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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灵魂的人相信，肉体只是一件衣服，高人在庄子笔下吸风饮露作逍遥游，连这样的穿戴都免了。藏区的喇嘛更是传奇，终生修行，最后化虹光而去，连臭皮囊都打扫得千干净净，只余几束毛发，环保到最后一刻。
尽管是“衣服”，却量体裁自造物主。当初，神按照自己的样子，“抟四方之土”造了世上第一个男子，又取下他的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然后就诞生了世上最动人的情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环顾四周，现在哪一个爱情说得出？）
女人叛变，天下第一（所有的叛徒都可以溯祖母释怀），偷吃禁果，开了双目，看到自己的赤裸，从此懂得遮掩。“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树木中。因为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在萨特故居旁边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里，第一次遇见始祖蒙羞，印在朴素的单页白纸上，我竟疑作雨果的篇什，心有戚戚，好像错咬苹果的是自己。老子似乎还在一边附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那一刻，东西方圣贤隔着我在悄悄握手。
天顶画《创世纪》上，米开朗琪罗的神赫然长须，屈膝展臂，一一布置宇宙。我却直想问他老人家，您造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为了让先祖来地球生一堆只想同世界接轨的同胞？（直说多好，非洲也世界，接吗？）为了像浮士德那样最后说—声“你真美啊”？（绝不倒地而死，导演那边喊“停”呢）为了邂逅巴赫、达·芬奇断了自己成才的念想？（谢天谢地，心甘隋愿）
既造了人，为什么又造蛇，既然人如此脆弱，为什么把苹果树栽在人前（栽给牛顿一人足矣），既然栽在人前，为什么不派天使看守？（圣奥古斯丁在一边打断：我宁可不理解而找到你，也不要专求理解而找不到你）
撇开这些为什么，既成事实是，我们存在了，带着各自的“衣服”。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法国反革命政治学家迈斯特尔倒有段妙语：“敝人有生以来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多亏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了还有波斯人。至于‘人’这种东西，我要声明，我这辈子还从未碰到过。”
似乎是在掏心示人——把一切包装零碎全部除掉，内里的存货各归其类，属于自己的竟寥寥无几。我们的身体从一出生就被套进“意底牢结”，历经各种教育，终告成“人”。用迈斯特尔的法眼环顾四周，只见“衣服”不见人。穿上衣服的那一刻起，人已经消失，隔着衣服，艺术只拯救出了一点人味。
几年前在柏林的住处，经常能见到东倒西歪的醉汉，每次双目发直走来，我都在一边毛发直立。地铁上干脆有人哭着叫妈，完全叫出了坐在一边的我的心声。周围的老外更是疯狂，不是挥拳擂墙断了胳膊，就是一手砸掉门上的玻璃……
而在东方，以人口比例而言，我竟很少看到沿街大醉者，更少有人疯到自残自杀。刘小枫的说法是，西人拯救（十字架上甘愿受苦，辛勤救赎），国人逍遥（湖江山间散发弄舟，采菊种花）。
陶公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肯为采菊的日子折上一辈子，娴静端庄地自我完成，实在风度。另一极的屈原却十分不东方地自杀了，他捶胸问天，最后把自己扔进一条江中，致使后人生出这样的慨叹：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最典型的反例是老苏，背运时，不但不疯，还酿酒炖肉，诗中布满菜谱，隔着年代，垂涎后人。奔走歇息的途中，苏老竟幡然顿悟：“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遂席地而坐，忽得解脱。
这样的随处安歇，西方人哪里会？他们都是硬着颈项奔走而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么成了（一串名字），要么疯了（也是一串名字），成与疯有时竟难界定。（如何界定尼采、凡高？）
