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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在黄土高坡-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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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比城里差多了,第一个就不够吃的……”金杨打开话匣,细细诉说着插队生活。

一个来小时,姑姑就要做午饭了,这时,姑父对丁姐点了下头,问:“您是和金杨一块插队的?”

“不是。”

“是他们村的干部?”

“不是。”

“那您是?”

“我是铁路上的列车员。”

“那您和金杨是什么关系啊?”

“我是他女朋友。”丁姐说这句话时双颊现出两缕淡淡的红晕。

“您是他的女朋友?”姑姑也凑过来,声音提高了问。

“是啊,不是他女朋友,我和他来这认您门干什么?”丁姐不亢不卑。

“可是您这岁数?”姑姑迟疑了一下问。

“我今年三十二了,确实比他大几岁,可是我们俩好啊,婚姻自由,婚姻法上也没说男女差几岁不让结婚……”

“可是您不是比他大几岁,是大十几岁啊?”姑父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

“我和金杨来这儿,不是征求你们的意见,问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恋爱,是通知你们,我们恋爱了,你的侄子找了个叫丁飞燕的媳妇,比他大十三岁。”丁姐语气也横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大家子,最起码以前是,我们家的侄子,不能头婚就找一个大十三岁的媳妇,怕还是二茬吧?”姑姑的话语带有冷飕飕的味了。

“你们管什么啊,金杨父亲死,母亲被轰回来家,又死在老家,你们管了吗?金杨插队,没吃没喝,你们管了吗?现在,你们充大头了,出来管了,管你娘了个蛋吧。金杨走,咱不认这门亲戚!”丁姐说着,就拉金杨往外走。金杨迟疑了一下,姑父便忙拽住金杨,使站起身的金杨重又坐回凳上。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这泼妇,你这破鞋!”姑姑到底是当了多年的售货员,别瞧眉清目秀的,推起比她矮半头的丁姐,确实力气大的很,三推两推,便把丁姐推出院门,嘴里还嚷嚷道:“让我们老辈同意你们结婚,甭想!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样……”

金杨几次想出去追丁姐,都被姑姑和姑父按在凳子上重新坐下。“姑,丁姐是好人,我不嫌她答,我喜欢她!”金杨又一次站起,但又被姑父按下。

“说什么话呢?咱是什么家庭,哪能找,一个大十几岁的二手货啊?”姑姑怒气未消。

“您管的住我今天,您的管的住我明天,您在北京能管我,我再山西您还能管?!”金杨争辩。

“不管说什么,金家就不能娶这么个二手货,她有孩子,以后事过去了,金家的产业不都归了人家了。金杨,你傻啊?”

“什么产业不产业,不都给贴了封条了吗,都要归公了吗?”

“不是还让你住吗,还没没收,以后就可能还给你……”姑父也急的劝说。

“可是丁姐对我好!”

“对你好也不行!”姑姑气愤地说。

“老徐家啊!”姑父姓徐。这时,门外突然喧闹起来,有人大声嚷了一句。姑姑和金杨忙站起走出屋,一个胖胖的戴红袖章的老太太和一个身穿蓝制服瘦高个头的年轻警察走进院子。

“什么事?”姑姑问。

“老徐家啊,你们屁股到坐的稳啊。你院门上有一个人要上吊!”那警察口气严厉。

“什么,上吊?”姑姑听了,马上跑到院门外,只见围观的有十来个人,男女老幼都有,而院门上方一个突出的梁子上,挂着一条红色打着扣得腰带,丁姐正站在门槛上,把脑袋往那条红色腰带栓成的扣里钻。

“我的祖宗诶,你干甚么啊?!”姑姑见状,忙过去抱住就要把脑袋钻进红扣里的丁姐,丁姐本不想上吊,拴上扣好长时间了,脑袋钻半个进去,又退出来,歇了一会儿,又钻半个脑袋,又退出来。现在,见金杨姑姑抱住自己,一边故作挣扎,一边大声喊:“你不同意我和金杨好,我就死你家门前!”

“好好,祖奶奶,你下来吧。我可不管你们事了,金杨就是找个西山老妖的徒弟母耗子精,我也不管了……”……

左小菊这次猫冬回北京是有两件事要干的。一是要把六六年被红卫兵抓走的母亲找到,另一件是,父亲虽然从牛棚放回来了,可是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父亲身体又不好,她要想想办法把左小莲留在北京,留在父亲身边,让他们妇女俩能互相照顾一些。最好,把左小莲的户口转回北京。

她和左小莲回到北京,仅仅歇了两天,她便开始寻找母亲的下落了。从哪里下手呢,她思考了一下,决定先去找大学革委会。

母亲是文化革命刚开始两个多月,红卫兵给抓走的,校革委会是学校领导机关,几个头头都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找他们问问,也许能找个线索。左小菊找到校革委会,一进屋,校革委会的几个头头正叼着烟在敲扑克。

正文 第八十五章 骨灰

左小菊进了屋,走到他们打牌的桌前,那几个人竟然只瞟了她一眼,又继续打他们的牌,这样呆了好一会儿,一把牌打完,一双手又开始洗牌时,一个叼着烟戴着红箍穿旧军衣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问:“你有什么事?”

