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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听着这一切暗暗垂泪的权利。
在领导决策领域，甚至在引进技术、使用人才这样的决策领域，歪门邪道、任人唯亲比科学、比知识、比人才往往更有力量。
命运之四：MBA无球跑动
张小军早有先见之明，他知道在他原来工作的年营业额不过200万元的地区邮电局里，他的MBA知识很难用上多少。一回国，他就开始联系调动，目标是正在筹建中的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请看，这是我的MBA学位证书，这是我所学过的专业课程，这是我的学习成绩单。”
平时挺蔫的张小军，毛遂自荐时却衣冠楚楚，镇静大方，佩侃而谈。
国际金融、投资评价、管理战略……副总经理不由得对这个没有来头的小伙子另眼相看了：“好，我们非常乐意接收你！”
谁知，当单位“同意调出”的公函送到上级机关时，却当即被签署了如下意见：“如愿付2万元培训费，同意调出。”
张小军不是不知道，他读MBA，单位是吐了“血”的，学费加上赴美机票，共花了一万多。要不是上级机关“赞助”了3000多元，他也看不见美国的月亮了。可是，他执著地认为，钱是国家花的，我人也是国家的，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为国家创造更大的效益呢！
于是，张小军怀着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一次又一次从巢湖市奔赴省城合肥，企图说服上级领导。
然而这一次，他又没能见到负责人事的副局长。接待他的一位政治部负责人说：“你挑吧，除了局机关，你调到本系统在合肥的任何单位都行。比方说，去学校教书，或者到科研所搞情报，这样，你的两地分居也解决了。”
对于如此慷慨的恩赐，张小军真该感激涕零，然而他却苦笑了。谈了半天，这位负责人还没弄懂MBA是怎么回事。
张小军不知道，就在他往返奔波，为向领导解释MBA而大费口舌之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已经挂出了“全满”的牌子。
在巢湖，他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过去的工作有人顶了，单身宿舍也有人住了。除了偶尔为别人顶个班，他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他陷入了“在职失业”的困境。
在职失业——单位不放。中国有多少人才在这普普通通的八个字中被窒息了创造的生命？
38名MBA毕业生中，多数人表达了流动的意愿，但“单位不放”四个字成为流动意愿的牢笼。
我们如果只有把人管死的规章，而不建立把人搞活的法律，无论何等伟大的改革，都不能使人才获得最后的解放！
命运之五：权力最有力量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个人流动了，而且十分轻巧，一路绿灯。这两个人一个叫陈宪星，一个叫李觉非。
陈宪星原所在的大连重型机器厂是我国重点企业之一，厂长开明，重视人才。听说陈要调走，自然不放。
陈要去的是一家合资企业，中美合办的，听说陈是MBA，如获至宝，抓住不放。当然，也考核了一番。陈有MBA，并不怕考，一考就中。美方首脑当即任命陈为质量部经理，准备让他飞往国外去施展他的MBA“武功”。
然而，陈的单位有充分理由不允许陈流动。对此，美方也无可奈何。
真巧。恰在这时，一位国务委员来到大连，在一次宴会上，那位美方经理向他反映了这件事。这位国务委员当即对大连市市长讲，合资企业需要人才，应该支持一下。不久，市长打电话给大连重型机器厂厂长，请他们考虑。厂长们开了个会，决定执行市长指示。
陈宪星就这样流动了。
事情就这样简单。
李觉非的流动稍稍复杂了一点，但也毫不费力。
年初，李觉非揣着MBA文凭回国，第一次踏进为他付了三年工资、三年学费和赴美机票的一家中型企业。这是他原来所在单位的一个下属厂，因为单位掏不起钱，才千方百计把他“下放”了的。厂子不愿收，局长保证：“李觉非回来至少给你们干五年。”
现在，李觉非果然前来报到了。厂长大喜。“欢迎，欢迎。你看把你安排在哪儿合适？体改办？生产计划科？……”
其实，李觉非早已打定主意了，哪儿也不合适，一句话：调离。
厂长办公会开过了，决定：只要李觉非交回培训费，就可调离。
然而这一次，在“权”这个更大的法宝面前，“钱”这个法宝失灵了。李觉非一分钱来掏，照样起走了自己的人事关系。工厂的一万多元人才投资，不过打了个水漂儿。这一切，据他的同学说，是因为他有某种靠山。
现在，李觉非已经离家南下，去深圳一家进出口公司大展宏图了。
对陈、李的流动方式，MBA研究生班的美方一位负责人极感兴趣。
这位美方负责人从陈、李的流动受到启发，对记者说，看来，只要求助于合资企业，让外国人找你们的“大头”，就可以走出困境。
记者问：在美国，人才流动也通过这种方式才行得通吗？
对此，这位谨慎的美国人没有多讲。他只是让一位服务员为记者沏了一杯中国茶，而他本人喝起美国的麦氏咖啡。
记者对这杯“麦氏咖啡”进行了研究。
西方各国人才市场的运行，都是以“单位择优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双选机制为基础，以用人单位和人才个体间择优汰劣的竞争机制为主导的。在这种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招聘自己所需人才，也可以解聘自己不需要的人才；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就任或辞职，双方以合同互相制约。这一切，有“雇佣机会均等法案”为普遍的法律依据，不必由“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也不必由“谁是哪个单位的便哪个单位说了算”。
写到这里，我们忽然醒悟到：我国的人才浪费是一种结构性浪费。
官僚主义、任人唯亲造成的人才浪费是可恶的。但仅靠思想教育并不能根除它们，只有一种合理的机制才能根除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双选竞争的人才市场形成的时候，官僚主义者即使想浪费人才也无所用其力。
喝了洋墨水、拿了高等文凭的人也并非一定是人才。但仅靠单位的制约并不能改造他们。只有在双选竞争机制下，用人单位可以择优汰劣的时候，任何庸才都遮不住他的假面。
命运之六：古城之间一条路
从古城太原出发，朝古城西安奔跑。六七百公里的路，李保存跑过多少回，他自己也记不清。
他跑什么？
作为山西太原汾西机器厂经营处生产部的负责人，本厂对他是重视和满意的。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对外进出口贸易，工作较对口。所学高级工商管理知识，在中国极度短缺对外经济谈判人才的情况下，正大有用武之途。
在他毕业回厂以前，企业产品也多次参加广交会，但由于缺乏熟悉西方商业贸易的人才，不懂外语也不了解外商心理，从来没有拿回过一分钱的收获。今年四月，李保存杀向广州，一下子谈成了两个项目。对此，企业领导大加褒扬。
