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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美丽花朵，实在难以想像。
当时米尔格拉姆是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实验前曾做过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多位知名的精神病学家、耶鲁大学学生、纽黑文地区的一般民众。他请这些人预测，被试在他设计的实验情境中会有何反应。所有被调查者的意见相当一致，都认为被试绝不会听命施予电击，就算会，顶多到150伏就会停止。听到对方尖叫哀嚎，却还逐一按下所有按钮的人，必定是近乎病态的虐待狂。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发表至今已40余年，人们似乎依然坚持“不会是我”。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之所以震撼人心，或许正是因为它揭露了想像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吧！
服从实验的源起
在米尔格拉姆之前，已有心理学家以服从为研究主题。用假电击器，雇人假扮主试与被电击者的这种欺骗手法，先前也有人采用。然而结合这两项条件，进行系统研究的心理学家，首推米尔格拉姆。1924年，英国威尔士某实验室研究员蓝迪斯（C。 Landis）发现，他若坚持要砍掉老鼠的头，71％的被试会照做。1944年，心理学家弗兰克（Daniel Frank）发现，他只要穿上医生的白大褂，不管要被试做出多么奇怪的动作（如，倒立、闭一只眼倒退走路、用舌头舔窗户），被试都会照做。
阿希
这些零星的研究不大可能对米尔格拉姆产生影响。一来因为他原本想研究政治学，所以在纽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就读期间，从未修过任何心理学课程，所以对这方面的文献毫不熟悉。再者，个头不高、能言善辩的米尔格拉姆，若曾受惠于人，一定会大方承认。他最推崇、感激的前辈首推社会心理学家阿希（Solomon Asch）。米尔格拉姆取得硕士学位后，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阿希的研究助理。阿希当时正进行有关群体压力的实验。他发现群体意见会影响被试对线段长度的判断。线段A明显比B短，如果其他人都说线段A比B长，被试尽管错愕不解，最后还是会放弃自己的想法。
当时，阿希已是社会心理学界的巨擘，至今仍享有崇高地位。当年不论身形、地位都略逊一筹的米尔格拉姆，不久之后，成就甚至超越了恩师。米尔格拉姆尽管推崇阿希，但认为阿希的实验欠缺内涵。他和斯金纳一样爱好写作，写过剧本、儿童故事，喜欢引用英国诗人济慈（Keats）、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诗句。米尔格拉姆目睹51岁的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离开人世，所以他尽情享乐，不愿抱憾而终。他的遗孀说：“我们一结婚，他就告诉我，他活不过51岁，因为他是父亲的翻版。他总觉得自己活不久。他30多岁得了心脏病，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了！”
米尔格拉姆不喜欢线段实验，或许是因为线段让人感觉僵直狭隘。他想要设计出一项引起世人关注的实验。他的抱负相当远大。他接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采访时说：“我一直在思考，怎样让阿希的从众研究能更深入人性的各个方面。人类的服从倾向，不能只用判断线段长短为依据。我想知道，群体能否对个人施压，迫使其从事更能反映人性的行为，如，攻击他人、施予电击等。”
戏谑、邪恶的荒谬剧总导演
1960年，米尔格拉姆离开普林斯顿及恩师阿希，到耶鲁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不久他便开始了著名的电击实验，发表研究报告。耶鲁大学还保存着当年的原稿与笔记，上头有他亲笔写下的日期。“穿过天花板的音响线路……练习把电极贴到对方身上。麦多诺，温驯服从，表现极佳，受害者的最佳人选。”阅读米尔格拉姆的笔记，你很难不注意到他性格中邪恶的一面，即使是科学方面的论述，也不改戏谑嘲讽的风格。事实上，米尔格拉姆确实具有喜剧天赋，和其他科学家相比，米尔格拉姆最能让我们明白，科学、艺术仅一线之隔。工作、游戏乃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面！