“我来查一下我母亲的事。”左小菊静了静心说道。

“你母亲是谁?”左小菊说了母亲的名字。“是那个主任吗?”另一个人问,左小菊点点头。

“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还是那个人说道。

“我母亲自从六六年八月被红卫兵抓走,一直没消息,我们也不知被关在哪,我想问问,我母亲到底被关在哪了?”

这时,打牌的几个人都停止了手,把目光齐齐投到她身上。静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人说:“你母亲好像当时是按叛徒被红卫兵抓走的……”

“是,您知道被关在哪?”左小菊急切地问。

“我好像记得,那时咱们大学还没有红卫兵,抓你妈的红卫兵可能是西城哪个中学的,他们不知从哪得的消息,把你妈抓走,在学校操场斗了一顿,就把你妈押离学校了……”

“你记得是哪所中学么?”

“不记得,当时我在操场,看到了,所以对你母亲的事主意一点,你查怎么查,中学生都插队或去兵团了,要不,你去西城公安局查一下。”

左小菊当日赶到西城区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进出西城公安局的警察,不少也都戴着红色造反派的袖章,左小菊在西城公安局差了两个多小时才查到一个本本上记有: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两点,红卫兵送来一妇女,称其为特务。来时,身上脑袋有多处外伤,下午四点,送市看守所。

左小菊又赶到市看守所查了半天,才查明:母亲送来当日,由于被红卫兵批斗时,被红卫兵的铜皮带扣抽伤脑袋,造成颅内出血,在看守所,看守所的造反派又不允许给送来的黑五类治疗,所以第二天早上,便去世了。去世那天,便被送到八宝山火化了。

听到这不幸得消息,左小菊五内俱裂,天天想着母亲被关押在别处,天天想着哪一天母亲被放出来,一家人能团圆。等啊,盼啊,寻啊,觅啊,等来盼来的确是噩耗,真是苍天悲伤雨作泪,树木无语风悲声。

左小菊几乎哭倒在看守所。那个帮她查找她母亲的那个警察,见她寻死觅活的,不禁也动了恻隐之心,叹道:“唉,惨啊。你到八宝山找找,或许能找到你母亲的骨灰。”

第二天一早左小菊和左小莲便要去八宝山。刚要动身,在另一屋的父亲叫住了她们:“小菊,小莲你们慢点走,我和你们一块去。”

“您别去了,你身体不好,找到妈的骨灰,我们再和您一块去。”左小菊怕父亲伤心,所以不想让父亲和她们姐俩一起去八宝山。

“不行,别人不看可以,看你妈我不去不行!”父亲说着,走出了他自己的屋。

左小菊看到,父亲消瘦的脸钢架苍白,原来不多的白发一夜之间好像又白了许多,而两个眼,肿的像小核桃,白眼珠红红的布满血丝。“您这身体挺得住吗?“左小菊知道昨天自己把探听的消息告诉父亲后,父亲肯定哭了一夜,不禁担忧地问。

“行,没问题!”父亲占了起来围上围巾,穿上那件刚解放时卖的蓝呢子大衣,说:“走!”

八宝山火葬场,几颗秃树落着几只乌鸦,呱呱叫着。已是寒冬季节,除了三两树尖上有没融化的雪花的小松树,还透着一些绿色的生息外,就是秃的山,秃的树。火葬场烟囱上的几缕青烟,和地上稀落的残雪,及几个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工作人员。

父女三人来到火葬场办公室,火葬场办公室的两个值班人员,也在黑棉衣上戴着造反派的红袖章。“您们烧谁啊?”三人一进屋,其中那个胖女人问。

“我们不烧谁。”左小菊的父亲说。

“你们不烧谁,来火葬场干什么?”那个胖女人笑笑。

“师傅,”左小菊忙向那胖女人笑笑,“我们是来查一下以前烧过的人。”

“以前烧过的人在骨灰堂呢,到那查去吧!”那胖女人说。

“骨灰堂远吗?”

“在东边,看得见!”那胖女人有些不耐烦了。

他们看到不远处绿色宫殿式的房顶,便知道那就是骨灰堂了。循迹走了过去,一进骨灰堂,看骨灰堂的工作人员也带着造反派的红箍,他们问:“以前少过的人都在这吗?”