即使是疯，东方也有自己的疯法，八大山人的“佯狂”是一种技术活，洋人的脑力哪里跟得上？真疯，那是完全舍己忘我的状态，要把所有的教养、意识统统卸下，把自己尽数还给自己。我们从小被教导着要舍己利人，该疯（或者该完成自己）的时候，那个大写的身体却坚固如山，硬是舍而不掉。
疯狂即能量，在某种程度上，工业革命就是疯狂的结果。四大发明一完成，东方就电灯、电话、电视、电脑一路享受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跨洋使者几乎没有。而我们，即使在最封闭的日子里，也仍然享用着洋人马克思。孔子、老子、孙子，这些硬邦邦的东方骨头今天同胞都啃不动，更何况西人。而这边，德里达、福柯、萨伊德们却操着洋字母毫不费力地争夺了方块字的话语权。在学习继承外来文化上，国人一路师夷之长以媚夷，确实虚怀若谷。西方街头开几家中国餐馆，西人当“乡愁”吃吃，感染点东方情结也就罢了。东方这边，麦当劳、肯德基却像根据地一样遍地开花，国人生生把它们吃成了主打。
西西弗斯是典型的西方人，加缪一开篇就开始发疯：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可否自杀。后来被演绎成，西西弗斯每天反复推石上山，魔鬼前来试探：神总让你这样推上落下，最终是徒劳的。西西弗斯委屈得问神，神却回答，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复，你如何能生出这样的耐心，这样的毅力，这样的信念？
同样是石头，东方却是另一个版本，不拼实劲拼巧劲，是另一种好。若推石上山的情节出现在东方，会太过刚硬，而串在西方身上，却自然而然，上下贯通。
挥之不去的问题还是浮上来吧，是什么帮助国人如此平衡？是什么导致西人随便发疯？
东方，包子馅在里面，西人却移植到上面。东方，喝茶一定要加盖，西人的咖啡却坦然敞开。东方，一朝成圣，万世师表。西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东方，失意有扁舟茅庐，整理羽毛尺寸足够。西方，断了双腿，却依旧站在船头冲着暴风雨大骂老天狗杂种（《阿甘正传》丹中尉）……
我们可是舌根旺盛的民族啊，难道，是东方美食在帮助国人建立一个多面的消化渠道吗？烦闷时，吃清炒虾仁。思乡时，吃北京烤鸭。孤独，喝酸辣汤，出世，吃白玉豆腐。寒冬对着雪天涮羊肉，夏天吹着凉风麻酱拌面。民以食为
天，天有了，其他的琐事几乎味到事成。
善护念
几年前，我在博士出家的圣地法师那里听到一个关于霍金的故事。
霍金，英国物理学家，声名起自宇宙大爆炸理论。人的缘分真是说不清，还是几年前，我心血来潮画了一张霍金博士的头像，连同一篇介绍文章挂上报纸，后来收到一张霍金的照片，童气十足，在剑桥校园里。
有一个疑问，一直挂怀莫名，为什么神会选择一个轮椅上的人来破解宇宙？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答案。
圣地法师的故事是：一次，霍金与好友猜谜，规则是对方先在心中确认一样东西，霍金去猜。先从大范围猜起，如“动物”、“植物”、“天体”等，对方或摇头，或点头，前后不能矛盾，由此不断缩小范围，使谜底逐渐显影。可是那一次，霍金好友违反规则，事先没有确认这样一个东西，霍金猜谜时，好友支吾闪避，结果变成一方在寻找谜底，另一方为了不使前后矛盾而不得不接近谜底。范围一点点缩小，最后霍金说出谜底时，对方也刚好知道答案。
通常是先有追问，再有答案，在这里却变成，答案与追问同时产生。
我还清楚记得法师最后的话：这表明，世界与我们的认识是同时起来的。必须承认，这个故事击中了我，准星究竟打在了哪里？我暗自发誓必须总结。
枯燥的结论终于被我打捞出来：第一，它深刻肯定了意念的作用——意念决定结果。第二，它极端符合因果律——有心想即有事成。第三，它捏合了分离的两极——问题与答案原本一体。第四，它几乎是在诠释佛法——实相非相，境由心生。
这之后，缘分又一次不招自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近距离不到两米见到了霍金：婴儿般的面庞，波澜不惊，被人缓缓推上讲台。他的“走”过，让我想起一处他笔下的场景：飞驰的火车车窗上，同时映着飞跑的原野和静止的乘客。这个意象一直刻进我的记忆底层，让我深感其中富含金矿：不断变化的生命中有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品质，值得人去寻找和把握。令我反复慨叹的是：一个轮椅上寸步难行的人，却走到了宇宙的纵深。还需要解释吗？六根的原理是废一补它，四肢竟也因循此理。