他太太说：“他热爱所做的事，并乐在其中。”他会写几封信，故意把信遗落在人行道上，接着躲到一旁观察，谁把信捡起来，谁把信寄还，看一般人会怎么做、原因何在。他也会以“插队”为主题，先藏身某处，再突然现身，插进某个队伍，同时观察后面排队的人有何反应。他会在某个晴天跑到屋外，手指天空，看要多久才能引起众人驻足围观。天空明明什么都没有，路人却都学他抬头远望。他聪明、叛逆、古怪。曾教过米尔格拉姆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斯（Lee Ross）说：“他能抓住荒谬行为的精髓，通过实验设计呈现出来，让世人看清真相。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工作中的米尔格拉姆
为了这出惊心动魄的荒谬剧，米尔格拉姆准备了许多道具。他将电极、30个按钮、黑色束带组装成电椅，还设计了电击器，架设了音响设备。这出实验剧不仅使得举世哗然，而且也重创其学术声望。米尔格拉姆最先以耶鲁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让他惊讶的是，所有参与的学生都毫不犹豫，服从指示，逐一调高电击强度，直到实验结束。
他太太告诉我，米尔格拉姆说：“这些耶鲁人！光靠他们根本得不到什么结论。”他太太说：“他相信如果能找大学生以外的群体做实验，结论必然更具代表性，但也会招来更强烈的攻击。”他还是这么做了。米尔格拉姆刊登广告，征募20~55岁身强体健的男性，“工人、体力劳动者、专业人员、厨师，皆可”。当时还在耶鲁念研究生的埃尔姆斯（Alan Elms）负责找人参与实验。埃尔姆斯现已67岁，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与米尔格拉姆共事的种种。他语调徐缓，略显疲惫，让我不由自主地认为这声音的主人也遭受过电击，目睹过可怕的事！我问他：“你庆幸自己参与了那项实验吗？”他说：“是的，那个实验太了不起了，令人难忘！”他暂停片刻，又说：“我绝不后悔参与那项实验。”
我们和纳粹有多大区别
1961年夏天，实验开始。埃尔姆斯找来一百多位纽黑文地区的市民参与实验。时间几乎都安排在晚上，这增添了些许诡异气氛，其实不需如此费事，光是伪装的尖叫与电击器上的骷髅图样，已经够恐怖了。米尔格拉姆还事先告知当地警方：“你们可能会以为有人遭到凌虐，但事实上只是演戏罢了！”
这场戏确实相当逼真，主试不断逼迫被试，让他们汗流浃背，坐立不安。一名被试大笑不止，实验被迫中断。大笑？笑什么？更奇怪的是，很多被试都会笑，有些强忍笑意，有些则捧腹大笑。有人说，这表示被试知道米尔格拉姆在搞鬼，这只是个无聊的玩笑罢了。有人说，被试是笑他手法不够高明。埃尔姆斯不这样认为：“那些人笑是因为焦躁不安。米尔格拉姆和我也笑了，但内心很忐忑不安。”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站在单面镜后观察被试。他们的服从反应令人难以置信，若非亲眼目睹，绝对料想不到是这样。极度荒诞的一切让他们不禁擦揉眼睛，怀疑自己眼花了。
米尔格拉姆的电击实验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也笑了，但后来他却说，实验的结果“是令人又惊恐又沮丧的”。他太太说：“他没料到，服从的比例会这么高，这让他强烈怀疑人性。”也难怪他会有此感受。米尔格拉姆早知道会有被试就算认为会危及对方生命，也会服从指示，施以电击。然而他完全没料到，服从的比例会高达65％。为了激发更多被试反抗命令，米尔格拉姆变化了实验情境。他撤掉麦克风，让被试与其电击对象同处一室，改由被试拉着对方的手，放到某个金属面板上给予电击。服从指令的被试确实减少了，但减少幅度并不显著。惊骇？心寒？确实如此。仍有30％的被试遵照主试的指令，抓起对方的手，按在电击面板上，听着对方凄厉尖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了这个实验。6月拨的款，实验才进行了3个月，米尔格拉姆就写信向基金会报告成果。信里写着：“先前我还天真地以为，美国民众一定很少有人会像德国纳粹集中营中的军官那样丧失道德良知，听任丧心病狂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名残忍杀害无辜百姓。现在我发现，单是纽黑文地区，这种人就不知道有多少。”
米尔格拉姆发现了这些结果，不知心里做何感想？他眼中的纽黑文街头，是否蒙上了阴影？我们早已知道人类会伤害同类，而米尔格拉姆的发现是：人类残害同类，未必是先受攻击或侵犯。此外，他的实验设计排除了被试因盛怒失去理智而下毒手的可能。这些被试性情温和、奉公守法、疼爱子女、家庭美满，且都没有不良嗜好。
离经叛道的社会心理学家