看骨灰堂的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正在看一份报纸,头也没抬地说:“不在这儿,还在你们家炕头啊?”边说边用手一指旁边过道。

左小菊和父亲及妹妹穿过过道,看到里边是一排排高大的柜子,一个个柜子被做成许多小方格,每个方格里放着一个骨灰盖,骨灰盒上都放有死者的相片,他们有男有女,有年轻,有年少,虽然都已化作一堆骨灰,但相片上的他们却大都笑着,无忧无虑地笑着,痴呆地笑着。

左小菊和妹妹及父亲分作三股,分不同地方搜索母亲踪迹,寻了个够,也没找到母亲踪迹。三人碰到一块,左小菊说:“这没母亲,咱们还是回前头问问。”

他们返回骨灰堂值班人员那里,那值班人员还在看那张报纸,左小菊问:“师傅,请问六六年死的人都在这吗?”

“对啊。”那人眼睛终于离开了报纸。

“我怎么没找到我妈啊?”左小菊声带哭腔。

“你们自己把骨灰放这的,怎么不知道放哪儿?”

“不是我们放的……”

“不是你们放的,谁放的?”

“我妈,我妈是被红卫兵打死,他们给拉到这的?”

那人听了,往前探头看了看左小菊,又看了看左小莲和他们的父亲,这才坐回原处说:“是六六年被打死的黑五类吧?”左小菊点点头。“那年头,乱成一锅粥了,打死就打死了,谁还给她装骨灰匣啊,你们家属也没来啊?”

“没通知我们家属啊?”

“你们要找阿?”

“是。”

“骨灰烧完没主认,可能大板锹早搓出去沃肥了。”

“什么,沃肥了?!”左小菊父亲听道,忙问。

“你们再到火葬场那边看看吧,问问那扫地的老薛,前两年他管烧没主的,你问问他。”那人低下头,又看起了报纸。

“薛师傅,薛师傅!”左小菊父女三人从骨灰堂又返回火葬场,去找薛师傅。问了几个人,都不是,最后看到一个在场地一边坐着吸烟的老人,他五十来岁,头发老长,而且脏乱,好似很久都没剃过,胡子也老长,花白的胡须乱蓬蓬长着,他也穿着火葬场工作人员都穿的黑棉裤,黑棉袄。但是他没带造反派红袖章,他的身边放着一把大竹扫把。

“您是薛师傅吗?”左小菊快步走向前,问。

那老人把望着远方呆滞的目光转了回来,痴呆地望了望左小菊父女三人。

“大爷,您是薛师傅吗?”左小莲跟着也问了一句。

听了这话,老人这才回过神来,默默地点点头。

“问您一句,老哥,六六年八九月间红卫兵打死的地富反坏,拉到火葬场,那无主的人是您烧的吗?”

“无主的地富反坏,打死的,是我烧的……”老人低下头轻声说道。

“怎么没找家属就烧了?”

“火葬场造反派让烧的,别人都不烧,让我这个写碑的烧,我有点历史问题,文化革命一块是就被专政了,人家让我烧,我敢不烧吗?”左小菊父亲和这老人一问一答。

“您是写碑的,什么是写碑的?”左小莲不明白,插嘴问道。

“写碑的就是死人埋了刻石碑,石碑上先要写上字,石匠才照字刻,大人物死了,献花圈,我不写碑就写花圈。唉,字好点,原先也算是个轻松活……”老人说道自己是写碑时,脸似露出一丝自豪的笑容。

“那您知道六六年六九月间您烧的地富反坏的骨灰在哪吗?”左小菊的父亲颤着声问。

“这,这……”老人望望眼前这父女三人,好像明白了这三人便是他曾烧过的那批地富反坏的家属。想了一下,他说道:“大部分斗被垃圾车拉走倒掉了……”

“那还有一小部分呢?”左小菊思路敏捷,立刻问道。

“我,我……”那老人向四边瞧瞧,见没有戴红袖章穿黑棉袄火葬场造反派的人,这才悄声说:“你们是那批被打死人的家属?”

“那还有假,那是我妈!”左小菊边说,眼泪也跟着从眼眶流到脸颊。

看到左小菊流了泪,这老人才说:“当时烧的时候,我怕这些冤死鬼找我报应,又怕后日他们家属来找,所以,我每烧一个无主被红卫兵打死的,便从他的骨灰中捏一小撮,放到后面那棵松树下我挖的坑里。”

正文 第八十六章 千方百计

“松树还在吗?”左小菊着急地问。

“那不是吗?”老人指指不远处那棵高大的松树。

“您带我们去?”左小菊说。

“好。”老人带着父女三人来到松树下,找个枯枝,左小菊把老人指示的地面掘开,果然见一些骨灰出现,但这些灰白色的骨灰已变成褐灰色,已和树下的泥土混在了一起。

“妈呀!”左小菊和左小莲见到骨灰,立刻蹲下,哭出了声。

“别出声,别出声!”那老人忙叫住两姐妹。

“为什么?”左小菊问。

老人指指不远处的办公室:“让他们知道了,连这点骨灰也给搓到垃圾场……”

