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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次展品选了油画、墨彩及速写，并包括不同时期的不同面貌。有一位并未看简介的观众问：这是几个画家的联展？也许他并不内行，也许我缺乏一贯的风格，但我听了这评语倒是喜胜于忧。这使我回忆起“文化大革命”中在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大型油画展，主题全是表现毛泽东主席，作品选自全国各省。有一位外宾看后不禁发出惊叹：这位画家画这么多作品，真是精力旺盛！
细看伦勃朗的回顾展，他始终只是一个肖像画家。一生在肖像画中精益求精，他很少离开故土，画的大都是他身边最熟悉的人物。后来我又去南方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里，我对莎士比亚毫无研究，故居的讲解员介绍说莎翁一直生活在故乡，很少出远门。我联想起塞尚、倪瓒，他们都只吸取最亲切的乡里题材，源泉无尽，情真意切。艺之成一如树之长，首要土壤，土生土长。土生土长是根本，孤陋寡闻是缺点，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参观了正在进行拍卖的苏富比总部，墙上挂满了名家、大师们的作品，包括郁脱利罗、马尔盖、弗拉芒克、丢非等人的油画及马蒂斯的速写，都是蹩脚货。欧美经济衰退，名画市场不景气，藏家不会抛出精品来。如果由我鉴定，其中不少作品是伪作。不过也难说，因大师非神，只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是勤奋的劳动者，是失败最多的劳动者。只从博物馆里，从画集上看大师们的精品不足以全面了解其创作历程。作为专业画家，能看到大师们的失败之作是一种幸运。
常听说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画画在宣纸上，材料不结实，因此不能同油画比，要低一等。我自己同时采用油画和水墨两种材料，主要根据不同的表现对象选定更适合的媒体，对布或纸、油或水毫无成见，哪一种材料更耐久也并无深入研究。我也观察过博物馆里那些古代名画，不少布上的油彩已龟裂，特拉克洛亚的作品色彩早已变暗，他自己生前就已发现这问题，席里柯的作品则几乎变成单一的棕色调了。这次在伦敦得知，报载博物馆已发现不少现代大师们如霍克纳、波洛克等等的作品其材料已开始变坏。宣纸时间久了偏黄，花青更易退色，但墨色几乎永不退色，元代的纸上作品大都仍甚完好。我无意宣扬纸胜于布或比布更耐久，只希望有人在材料方面作科学的研究，先不抱成见。不过任何材料都有其优缺点，驾驭材料与艺术技巧本来就是血肉相连。
大英博物馆专辟一室（第八展厅），以陈列举世闻名的雅典娜神庙（柏德嫩）的雕刻。这组见诸各种美术史册的艺术瑰宝被珍贵地展示给全世界的游人，人们都渴望来此瞻仰、膜拜人类创造的艺术高峰。这是希腊的宗庙，宗庙被劫走，子孙是不答应的，听说希腊政府仍年年提出要求归还的交涉。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也罗列着我们祖先的头像，佛像。东方古国的古代艺术被西方强大的帝国占有了，但他们将它们陈列展出于全世界人们的面前，却也发扬了作品的精神力量。每天，成群的孩子由老师们带领着来学习，博物馆是最有实效的社会大学。经济效益席卷全球，各国的博物馆大都收门票，门票日益昂贵。大英博物馆迄今不收门票，据了解，博物馆认真考虑过，如收票，大英博物馆这样丰富的收藏，这样的身价该定多高的票价？票价高了则对社会教育将起堵塞作用，博物馆的意义及作用便变质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大都来自世界各地，如原件由各国取回，博物馆将关门大吉。人们要学习研究便只好分赴各国去寻找，确乎远不如集中在这大博物馆中有效。但人家有权索回家珍，怎么办？是否可交换，以英国的重要艺术品赠送到各国陈列，起到真正的文化交流作用。国与国之间应该交换陈列博物馆的藏品。秀才不出门，能看天下画。印象派的作品当时没人要，便宜，流散了，广为流传了，如当时全部保存在巴黎，其影响会局限多了。当我们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仿造的网师园殿春囗，感到很高兴，为苏州园林出国欢呼。不过，有往有返，该引进什么？