然而，在与外商谈判中，谙熟谈判业务的李保存却不过是个“中介”，握有权力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中方谈判人不仅英语很差，而且对谈判的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为此，李保存心力交瘁，在如兵家交战的贸易桌上，他既要权衡本厂利益在外贸中的得失，还得将此化为有权力的中方代表听得懂的意思，谦虚谨慎地告诉他，再通过他的嘴把自己的意向说出来，并翻译给外商。同时，李保存还得把外商的意向翻译过来。如此往复无穷，形同苦役。
尽管如此，意向书还是签定了。李保存还是高兴的。到七月，他接到了有签约权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来函，告知广交会上与巴基斯坦商人谈成的2。5万只洗涤定时器的合同书已寄到了中国，并有一附件。
李保存读信后，立刻明白了。他必须再次赶赴西安，继续充当翻译。
他知道，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还知道，这并不怪厂长，因为，即使他本人就是厂长，也会这样被驱使、被浪费，因为厂长也没有外向合同的签约权。
另一位MBA毕业生连李保存这种可供驱使的幸福都没有。毕业10个月，他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回国后，他被塞进那个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大家都不干事，人们不屑于同这个喝“洋墨水”的MBA人物竞争。有时，人们也问一句：“喂，你学的那玩意是干嘛的？怎么没见你露一手？”
他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在评职称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那个白头发的科长。他知道自己竞争不过科长，因为他没长出白头发。
“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科长在造舆论。
“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白头发于是胜利了。
MBA学位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竞争，竞争，这是中国改革者多么偏爱的字眼。但只有竞争的观念，没有竞争的机制，人才永不会在最适点上生存。
命运之七：传统之树现代果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位据说是命运最好的人，一个叫陈学忠，已经当上副厂长；一个叫余长斌，毕业后干了几个月的车间工长，九月初被任命为分厂调度股负责人。
可能因为当上了副厂长，陈学忠对记者讲话很谨慎。但谈起MBA学业，仍很兴奋。他说，这种学习，很好，很科学，很开眼界。他推崇美国教学法，不讲书，讲体会，讲方法；美国教授学识渊博，又多在大公司兼职，那案例教学自然深刻而实用。他比喻说，真像吃橄榄，吃时苦涩，回味无穷。
但问及这样有用而伟大的知识他这个厂长用上了多少时，他便谨慎起来。他说，国情不同，观念不同，所有制不同，自然，知识用起来也不同。但他肯定，一定能用上。
余长斌也说不准他的MBA知识什么时候能用上，但也说他的境遇非常好，因为领导非常好，非常开明。采访领导时，领导也说余长斌非常好，非常肯干，举个例子，他虽然学了MBA，但到车间当工长，毫无怨言，“工人身上多少油，他的身上也多少油。”
在38名MBA毕业生中，这两位境遇最好的人最使我们迷惑：无疑，他们的MBA知识也处于浪费中，但他们都活得如鱼得水一般，为什么？
余长斌的一段话提醒了我们。他说，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身上蹭的油有多少，并不能表明你管理水平的高低，相反，有时还会标出负值。“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就是强。要讲在现有企业里应用MBA那套管理，咱的企业素质和工人的文化素质、心理状态都还跟不上。但只要改革开放不变，只要领导继续这么开明，我的MBA知识就不会瞎！”
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所期待的避免人才浪费的出路，那就是——等待。等待中国的传统人都变成现代人。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向大家介绍各单位领导津津乐道的“重视人才”理论了，这些理论如此博大精深，已成为中国人才环境的传统之树。
这些理论是：（一）种子论。人才好比种子，群众才是土地。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群众是不是满意他。（二）台阶论。是人才也得一步一步地爬台阶，科员，工长，段长，主任，副手，助理，厂长……三五年一个台阶，五十来岁，委以重任，年龄正好。这时，各个台阶上的人对他才都有好印象，他工作起来才如鱼得水。（三）储备论。MBA知识用不上怕什么，先储备起来嘛。知识不怕多，总会用得上。艺不压身嘛！
用不着分析，也用不着说明，这套理论正在中国大地上被最广泛地实践着。它们是如此的正确、如此的合乎规范，以致于无论我们的人才被浪费到何种程度，也不会有人怀疑这种理论的正确！
MBA，这个被移植到中国的现代之果，正被挂在这种无比正确、合乎规范的传统之树上。
大树已经苍老，但还活着。
果实正在腐烂，只留给人们它鲜活时的记忆。
MBA——SOS
11月中旬，我们六名记者在疲于奔命般地采访之后，再次聚会京都。
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浪费人才的官僚主义者。然而，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
我们也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旧观念，呼唤新观念。然而，我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突破旧的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MBA在中国的命运提醒我们：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流动市场不诞生，“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就不会最终形成。
因此，我们决定：不再做这种徒劳的努力，只留下一篇MBA在中国的命运备忘录。备忘录的扉页注上两组字母：MBA——SOS。
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
作者：宗道一
