子，当然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于是“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让被施舍者有与施舍者身份平等的感觉。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经济需求既然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对袁绍心悦诚服，“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了！
不言而喻，“本初俱乐部”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组织，更是一个被宦官等当权者深恶痛绝的组织。但如今，袁绍既是九卿袁逢的亲儿子，又是三公袁隗的侄子，还经营着这样巨大的黑社会组织，正所谓“黑白两道通吃”，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但是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而且经常从内部被攻破。令袁绍和“本初俱乐部”领导层深感头疼的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竞争者，而其领导人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自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来，袁家成员就一直以乐善好施著称。按照《魏书》的记载，袁家一直“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袁术小的时候“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担任长水校尉时，因为经常违反交通法规，百姓编绰号讽刺他说：“路中悍鬼袁长水”。袁术为人如此嚣张，当然不受知识分子喜爱，登门请求资助的人很少。后来，袁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折节下士”，终于能“与绍争名”。
不过，除了个人的品行与能力之外，袁术与袁绍有三点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使得他的“公路俱乐部”注定竞争不过袁绍的“本初俱乐部”。
第一，袁绍作为李膺的外亲，是板上钉钉的党人。只要袁绍还被禁锢，党锢运动就不可能终止；反之，一旦朝廷招袁绍做官，就无异于宣布党锢运动的终结。按照汉灵帝在公元179年颁布的诏书：“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党人兄弟不连坐，例如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党人，还因保护张俭而被处死，孔融虽然也参予了对张俭的保护，却没有被禁锢，得以“辟司徒杨赐府。”所以，袁绍的弟弟（宗法上的堂弟）袁术也没有遭到禁锢，自从成年起就宦途顺利，“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在公元183年前一直做到尚书。因此，对于有党人背景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救济相对比较保险，而袁术就可能随时抛下他们不管；对于没有党人背景，但也没有官可做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资助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不会像接受当权者的救济那样，受到党人的指责，落下一个“惟利是图”的臭名。
第二，因为袁术一直是朝廷命官，所以他公务繁忙，不可能像赋闲在家的袁绍那样，全身心投入“俱乐部”建设中去。当然，袁术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整治“本初俱乐部”的成员，但袁绍又有袁逢和袁隗的保护，袁术其实奈何不得。
第三，袁绍和袁术的经济地位不同。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父亲去世后，儿子或养子就是一家之主，对家庭财产有完全的支配权；如果父亲还健在，那么儿子的官职不管多大，只要还不是皇帝，就必须接受父亲的经济控制。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者，袁绍是一家之主，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而袁基、袁术兄弟在经济上还要受父亲袁逢支配，真正可以随意使用的，只有基本工资和不定期的朝廷赏赐。因此，和袁绍相比，袁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从事慈善活动时瞻前顾后，不能像袁绍那样无所顾忌。
正是由于这三点原因，袁术的“公路俱乐部”规模始终有限，成员的素质也远远不如“本初俱乐部”，甚至引不起宦官的重视，袁术也不得不生活在袁绍的阴影之下。他对此非常不满，大骂道：“这些混蛋不来跟从我，却去跟从我的家奴吗？”还曾经多次诽谤和威胁何颙和曹操等“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地下组织，“本初俱乐部”的章程大概非常严格。想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需要经历相当复杂和艰苦的考验。史籍记载有曹操早年的几件奇特经历，正可以作为这种制度存在的证明。
在“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中，曹操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不是党人，也没有被禁锢，仕途几乎与袁术一样顺利，其父曹嵩因为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还被全社会公认为阉党。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要加入袁绍组织的这个旨在资助党人的地下团体呢？他不是应该和父亲保持一致，站到与袁绍对立的阵营中去吗？