伦勃朗展的油画部分陈列于国家画廊（其实应称美术馆），展出五十一件作品，但像《夜巡图》等重要的代表作并未能借来。倒同时展出其工作室的学生、助手们的作品，质量不高，似乎主要为了商品而制作。国家画廊主要陈列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欧洲绘画，洋洋大观，数量质量均可与卢浮宫媲美。用半天时间粗粗看一遍，像访问那么多不同性格的大师，聆听各样的高见，感到体力和脑力都颇疲劳。一出画廊的大门，满眼喷泉、湿漉漉的雕刻群、高高的石柱、群鸽乱飞，令人精神松弛下来。这是著名的脱拉发尔格广场，典型的欧洲广场。满地是鸽群，空中也飞满鸽群。游人伸手展开手里的小豆，于是鸽子飞来争食，爬满双臂、肩头，甚至大模大样落在游人的头上。此地何处？名副其实应是鸽子广场。广场是属于鸽子的，有了鸽子广场才有了活的生命。我无意了解脱拉发尔格广场名称的来历，大概是纪念高高站立在柱顶的那位将军吧，不过人们已很少抬头去瞻仰那冰冷的将军石像，他太高了，也瞻仰不着。一将功成万骨枯，请到泰晤士河塔桥附近的古堡里参观，里面主要陈列各时期的兵器，刀、枪、剑、戟，血腥弥漫。古堡底层是金库，珠宝金冠闪闪发光，乃珍宝馆也。刀枪剑戟之为用，就是掠夺金银珠宝。历史的陈列，将事实摆得明明白白。但参观金库的人群比参观国家画廊的拥挤得多，国家画廊是免费参观，这古堡的门票价甚高，但购票还要排长队。不记得哪一位英国人说过：“我们宁可丢掉印度，也不能丢掉莎士比亚。”真是一语惊人！
大英博物馆法罗博士邀请并陪同我去参观北部乡村。从伦敦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一个什么站，然后她租一辆轿车，自己开车绕厂一百七十余公里，观光山区风光。地区已接近苏格兰边缘，是丘陵类型的山区，看来山不甚高，山顶尚积雪，英国人一批批开车来爬雪山。曾经玉龙、唐古拉和喜马拉雅，这样的山在我眼里只是模型式的小山匠。法罗之所以选这地区，因这里不少山村里的树木、丛林及溪流很像我的画面，估计我会喜爱。确乎，山村里古木老树多，小桥、流水、石屋，很像贵州，而巨房顶也不少是用石板盖成，进入画图，恐无欧亚之分。我们在乡村小旅店住了一宿，小店两层楼，楼上是几间客房，从客房的窗户外望，正对一座古朴的小教堂，教堂被包围在墓碑之林中。楼下是酒店，酒柜、小餐厅、高尔夫球室，处处结构紧凑，色彩浓郁，非常像梵高的画面，我兴奋起来，考虑可画些速写素材。当我们在别处吃了晚饭回到旅店，店里已挤满了人。老人、小孩、妇女、相偎在沙发上的情侣，还有大狗和小狗。人们喝酒、下棋、打球……高高低低的灯光、壁炉里熊熊的火光、夜光杯里各色饮料反映着红、白、蓝、黄，诱人的画境，但要想写生则已无回旋余地。因嘈杂喧哗，怕听不见电话铃声，我们据守在电话跟前，等待伦敦约定的电话。白天，村里几乎碰不见人，显得宁静而寂寞，夜晚都被吸引到小酒店来畅饮欢聚。四月的伦敦春寒料峭，北方乡间近乎北京的冬季，但酒店之夜温暖如春，村民们春风满面，尽情陶醉。这不是咸亨酒店，这是洋茶馆，中国人习惯早茶，西洋人爱夜酒，各有各的传统，各爱各的传统习惯。与四十年前相比，伦敦及其郊外的外貌似乎无多大改变，居民仍是二三层的小楼，即便新盖的亦基本是老样式，很少高层公寓。人们偏爱这种传统风貌，但保留这种风貌恐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人口增长速度缓慢。近一二十年来高楼建得最多、最快、外貌变化最大的，据说首推香港和中国大陆，除经济发展外，还有其不得不剧变的人口原因吧！四十年前旧巴黎、伦敦，旧貌依然，而我的故乡十年来却“江南抹尽旧画图”，令怀旧的老年人若有所失！
在旧金山排戏
作者：孙道临
我应美国旧金山美国艺术剧院之邀，于1988年9月上旬赴旧金山市参加他们为纪念奥尼尔诞生100周年的话剧《马可·百万》的演出，11月下旬回沪，前后两个半月，其中排练一个月，演出一个月共35场。这里姑且记下一些排练中的感受。
在旧金山，记者来访问或和观众座谈，他们常常要提这样一个问题：你感觉在美国演戏和在中国有何不同？
当然，生疏的、异国的舞台、观众和合作者，第一次用英语演戏，这对我都是新鲜的体验，紧张而又有趣。但就创作、特别是排练工作来说，确又并没有感到和国内有多大相异之处。如果说有，那也许是属于导演乔伊卡琳个人的工作特点：她并没有在案头工作上花费多少时间。在进入排练之前，先由美工师和服装设计师向全体演职员谈了他们的设想，然后由乔伊本人做了一个简短的导演阐述，讲了半个多钟头，内容大体上有三点：
（一）奥尼尔创作此剧是受了美国作家辛克来·刘易斯的小说《白壁德》的影响，剧中的马可波罗是白壁德式的人物。
（二）此剧演出难度大，过去数度在美国演出，都未能引起很大注意。此次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奥尼尔的专家波葛特教授的支持，他提供了原剧本中一些未经发表的部分，很有助于体现原作的主题。