再后来，我在赵朴初先生的纪念馆里见到一篇关于水的文章，扑拉拉读完，像被点了穴。文章说的是日本IHM研究所江本博士（MasaruEmoto）的一组实验——用高速摄影术观察水结晶，最后成书为《水知道答案》。从1994年起，江本开始做这项实验，他把水滴在100个试皿中，分别在瓶外贴上“善良、感谢、神圣”等美好信息，以及“怨恨、痛苦、焦躁”等不良信息，冷冻2个小时后，通过显微镜用200…500倍的倍率拍摄其有结晶的冰顶，结果发现水不但懂人话，还懂外语，其结晶因字意不同而反应迥异。贴了“爱和感谢”的水，其结晶状如雪花，满足而美丽，被“诅咒”的水，结晶则一律丑陋不堪，用日语、英语和德语分别赞美的水，其结晶漂亮得毫无二致。
1997年2月2日下午2点，江本邀请日本500名波动学毕业生对放在他办公室桌上、来自东京品川的一杯水发出意念。每个人都怀着“水变干净了，谢谢”的愿望，从日本各地在同一时刻发出信息，原来的水不见形状，接受信息后，现出美丽结晶，人的意念，竟然不受距离的影响。
江本的实验还发现，水不但能看，还能听，听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水的结晶活泼愉快，而听了肖邦的《离别曲》，水结晶竟被分化得更小，成为地地道道的离别模样。
江本得出的结论几乎是《华严经》的翻版：“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文字、声音、意念均带有能量，会影响人与自然。《楞严经》中也有类似结论：“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江本的实验证明，心识作用到了善恶分明的地步。
知善知恶，用量尺一样的标准裁决善恶，老子最为反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他偏爱的是大智若拙，大知无知的状态。生活中多的是中间色，稍此即善，偏彼即恶，不宜斩钉截铁地框套，而江本博士的科学公论却让人不由自主接受意念的作用，宁肯被几千年前的老子奚落。
在霍金的引领下，我情不自禁去探讨真理：科学究竟是什么？黑洞、计算机和基因工程一路称雄，迫使人俯首称臣，科学几乎成了技术的“开悟”，世间不复有钓鱼的姜太公和吸风饮露的庄子，何足怪哉？《圣经》中早已定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看看法拉利跑车、瑞士表和各式手机吧，神农尝百草、圣人不出户而知天下的内心奇迹就是这样一点点外化成了技术神通。谁还奢望能在现世邂逅看得见经络的祖先或让盲人复明的耶稣？人间的奇迹原本是一个常数，今天，更新神速的Windows和各类数字产品已经接手了这一奇迹。技术奇迹密密麻麻包围着生活，我们却视而不见，仍在打探奇迹在哪儿。圣人奇迹和技术奇迹确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前者来自神赐，后者是神赐的外化——人创，前者道连着德，成就的是内省和智慧。后者精连着巧，成就的是享乐和聪明。
缙云纪行搬起脚砸石头
■ 北碚城
缙云山，为巴蜀之名山，渝中名胜，素有小峨眉之称。
山在北碚城之西，嘉陵江边，位于重庆市区西北四十余公里，午后车行，细看窗外，少时记忆里那个清悠宁静的小城，只能是依稀了。草木仍是苍翠，但如这二十年来，中国大多城镇一般，多了些颇俗艳障眼的建筑与物事。据溯6nLI发展，急吼吼的样子。
其实这北碚，本就是一颇有故事的小城。此城，实出于一个人的理想，即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卢作孚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理想，历十数年，以己之力之资，筑铁路，疏河道，设银行，建农场，开矿兴厂，通邮通电等等，将一交通闭塞、盗匪横行的穷乡僻村，成之为集镇，为城市。
抗战时，政府机关、高等学府（如复旦大学）等一百多家即云集于此小城，一时誉为“陪都的陪都”。名将张自忠，亦埋骨于此城金刚碑梅花山麓。山其实原名雨台山，为张将军故，由冯玉祥借了明史可法于扬州梅花岭殉国并葬之义而改。
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为真是可细读、可细观的一大事。全以民间之力，全以理想、以信仰为支撑，为升斗平民筑建一新天新地，其惠泽甚远。此运动，又与胡适老师，那个叫杜威的美国哲学家，一九二O年前后在中国的两年访华讲学不无关系。而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人，也被称了乡村建设三杰。
转车至缙云山，寻了树阴，走在这小城午后的街道上，一时里，阳光真是灿烂而炫目。如此拜一人之理想，而成一座城的，恐真是难数的了。竟想起《圣经·创世记》里的一句：“神看着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而先生却非神，只一介平民而已。