米尔格拉姆是社会心理学家，所以势必从情境的角度来解读其实验发现。社会心理学主张，人格（你是谁）不如环境（你在哪）来得重要。米尔格拉姆表示，他的实验证明，只要所处环境需要，任何正常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多年来，他不时以此实验来解释越战士兵与纳粹军官骇人听闻的行为。德裔美籍学者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撰文报导纳粹将领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审经过，文中提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观点，认为艾希曼是因为身处官僚体制下，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盲目服从指令，才犯下那些残酷罪行的。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正可与此篇论文相呼应。事隔多年，社会心理学家仍旧极力强调，关键在于情境，而非人格。与米尔格拉姆合撰《人与情境：社会心理学观点》（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的罗斯说：“并不是说因为人格不具有稳定性，所以人类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不受人格特质的影响。而是因为人格特质往往不敌时间、地点、同伴等环境因素。”换言之，罗斯等人主张，人类行为只有部分源于稳定的内在人格，绝大部分随外在力量的改变而变化。
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完成初步的实验后，随即着手研究与服从或反抗行为相关的人格特质。他们对被试展开追踪研究，仔细观察其生活与思想，找出解释哪些人为什么会做哪些事的线索。这方面的研究自然难见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罗斯轻蔑地说：“我们才不理会什么人格。米尔格拉姆也一样。”然而米尔格拉姆是不一样的！他和埃尔姆斯合作，研究个别被试，并写了一两篇报告。
米尔格拉姆从实验结果中看出，情境无法解释一切。倘若他的实验情境能影响所有层面，并极具说服力，那么全部被试都应该会服从指令。但只有65％的被试服从指令，也就是说35％的人抗拒主试施加给他们的情境。这该如何解释呢？没有社会心理学家答得出这个问题，这正是社会心理学的软肋。社会心理学可以描述群体行为，但如果遇到特异分子，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这些特异分子就像一株怪异的藤蔓，偏偏不依附既有的藤架生长。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35％的被试就像这种藤蔓，独树一帜。土壤既然都一样，那么结果的差异必定是种子本身所致。
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尔格拉姆与埃尔姆斯找回先前的被试，施以两套人格测验。其中一项是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另一项是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埃尔姆斯逐一和个别被试详谈，询问其童年、亲子关系、早期记忆等问题。然而服从和反抗的被试，在这些因素上并无显著差异。
埃尔姆斯与米尔格拉姆很难找出任何一组相对的特质，能与服从—反抗完全对应。他们发现服从的被试小时候与父亲的关系较疏远。服从者小时候受到的处罚较轻微，如打屁股；反抗者曾遭受严厉殴打或剥夺某些权益的处罚，比如不准吃饭。在军中服役的服从者略多于反抗者，其中多数服从者承认曾对人开枪，多数反抗者则不曾这样做。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结论并不多：反抗者挨打，服从者也挨打。反抗者与父亲感情较好，服从者较疏离。反抗者在社会责任的测验中得分较高，而这项测验结果也反映其服从程度。也许量表有问题，也许是反抗者与服从者各有特殊之处，我们无法一一归类。
寻访反抗权威的“英雄”
我很想归纳出两者的特征。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我还是布兰德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学生。当时正值5月，樱花绽放，花瓣洁白似雪，点缀浅浅粉红。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社会学教授说：“所以被试一次又一次，按下电击按钮……”我不禁全身发抖，脑中立即浮现那种情境。我很清楚自己本性有多顺服，如果是我，一定会照做。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不过到现在，我依然对这个问题好奇不已。埃尔姆斯与我通电话时说：“被试不论服从或反抗，我们都无法归纳出某种稳固的人格特质。”我问：“我能和当年那些参与实验的人谈谈吗？还有人在世吗？”他回答：“档案要封存到2057年，我们不能透露被试的姓名。”