（三）此次演出，想从全新的角度处理此戏。要突出它的讽刺意义，尽可能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希望能使人感到：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奥尼尔的新剧本。
在她谈过之后，全体演员对了两天词，就开始走大地位，动作起来了。
去美国之前，乔伊已和我通过几次信，她的这些基本想法，我已有所了解，对我理解这个剧本，确有很大帮助。因此，不作什么案头讨论就进入的排练，倒也不使我感到突然。何况，也的确有这样的导演，他们不善过多的理性分析，他们喜欢通过动作来抓取剧作的真髓，去塑造人物。乔伊原是个很有成就的演员，她演的奥尼尔的《啊，荒野》以及其它名剧，都是很得人望的。这样的工作方法，也许正是演员做导演的一个特点吧。
戏的情节并不复杂：13世纪，马可波罗跟他的父亲和叔父来到元朝大都经商。元朝皇帝忽必烈汗原是希望他父亲能从罗马主教那里带100个贤人来和中国学者展开有关灵魂不朽问题的辩论的。罗马主教认为这是不恭之请，没有派人来。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无奈，就抬出只有十七岁的马可波罗来搪塞，忽必烈汗见马可波罗倒也颇有智慧，便把他留下，对他进行东方式的教育。待他长成，还加以重用，送他到扬州当总督，……长成后的马可波罗使忽必烈汗非常失望。一是因为马在扬州实施高压政策，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他完全无视精神的价值，成了一个十足的拜金狂；二是因为库卡钦——忽必烈最钟爱的外孙女爱上了马可波罗，而库卡钦公主即将远嫁波斯国王。此时，马认为自己已发够了财，要求退休回意大利。而即将出发去波斯的库卡钦却突然提出：希望马可波罗在回意大利时，能首先伴送她到波斯去，从大都到波斯，需要两年的航程。谁知道路上会掀起什么样的感情狂澜，会招致怎么样的后果？！然而，为了不使任性的小库卡钦在远离故士前失望，忽必烈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第二幕第一场。在码头上，大船即将启旋远航了，忽必烈来到船上为库卡钦送行。一开场，便是忽必烈对库卡钦说的一大段话——
忽必烈：“我得走了。（把她揽在怀里）该说的都说定了。小花儿，一切稀罕的事都是没法向人说明白的秘密。就因为这，人生注定了是孤独的。可我真盼望能有什么神力向我保证：我答应了你的请求，能给你带来幸福。哦，老傻瓜，我又惹得你哭了。……就当没听见吧，按照你自己的心愿去做吧。谁又能事先看清楚自己哪件事是做错了？！反正一个人活着，不是快乐就是悲哀。……别哭了！就是现在，我也可以跟阿尔根（波斯国王的名字）取消你和他的婚姻。就是为这打一仗，也在所不惜！”
排练了多少遍，演公主的沈馥（美籍华人）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我以一种惯用的告别时有些哀伤的语调读这段台词，听起来，总像是一个哲人对人生的幽远的冥思，或是对公主的长者式的开导。不，不，这时的忽必烈不应给人这样的印象！而且，两个人的感情都显得不够复杂，没有“戏”可看，不能从冲突中迸出性格的光彩。
“忽必烈说的‘稀罕事’是指什么？”乔伊似乎不解地问。
当然，这是指埋藏库卡钦心底的爱情了。此时此刻，离别在即，忽必烈更加为自己钟爱的外孙女担忧了。在两年的航程中，库卡钦和马可波罗的关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不论马可波罗接受或不接受她的爱，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的。
“对，这是分别前的最后时刻了，今后不知是否还能见面。你说，要说的话都已说过了，那末，在这之前，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惯于思考的沈馥诘问着，眼里闪着思辨的光。
那么说，是要做一个即兴的小品了。虽然很少这样的经验，但我觉得有必要这样试一试。我（忽必烈）尽一切努力劝库卡钦不要让马可波罗伴送她去波斯，脑子里挤出一切理由，口吻一忽儿软一忽儿硬。然而沈馥（库卡钦）顽强得很，她干方百计抵制，有时哀求，有时又任性得无可理喻。将近十分钟的对话之后，我们却感到无话可说了，谁也说服不了谁，随之，是一个长长的不愉快的沉默。
“好，好，这一场戏就从现在开始吧！”乔伊满意地说。
