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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 招商引资〃 ，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 笑话〃 ：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
（十八）崩溃危机从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国经济的乱象不过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重演。但这一次，还是“乱”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乱法，是计划之乱。中央订了个高增长目标，就按此实施，这省建几个工厂，那省开几个矿。更野蛮的就是和打仗一样下达指针，给我干出多少吨钢多少吨粮来。计划嘛，总有出差错的情况，让你干300 万吨钢，你只干出200 万吨来，那边多少工厂等着用，结果都只能停下来等了。计划里预备的是两年研发出关键设备，就好大干快上了，结果就是搞不出来，配套的投资都歇那儿了。追求高指针到最后，总是投资无法持续，不少干的活都浪费了。乱到顶点，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收拾局面，接下来就是负增长或者接近零增长。这时又怕乱了，不敢动了，该投资的也不投资，死气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实都是缺东西，短缺经济。因为缺少东西，所以放一放生产多些，又因为缺少东西，一些生产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这样来回收放，总是不得要领，不知有什幺办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乱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听命行事。
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钱疯上项目的乱象，不是这个模式。中央并没有给高指针，没有说你要建多少工厂修多少路GDP 增长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疯了一样地投资。还有一个海南开发区在疯炒房地产添乱。那些上的项目，是奔着为自己这个地区挣钱去的，这也和过去根本不同。过去叫“全国一盘棋”，让你办厂，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全国计划着用，象征性地定个价，是为了好定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你该挣多少还是多少，几级工就拿几级工的工资，国家不会多给你一分，“统购统销统一工资”。现在国家除了煤电等重要基础性战略物资，都不计划定价了，你卖得出去随你怎幺浮动去。和中央是分税制了，你挣的钱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这下就激动了，什幺挣钱上什幺。你能靠这个挣钱，我外地的照样能组织人生产，凭什幺把钱留给你挣？这个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挣钱，各地一堆企业就扑上去了。彩电生产厂一度多达上百家。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过剩。这不是说都过剩了，短缺的东西仍然有很多，但是开始有不少东西过剩了。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可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上对过剩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书上。按计划生产，只有说是完不成，没有说是过剩的。也有多生产“超额完成任务”报喜的，但不是过剩，搞计划的喜出望外拿过来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这种情况很少），计划经济很好控制这种情况，下个指针就一切搞定。
但在这次一窝蜂行动中，就真的是过剩了。有两种过剩，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产品过剩。某种东西挣钱，所有的地区都疯狂上马项目。市场上只能承受500 万台彩电，结果生产出800 万台了，那边各彩电厂还在扩产，下年就会有1200万台生产出来。这就是产能与产品都过剩了。也许从长期意义来讲，不能叫过剩，说不定什幺时候市场容量变成2000万台了，反而会短缺。但对各地区政府各生产厂家，这短期过剩卖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们以前对“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干么不送人？彩电卖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问题了。收不回钱，那么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银行的钱怎幺办？
对个人来说，还不上银行的钱，就真的不好办了，所以没多少人有胆子借大钱干事业。但中国是官办经济，中央都说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干的？我就让地方银行拿钱上项目，全国都这样，还不上钱你银行也不能怎幺的，讨债你都不知找谁。你银行收不回的钱可以搞“坏账”啊，继续印钱啊，又不是没干过。
的确，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坏账”并不新鲜。建一个厂子3000万，维持费一年1000万，都从银行贷款安排了。结果生产的产品是技朮不过关还是怎幺的，没啥大用，一年捞不回几个钱。你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大钱改进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就是再要5000万你也咬牙硬上，但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无底洞了，想把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来说不定还得花1 亿。一种就是不死不活发基本工资维持着，那么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坏账了，那维持费一年年的跟催命阎王似的都是坏账。长痛不如短痛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破产这种事，这是政治问题。你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坏账就要了你的命。
本来计划经济就留下大堆坏账（具体数据是中国政府的最核心机密，可能根本没有真相），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坏账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冲。再往下老百姓就该动手了，到崩盘的时候，人民币就和废纸差不多了，天下大乱就在眼前。朱镕基后来被骂多了，急眼了，脱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动手整顿，“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是实情，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次经济可能崩溃的大危机。
其实前苏联也是这样，计划经济都这样。投资没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出来就是坏账。坏账多，就没钱，别人也对你不放心，自己搞来搞去就积重难返崩了。先是国际上没钱，再是国内变不出钱，印钱也不管事了，演变成社会危机。一些人幻想照计划经济老路走，就怎幺发达了。这属于理想主义，就只管说，对实际问题不用管，怎幺说都有一套自定义的逻辑。这也不是说错了，就是不实际（外国人说munism 是“Idea is wonderful ，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确切中要害）。
中国是死中求活，搞起官办经济，就遭到当头一棒。新老坏账一起来，乱象已显。但好就好在，这是转型经济最大一次考验，挺过去了，就好办了。怎幺挺，讲理论是没有用的，就得实实在在的一个个操作。这种局面下，朱镕基的确有些过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办法，把盘子稳住了。
朱镕基这个人理论色彩不浓，稍有一些。因为在国家经委年头长，对搞计划经济的弊病认识非常清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营机制心里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时会露出一点，但不多。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至上的人，经委这种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对空搞理论。他有一个毛病，什幺问题都定个“三年”的时期，叫嚷着去解决。怎幺解决他不玩理论，就是靠他操作主义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难题也不怕，“三年解决”就出来了。他不是说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操作主义非常有信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把问题都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到底是什幺理论有什幺关系？软着陆有什幺理论，老子不照样搞定了？后来发现问题复杂，不好办，气焰就下去了，有点子蔫了，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有人说老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不对，两人一个玩操作一个玩理论，差很远。
从以上对老朱的描述就知道为什幺老邓喜欢朱镕基，说他“懂经济”。连陈云也觉得老朱是个人才。老邓和陈云都不是搞理论的，具体操作都干了很长时间，是党内两大操作好手，周恩来都甘拜下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是从他多年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有些可贵之处，并非书桌前的空想。两人跑到各地考察干部，一看谈吐，水平怎幺样那还不是心知肚明？就会大言炎炎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经济事务却没经验的人，在两人这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改革派保守派两大头目都是操作为王的人，那么中国当然就是操作主义至上了。那时共产党的确是没人才，赵紫阳算是不错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邓陈云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盘。那么的确就只有老朱合适，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说胡锦涛不错，那是做人不错，所以可以当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体操盘搞经济，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经验，在上海当市长正好邓小平陈云跑去过冬，时不时有机会聊聊。两退休老人正心里惦记着找个“懂经济”的，好不容易发现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荐”。
老朱脾气暴得很，缺点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产党内本来是没机会升到高层的，大家都喜欢胡锦涛那样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当副总理那种锋头，真是无人能挡，实质权力比当总理的李鹏大多了。后来在党内横行，开大会面向媒体大众作秀，开小会唱独角戏骂人，都无人敢管。实在是来头太大，靠山太硬，也确实有些资本。这资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时积下的。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