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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小说，这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现如今则是生存环境陷入危险。
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双重管制下，逃离北平成为一种更加普遍而现实的选择，知识群体的大规模南下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林子轩刚从苏联回来，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和苏联国内对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欢迎这些知识精英们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宽松很多，这批人能够为上海带来文化的繁荣，教育质量的提升。
这些人明白以后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轩，对林子轩愈发的尊重。
以前林子轩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中的存在感不强，到了上海，林子轩则会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林子轩不想在这种氛围下的北平呆下去，太过压抑了。
他劝说成社我和张痕水离开北平这个是非之地，以成社我办报纸的风格，被抓进去并不稀奇，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
成社我婉拒了林子轩的邀请，他觉得在如今万马齐喑的时候，正需要他留在北平。
1926年在民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可以说是最激烈动荡的一年，
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
也是在这一年，居住在北平的以高校教师为主的知识分子受困于政治的高压与经济的窘迫，开启了一股引人关注的迁移潮流。
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即将来临。（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章 泾渭分明的阵营
离开北平的时候，林子轩把孟晓冬一起带回了上海。
这段时间的北平太乱，不适宜生活。
想要在北平唱戏可以等两年后再说，那时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了统一，至少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了。
孟晓冬没有反对，带着两个保镖上了火车，就此告别了北平的舞台。
4月25日，林子轩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一回到这里，就有一种放松和舒服的感觉。
他早已习惯了上海的生活节奏。
北平的人来到上海大抵会不适应，抱怨街道上的电车太吵，抱怨夜生活太晚，抱怨房间狭窄，不够敞亮等等。
但这就是上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林子轩需要休息几天，好好想想这次的苏联之行，做一次总结，应该如何写对于苏联的印象，国内不少人都在等着他的调查结果呢。
他清楚一旦把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抨击。
甚至可能有激进分子对万象书局放火。
在北平，林子轩和徐至摩交流过，徐至摩仍然不后悔掀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他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在这一年，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在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
最终分裂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
林子轩原本没有清晰的阵营，他很少参与论战，只是安静的做着自己的事情。走在他所提出的“第三条路”上。
如今支持“第三条路”的学者越来越多。
这些人一般心性较为淡泊，没什么政治倾向。保持中立，安心的研究传统文化。
那份当初的骂人小报《文化评论》也成了纯粹的学术报纸。发行量不高，但含金量很高，很多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林子轩知道只要他发表了对于苏联的看法，就会被划归到另一个阵营。
这是这个时代文化界的特色，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除非他一直保持沉默，对什么都不发表意见，那样的话可能会受到两方的共同攻击。
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林子轩按照自己的良知选择了一条道路，他会把在苏联的见闻原原本本的写出来，包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学生轰走的事情。
那些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说完的话都会在报纸上说出来。
他给这一系列的文章起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这是后世八十年代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和巴尔戈乔夫会晤前，为了了解苏联人的内心世界，观看了八次以上这部电影。