左小菊她们忙止住哭声,左小菊父亲弯腰捏了一点和泥土拌在一起的骨灰,用一张纸包好,装进怀里,拉着姐妹俩向大松树恭恭敬敬地鞠了三躬,又转过身,向老人薛师傅鞠了一躬。

母亲找到了,早已化作一缕青烟和一撮泥土。左小菊还要在冬季北京的时间,去办第二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妹妹左小莲调回北京,让孤独的父亲身边能有一个女儿相伴,让身体瘦弱的妹妹,不再受艰苦生活的煎熬。

左小菊到大学家属委员会打听,听说大学里有一个家属子女在内蒙古插队,因为在队里不爱劳动,偷鸡摸狗,被内蒙古他们村给退回北京了,北京开不要,可是这孩子的父亲是大学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于是,人托人,找到了北京知青安置办公室,又人托人,到医院开了个乙肝的假证明,证明此人不适宜在内蒙古插队干力气活。他父亲有趣医院开了个血压高的证明,证明他父亲需要人照顾,而他家确实一子一女都去插队了,儿子去了内蒙,女儿去了陕西,三搞鼓,两搞鼓,就调回北京了。

“他真有乙肝啊?”左小菊问家委会的大妈。

“有什么呀,装的。”

“那怎么开除乙肝的证明?”

“那还不容易,找个有乙肝的病人,给他二十块钱,让他冒名顶替去医院检查身体,又串通给他检查的医生,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给点好处,乙肝证明不久开出来了……”

“他儿子是冒名顶替开的乙肝证明,他老子莫非也让人冒名顶替开的血压高?”左小菊又问。

家委会大妈笑笑:“哪还用冒名顶替啊,他老子本身就血压高,只不过高的还不够度数。”

“什么度数?”左小菊好奇地问。

“就是说他老子血压高,高压时一百四十五,低压九十。说高,是高,可是还没到要用人伺候,身边离不开人的程度。”

“那再找人冒名顶替?”

“这不用了,听说他老子不知在哪听了高招,说量血压前喝了点酱油,血压就高了,于是这位老先生在检查血压前,足足皱着眉喝了大半瓶酱油,咸的他呲牙咧嘴,连喝好几大杯水。喝的肚子鼓胀胀的,像个怀了八个月的孕妇,到医院一量血压,呵,低压一百二,高压二百。

当医生把量的血压数告诉他时,他不像别的病人那样忧虑和害怕,反而笑了。可这一笑不要紧,嘴咧开了,就合不上了。眼发直,嘴角流哈喇子,医生一看要坏,忙检查,发现这人因为血压高,又一兴奋,得了个脸溢血。于是,又住院又开颅,把脑袋里的血块清除干净了,这人也半傻不精了,住了一两个月医院,才回的家。”

“他为儿子也算鞠躬尽瘁了!”左小菊说。

“谁说不是呢,哪家有个插队的,父母的心不也就被摘掉了一半。”那家委会的大妈说。

周学萍扶着父亲去学校革委会,他们要向革委会证明一下,左小菊父亲在北京确实一人,身体又不好,确实血药一个子女照顾。

到革委会一说,此时几位校革委会委员大都认识左小菊父亲,又对左小菊母亲的事稍有耳闻,所以,左小菊和父亲说明来意后,那几位校革委会委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没费多大劲,左小菊父亲便拿到了一张证明左小菊父亲在北京是孤身一人,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盖有校革委会大章的证明信。

证明左小菊父亲在北京市孤身一人的证明有了,还需要一张证明左小菊父亲身体有病的证明,左小菊对父亲讲,要开这样的证明,是否需要找熟人托个医生,开个证明容易些,左小菊的父亲听了摇摇头,正色说:“我是共产党员,是革命干部,撒谎作假的事,我不干。到医院检查,如果有病,就给我开有病证明,如果没病,那就不用开证明,我革命了几十年,不能对组织撒谎……”

“如果开不出您有病的证明,小莲就调不回北京怎么办?”

“为她调回北京,我这个革命干部也不能撒谎!”父亲加大了声音。见父亲坚持,左小菊也就依了父亲想法,没有托人找医生,心里想:您还一口一个自己是革命干部呢,人家早把你划成走资派了,如果人家还认为您是革命干部,为什么把您专政了一年多,关在牛棚呢?

到医院一检查,左小菊父亲的病还真不少,什么血压高,冠心病,骨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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