中国第五任驻英国大使冀朝铸在伦敦唐宁街、白金汉宫辞别梅杰首相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于1991年3月14日从伦敦抵达纽约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履新。征尘甫卸，他即往联合国总部拜会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现年六十二岁的冀朝铸是在今年1月底离任前夕被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为负责开发技术合作事务的副秘书长的。接替谢启美的冀朝铸是主管联合国这一部门的第三位中国人。事实上，自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以来，已先后有四位中国人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一高级职务。
唐明照：美国名牌加州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后来成了加利福尼亚莴苣
种植场主的“东床”，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创始人。基辛格首次秘密
访华时曾调侃其“千金”：“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第一个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是唐明照，具体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自1972年起，直至1979年，前后凡7年。唐明照原名唐锡朝，广东恩平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唐明照随家从广东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唐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并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37年唐明照在加州大学毕业，担任了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英文干事，这使他有机会接触美国社会的最底层。1940年，唐与冀贡泉先生等共同创办著名的《美洲华侨日报》，出任第一任社长，后又任该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曾在美国政府中任职。唐明照在纽约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希先——她的美国名字叫“康斯坦斯”。据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介绍，这位加利福尼亚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曾是燕京大学“最漂亮的姑娘”。张希先和她的兄弟张炜逊（解放后曾任首都医院院长）、梁思懿（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夫妇都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多次参加示威游行。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避免麦卡锡主义迫害，唐明照挚妇携女秘密返回祖国。唐的出生在纽约布鲁克区的女儿唐闻生那时还是八九岁的小姑娘。现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的唐闻生操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国英语。迄今为止，她是外交部里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女性。在“文革”开始后的十年间，唐闻生和另一位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王海容女士在中国外交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对庶几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作为高级翻译和外交官，几乎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来访的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历次会见。1971年基辛格假道巴基斯坦来华访问，唐闻生随新近去世的杰出外交家章文晋专程前往伊斯兰堡迎接美国客人。秘密来访的基辛格对生性活泼的唐闻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基辛格因唐出生纽约可依照美国宪法竞选总统，故而常与之逗乐打趣。基氏在其长篇外交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写道：“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该书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自那以后，唐闻生参加了中美间多次重要会谈。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粉碎“四人帮”，在经历了8年沉寂之后，唐闻生于1984年出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数年前调任现职。
唐明照回到祖国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副秘书长。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参加大会，未几即就任副秘书长。1980年后，唐任中联部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现年八十一岁的唐明照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政协委员。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万元户”。刚去联合国总部任职时，年薪4万多美元，离任前高达近9万。7年任期内，唐明照除了雇佣一华侨司机和自己日常开销外，将积余的26万余美元全部上交国家，表现了一个有着60年党龄的革命家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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