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还打算写出《1984》这本小说，把苏联极权主义的弊端展现出来。
林子轩想不到这是他和苏联恩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和苏联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较量。写了无数的文章。
专业黑苏三十年！
这是以后的人对林子轩的评价，可见这场较量的激烈程度。
林子轩找来平禁亚，把扎米亚京的授权书拿出来，万象书局会出版一批扎米亚京的作品。然后把版税寄给扎米亚京，希望能帮助到那位苏联作家。
万象书局旗下成立了编译所，招揽各类翻译人才。
不仅需要精通英文的精英。还要熟悉日文和俄文的人才，一家书局想要做大做强。就要广纳贤才，打好基础。
平禁亚给林子轩讲了一个有关商务印书馆的笑话。
他最近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挖了一位英文人才。这人讲了一件趣事。
年前商务印书馆收到一位美国作家的投稿，商务印书馆的高层非常重视，动用了大批人力加班加点的翻译。
结果那部小说是科幻题材，内容太过敏感，商务印书馆不敢出版。
出版社的高层脸面上不好看，却也无法发作，只好把书稿放在荣誉室内，作为商务印书馆被西方社会熟知的证明。
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林子轩听了之后有点熟悉的感觉，这说的不会是《高堡奇人》的手稿吧。
他从西方回来后没听说商务印书馆刊印了《高堡奇人》，以为书稿被出版社的编辑丢进垃圾箱了，又不能跑过去询问，只好置之不理。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高堡奇人》在中国出版的确有点敏感。
“哦，那书稿叫什么名字？”林子轩装作好奇的问道。
“似乎是‘住在城堡里的人’，名字很奇怪，内容更是离奇。”平禁亚回忆道。
还真是这样，林子轩颇为无语。
书稿被商务印书馆放在了展览室里，想拿都拿不出来，更无法销毁。
随后，平禁亚给了林子轩一张邀请函，是商务印书馆发出的邀请。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30周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图书馆在5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上海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上海虽然创建了不少大学，却还没有大型的公共图书馆。
他们遍邀上海名流参加开馆仪式。
上海的报纸对此做了大篇幅的报道，称其为亚洲第一图书馆，让商务印书馆的声势大增，压倒上海其他的书局，展现了作为中国出版行业龙头企业的霸气。
东方图书馆共有五层。
底层为流通部、商务同人俱乐部，二楼有阅览室、阅报室、办公室，三楼为善本室、装订室及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保存室，四楼为书库，五楼为杂志、报章及照片库。
据说馆内藏书30多万册，中外杂志900余种，中外报刊40余类。
如果林子轩不在，平禁亚会代表林子轩参加，现在大老板回来了，自然就轮不到平禁亚了，不过平禁亚并不恼火，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作为竞争对手，谁愿意跑过去看对手耀武扬威，自己还得在下面虚伪的鼓掌。
所以，他巴不得林子轩接受这个邀请。
商务印书馆财大气粗，万象书局三个月的半价策略并没有给对手造成严重影响，只好草草结束，否则自己也受不了。
好在万象书局的人气恢复了，带动了大量的读者。
5月2日，林子轩来到闸北区宝山路的东方图书馆，参加开馆仪式。（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一章 千里姻缘一线牵
今天是开馆仪式，并非对外开放，只供嘉宾参观。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经营三十年，底蕴深厚，前来道贺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不仅有本地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甚至还有外国使馆的人员。
据说不少外文书籍都是各国使馆捐献而来。
数百人齐聚一堂，现场热闹非凡。
林子轩和其他书局的老板也在其中，这毕竟是出版行业的大事，他们不能不来，否则会被人说成没有气度。
别看双方竞争激烈，明面上仍旧要保持一团和气。
商务印书馆的高层请林子轩讲话，被他婉拒了，他看得出人家不过是客气而已。
这种场合轮不到林子轩出风头，他要是不知好歹真上去讲话，那就是不会做人了。
他在图书馆内参观，不由得赞叹商务印书馆的底蕴，三十年的积累不是万象书局可比，这家图书馆收藏着大批古籍珍本，都是无价之宝。
参加这个开馆仪式不过是走走形式，没有人真的前来看书。
而且，就算是真的对外开放，也只能阅览普通的书籍，那些珍本绝不会外借。
在这个时代，书籍收藏大多是私人行为。
豪门世家都建有自家的藏，大户人家会有书房，像商务印书馆花费巨资建立公共图书馆的并不多见，这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林子轩走马观花的看了看。
因为较为匆忙，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书库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部书稿。
正是他邮寄给商务印书馆的那部《高堡奇人》。
商务印书馆的高层曾经给《高堡奇人》的作者写了一封信，想不到信件被退回。理由是地址错误，查无此人。
他们觉得或许被耍了。脸面上过不去，就把书稿从商务印书馆转移到了东方图书馆。
随意的和一些外文书籍放在了一起。没有大张旗鼓，知道的人不多。
直到几年后，东方图书馆清查书目的时候才发现这部书稿不见了。
按照记录应该是1926年11月份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商务印书馆发生了罢工事件，乱糟糟的，不少员工要么被开除，要么辞职。