从这个不愉快的沉默开始，我抓住了忽必烈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就要起碇了，我该上岸了，但是，总不能就在这样不愉快的情绪中分别吧。在那不到两分钟的一段台词里，一忽儿安慰她，似乎是向她让了步，甚至替她作解释；一忽儿又有些懊恼，担心自己的允诺会给她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忽儿又想还不如把她留下，恨不得把马可波罗一刀杀掉。此时，他像一只在狂暴海浪中大上大下地颠簸着的小船，听任自己情感的驱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我自己的奴隶！”他不再是一个沉思的哲人，他是一个任性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无法使用自己权威的被情感所支配的软弱老者。最后，他不能不向库卡钦告别了：“活着，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能做出的唯一劝告！……如果你得到幸福，不要忘记我！”
由于要掩饰内心的惶惶不安，止住自己的哽咽，在说“不要忘记我”时，我忽然用了极其严厉的，像发怒的君王吩咐侍从、长者威吓没有出息的女儿时的那种生硬、粗鲁的声音。
“好，好，我喜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传达此时此刻的感情。”乔伊的声音此时很甜美。
“我不知道……”我耸耸肩：“你觉得怎样，弗莱达？（沈馥的西洋名字）”
“很合乎忽必烈的粗犷的性格。”沈馥沉思地点点头。
我摊开双手，无助地说：“唉，我这个演员本来是李斯廉郝华型的，真弄不懂，怎么被你们变成华莱士比雷了！”
排练场上的人都开怀大笑。
其实，我是在暗自得意的。李斯廉郝华是个优雅的知识分子型的电影演员，在三四十年代，他演的罗蜜欧，《卖花女》中的黑堇思教授，《飘》里面的阿希莱，都呈现出一派沉静、睿智的风格。而同时期的华莱士比雷则是以演粗野的莽汉闻名于世的。我在自己准备台词时，时常担心把这个满口哲理语言的忽必烈演得像个沉思的学者。现在看来，我已经逐渐抓住这个人物粗犷豪放的特点了；对于我自己，是个可喜的突破。
排练的日程是紧张的。然而乔伊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她常常像是不大明白似地，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和演员一起摸索人物的形象。在第一幕第八场中，马可波罗从扬州回朝述职，忽必烈对他在扬州的作为很为不满，但在对话时，却有时说出一些过分赞誉的话。难道这是出于真情吗？忽必烈对于马可波罗是既不满又赞赏他搜刮民脂的才智吗？对于这个问题，乔伊不置可否，但却一味要求饰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目中无人似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洋洋洒洒地讲述他的一套积聚财富的诀窍。随着排练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马可波罗压根儿没理会忽必烈对他的指责，他极端自信，自鸣得意，以至于对自己弄钱的本领非常自我陶醉！这时，我才感觉到，忽必烈对他的那些赞誉原是一些反话，是一种不耐烦的挪揄和讽刺。妙就妙在马可波罗对此毫无党察，自我感觉仍然良好，这不但给忽必烈添上了一层诡谲的色彩，而且使两人性格对比更加鲜明了。
美国同行们很喜欢思考和讨论。演马可波罗的丹·瑞卡特、演元朝老臣朱荫的兰道尔金以及演公主的沈馥，他们的戏都很吃重，往往不期而然地聚集在我的化妆间里，谈论对角色的认识，对戏的处理。说着说着，就拿出感情对起台词，动作起来。琢磨得有所收获，就满意地叹息说：“有味儿，有味儿！”丹·瑞卡特并不满足于把马可波罗演成一个简单的拜金狂，我认为奥尼尔笔下的马可波罗和忽必烈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性的人物。一心追逐财富的结果，放掉了纯真的爱情，最后自己也感到无限空虚、迷惘。（的确，许多美国朋友对我说：美国人整天忙些什么？弄钱，弄钱！然而，生活是多么空洞乏味啊！）全剧的最后一场，库卡钦公主由于得不到她所追求的爱情，在波斯抑郁以终。面对她的灵柩，忽必烈无限伤怀。而与此同时，马可波罗却在他的老家威尼斯，滔滔不绝地发表关于发展丝织工业的演说。在他讲到丝织工业需要孵养几百万条蚕虫时，人们只听到“百万，百万”这样的字眼。戏到此时结束，丹·瑞卡特（马可波罗）开始还声嘶力竭地喊着：“百万，百万”，逐渐，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显得空洞了。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剧场楼