我生性顺从，但也喜欢追根究底。几周之后，我给牧师、犹太神父、研究米尔格拉姆的学者打过电话。在我寻找当年被试的这段期间，我辗转得知有位反抗指令的被试，后来在越战中经历了米莱村大屠杀（My Lai）＇1＇，他拒绝对越南民众开枪。我想像着那人现在的模样，他应该已经六七十岁了。我要去找到他。
他打电话给我！米莱村事件发生时他并不在场。不过，78岁的查芬先生（Joshua Chaffin）当年确实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他再三强调他曾反抗主试的指令。电话里他一开口就说：“没错，我做过实验，就在那间实验室里。到150伏特时我就住手了。当初我如果听从指令继续，我保证，现在和我谈话的就不会是你了，而是心理医师。”
乍听之下，这位反抗型的被试还蛮风趣的。我虽未见到他本人，不过我能感觉出他很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他语调轻快，略带犹太口音。查芬跟我聊了好久。我感觉他一直在等人打电话来，。电子书下载请他谈谈那个年代久远的、饱受攻击的实验以及他在实验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相信那情境有多逼真。我当时丝毫没有起疑，完全没想到那可能是个骗局。电击器上有个金色面板，还标示了制造商，看起来就是如假包换的科学仪器，你懂吧！如果你认为是因为耶鲁大学的名声导致被试服从指令，那也不尽然。因为米尔格拉姆后来在桥港市的一间仓库里进行了同样的实验，被试也对假扮学生者给予电击。”
查芬不断重复这件事，好像要安抚自己。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实验室的摆设、间歇出现的蓝色闪光，假学生的尖叫等，都完整保存在他的脑海里。尽管年事已高，但对实验却记忆犹新，让人啧啧称奇。
我们约了时间见面。查芬还住在纽黑文市，不时仍会路过做服从实验的那幢大楼。有时候他甚至会走进当年进行实验的地下室。他告诉我：“那里乱七八糟的。不过我到现在还记得，外头有扇灰色大门，房间里管线外露。”
某个晴朗的夏天，我开车拜访查芬。我们约在一间餐厅碰面。外头阳光刺眼，里面光线昏黄，时间仿佛就此停驻。顾客都是老人，吃的都是鱼。我根据查芬电话里的描述，找到坐在餐厅后方的他。我们点的菜送来了。查芬叉起一块炸鱼排，迅速送进嘴里，嚼得很起劲。
他说：“我当时是环境研究学系的助理教授。我看到广告，心想：‘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当年4美元可不是笔小钱。我需要钱，所以就去应征了。”接着他一五一十地说明实验内容，大约70伏特时，他第一次听到对方因痛苦而叫出声来，电击强度不断提高，叫声越发尖锐凄厉，连麦克风也开始沙沙作响，查芬转头对主试说：“你这样做不对。”该死的主试！“那个家伙，竟然叫我继续！”查芬说得义愤填膺，布满褐斑的手臂随着回忆而颤抖。我倾身向前，问他：“你是怎么做的？”
“我对他说：‘不要！’”查芬又说，“我对主试说，‘我也参与过其他实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当‘学生’的人不断哀嚎尖叫，我精神紧张，不停流汗，心跳加速。最后我停下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说：“为什么？什么原因让你罢手？很多被试都做不到。”我真的想听他怎么说。我大老远开车来此，就是想知道查芬是怎样挣脱外力束缚，不做情境的傀儡的。
心脏病比良知更重要
查芬拿起浆过的餐巾擦拭嘴巴。他看着天花板，思索片刻后说：“我怕我的心脏受不了。”
我复述他的话：“心脏受不了？”查芬转头看着我，说：“我怕这实验会让我太紧张，导致心脏病发作。”他好像想到什么，补上一句：“我也不想伤害那个人。”
我点点头。任谁都会注意到，查芬先提到他的心脏，其次才是“那个人”。可是谁能责怪他？我原以为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没想到会从他口中听到这个答案。我原以为他的答案会更有宗教情操，更高尚，例如“我内心深处始终秉持道德良知，要善待他人……”我错了。查芬是担心他的心脏，所以才会反抗，至少他事后回想时，是这样说的。
他还告诉我，实验后他余怒未消，隔天他回到耶鲁大学，冲进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室。当时米尔格拉姆平静地坐在书桌前批改报告。查芬对他说：“你们这样做不对，非常不妥！不知情的被试可能感到不适。你们没有剔除有特殊疾病的人，万一有人因此心脏病发怎么办？这个实验让人难以承受，你知道吗？”
查芬回忆当时米尔格拉姆看着他，镇定地说：“我相信实验不至于让被试心脏病发作。”查芬说：“但我差点就发作了。”两人接着谈了起来。米尔格拉姆安抚查芬，赞许他反抗的表现。临走前，米尔格拉姆说：“查芬先生，您若能保密，我会很感谢！”查芬问：“为什么要保密？”米尔格拉姆回答：“为了实验的真正目的。还有人要参与实验，我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