这位于抗战最危难之“宜昌大撤退”时、创造了“中国敦刻尔克”的奇迹、挽救了国家民族的骨血财资的老人，一九五二年吞金自尽了，时五十九岁。一月后，毛泽东说，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而先生遗书只两句：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位资产逾亿的资本家，连家具都是借公司的，死了，就还公司。
犹记北碚公园里，有其塑像。云淡风轻下，那像其实有些粗陋。当年仰望，只胸中一句默咏：谢谢，谢谢。这样的人生，如这午后的阳光，真是炫目。世有真英雄，当是活得如此炫目的。车站已经到了。
黛湖
出城不远，便进山了。一爬山路，司机就抱歉道：上坡爬不动，要关空调了，开开窗吧。冒了会儿汗，那风原是山里的，汗就收了。凉气中，又隐隐杂了草木的清腥味。渐行，路边竹枝错落间，便现了峡谷间的嘉陵江。对岸崖上，那草、木、石都端着秀气，似一班中学生的毕业合影，自有腼腆的阳刚和俊秀。山石的香灰色中，又间了赭石，配了草木浓淡的绿，如藏了忍不住的鲜活，像做个鬼脸，马上都会散了，喧哗着跑开，却又都蓄了势，静呆在那里。车窗闪动间，慢慢看去，人就忍不住，满心都爱怜起来。
江却是静的，沉得住气。只绿得有些老了，便这样懒懒的，在谷间流着，蜿蜒过去。偶有几只船过，那波也是静的，悠悠地把波纹轻荡去岸边。也不生气，听不见水声。
此段即为嘉陵江之温塘峡了。川人多称温泉为温塘，以此为地名的，巴蜀地甚多。山路一拐弯，就过了北温泉。树就开始多起来了，似天色也暗了一般。怪的是，满山有喧哗传来，如远处有千万人玩着响板。细听，原是蝉鸣。说给老父听，答说：对呀，这就是缙云山一奇。蝉鸣带钢音。又说：其实我也第一次来，还帮人改缙云山的诗，人家都以为我来过呢。嘿嘿，也回头一乐。就静听那蝉音，真有金属气，拍子又快，想那蝉们或亦如顽童，较着劲呢。
树多为松，也有杂的，分不出名。近路的壁上，却多是成片的蕨草，那叶又比南方山里常见的大。远观，片片簇簇的，铺张得如大泼墨，又被泅了开，真是张扬。近些再看，其实那叶，长得真是密密的、根根细致小心，颜色亦是温润有法，直如了工笔重彩，笔笔皆是经营小心。
缙云寺
于缙云寺旁的小院歇坐。幽静的院落，布了几张石几石凳，又闲种了几棵低树，那枝叶便如盖，撑在石几上。人坐那儿，似胸中亦有安宁，被撑得满满的，一片的欢喜，不想走了。看旁边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的几幢老楼，有张宅、曾寓的残字，其形制色泽，亦是喜的。只物是而人非了。
坐得一会儿，去寺中别院乱走乱读碑，方知这寺还颇有些故事。此寺，初建于南北朝，唐高祖李渊曾亲题名曰“禅真宫”。唐宣宗又赐寺额为“相思寺”，系山有相思岩、相思竹、相思鸟之故。至宋，真宗又赐名“崇胜寺”。明永乐五年，成祖敕谕“缙云胜景”。明英宗又赐名“崇教寺”。至万历三十年，神宗皇帝又改为缙云寺，赐题“迎叶道场”。明末清初，传因当时寺中和尚横行四邻，乡民甚恨之，趁张献忠人川，聚众将寺烧毁。现存之寺庙，为康熙年间，由破空和尚主持重修的。
读来颇为莞尔。就这一庙一名儿，看把一帮皇帝累的。累来累去的，就想留下点什么。我看除这山色寺影依旧，圣赐敕谕的，倒真没留下些什么。
可惜的是残碑居多。川中石刻，多采本地之砂石，石质多疏松，雕刻甚易，但颇易风化而不历久。时日长了，那字句点画，就多被岁月抹了去，藏在风尘里，留些残字痕迹，供人想象。碑刻如此，石雕亦多如此。如大足石刻的唐宋石刻造像，有些山边崖角保护不好的，那面目神情皆湮去了一层，模糊起来。定下来静观，那造像面容，混沌中，眉眼口角似皆一致的，透出些暖昧而温暖的笑意来。
当年看时，真是大惊，似隐见了唐宋画幅的风韵嫣然。岁月真是神奇，而造化真是弄人，留下的，居然都是笑意混沌。
前面说的太虚大师（一八九O至一九四七），亦是一异人也。大师俗名张淦森，法名唯心，浙江崇德人。曾住持广州白云山双溪寺、厦门南普陀寺、奉化雪窦寺，示寂于上海玉佛寺。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为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改革家，一代佛教领袖，近代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一九三O年，大师游化人川，得知刘湘有“选派汉人入藏”之意，遂于缙云寺成立汉藏教理院，以研究汉藏教理、融合中华民族，发扬汉藏佛学为任。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