其中就包括东方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图书馆的罢工人员趁乱把不少书籍带出了图书馆，这种事情追查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林子轩对此并不知情。他后来不再关心书稿的命运，反正只要不牵扯到他就好。
从闸北区回到家里，宋家三小姐正好也在，和冯程程说着闲话。
她来是传达哥哥宋子闻的一个口信，大意是北伐战争即将开始，一切准备就绪，让林子轩不必有顾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宋子闻应该知道林子轩在苏联的遭遇，这话就大有深意了。
联想到3月份在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以及随后汪精为被迫辞职，远走法国，看来广州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
林子轩不关心这种派系斗争，就算宋子闻不说。他照样会把在苏联的见闻写出来。
宋家三小姐这次是来告别的，她要到广州一趟，恐怕要待上几个月的时间。
等这位三小姐走后。冯程程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身在广州的宋蔼龄想要撮合宋家三小姐和广州那位蒋先生的婚姻，这才发电报让妹妹前往广州相见。至于事情成不成，那就看两人的意思了。
蒋先生对宋家三小姐倾慕已久。曾经和孙仲山多次提过这件事。
无奈宋倾龄一直不同意，她在这件事上颇为决绝。
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妹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男人。
不得不说，那位蒋先生在这方面的确不太收敛。
对于这桩婚姻，宋家内部有着不同的看法，大姐抱着乐见其成的态度，二姐是死不同意，宋子闻同样不支持，他们的母亲宋夫人更是拒绝。
前景暗淡无光。
但宋家三小姐有自己的主见，她这次去广州就是看一看那位蒋先生。
两人相识于1922年，不过那时的宋家三小姐不怎么看得上蒋先生，她要嫁的可是一位大人物，而不是一位小侍从。
四年过去了，曾经的小侍从成为了总司令，有资格让三小姐去看看了。
冯程程和宋家三小姐是要好的闺蜜，这种事情没什么好隐瞒的。
“你以前和玫龄说的那句话是巧合么？”冯程程好奇道。
“什么话？”林子轩不解道。
“她的姻缘啊。”冯程程解释道，“你说过‘等将来你就知道了’这句话。”
“啊，你说那句啊，我是随口说的，她不会当真了吧。”林子轩恍然道。
冯程程摇了摇头，没有继续追问。
她还记得几年前和丈夫一起拜访孙仲山的情景，当时开门的正是那位蒋先生。
林子轩曾说过这位蒋先生“日后富贵不可言”的话语，她以往并没有在意，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奇怪，感觉有点未卜先知的意味。
只是她并不想深究下去，那是别人家的事情。
一个聪明的女人绝不会在这些小问题上较真，喜欢较真的女人往往生活不太如意。
林子轩没想到宋家三小姐还记得那番戏言。
想想也是，那么聪明的女子很容易想通这个文字游戏，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只说自己早已知道蒋先生追求她就行了，这在宋家又不是什么秘密。
就当作是一番善意的调侃好了。
作为朋友，林子轩在心里祝福这位三小姐，虽然不知道她和蒋先生的结合是不是真的幸福，但她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在这个时代，很少有女子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安静下来之后，他开始写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题目也可以解释为苏联国内的高压统治，就是过于文艺范。
这是林子轩自己的创作。
通过这些年的读书和写作，他的文笔有了很大进步，写一般的文章没有问题。
内容类似于游记，从事件的起因，国内“联俄仇俄”的大讨论到前往苏联，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等，尽量采用客观的态度。
这只是普通的游记，他不打算写成经典，只求内容详实，让中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苏联。
这一系列的文章会在《新闻报》上发表，到时候必然会惹来抨击。
林子轩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二章 用心良苦
和后世的网络写手一样，林子轩在下笔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夹带了大量的私货。
这就是自己写作的坏处，若是抄袭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
作为一名穿越者，如果在文章中不带上后世的观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比如，当他写到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理论家讲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候，就顺带批判了一下苏联没有认真调查国情，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
可能造成******和浮夸风的问题。
在说道和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争论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他讲了集体农业带来的大锅饭问题，农民没有了积极性。
只有把土地分给农民，实行承包制才能调动农民的主动性。
在针对苏联的经济政策上，他认为苏联不应该实行计划经济，而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