引导曹操“弃暗投明”的原因肯定很复杂，而且可能与年青人中常见的心理变化有关。在曹操上学期间，社会舆论对于阉党和他的家族极为不利，导致曹操在太学里极度孤立，根本没有朋友，不免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各种史料一致记载，曹操小时候不被人了解，其实只是对他不受社会欢迎的隐晦说法。真正赏识少年曹操的只有两个人，即何颙与桥玄。何颙与曹操的关系已见前文，而桥玄则是周景的故吏，灵帝在位初年历任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为人刚正节俭，但是没有多少本事，所以名声不太好。桥玄曾当面称赞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出于好意，桥玄又建议曹操：“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让他去汝南郡结交名士许邵。这位许邵与其堂兄许靖都以品评人物闻名，曾与郭泰并称“许郭”，郭泰死后更是不可一世。前文说过，袁绍因母丧回乡时，曾经十分顾忌许邵的议论，可见他是袁绍最为看重的人物评论家。初次求见许邵时，曹操表现得非常礼貌，“卑辞厚礼”，却总是被拒之门外。这时，曹操骨子里的“侠气”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居然“伺隙胁”许邵。许邵出于恐惧，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但却留下了两种内容相差甚远的版本：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认为许邵当时说的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孙盛虽然比范晔年长，但范晔所说也当有所本。
无论怎样，许邵的评语都令曹操非常满意：现在他总算“有名”了。不过疑问也随之而生：难道曹操“卑辞厚礼”，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为这么一个空洞的头衔？
当然不是。曹操这么急着出名，显然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择友要求——“海内闻名”。不用说，这位让曹操挖空心思，绕道桥玄、何颙和许邵以求结识的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袁绍。曹操早年几乎没有朋友，而在结交袁绍之后，他立即拥有了广泛的社交资源。曹操要得到袁绍的赏识和信赖，桥玄的推荐看来不够份量，还必须得有许邵和何颙的评语。
因为袁汤和曹腾的关系，袁绍和曹操可能早就结识了。但在公元165年之前，曹操还是个不过10虚岁的小孩；而在公元165年之后、公元172年之前，袁绍在汝南服丧，曹操则在洛阳上学，两人不可能经常见面，也就无从深交。袁、曹双方真正开始交往，并产生好感、乃至于信任，肯定是在公元172年袁绍回洛阳之后。
虽然曹操有了名，袁绍也不能就对他推心置腹。为了成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曹操还有许多关卡要过。
《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了袁绍与曹操早年交往的两件趣事，都颇具危险性。一件是袁绍派刺客夜入曹家，用剑掷向曹操，结果过低，未中；曹操估计下一剑肯定会高，于是低头趴在床上，果然又躲了过去。有人怀疑这是讨厌袁绍和曹操交好的袁术所为，其实倒未必。袁绍派人刺曹操，不一定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很可能是要试验曹操的武艺与胆识。多年后，曹操也曾经用同样的手法试验过司马懿，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躺在床上不动，显然知道刺客不敢真的下杀手。
第二件事更加匪夷所思。袁绍和曹操在街上看到有人结婚，就秘密躲进那家的花园内，半夜里溜出来，用武力将新娘劫走。但他们很快迷路，袁绍掉进灌木丛中无法脱身，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曹操于是大喊：“偷儿在此！”袁绍一急之下，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总算得以脱身。这当然是曹操的故事版本，袁绍的版本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此事可信，明显是袁绍在考察曹操私闯民宅的本事。同样按照《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曹操身材矮小，因此不好意思见匈奴使者，所以灌木丛卡住了身材高大的袁绍，曹操却能顺利穿过，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么多考验，袁绍结交曹操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他计划用曹操当刺客，也就是赵忠所谓的“死士”。孙盛《异同杂语》又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曹操曾经背着手戟进入被党人深恶痛绝的大太监张让的宅邸，结果被张让的家丁包围，最后奋勇冲出，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曹操与张让无冤无仇，他背后的主使必定是“本初俱乐部”。
天下武艺高强的人有的是，袁绍为什么偏偏挑选曹操当刺客呢？原因极可能正是曹操的阉党背景。“本初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人报仇，向宦官发难。但是，由于宦官团体的特殊性，外人无从知晓他们内部的等级、礼仪和规矩，也就难以接近他们。所以，只有对宦官团体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执行刺杀计划，曹操就符合这个条件。诸如劫新娘、躲飞剑等，都是曹操为刺杀张让所受的训练。如果不是急于摆脱“阉党”的大帽子，成为受社会尊敬的“清流”，曹操断然不会甘心这样被袁绍当枪使。毕竟，曹操不像袁绍的其他门客那样，经济上有困难要解决；宦官集团对曹家有恩无仇，曹操行刺张让的计划，曹嵩更是绝不肯同意的。
早年的刺客经历，在曹操的人生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后来的他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甚至相当神经质，多变诈，敢杀人，喜欢见机行事，偏好快速和秘密的军事行动，例如杀吕伯奢一家，奇袭乌巢，远征柳城，望梅止渴，借刀杀人，割发立威，装病杀假刺客，借官吏头平定军心等等，大都与这段往事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刺客综合症”。
刺杀张让行动的失败，必然使曹操的能力和忠诚度大受怀疑。为了重新取得袁绍的信任，他有必要进一步与宦官划清界限。于是，在刚刚当上洛阳北部尉之后，曹操便打死了包括大宦官蹇硕的叔父在内的许多阉党豪强。这样一来，他算是彻底得罪了宦官集团，被视为阉党的叛徒，于是被降职为顿丘县令，后来又因亲戚宋奇犯罪，被连坐免官。
正如陈琳在《为袁绍檄州郡文》所说的那样，袁绍对曹操的看法，本来是“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视为可以利用的人才。但曹操“愚佻短虑，轻进易退”，办事不力，常常令他失望。另一方面，在公元196年之前，曹操无论高潮还是低谷，都至少能做到屡败屡战，始终如一地忠于袁绍，又令他颇为放心。
“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曹操的更加安全，但他们都以“侠”自许，乐在其中。而且他们都相信，党锢之祸不可能再长久地持续下去，宦官们终将倒台。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将辅佐袁绍夺取东汉政权，进而建立全新的皇朝，成为开国元勋。
不过，有些人看来比他们着急得多。
第四节中朝内讧：本初俱乐部发展的动力源泉
为了打击士人，汉灵帝新设立了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专门研究诗词书画的“鸿都门学”。随着新高校的创建，旧知识分子集团强烈感到：自己已经被东汉政权完全抛弃了！他们要反抗，从哪里开始？本初俱乐部！
178年，袁家空前绝后的出现了两位三公。可上天这回似乎不在眷顾他们，日食、地震接连发生，没过几个月，司徒袁滂、大宦官袁赦接连成为灵帝“禳灾”的工具，袁赦还掉了脑袋。从此，袁家不可避免地与中朝渐行渐远，颠覆东汉政权成了袁家大部分成员的选项。一个风起云涌，激情澎湃，英雄辈出，诸侯割据的时代啊，马上就要到来。
公元178年二月，汉灵帝封光禄勋袁滂为司徒，袁家于是有了第5位三公。不久后，灵帝又发明了两项新制度，即著名的“卖官鬻爵”和设立“鸿都门学”。
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20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想当官，名为“粟爵粟任”。此后，秦孝公等秦朝国君大力推行此法，国富兵强，终于并吞六国，统一中华。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对爵位明码标价，规定捐600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4000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12000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汉桓帝为了解决汉羌战争军费紧张的问题，也曾出售“关内侯”这个没有封地和权力的名誉贵族头衔，要价5000匹绢。可见，许多成功的帝王都致力于卖官鬻爵。只是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市场对金属货币的认同度不够，所以这些君主的卖官鬻爵收入不用钱币，而用粮食或绢帛计算。汉灵帝则规定：三公1千万钱，九卿和关内侯500万钱。从这个方面讲，汉灵帝与秦孝公、汉文帝、汉武帝的区别，只是用金属货币代替了粮食而已，但其根本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改变可能反映出，灵帝时期，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
卖官鬻爵之所以遭民众痛恨，自然有其不合理性；而这种制度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自然也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卖官鬻爵是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力和金钱被划上了等号。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自然希望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必定会加重对统辖地区民众的剥削，所以民众痛恨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当权者来说，卖官鬻爵是效率最高的融资方式。何况，灵帝时期真正的核心权力都掌握在中朝手里，而出售的官职皆为外朝。通过卖官鬻爵获取权力的人如果过分贪婪地剥削民众，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抄家，名利双失。在东汉后期，极少有官员能够像胡广和袁汤那样，长期占据一个官职，绝大多数官员在就职几个月后就会被迁职或免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收回巨大的投资成本。买官者与其说是在花钱买权，还不如说是在花钱买名。他们出了钱，就可以在墓碑和家谱上写下自己历任的最高官职，例如“故司徒袁滂之墓”，用以光宗耀祖。
其实，当时的社会舆论之所以反对灵帝卖官鬻爵，主要不是反对在秦汉时期常见的卖官鬻爵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灵帝卖官鬻爵所得资金的使用目的。
汉灵帝第一次卖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他新设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机构“鸿都门学”融资。鸿都门在洛阳城西，是汉帝离宫“西邸”的大门，所以在当时，“西邸”与“鸿都门”的含义相同，可以通用。与汉代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太学不同，鸿都门学里不讲授哲学和礼仪，而专门研究辞、赋、书、画，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艺高校。鸿都门学生都来自三公或地方高官的推荐，多为出身贫贱的平民子弟。他们只要精通辞、赋、书、画中的任意一门，便可以受到重用，有些担任刺史、太守，有些担任尚书、侍中，还有被封侯的。
鸿都门学的创立，是东汉时期的一件大事。在从汉武帝以来就“独尊儒术”的汉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研内容的旧观念，提倡文艺研究，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